何兹全：大江大海，师友难忘——《从蔡元培到胡适——中研院那些人和事》序-共识网-《领导者》...

按：岳南先生新作《从蔡元培到胡适——中研院那些人和事》终于出来了，这个月底之前应该能上市。年轻时在中研院工作的历史学家何兹全先生作序推荐，说“许多事，我看了岳南的这部书稿后才知道。特别是当年心中已有所感觉，但事实仍模模糊糊的同事们生活间的内幕，甚至矛盾纠葛，通过岳南的考证，理出了一条明显的线索，我才恍然大悟，呵，原来是这么回事。”嗯，就把序言放这里吧。——西风客人

　　何兹全先生序：大江大海，师友难忘 

　　岳南的《从蔡元培到胡适——中研院那些人和事》即将由中华书局出版，这是一件值得祝贺的事。 

　　因我与中央研究院有过一段缘分，岳南在写作本书时，对我进行过几次访问，对一些旧事作过探讨。现在他把这本书的校样送来，请我看后写几句话。我看过稿子，顺便写下一点文字，谈一点感受，算是对读者作一个简单推介，也借此机会，对曾经教导、关怀、帮助过我的师友们献上一份缅怀纪念吧。 

　　大家知道，中央研究院是1928年在南京成立的一个独立的国家级学术研究机关，原北大校长蔡元培是第一任院长。因国力有限，经费困难，开始的时候，中研院只设了与国计民生有直接关系的几个研究所。以后不断发展壮大，到1937年9年间，又相继在南京、广州、上海等地设立了包括物理、化学、工程研究、历史语言在内的共十个研究所。据说按当初蔡元培先生的计划，中研院要建立十四个研究所，但随着抗战爆发，各研究所被迫向西南大后方迁移，虽有筹备扩张的打算，但实际上的建制也就到此为止了。解放战争后期，国民党兵败如山倒，除一个较完整的史语所和数学所部分图书、人员随蒋介石政权迁台外，其他的都留在了大陆，并陆续归并入新成立的中国科学院系统。 

　　对于中央研究院的创立者蔡元培先生，我与他见过几次面，因辈分差异太大，说不上深交，但我心中却非常景仰这位“北大之父”、中央研究院元勋硕老。遗憾的是，抗战爆发后，蔡先生由上海乘船到香港，未能回到重庆就得病去世了，伤哉！ 

　　岳南书中提到的另外几位师友，我不但与其熟悉，还从他们身上受到了不少教益，得到了他们许多帮助，至今感念不已。 

　　1931年暑假之后，我考入北京大学史学系读书，1935年毕业，这时期正是胡适先生在北大做教授的时候。我听过他的课，如他讲的淮南王书、禅宗和尚、神秀、慧能等等，但学到的都是一些零零碎碎的知识，没有学到他的史学思想和学术体系。受他影响最深的倒是《红楼梦》考证。我喜爱《红楼梦》，赞成他用《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等材料，考订《红楼梦》写的是曹雪芹的家世和自传。我没有研究红学，但我一直坚持此说。这是胡先生对我最大的影响。 

　　在校期间，有两回事胡先生给了我极深刻的印象。当年北大所在的沙滩周围，住着很多不是北大学生的青年人。这些青年人中，一部分是考学落第准备明年再考的学生；一部分是北伐革命战场上退下来的青年。这些青年和北大学生一样挎起书包走进北大课堂，找个座位就坐下听课。教师不问，学校也不问。一天，胡先生上课，拿出一张纸来，说：“你们谁是偷听的，给我留下个名字。没有关系，偷听、正式听，都是我的学生，我想知道一下我的学生的名字。”胡先生的高明和胸怀使在课堂上的我很受感动，也很受教育。那些偷听生，都是真念书的。当时有一句话：“正式生不如旁听生，旁听生不如偷听生。”可见偷听生确实是用功用心想学习的青年。胡先生的话改变了偷听者的身份，偷听成了正大光明的听。胡先生是用亲身示范，教育了所有在座的青年，要做胸怀开阔的人，做纯厚、高尚的人。 

　　另一回事是，胡先生每星期拿出一个星期日的上午在家接见青年学生，解答问题，什么问题都可以问，可以谈，他尽力解答。那时他住在地安门里米粮库（解放后，这座房子五十年代是画家陈半丁先生住，后来是邓小平同志住）。我到胡先生家去过一次，问什么问题已回忆不起来了，大约主要是好奇，要去看看。只见“高朋满座”，都是青年学生，有问有答，有讨论，有辩论，气氛热烈，高兴和谐。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教书育人的办法，后来我在大学教书，很想学胡先生每星期找出一个固定时间接见学生，借以亲近学生，了解学生的学习状况，但始终没有做到，现在想来仍感惭愧，也由此更加佩服胡先生的精神和毅力，了不起。 

　　北大毕业后我到日本留学，归国后在重庆编了几年杂志，那时已是抗战时期了。1944年我受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所长傅斯年先生邀请，进入史语所陈寅恪先生主持的史学组工作。当时史语所为躲避日机轰炸，已由抗战早期的南京、长沙、昆明迁到了四川南溪县与叙府（宜宾）之间的李庄镇一个叫板栗坳的山中。这个地方确实是偏僻隐蔽，从李庄镇到板栗坳需要沿长江岸边走好几里地，再爬一个大约五百级石阶的山坡才能到达，其环境就跟《水浒》描述的我的家乡、山东西南部的水泊梁山差不多。傅斯年先生是这个山寨的“头领”，只是他多数时间在重庆，实际上在这个山头“聚义厅”中坐第一把交椅的是董作宾先生，他是代理所长。 

　　尽管我们居住的板栗坳上下山辛苦，但避免了日机轰炸的麻烦和无谓的牺牲。关于李庄的风土人情与迁到这里后的中研院史语所，以及由陶孟和主持的社会学所、李济主持的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梁思成主持的中国营造学社，外加同济大学等等情况，岳南在这部著作中已有较为详尽的披露，并且比较到位，这里就不多说了。 

　　要说的一点是，我在史语所工作期间，由于当时一些报告、电文我没有机会看到，而事隔六十多年由岳南从多种资料、特别是从台湾史语所“傅斯年档案”中查考得来，填补了不少历史空白。许多事，我看了岳南的这部书稿后才知道。特别是当年心中已有所感觉，但事实仍模模糊糊的同事们生活间的内幕，甚至矛盾纠葛，通过“傅斯年档案”中留存的一批书信的披露，外加岳南的考证，理出了一条明显的线索，我才恍然大悟。比如傅斯年在李庄绞尽脑汁，想方设法到教育部、中研院总办事处要钱以救济病中的梁思永、林徽因的事；傅斯年与陶孟和发生矛盾，后来又握手言和的事；傅斯年为何对吴金鼎与夏鼐产生不同的看法，吴金鼎负气出走当兵的事；号称“闽东才女”的游寿与傅斯年、董作宾之间暗中较劲等等，在当时我的脑子里是模糊的。比如女才子游寿，我只知道她不是傅斯年亲自选拔的人，好像是南京一个什么官推荐的。但傅斯年先生的脾气我是知道的，凡不是他亲自选拔的人，在史语所的日子是很难过的，后来游寿果然在史语所不长时间就走了，她走的真正原因我不清楚。直到这次岳南在书中有理有据地把尘封的材料摆出来，我才认识到，呵，原来是这么回事。惜哉，游寿！ 

　　如果说岳南这部著作有什么独特的地方，我认为除了具有文学家文笔的优美，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对史料的稽考钩沉，探赜索隐，发掘探幽，将鳞爪缀成珠串，使湮没于历史泥沙中的真相层层剥出，使今天的读者看到了一个朝气蓬勃的群体，和一个个有血有肉、有独特性格和风范的鲜活的生命，读之令人亲切感动，回味无穷。 

　　当然，因篇幅与选材上的关系，有些我以为很好的材料，岳南并没有纳入书中。比如，当时史语所有个好制度，就是不定期的作学术报告。我印象中傅斯年、李济、董作宾，还有劳干、董同龢、逯钦立等先生都作过。傅先生讲的“性命古训”对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逯钦立那时还年轻，与我年纪仿佛，是山东菏泽地区同乡，他所作的陶渊明诗演讲，很为大家喜欢。董作宾先生说话有河南口头语“老天爷”，说不三句话就出来一个“老天爷”，或“我的老天爷！”时间久了，我们这些后生小子们背后就送给他一个“老天爷”的雅号。只要一说“老天爷”如何，大家都知道是指董先生，后来竟连年轻的家属们也跟着叫起“老天爷”来了。因了这个雅号，现在想起来，董先生的音容笑貌还如在眼前，并觉得特别亲切。在艰苦的抗战条件下，史语所开创的这个学术交流活动，对每个人的研究都是个督促。后来我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室当主任的时候，就定期让同仁作学术研究报告，一直维持了好几年，大家反映都说这办法很好。 

　　岳南书中提到的梁思成、梁思永兄弟都是我的师辈人物，梁思永先生于李庄后期身体不好，在病床上的时候较多，但还是坚持做一些力所能及的研究，特别是他一手发掘的安阳殷墟那批东西，可谓倾尽了心血。因为在李庄板栗坳山上没有娱乐活动，星期日，我们年青人有时就到社会学所去，顺便认识了陶孟和先生与梁方仲、罗尔纲等研究人员。陶先生话较少，是个老实人，也是个真正的学人，可惜解放后不太得志，也受了一些凌辱，最后抑郁而终。这一切，从岳南书中可以较清晰地看到，不赘。 

　　除了社会学所，我们也到山下的中国营造学社听梁思成先生夫人林徽因师母的“训话”。当时林师母已病在床上了，看到我们去她特别高兴，“训”起话来也格外起劲。我说的“训话”完全是真诚善意的。梁、林都是我的长辈，待人热情，林夫人长得漂亮，又极健谈，和她在一起，话总是她说的多，我们这些后生小子围在她身旁，听着她的话，如沐春风中。 

　　至于岳南书中所述及的吴金鼎、夏鼐、曾昭燏、游寿等年轻一辈学者，都是我的学长，说起话来就更随便一些，要讲关系的话可谓亲如兄弟姐妹。我认为，这几个人皆属于胡适、陶孟和、傅斯年、李济、董作宾、梁思成、林徽因、梁思永等第一代学者之后又一批天才式人物，也都是了不起的学问大家，是很值得纪念的。岳南在书中对他们的理想、事业与人生追求有不同的描述，在一定程度上还原了那段历史史实，让后人通过这些文字看到了已渐被历史风尘埋没的人与事，同时也见识了他们在事业上不懈追求努力的人格风范。所谓薪火相传，血脉不绝，中华民族的文化火种不灭等等，不是靠泛泛几句话就可以完成的。作为后世知识分子，特别是年青一代，了解一下前辈们“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学术历程和业绩，并从中受到启发和教益，是一件不可或缺的事情，而岳南在书中所给予大家的正是这一点，我认为这也是本书赋予当今社会的最大意义之所在。 

　　抗战胜利后，流亡于西南地区的中央研究院各研究所陆续复原回到南京。大约是1946年秋冬，胡适先生从北平到南京来，傅斯年先生叫我到机场接他。第二天晚上，史语所召开了一个欢迎胡先生的茶话会，家属小孩都参加了，小孩子钻来钻去，乱哄哄，场面很热闹。胡先生很高兴，会上谈了些学术教育问题，又说了一些如何“怕老婆”的笑话，惹得大家哄堂大笑。傅斯年先生讲话时说，适之先生是娘家人，大家不必见外等等。又说：“人说我是胡先生的打手。不对，我是胡先生的斗士！” 

　　傅先生这个话我是第一次听说，但从抗战后傅斯年代理北大校长，对做过汉奸的伪北大教员毫不留情地“予以扫荡之”（傅斯年语）等等棘手的事务上来看，也真称得上是一个具有民族大义、关键时刻毫不含糊的“斗士”。 

　　1948年之后，由于国共内战的原因，中央研究院的这一批学者各奔东西，有的留在大陆，有的“归骨于田横之岛”。政治的阻隔使得原本在一个锅里摸勺子的师友，只能遥天对望而不能相聚一堂，甚至父子家人都永远不能相见了。胡适、朱家骅、傅斯年、李济、董作宾、石璋如等前辈最终客死他乡，这真是人间少有的历史性悲剧。 

　　1995年12月，我终于有了去台湾参加傅斯年先生百年诞辰纪念和学术研讨会的机会。在史语所黄宽重所长的陪同下，先后拜谒了傅斯年、胡适之、董作宾、李济之、董同龢等先生的墓，并一一鞠躬致哀。先生们远离故乡，飘零海外，魂魄而有知，一定会感到寂寞凄楚的吧。愿台湾、大陆早日统一，使先生们的学术精神薪尽火传，生生不息，续学术香火于天下。 

　                                                              　何兹全（时年九十九岁） 

                                                                  2009．11．22  

《从蔡元培到胡适——中研院那些人和事》，岳南 著， 中华书局 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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