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最会炒股的人（转载）

  
　　本杰明·格雷厄姆  华尔街教父

　　股市向来被人视为精英聚集之地，华尔街则是衡量一个人智慧与胆识的决定性场所。本杰明·格雷厄姆作为一代宗师，他的金融分析学说和思想在投资领域产生了极为巨大的震动，影响了几乎三代重要的投资者，如今活跃在华尔街的数十位财产上亿的投资管理人都自称为格雷厄姆的信徒，他享有“华尔街教父”的美誉。

　　《超级货币》的作者亚当·史密斯曾如是说：“如果证券分析可以算是一种职业，那么这个职业中只有一个教头。本杰明之所以无可争议地获得了这个地位，是因为在他之前并没有这种职业，而在他之后，人们开始将它视为一种职业了。”

　　难能可贵的是，格雷厄姆不仅在理论界获得了杰出的成就，在实务界亦有骄人的战绩。迄今为止，能同时纵横于理论与实践两界，无出格雷厄姆其右者。

  
  
艰难的美国梦(1)

  
　　1894年5月8日，本杰明·格洛斯鲍姆出生于伦敦，父亲叫伊萨克·格洛斯鲍姆，母亲叫多拉·盖尚海特·格洛斯鲍姆。他只在寒冷多雾的英国生活了一年，却在漫长的一生中保持了英国式的礼节、节制和蹩脚的幽默感。格雷厄姆1岁的时候，格洛斯鲍姆一家决定举家迁往纽约，在那里扩展家族的生意。当时他们还没有使用格雷厄姆这个姓氏，所做的生意是从德国和奥地利进口瓷器、陶器和装饰品。与他们一同来到美国的还有格雷厄姆的舅舅毛里斯·杰拉德，正是毛里斯拯救了格雷厄姆一家。

　　搬到纽约没几年，格雷厄姆的父亲就去世了，而这只是格雷厄姆一家遭受一连串意外死亡中的第一例。由于没有抗生素之类的现代药品，白喉、疟疾和伤寒成了当时的常见疾病。一次小感冒也可能发展成致命的肺结核，伊萨克·格洛斯鲍姆正是这样死去的。这位年轻的父亲只有35岁，留下了11岁的维克多，10岁的列昂和9岁的本杰明。

　　多拉和孩子们努力想使刚刚起步的瓷器进口生意继续下去，但是最终还是失败了。后来的几年中，多拉试图经营一家公寓，虽然她意志坚强也很能干，但这项事业仍然没能成功。

　　她努力想改善家中的状况，格雷厄姆就在这些努力中第一次接触了股票市场。他13岁那一年，母亲开设了一个结余账户，买进了少量的美国钢铁公司的股票。股票市场先是在过渡投机的刺激下暴涨，然后受到货币紧缩的限制最终走向了崩溃：在22个月中，市场价值损失了49％。1907年这次著名的大恐慌使多拉的小账户分文不剩，甚至还让她原本就很少的积蓄受到了更多的损失。她的经历是个典型事例，代表了一个在超值阶段进入投资市场而失去一切的投资者。市场状况到1909年就完全恢复了，可这对多拉这样的小投资者而言是毫无用处的，因为她们无力坚持到这个时候。

　　格洛斯鲍姆一家被迫过着勉强糊口的生活，他们是一个成功、富裕家族中的穷亲戚。最初的许多年中，多拉和孩子们与毛里斯·杰拉德一家生活在一起。杰拉德那时候是一个民用工程师和一家大公司的效率顾问，他不仅具有科学的思想，还有父亲般的威严，这对小格雷厄姆的智力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

　　小学毕业后，格雷厄姆继续到布鲁克林的男子高中学习。虽然钱的问题一直困扰着格洛斯鲍姆一家，格雷厄姆还是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了。人们对这个优秀的毕业生寄予了很高的期望，但是格雷厄姆却注定要经受一些挫折才能实现自己的梦想。

　　格雷厄姆高中毕业后参加全国奖学金考试的事情是一波三折。听说格雷厄姆考得不好，每个人都很吃惊，觉得不可思议。“这真让人难以置信，”格雷厄姆的老朋友欧文·卡恩说，“格雷厄姆的思考速度非常惊人，即使是最复杂的问题，他也能在听完之后立即给出答案。他的记忆力也很少见，能阅读6种文字。”

　　更让格雷厄姆感到沮丧的是，他的一个同名的亲戚考出了历史上第二个高分，并获得了哥伦比亚大学的奖学金。他服从了命运的安排，走出家门找了份工作。几个月后，奖学金评审委员会发现他们弄混了试卷。他的那个亲戚在大学的成绩也不好，于是哥伦比亚大学就把奖学金移交给了格雷厄姆。虽然朋友们认为他放弃现在这份工作以后就不会再有这么高的报酬了，但他仍然决定到哥伦比亚学院上学——这是哥伦比亚大学历史最悠久的一个学院。

　　虽然有奖学金，钱仍然很紧张。格雷厄姆的哥哥们拼命挣钱以帮助他支付学习的费用，却还是不够。最后格雷厄姆被迫放弃了白天的课程，在美国捷运公司找了一份全日的工作。

　　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正处于酝酿之中。虽然美国直到1917年才加入这场战争，但是反德、反犹太人的情绪在当时已经很盛行了。格洛斯鲍姆一家和成千上万的新移民一起经受了这场磨难。为了减少因为姓氏而受到的歧视，格洛斯鲍姆一家和他们的亲戚朋友们都变换了自己的姓氏，格洛斯鲍姆一家选择了苏格兰的姓氏格雷厄姆。

  
  
艰难的美国梦(2)

  
　　格雷厄姆集中精力学习数学、哲学、英语、希腊语、拉丁语和音乐。据说，他毕业时在哥伦比亚大学名列第二，获得了全美优秀毕业生联谊会会员的荣誉。尽管他在学业上出类拔萃，却差一点在最后关头无法毕业。当时学校有一项规定，要求每一个哥伦比亚的毕业生都必须通过游泳考试，而格雷厄姆从没学过游泳。他急忙参加了一个学习班设法通过了考试。从那以后，格雷厄姆一直很喜欢游泳。

　　毕业的日子一天天临近，格雷厄姆也发现自己给学校的教授们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有三个系的系主任——英语、数学和哲学——邀请他到本系当教师。每位系主任都指出：虽然大学教师最初的工资很少，而且加薪的速度也不快，但是它能给人一种学术上的满足感和优越感。

　　格雷厄姆当时或许还没意识到自己的教学天赋和对年轻人的吸引力。而且，他是在艰苦的家庭条件下成长并获得学位的，因此在他看来，找一份好工作是最重要的。

　　面对职业的选择，格雷厄姆找到了哥伦比亚学院的院长弗里德里克·凯佩尔，征求他的意见，而这位院长向来都喜欢让优秀的毕业生步入商界。

　　或许是命运的安排，恰好有一位纽约证交所的会员到学校找凯佩尔院长，希望与他谈谈儿子糟糕的成绩，格雷厄姆当时正好在场。这位父亲请院长为他的公司推荐一名最好的学生。

　　虽然格雷厄姆在入校几周后就放弃了他唯一的一门经济学课程。凯佩尔仍然建议他接受这份工作，到华尔街的纽伯格—汉德森—路德公司上班。

  
  
初入华尔街(1)

  
　　格雷厄姆是一个传奇式的投资家，是一个对经济问题有独到见解的思想家，他领导创建了金融分析的职业标准。1914年进入华尔街的时候，他就开始了这样的人生。

　　格雷厄姆曾经说过：“无论华尔街还是别的什么地方都不存在确定的、轻松的致富之路。”

　　或许华尔街“不存在确定的、轻松的致富之路”，但是致富之路确实存在，而且格雷厄姆找到了它。

　　从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后，格雷厄姆和所有刚参加工作的年轻人一样前途未卜。他还没有做好准备，也几乎没人提醒过他，就这样突然间闯入了资本主义的神秘机制之中。而且，此时的美国动荡不安，它第一次参加了本土之外的另一个半球的战争。

　　1914年，格雷厄姆到华尔街报到了。老板特别喜欢他，每周给他12美元的工资。第一个月，他是通信员，传递各种证券和支票，但是他很快就证明了自己的能力不止这些。第二个月，他被提升到一个只有两个人的债券部当助手。

　　这次提升对一个刚参加工作的年轻人来说，是个令人激动的进步。可是欧洲的战鼓越敲越响，证券业很快就对此做出了反应。就在格雷厄姆开始工作几个月之后，奥地利的斐迪南大公在萨拉热窝遇刺身亡，战争在欧洲打响了。欧洲的投资者竞相抛售美国的股票和债券，在纽约引发了一次金融恐慌。结果，纽约证交所被迫停业五个月。格雷厄姆的工资也相应地降为每周10美元，但他是幸运的：至少，他还有份工作。

　　不久，贸易出现了复苏的迹象，而且，让许多人感到吃惊的是，战争又激发了投资者的信心。由于人手不足，纽伯格让格雷厄姆充分展现了自己的才华，同时他也完全掌握了管理贸易公司的方法。他参与过公司的幕后工作，管理过电话交换机，负责发行过一种暂时性证券，还曾帮助记录员把各种股票的报价公布在休息室的大信息板上。

　　格雷厄姆的经验逐渐丰富起来了，于是他又一次得到了提升——公司派他去招揽客户。然而，格雷厄姆在这项工作中却没有一点成绩，他总是连一份订单也签不到。

　　“我那时太害羞，”格雷厄姆回忆说，“我不具备人们今天所说的那种厚颜无耻的能力。”

　　尽管如此，格雷厄姆还是从这些经历中了解到，顾客对他售卖的这些债券知之甚少。事实上，他自己也感到需要进一步增加这方面的知识。

　　格雷厄姆研读了当时最权威的教科书——劳伦斯·查姆布莱恩的《债券投资原理》，并把这些理论应用到了铁路行业——上个世纪的前半段时间中，一些最重要的债券都是这个行业发行的。虽然没受过正规的会计训练，格雷厄姆还是开始理解了会计底账中隐藏的秘密。他不断研究，终于可以从会计高手的把戏中发现这些秘密了。

　　格雷厄姆在债券分析中展现了自己的才华，百奇公司向他伸出了橄榄枝，工资是每周18美元，比他以前的工资高出50％。格雷厄姆从未谈成一笔债券代理生意却照领工资，所以他认为老板萨缪尔·纽伯格会很愿意放他走。事实却恰恰相反：纽伯格被他激怒了。

　　“但是我不适合当债券推销员，”格雷厄姆申辩说，“我做统计工作会更有前途。”那时候的统计员就是现在的分析员。

　　“那好吧，”纽伯格说，“我们也该有个统计部了，你可以担起这个责任。”

　　成为统计员之后，格雷厄姆大部分时间都在分析债务问题。投资者的兴趣主要是债券，因为债券收入既丰厚又可靠，除了铁路和公用事业，人们对一般股票怀有更大的顾虑。这是很有道理的：股份公司公布的财务信息非常笼统，它们只是想以此来吸引投资者、满足股票交易的需要。此外，债券在公司破产时有资产作保证而股票的所有权性质决定了它的次要地位，因此债券比股票更受欢迎。债券持有者是债权人，而股东只能在债务全部清偿之后才能得到自己的剩余财产。然而，尽管存在这些不利条件，格雷厄姆还是看到了股票交易的巨大潜力。

  
  
初入华尔街(2)

  
　　人们现在经常虚报各种数据以便使自己的公司看上去更强大，与此相反，当时的公司经理总是努力地隐瞒财产。他们对公司的控制程度比现在大得多，因为外界对公司的内部资料了解甚少。格雷厄姆的目的就是发现这些隐藏的资产，预测股票价格所代表的真正价值。这是个侦探性的工作，因为所谓的年度报告只是一种四页纸对折的小册子，公司官员的名单还占据了大部分空间。

　　在当时，特殊情报——内部的资料——是获得巨额利润的关键。伯纳德·巴鲁这些当时的华尔街大亨们在自传中承认，操纵市场是很平常的事。实际上，当时的市场规则很少，也没有监管机构，“三M”规则——秘密（Mystery）、操纵（Manipulation）和（微薄的）差价（Margins）——几乎成了指导市场运行的准则。

　　然而，如果仔细研究，还是可以从公司内部或州际商务委员会这样的政府常设机构中挖掘到有用的信息。格雷厄姆能从多种渠道发现这些数据并加以分析，他很早就以此而闻名了。他运用这些资料以及分析技术，在古根海姆公司的股票中小试牛刀，为公司狠赚了一笔。

　　格雷厄姆继续为纽伯格工作，同时也进行一些投资，管理自己的业务，主要是为朋友和亲戚们代理。哥伦比亚大学的英语教授阿尔格纳·塔辛就是格雷厄姆的客户之一。他给了格雷厄姆1万美元的资本，同意二人平等分配利润，分担损失。第一年，这个基金的成绩非常棒：他们每人都得到了几千元的利润。格雷厄姆对音乐怀有极大兴趣，于是就投资7千美元与大哥列昂合伙开了一家“百老汇唱片店”。

　　“一战”的气氛在美国不断升温，股票市场动荡不安，狭隘的怒火愈演愈烈。

　　1916年秋，一场“和平恐慌”使牛市走到了尽头：股价在美国参战后持续下跌了一年左右。股市的下跌使格雷厄姆的私人投资账户（塔辛账户）受到了沉重打击。虽然塔辛账户的投资对象是那些实际价值高于其市场价值的不引人注意的二级股票，但是这些股票价格的下跌幅度也很大。保存账户必须有一定的余额，因此格雷厄姆不得不卖出股票，这使他受到了巨大的损失，同时格雷厄姆赚的钱全部投入了百老汇唱片店，他无法弥补自己在塔辛账户中的损失。

　　后来，格雷厄姆告诉自己的读者和学生，一个真正的投资者很少被迫卖出自己的股票。当他认为一项投资已经成熟，实现了预期的赢利时，他会在自己选定的时机卖出股票。然而，在这个阶段格雷厄姆还不能解决难以控制的债务问题。

　　塔辛教授对发生的一切感到震惊，但是他信守承诺，对格雷厄姆的信心依然不变。他同意格雷厄姆每月支付60美元以弥补亏空。两年之后市场又复苏了，格雷厄姆也就补偿了前段时间的损失。后来，格雷厄姆重新把塔辛教授的账户建立在一个非常稳定的水平之上。这个时期，格雷厄姆和哥哥放弃了唱片生意。

　　格雷厄姆从来不需要太多的睡眠时间，他的工作量十分惊人。虽然格雷厄姆工作勤奋，也很看重自己的工资，但是真正激励他工作的却是知识的力量而不是对财富的渴望。早年也是这样。“格雷厄姆熬夜是想找到更好的方法，”他的表妹罗达·萨奈特说，“他喜欢躺着思考如何更好地记录乐谱、怎样改进摩尔斯密码的教学方法。”这种好奇心和创造力也同样被用到了他的投资事业之中。

　　1920年，格雷厄姆成了纽伯格-汉德森-路德公司的一名合伙人。他虽然只有26岁，却已经向世人证明自己能够处理极为复杂的投资战略。作为合伙人，格雷厄姆在工资之外还可得到2.5％的公司利润却无需承担损失。

　　如果考虑到1919年—1921年战后牛市的混乱性和危险性，那么格雷厄姆的提升就更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了。当时的股市充满了一切最不可取的动机因素——恐惧、贪婪、鲁莽和轻信。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20世纪以来第四次突破了100点大关，然后又迅速返回到战前水平。格雷厄姆在这时已经创立了自己的投资哲学。沃伦·巴菲特在介绍《聪明的投资者》时把这种哲学思想归功于格雷厄姆——“市场行为越荒谬，具有商业眼光的投资者的机会就越大”。巴菲特告诉读者，如果遵循格雷厄姆的教导，他们将“从别人的愚蠢行为中获利，而不是陷入其中”。

  
  
初入华尔街(3)

  
　　格雷厄姆在各种投资之余继续发挥着自己的统计才能。在助手列奥·斯特恩的帮助下，他负责全权处理上市证券的个人投资问题。这项工作并不怎么耗费时间，因为华尔街在当时还比较简单，上市公司的数量不多，大部分都是铁路和工业股票。多数投资者依然喜欢长期可靠的投资，因为这些投资的变化不大，无需投资者操心。而格雷厄姆从自己客户的利益出发，坚持要透过表面现象发掘更好的赢利机会，坚持使用新的策略。可是他的策略经常会使那种安于现状的人胆战心惊。

　　格雷厄姆发明了几种复杂的套期保值方法用以防范市场风险，后来这些方法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例如：如果格雷厄姆想使某个账户躲开债券价格下跌、股票价格上涨的风险，他会买进一种接近面值的可转换债券，同时卖出等量普通股的看涨期权（看涨期权是指在特定的日期之前以特定的价格买进特定数量股票的权利）；如果债券上涨、股票价格下跌的风险更大，他会买进债券、卖空股票（卖空是指卖主卖出手中还没有的股票，但他希望能在将来以更低的价格买进），并卖出看跌期权（看跌期权是指在特定的日期之前以特定的价格卖出特定数量股票的权利）。因为看涨期权和看跌期权的溢价收入很可观，这种方法就可以保证一个良好的利润水平而不必理会股价的变化。这些套期保值的方法后来成了期权和期货交易中的主要内容。

　　1923年，一群客户和朋友有感于格雷厄姆的才能，建议他成立一个25万美元的投资账户。如果成绩好，他们还会增加投资。根据协议，格雷厄姆可以带入其他一些账户作为原始资本的一部分。格雷厄姆的工资是每年1万美元，投资者将得到至少6％的利润，而超过6％的部分格雷厄姆可以得到其中的20％。

　　格雷厄姆的套利交易为纽伯格吸收了如此众多的投资资金，致使公司无力接收新的业务，更重要的是，格雷厄姆的经营活动已经超出了他老板的传统范围：它的收入仍然主要来自证券交易的代理费和结余账户的贷款利息。纽伯格准许格雷厄姆开创自己的事业，并继续使用公司的办公室。作为交换条件，格雷厄姆必须通过纽伯格进行证券交易。

　　1923年6月1日，格雷厄姆的第一个独立项目——“格雷哈”公司开张了，此时的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正处于敏感的95点。公司是以29岁的格雷厄姆和路易斯·哈里斯的名字命名的。

　　“我自己的投入很少，”格雷厄姆说，“那时我没什么钱。”虽然有些人的股份很大，却没有一个人的股份可以让自己控制投资决策，这个权利仍由格雷厄姆掌握着。

　　格雷厄姆继续集中精力发掘可能的套利机会，寻找低值证券和可以卖空的超值股票。

　　他在这个时期有一个交易利用了杜邦公司和通用公司之间密切的所有权关系。皮埃尔·杜邦在担任主席期间利用剩余现金为自己的火药和化学公司买进了大量的通用公司股票，结果杜邦在1920年成了通用汽车公司的主席。尽管如此，杜邦公司上市流通的股票价值却没有超过它所拥有的通用汽车公司的股票价值。市场总是高估通用汽车公司的股票，或者认识不到杜邦公司的自身价值。

　　当格雷厄姆发现了这种反常情况之后，立即买进了杜邦公司的股票。与此同时，还卖空了七倍的通用汽车公司的股票。不出所料，市场很快纠正了这种错误观念：杜邦公司股票的价格上涨了。“格雷哈”卖出了杜邦公司股票，收回利润，然后又停止了对通用公司的空头交易。这种方法没有风险，因为如果这种不平衡是以通用公司的股票价格下跌的方式得以纠正，格雷厄姆仍然可以从空头交易中获利。

　　格雷厄姆最成功的活动都是以发现矛盾为基础的，比如杜邦公司股票的价格。他把赌注押在这样一种可能性上，即市场最终将发现自己的错误。然而他向来没有忽视另一种可能性，即市场可能会在很长时期内坚持这种错误，或者其他一些意外事件会突然介入其中。这些是一切股市投资都无法避免的风险。

  
  
初入华尔街(4)

  
　　由于在利润分配上与主要投资人之间的分歧，格雷厄姆决定解散公司。1925年末“格雷哈”解散的时候，投资者们在这个基金中获得了可观的利润。

　　“格雷哈”基金的准确收益不得而知，但它足以让格雷厄姆的朋友出资45万美元开办了本杰明·格雷厄姆联合账户。1926年1月1日，这个新账户开张了。1926年—1928年间，联合账户的年平均收益率为20.2％。三年以后——1929年初，其资本额已上升为250万美元。大部分资本增长都是资本收益而不是额外投入的结果，此外，这些出色的回报率承担的风险很有限。

　　与此同时，格雷厄姆在其他方面的事业也正在发展。他找到了一位合伙人，卸下了肩上的管理重担，使自己能够发挥特长——设计更新、更好的谋利方法。

　　起初，格雷厄姆邀请道格拉斯·纽曼加入他的小投资公司，却遭到了拒绝。这个儿时的伙伴向他推荐了自己的兄弟杰里。比格雷厄姆小两岁的杰里接受了这份年薪5 000美元的工作。格雷厄姆很快就发现了杰里在商业管理方面的才干，于是他建议改变一下。杰里的儿子米奇回忆道：“他找到我父亲说：'你不应该为我工作，我们应该是平等的合伙人。’”因此，格雷厄姆和杰里之间最初的合作关系就这样确定下来了。虽然格雷厄姆经常无法忍受杰里那种残忍的谈判技巧而被迫离开谈判桌，但是他们两人的组合却是无与伦比的。格雷厄姆是主席，纽曼是副主席兼财务主管，他们的这种合作关系在以后的30年中长盛不衰，从未中断过。

　　本杰明·格雷厄姆联合账户的生意越做越大，格雷厄姆不得不离开纽伯格租给他的办公室，在海狸街60号的一幢大楼里买了几间更大的房间。

　　格雷厄姆在华尔街已经有近12年的工作经验了，事业也如日中天。就在这时，他又有了一个新的想法。格雷厄姆为杂志撰写的文章都很成功，因此他开始考虑一个更具挑战性的计划：他认为人们需要一本书以确定投资的基本原理，而自己在这方面有一定的发言权。

　　格雷厄姆开始考虑开一个班讲授投资原理，因为这可以让他在课堂上更好地组织自己的材料，验证自己的假设。按照惯例，华尔街的从业者学习和授课时都选择附近的纽约大学金融研究生院，这里也比较方便。而格雷厄姆却另有打算。他向母校递交了一份申请。哥伦比亚大学接受了他，于是格雷厄姆在1928年开始了他的执教生涯。

  
  
传道授业 著书立说(1)

  
　　1929年2月6日，格雷厄姆在他的母校——哥伦比亚大学开始了他的教书生涯。历史总是不断的轮回。15年前，格雷厄姆拒绝了三位系主任留校任教的挽留，奔赴华尔街而去，经过十几年的摸爬滚打，如今的格雷厄姆已是小有名气。他的课程是“高级证券分析”，按照教学目录的说法，华尔街的投资经理将传授“经过市场实际验证的投资理论，分析和寻找价格与价值之间的差异”。他在第二个学期增设了一门基础课，当然，选修这门课的学生也要有“一定的投资知识”。

　　格雷厄姆要求自己的学生仔细研究债券和其他债务凭证，因为它们每隔半年就以全息支付一次息票，并在到期时返还本金。但是他也详细讲解了更加复杂的股票知识。显然，他那些理想远大的年轻听众们对此充满了兴趣。毫无疑问，如果投资者没有经过认真研究，股票将是一种特别危险的动物，这已经被多次证实了。但是，股票的收益也比债券高得多。格雷厄姆教导自己的学生在做出这种危险的选择之前，一定要用实际知识全副武装自己。他说，要学的东西很多，因为“确定普通股票价值的正确方法并不只是单纯地考察价格运动，还应考察与此有关的收入、红利、未来收益等。至少，还应包括资产价值”。

　　参加首期学习的教员中有一个叫大卫·L·多德的人，格雷厄姆请他记录每周的课堂讨论，并誊写出来。多德1920年毕业于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沃顿学院，然后到哥伦比亚大学攻读经济学硕士学位。毕业后，他在国民商业银行工作了3年又重返哥伦比亚大学教书。

　　这门课很快就受到了欢迎。到1929年初，大部分从业的统计员都到哥伦比亚大学听过格雷厄姆讲课，而且上课人数也增加到150人。还有人多次重选这门课，这主要是由于格雷厄姆选的例子都来自于最新的市场报告，而他的许多学生可以在日常工作中直接引用这些资料。格雷厄姆要求自己所有的理论都要经得起事实的检验。

　　虽然挣钱并不是格雷厄姆教书的主要动机，但是这份工资确实对他度过漫长的大萧条时期起了很大作用。当时华尔街从业人员和在校大学生人数都有所下降，因此格雷厄姆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听课人数也在减少，但是这门课却没有被那个停滞的年代吞没。格雷厄姆的信心从未动摇，他甚至还增加了另一份工作。

　　格雷厄姆在金融学院和哥伦比亚大学讲学的过程中逐渐整理了自己的思想，并一遍遍地检验自己创立的理论。大卫·多德也继续记录和整理格雷厄姆在哥伦比亚大学的讲课笔记，这些记录后来成了格雷厄姆和多德教授的经典教材——《证券分析》的基础。

　　格雷厄姆在华尔街惨遭重创和苦苦支撑的时期，也正是他关于证券分析理论和投资操作技巧日渐成熟的时期。1934年年底，格雷厄姆终于完成他酝酿已久的《证券分析》这部划时代的著作，并由此奠定了他作为一个证券分析大师和“华尔街教父”的不朽地位。

　　在格雷厄姆的《证券分析》出版之前，道氏学说是股市投资中最早提出的股市技术分析理论。其核心是如何通过股票价格或股市指数的历史轨迹来分析和预测其未来的走向和趋势。道氏学说将股市的涨落分为主导潮流、次级运动和日常波动三种类型。它认为由于次级运动和日常波动的随机色彩很浓，不易预测和捕捉，而且持续时间往往不太长久，把握股市运动的主导潮流对投资者来说就显得格外重要。道氏学说详细阐述了牛市和熊市的股市运动特征以及如何判断股市的主导潮流。同时，道氏学说还指明股市趋势发生逆转时所必须经历的三个过程：首先是股市发生长时间或大幅度的修正，同时明显地反映在道·琼斯工业指数和运输指数上；其次是股市出现反弹时，其中某一个指数或者两个指数同时都未能逾越修正前的历史水准；再次是股市再度出现修正后，两个指数的修正幅度都更大于前一次的水平，同创新低。所以，道氏学说主要是一种把握股市整体运动趋势的理论。

  
  
传道授业 著书立说(2)

  
　　格雷厄姆的《证券分析》与道氏学说研究的着眼点是截然不同的，他所涉及的是一个到他为止尚无人涉足的领域。

　　首先，格雷厄姆统一和明确了“投资”的定义，区分了投资与投机。在此之前，投资是一个多义词。一些人认为购买安全性较高的证券如债券是投资，而购买股价低于净现值的股票的行为是投机。而格雷厄姆认为，动机比外在表现更能确定购买证券是投资还是投机。借款去买证券并希望在短期内获利的决策不管它买的是债券还是股票都是投机。在《证券分析》一书中，他提出了自己的定义：“投资是一种通过认真分析研究，有指望保本并能获得满意收益的行为。不满足这些条件的行为就被称为投机。”

　　格雷厄姆认为，对于一个被视为投资的证券来说，基本金必须有某种程度的安全性和满意的报酬率。当然，所谓安全并不是指绝对安全，而是指在合理的条件下投资应不至于亏本。一旦发生极不寻常或者意想不到的突发事件也会使安全性较高的债券顷刻间变成废纸。而满意的回报不仅包括股息或利息收入，而且包括价格增值。格雷厄姆特别指出，所谓“满意”是一个主观性的词，只要投资者做得明智，并在投资定义的界限内，投资报酬可以是任何数量，即使很低，也可称为是“满意的”。判断一个人是投资者还是投机者，关键在于他的动机。

　　格雷厄姆的《证券分析》一书在区分投资与投机之后，所做出的第二个贡献就是提出了普通股投资的数量分析方法，解决了投资者的迫切问题，使投资者可以正确判断一只股票的价值，以便决定对一只股票的投资取舍。在《证券分析》出版之前，尚无任何计量选股模式，格雷厄姆可以称得上是运用数量分析法来选股的第一人。

　　在《证券分析》一书中，格雷厄拇指出造成股市暴跌的原因有三种：（一）交易经纪行和投资机构对股票的操纵。为了控制某种股票的涨跌，每天经纪人都会放出一些消息，告诉客户购买或抛售某种股票将是多么明智的选择，使客户盲目地走进其所设定的圈套。（二）借款给股票购买者的金融政策。20世纪20年代，股市上的投机者可以从银行取得贷款购买股票，从1921年到1929年，其用于购买股票的贷款由10亿美元上升到85亿美元。由于贷款是以股票市价来支撑的，一旦股市发生暴跌，所有的一切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全部倒下。直至1933年美国颁布了《证券法》之后，有效地保护了个人投资者免于被经纪人欺诈，靠保证金购买证券的情形才开始逐渐减少。（三）过度的乐观。这一种原因是三种原因中最根本的，也是无法通过立法来控制的。

　　在1929年股市暴跌后的二十几年里，许多学者和投资分析家对股票投资方法进行研究分析。格雷厄姆根据自己多年的研究分析，提出了股票投资的三种方法：横断法、预期法和安全边际法。

　　横断法相当于现代的指数投资法。格雷厄姆认为，应以多元化的投资组合替代个股投资。即投资者平均买下道·琼斯工业指数所包括的30家公司的等额股份，则获利将和这30家公司保持一致。

　　预期法又分为短期投资法和成长股投资法两种。

　　所谓短期投资法是指投资者在6个月到1年之内选择最有获利前景的公司进行投资，从中赚取利润。华尔街花费很多精力预测公司的经营业绩，包括销售额、成本、利润等，但格雷厄姆认为，这种方法的缺点在于公司的销售和收入是经常变化的，而且短期经营业绩预期很容易立即反映到股票价格上，造成股票价格的波动。而一项投资的价值并不在于它这个月或下个月能挣多少，也不在于下个季度的销售额会发生怎样的增长，而是在于它长期内能给投资者带来什么样的回报。很显然，基于短期资料的决策经常是肤浅和短暂的。但由于华尔街强调业绩变动情况与交易量，所以短期投资法成为华尔街比较占优势的投资策略。

　　所谓成长股投资法是指投资者以长期的眼光选择销售额与利润增长率均高于一般企业平均水平的公司的股票作为投资对象，以期获得长期收益。每一个公司都有所谓的利润生命周期。在早期发展阶段，公司的销售额加速增长并开始实现利润；在快速扩张阶段，销售额持续增长，利润急剧增加；在稳定增长阶段，销售额和利润的增长速度开始下降；到了最后一个阶段——衰退下降阶段，销售额大幅下滑，利润持续明显地下降。

  
  
传道授业 著书立说(3)

  
　　格雷厄姆认为，运用成长股投资法的投资者会面临两个难题。

　　一是如何判别一家公司处在其生命周期的某个阶段。因为公司利润生命周期的每个阶段都是一个时间段，但这些时间段并没有一个极为明显的长短界限，这就使投资者很难准确无误地进行判别。如果投资者选择一家处于快速扩张阶段的公司，他可能会发现该公司的成功只是短暂的，因为该公司经受考验的时间不长，利润无法长久维持；如果投资者选择一家处于稳定增长阶段的公司，也许他会发现该公司已处于稳定增长阶段的后期，很快就会进入衰退下降阶段等等。

　　二是如何确定目前的股价是否反映出了公司成长的潜能。投资者选定一家成长型公司的股票准备进行投资，那么他该以什么样的价格购进最为合理？如果在他投资之前，该公司的股票已在大家的推崇下上升到很高的价位，那么该公司股票是否还具有投资的价值？在格雷厄姆看来，答案是很难精确界定的。

　　针对这种情况，格雷厄姆进一步指出，如果分析家对于某公司未来的成长持乐观态度，并考虑将该公司的股票加入投资组合中去，那么，他有两种选择：一种是在整个市场低迷时买入该公司股票；另一种是当该股票的市场价格低于其内在价值时买入。选择这两种方式购买股票主要是考虑股票的安全边际。

　　格雷厄姆认为，由于内在价值受投资者对公司未来经济状况的不精确计算所限制，其结果很容易被一些潜在的未来因素所否定。而销售额、定价和费用预测的困难也使内在价值的计算更趋复杂。不过这些均不能完全否定安全边际法，经实证研究发现，安全边际法可以成功地运用于以下三个区域：一是安全边际法运用于稳定的证券，如债券和优先股等，效果良好；二是安全边际法可用来作比较分析；三是安全边际法可用来选择股票，特别是公司的股票价格远远低于其内在价值时。

　　不过，格雷厄姆同时指出，内在价值不能被简单地看做是公司资产总额减去负债总额，即公司的净资产。因为公司的内在价值除了包括它的净资产，还包括这些资产所能产生的未来收益。实际上，投资者也无需计算公司内在价值的精确值，只需估算一个大概值，对比公司股票的市场价值，判断该公司股票是否具有足够的安全边际，能否作为投资对象。

　　格雷厄姆虽然比较强调数量分析，但他并不否定质量分析的重要性。格雷厄姆认为，财务分析并非一门精确的学科。虽然对一些数量因素，包括资产、负债、利润、股利等进行的量化分析是估算公司内在价值所必须的，但有些不易分析的质量因素，如公司的经营能力和公司的性质也是估算公司内在价值所必不可少的。缺少了对这些质量因素的分析，往往会造成估算结果的巨大偏差，以致影响投资者作出正确的投资决策。但格雷厄姆也对过分强调质量因素分析表示担忧。格雷厄姆认为，当投资者过分强调那些难以捉摸的质量因素时，潜在的失望便会增加。对质量因素的过度乐观也使投资者在估算公司内在价值时采用一个更高的资本化因子，这会促使投资者去购买潜在风险很高的证券。

　　在格雷厄姆看来，公司的内在价值大部分来源于可量化的因素而非质量因素，质量因素在公司的内在价值中只占一小部分。如果公司的内在价值大部分来源于经营能力、企业性质和乐观的成长率，那么就几乎没有安全边际可言，只有公司的内在价值大部分来源于可量化的因素，投资人的风险才可被限定。

　　格雷厄姆认为，作为一个成功的投资者应遵循两个投资原则：一是严禁损失，二是不要忘记第一原则。根据这两个投资原则，格雷厄姆提出两种安全的选股方法。第一种选股方法是以低于公司2／3净资产价值的价格买入公司股票，第二种方法是购买市盈率低的公司股票。当然，这两种选股方法的前提是这些公司股票必须有一定的安全边际。格雷厄姆进一步解释说，以低于公司2／3净资产的价格买入公司股票，是以股票投资组合而非单一股票为考虑基础，这类股票在股市低迷时比较常见，而在行情上涨时很少见。由于第一种方法受到很大的条件限制，格雷厄姆将其研究重点放在了第二种选股方法上。不过，以低于公司2／3净资产的价格买入股票和买入市盈率低的股票这两种方法所挑选出的股票在很多情况下是相互重叠的。

  
  
传道授业 著书立说(4)

  
　　格雷厄姆的安全边际学说是建立在一些特定的假设基础上的。格雷厄姆认为，股票之所以出现不合理的价格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人类的惧怕和贪婪情绪。极度乐观时，贪婪使股票价格高于其内在价值，从而形成一个高估的市场；极度悲观时，惧怕又使股票价格低于其内在价值，进而形成一个低估的市场。投资者正是在缺乏效率市场的修正中获利。投资者在面对股票市场时必须具有理性。格雷厄姆提醒投资者们不要将注意力放在行情机上，而要放在股票背后的企业身上，因为市场是一种理性和感性的搀杂物，它的表现时常是错误的，而投资的秘诀就在于当价格远远低于内在价值时投资，等待市场对其错误的纠正。市场纠正错误之时，便是投资者获利之时。

　　格雷厄姆在《证券分析》一书中还批驳了一些投资者在股利分配政策上的错误认识。一些投资者认为发放股利只不过是将股票的现有价值进行稀释后所得到的一种幻象，但格雷厄姆认为若公司拒绝发放股利而一味保留盈余，则这些盈余一旦被乱用，投资者将毫无利益可言。公司应在保留供其未来发展的资金需求后，将其盈余以现金股利或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资本的方式发放出去，以保证投资者的利益。如果投资者收到现金股利，他既可以自由运用这笔盈余，又可在他认为公司经营良好时买入该公司股票；如果投资者收到股票股利，他既可以保留股票等着赚取股利，也可选择售出股票立即兑现。无论哪一种股利政策，都将使投资者拥有更大的灵活度，也更能保证自己所得利益的安全。

　　《证券分析》所阐述的计量分析方法和价值评估法使投资者少了许多的盲目，增加了更多的理性成分。这本著作一出版就震动了美国和华尔街的投资者，一时之间，该书成了金融界人士和投资界人士的必读书目。记者托马斯·伊斯顿在1990年写道，格雷厄姆和多德的话“现在成了华尔街的真理，而《证券分析》则简直成了这一特殊职业的圣经”。

　　1942年，格雷厄姆推出了他的又一部引起很大反响的力作——《聪明的投资者》。这本书虽是为普通投资者而写，但金融界人士也深为书中的智慧光芒所倾倒。它再一次巩固了格雷厄姆作为一代宗师的地位。

　　格雷厄姆在《聪明的投资者》一书中再一次清楚地指出投资与投机的本质区别：投资是建立在敏锐与数量分析的基础上，而投机则是建立在突发的念头或是臆测之上。二者的关键在于对股价的看法不同，投资者寻求合理的价格购买股票，而投机者试图在股价的涨跌中获利。作为聪明的投资者应该充分了解这一点。其实，投资者最大的敌人不是股票市场而是他自己。如果投资者在投资时无法掌握自己的情绪，受市场情绪所左右，即使他具有高超的分析能力，也很难获得较大的投资收益。

　　对此，格雷厄姆曾讲述了两则关于股市的寓言，并形象地说华尔街是“市场先生”，借此来说明时时预测股市波动的愚蠢。

　　假设你和“市场先生”是一家私营企业的合伙人。每天，“市场先生”都会报出一个价格，提出他愿以此价格从你手中买入一些股票或将他手中的股票卖给你一些。尽管你所持有股票的合伙企业具有稳定的经济特性，但“市场先生”的情绪和报价却并不稳定。有些日子，“市场先生”情绪高涨，只看到眼前光明一片，这时他会给合伙企业的股票报出很高的价格；另外一些日子，“市场先生”情绪低落，只看到眼前困难重重，这时他会给合伙企业的股票报出很低的价格。此外，“市场先生”还有一个可爱的特点，就是他从不介意被冷落。如果“市场先生”今天所提的报价无人理睬，那么他明天还会来，带来他的新报价。格雷厄姆告诫投资者，处于这种特定的环境中，必须要保持良好的判断力和控制力，与“市场先生”保持一定的距离。当“市场先生”的报价有道理时，投资者可以利用他；如果他的表现不正常，投资者可以忽视他或利用他，绝不能被他控制，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传道授业 著书立说(5)

  
　　为了说明投资者的盲目投资行为，格雷厄姆讲了另一则寓言——“旅鼠投资”。当一位石油勘探者死后准备进入天堂的时候，圣·彼得拦住了他，并告诉了他一个非常糟糕的消息：“你虽然的确有资格进入天堂，但分配给石油业者居住的地方已经爆满了，我无法把你安插进去。”这位石油勘探者听完，想了一会儿后，就对圣·彼得提出一个请求：“我能否进去跟那些住在天堂里的人们讲一句话？”圣·彼得同意了他的请求。于是，这位石油勘探者就对着天堂里的人们大喊：“在地狱里发现石油了！”话音刚落，天堂里所有的人都蜂拥着跑向地狱。圣·彼得看到这种情况非常吃惊，于是他请这位石油勘探者进入天堂居住。但这位石油勘探者迟疑了一会说：“不，我想我还是跟那些人一起到地狱中去吧。”

　　格雷厄姆通过这则寓言告诫投资者切忌盲目跟风。证券市场上经常发生的一些剧烈变动，很多情况下是由于投资者的盲目跟风行为而非公司本身收益变动的影响。一旦股市上有传言出现，许多投资者在传言未经证实之前就已快速而盲目地依据这些传言买入或卖出股票，跟风盖过了理性思考，这一方面造成股价的剧烈波动，另一方面常常造成这些投资者的业绩表现平平。令格雷厄姆感到非常费解的是华尔街上的专业投资人士尽管大多都受过良好的教育并拥有丰富的投资经验，但他们却无法在市场上凝聚成一股更加理性的力量，而是像旅鼠一样，更多地受到市场情绪的左右，拼命在不停地追逐市场的形势。格雷厄姆认为这对于一个合格的投资者而言是极为不足取的。

　　由于一个公司的股价一般都是由其业绩和财务状况来支撑的，因此投资者在投资前要判断一家公司股票的未来走势，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需要准确衡量公司的绩效。格雷厄姆以名字由E开头的几家公司为例，介绍了衡量公司绩效的六种基本因素：收益性、稳定性、成长性、财务状况、股利以及历史价格等。

　　衡量一家公司收益性好坏的指标有很多种，如每股净收益可以直接体现公司获利程度的高低，投资报酬率可以考察公司全部资产的获利能力等，但格雷厄姆比较偏爱用销售利润率作为衡量公司收益性的指标，因为该指标不仅可以衡量公司产品销售收入的获利能力，而且可以衡量公司对销售过程成本和费用的控制能力。公司产品销售过程的成本和费用越低，公司销售收入的获利能力就越大。由于公司的大部分收入一般来源于主营业务收入，即产品销售收入，因此，通过销售利润率可以判断出一家公司的发展状况。

　　衡量一家公司的赢利是否稳定，格雷厄姆认为，可以以10年为一周期，描绘出每股盈余的变动趋势，然后拿该公司最近3年的每股盈余与其变动趋势作一比较，若每股盈余的水平是稳定上升的，则表示该公司的赢利水平保持了100％的稳定。否则，在大起大落的背后一定有某些隐含的市场原因、产品问题或者偶然因素，它们有可能对今后的赢利构成某种程度的威胁。这一指标对于发展中的小型企业尤其重要。

　　衡量每股盈余的成长性一般采用盈余增长率这一指标。盈余增长率是一家公司在最近3年中每股盈余的年平均增长率，它既能反映出公司的生存能力、管理水平、竞争实力、发展速度，又可以刻画出公司从小变大、由弱变强的历史足迹。格雷厄姆认为，这一指标对于衡量小型公司的成长性至关重要。

　　公司的财务状况决定其偿债能力，它可以衡量出公司财务的灵活性和风险性。如果公司适度负债且投资报酬率高于利息率时，无疑对公司股东是有利的，但如果举债过度，公司就可能发生财务困难，甚至破产，这将给投资者带来极大的风险。衡量公司是否具有足够的偿债能力，可以通过流动比率、速动比率、资产负债率等指标来考察，如流动比率为2，速动比率为1时通常被认为是合理的。

　　至于股利，格雷厄姆认为，公司的股利发放不要中止，当然发放的年限愈长愈好。假如股利发放是采用固定的盈余比率，就更好不过了，因为这显示了该公司生机勃勃，在不断地平稳成长。同时，股利的发放也更增添了股票的吸引力和凝聚力。投资者应尽量避免那些以往三年中曾有两年停发或降低股息的股票。

  
  
传道授业 著书立说(6)

  
　　股票的历史价格虽不是衡量企业绩效的关键因素，但它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公司的经营状况和业绩好坏。股票价格就好比公司业绩的一个晴雨表，公司业绩表现比较好时，公司股票价格会在投资者的推崇下而走高；公司业绩表现不理想时，公司股票价格会在投资者的抛弃下而走低。当某一种股票定期地因为某些理由下降或因一头热而下跌时，这无疑是告诉投资人，该公司的价格的长期走势可以靠着明察而予以判断。

  
  
知行合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1)

  
　　被誉为“华尔街教父”的格雷厄姆绝非浪得虚名，更非纸上谈兵。他在《证券分析》以及《聪明的投资者》中提出的理论，是他本人华尔街经验和教训的总结，同时，他在华尔街的成功又进一步证明了他的理论的正确性。

　　格雷厄姆在母校教书的同时，也在华尔街继续他的投资事业。

　　1929年的华尔街，已经达到疯狂的顶点，1921年—1929年，股价狂涨了450％。这很大程度是因为对保证金的要求很低：购买股票时只需支付股价的10％，其余部分可由经纪人贷款。1928年是牛市的最后一年，道·琼斯指数上涨了51％。

　　多年以后，格雷厄姆在回忆往事的时候发现自己很奇怪：虽然已经感觉到危险，却没有把自己的投资完全处理掉。显然，年轻的投资者还没有意识到这次巨浪会掀翻所有的船只，包括他自己在内。不过，格雷厄姆还是极为谨慎地防范了风险：他选择了低值股票，并在投资中进行了套期保值。

　　1930年是格雷厄姆职业生涯中最糟糕的一年，他能生存下来全靠自己的声望。尽管格雷厄姆想尽办法基本上清偿了全部空头股票，可是多头投资却由于股价的波动使他积累了200万美元的保证金债务。股市反弹持续到四月份，可惜好景不长。这一年年末，联合账户损失了50％，而同期的道·琼斯指数下跌29％，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25％。

　　联合账户仍在赔钱，但是与整个市场相比，格雷厄姆更快地纠正了自己的错误。

　　两年之中，他不断缩小损失的余额。1929年—1932年，联合账户的资本损失达到70％，但是1931年的损失已下降到16％，而同期的道·琼斯工业指数下跌48％，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44％。1932年，联合账户的损失只有3％，而道·琼斯指数和标准普尔500指数分别下跌17％和8％。在这样一个凶险的年代，格雷厄姆和杰里经营账户的能力使他们摆脱了华尔街其他小公司的命运，后者在华尔街已经消失殆尽了。

　　联合账户能存活下来，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杰罗姆·纽曼在处理财产清算方面的天才。海尔布鲁恩在和格雷厄姆的交往中，也对他有了更深的了解。

　　“杰里·纽曼——与其说他是个证券分析家倒不如说他是个狡猾而成功的商人。”大萧条为纽曼提供了一个施展才华的舞台。他能够迅速抓住赢利机会，买进处于危机之中的公司，然后对他们进行财产清算。许多投资者没有能力组织财产清算，因为这包括关闭工厂、解散人员和售卖资产，它要求果敢决断和冷静的头脑。但是纽曼“作风凶狠，手段强硬。格雷厄姆就软弱得多了”。

　　他们的存活还要归功于格雷厄姆、归功于他发现特殊机会和进行套利活动的高超才能，以及他安排的分散投资。20世纪50年代，沃伦·巴菲特到格雷厄姆－纽曼基金工作的时候，仔细研究了它1926年—1956年（这是公司的全部经营时期）的套利收入。他发现，未经调整的套利收益率是20％。巴菲特吸收了这种套利技巧，并不断加以应用和改进。他没有详细计算过自己的套利收益率，但他相信这个数字要高于20％。“当然，”巴菲特在1988年的报告中写道，“我所处的环境比格雷厄姆有利：他必须应付1929年—1930年的萧条时期”。

　　由于利润分配方法的特殊性，格雷厄姆和杰里要从联合账户中得到收入还有很大的距离，但是最困难的时期毕竟已经在1932年结束了。因为公司所持证券的价格严重下跌，他们必须把账户的价值增加三倍以后才能重新获得收入。

　　基金中的一位合伙人建议对管理者的收入做些变动，一些主要投资者经过考虑之后同意让格雷厄姆和杰里从1934年1月1日开始直接获得利润的20％。这样他们二人又重新从联合账户中得到了收入。到1935年，所有投资者在账户中的损失都已得到了完全的补偿。

　　格雷厄姆总是小心谨慎地根据事实作出决定，从不盲目乐观。但是在大崩溃之前，他走过一些捷径，也因此犯过错误。虽然格雷厄姆能够特别迅速地重新崛起，返回股市，但是在“黑色星期二”之后，他喜欢冒险的日子就结束了。从那以后，他一方面追求最大的投资收益率，另一方面还要保证投资有较大的安全系数。他拒绝接受可能会造成损失的挑战，这或许是因为这种损失的后果给他的印象太深了。格雷厄姆在有价证券中的平均收益率与大萧条之前相比有所下降，但他仍能不断地为投资者带来丰厚可靠的利润，同时他在政府雇员保险公司（GEICO）中的收益率再一次在投资者中引起了轰动。

  
  
知行合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2)

  
　　1937年开始的股市下滑是有史以来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5年），而格雷厄姆－纽曼公司仍然在这个停滞阶段应付自如。格雷厄姆根据熊市的情况对自己的方法做了些调整，改变了会计分析中的侧重点，最终，萧条的结束时期为他带来了巨大的机会，买进了许多低值资产。20世纪40年代末还出现了一次熊市时期，不过下降幅度很小，持续时间也不长。“韩战”使股市重新崛起，开始了新一轮的狂涨浪潮。此时，对低值公司的投资已经成熟，这种丰厚的利润使格雷厄姆－纽曼公司在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保持了繁荣的势头。除去1946年和1949年的反复以外，这种总体的上升趋势在1956年格雷厄姆退休以后仍然持续了很长时间。

　　格雷厄姆－纽曼公司的目标并不复杂，年度报告对此作了说明。它们是：在仔细分析的基础上买进价格低于内在价值的证券，尤其强调买进价格低于清算价值的证券，以及在证券交易中运用套利和套期保值方法。

　　1946年格雷厄姆－纽曼公司大量削减了手中的证券，“这并不是因为我们认为市场风险正在增加，而是因为按照我们的技术标准，市场中有吸引力的普通股票已经非常少了”。1946年的年度报告进一步写道：“只要目前的上扬状态持续下去，我们就不可能达到普通股票的总体收益水平。”尽管如此，他们保留的证券仍然在增值。

　　格雷厄姆仍然和1929年大崩溃前一样对他的投资进行套期保值，只是现在的他决意要彻底保护自己的资产，不会再发生保证金债务使他一无所有的危险了。

　　格雷厄姆不仅在选择证券时，在纽约金融学院的课堂上也估计到了市场的变化，还特别预言了重工业、铁路和大钢铁公司将面临的更加长期的困难。分析过美国钢铁公司的收入之后，格雷厄姆向学生们指出，它的收入要比实际公布的情况更反常，因为美国钢铁公司规定在繁荣时期要留出一定的储备以弥补它在不景气时的亏损。

　　格雷厄姆的谨慎差一点让他错过了自己最辉煌的投资业绩——买下了20世纪60年代增长神速的政府雇员保险公司（简称GEICO）的大部分股权。

　　故事开始于1948年。这家规模很小、办理直接邮购业务的私人保险公司的所有者想把股票变现，于是派出两名代表到华尔街寻找买主。这两个不幸的人——E·R·琼斯和华盛顿的律师大卫·洛伊德·科瑞格，在华尔街艰难跋涉，徒劳无功，最后找到了格雷厄姆－纽曼公司，希望能让格雷厄姆相信GEICO符合他对特殊情况的定义。

　　GEICO的规模比夫妻店大不了多少，但它的数字却很有说服力：每年的保险金收入在200万到300万之间，1946年的每股收益是1.29美元，1947年则是5.89美元。

　　洛里默·戴维森也参加了这次谈判，他说：“和格雷厄姆做生意不需多讲。”

　　戴维森曾是GEICO的营销员，后来成了它的高级主管。“他看到了大卫·科瑞格和我都看到的东西——这个公司巨大的潜力和光明的前景。”科瑞格和他都进行了投资，1970年，科瑞格也步他的后尘成了一名高级主管。

　　格雷厄姆十分相信GEICO的价值，开始就买入控制权进行谈判。但是沃尔特·舒勒斯回忆说，当时54岁，在这一行已有30多年经验的格雷厄姆也确实为自己留了退路。

　　“沃尔特，”格雷厄姆在格雷厄姆-纽曼公司决定收购这家充满活力的保险公司那天对他说，“万一这次收购的效果不好，我们随时都可以清算它收回投资。”

　　格雷厄姆的犹豫或许更多地是由于这次交易的规模。毕竟，GEICO收购业务动用的资金比任何一次收购都多。

　　格雷厄姆设法克服了自己对保险业的顾虑。作为GEICO最大的股东和董事会成员，他能够避免自己认为对股东不利的作法。

　　GEICO一半的股份——1 500股——是以每股475美元或总值712 500美元购入的，这是格雷厄姆-纽曼公司25％的资产。在最后时刻，由于格雷厄姆和杰里要求收购价格完全与资产价值相符，交易险些流产：财务报告表明资产价值少了5万美元。经过一些犹豫，这次交易还是圆满成功了。对于一个坚持分散投资、手中经常有上百种不同股票的投资经理来说，GEICO的交易可算是一次大胆的改变了。虽然他是凭本能完成这一改变的，事后却证明本能是可靠的，而他对舒勒斯说的那番话却是毫无意义的。

  
  
知行合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3)

  
　　格雷厄姆对保险公司的评价是正确的，但是他也的确犯了一个大错误——清算GEICO并不是个好办法。格雷厄姆和杰里很快就发现，他们的错误是不该这么大规模地收购任何一家保险公司。他们事后得知，1940年的《投资公司法》规定，投资公司拥有保险公司的股份超过10％是违法的。证券交易委员会要求格雷厄姆-纽曼公司取消这次交易，把股份还给它的创建者。然而当格雷厄姆找到公司的出售者利亚家族时，他们却拒绝收回股票。

　　作为替代方法，证交会同意他们把股票剥离给自己的股东。 1948年7月分配股票时，GEICO的市场价值是每1.08股27美元，到年底，它的交易价格已达每股30美元，而且这只是开始。

　　“后来我们整个公司的市场价值超过了10亿美元，”格雷厄姆说，“这是意想不到的。”

　　米奇·纽曼同意这种观点。“这是格雷厄姆－纽曼公司历史上最幸运的事。”

　　格雷厄姆承认在GEICO的收购中有一定的偶然性，但是他也坚持认为还有其他因素在起作用。“……在运气，或者一个关键决定的背后，必须有精心的准备和训练有素的实力作保证。一个人必须有实力和声望，机会才会敲他的门。一个人必须有手段、判断力和决心来利用这些机会。”

　　1949年，GEICO的利润突破了100万大关。

　　格雷厄姆－纽曼公司买下它的时候，GEICO已经快要起飞了，只是他们不知道而已。没有人认为它的逐渐增长会加速前进，它在人们心中的地位只是一个可以挣钱的小公司。当然，收购以后GEICO突然飞起来了——他们的时机太好了。

　　增长成了GEICO的神秘口令。1958年，管理层把顾客范围扩大到非政府职员的专家、经理、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这个决定的市场容量从所有车主的15％增加到50％，而风险水平仍然较低。另外，公司还增加了政府雇员人寿保险和其他相关业务，格雷厄姆和杰里开始热衷于这些了。GEICO的扩张引人注目，很快就成了全国第五大汽车保险公司。在公司业绩达到巅峰的1972年，格雷厄姆-纽曼公司原来持有的股票价格增加到16 349美元，格雷厄姆估计总投资的收入大约有3亿美元。

　　GEIGO不仅在格雷厄姆那里缔造了神话，而且神话在格雷厄姆的得意门生巴菲特那里继续被书写。

　　20世纪50年代，美国历史上最长的一次牛市来临，这次牛市始于20世纪50年代初，终于20世纪60年代末，而此时的格雷厄姆却因为对此索然无味而退休了。成功对他来说太容易了，在1956年，他结束了自己的投资生涯。

　　格雷厄姆在华尔街工作了42年，独立管理资金长达33年。格雷厄姆－纽曼公司存在的历史只有20年，但是格雷厄姆和杰里并肩工作，管理投资资金却已有30年了。

　　格雷厄姆说：“由于让谁接管的问题得不到满意的解决，我们最终决定对格雷厄姆－纽曼公司进行清算解散。我们都觉得，已经没有任何特别的事情能让我们动心了。我们把公司的最高资本限制在    1 500万美元（相对于整个市场上的资金总量而言，这不过是沧海一粟），却建立了我们所期望的庞大事业。”

　　“我们感兴趣的是能否创下最高的年投资率以及每年取得的回报率，而不是回报总量。”

　　1960年圣诞之前，格雷厄姆－纽曼公司的财产清算工作终于结束了。这一工作推迟了4年之久，是因为发生了一桩起诉新天堂铁路公司的案件，格雷厄姆－纽曼公司也是众多受牵连者之一。在付清了1万美元的债务之后，它的股东分到了最后一笔清算财产——每股90.4962美元。纽曼和格雷厄姆基金也经历了相似的解散过程。

　　1956年8月20日，格雷厄姆－纽曼公司举行了最后一次股东大会；这意味着成绩出众，历史悠久的管理活动的终结。一份经营报告显示：20世纪40年代末和20世纪50年代末的回报率与创办者的预期一致；在整个经营历程中，实现了20％的回报率。报告分析表明：公司的经营风险远远低于市场平均风险。在不考虑GEICO股票时，公司年平均回报率是17.4％，给股东的回报率是15％。假如考虑发放的GEICO股票的长期收益以及GEICO寿险业务的收益，回报率将大大高于这个数字。1948年首次公开发放GEICO股票时，它的价格（经过后来的拆股及股利调整）仅为每股21美分。在受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危机打击之前，其价格在1972年达到顶点，超过61美元。24年内，价格上涨了280倍。

  
  
晚年以及婚姻(1)

  
　　1956年，格雷厄姆离开华尔街，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任金融系教授，一面执教，一面从事研究。他追求着一种撰写金融著作、滑雪、读古典文学书籍的生活。格雷厄姆对财富决不贪恋，他把自己许多的金钱都花在慈善事业上，他认为任何在自己名下有多于100万美元财产的人都是十足的傻瓜。

　　格雷厄姆来到贝佛利山以后确实淡出了华尔街，但他并没有完全不闻不问。在搬到新居后不久，格雷厄姆就在著名的市政厅会议上发表了一次很有影响的演讲——“普通股票的价格水平”。演讲的内容紧紧围绕当时最热门的话题：股票市场的价格究竟会升到多高？此次演讲受到《贝佛利山市民报》的高度评价。

　　退休以后，格雷厄姆仍然尽量避免预测市场。他总是全面分析各种可能性，提出各种可能的趋势，但他也同样认为，无法预测的事随时都可能发生。格雷厄姆在《商业和金融年鉴》上发表的文章指出：“丹麦摄影家基柯加德曾经说过，评判生活要向后看，而真正地享受生活却要向前看。这对于股市也是千真万确的。”

　　格雷厄姆不像在纽约时那么忙碌了，却依然保持着令人难以置信的活力。他在奥斯汀的德克萨斯大学为保险公司财务主管们讲过课，担任几家公司的董事，还应纳克斯－法克多公司的邀请，成了它的财务顾问。

　　格雷厄姆写了大量的文章，甚至还给“民主宪法研究中心”提了一条异想天开的建议，阐述在经济健康发展时控制失业率水平的方法。他建议给工人更多的休息时间，由此造成的损失将会因为技术进步带来的生产率提高得到补偿。反对者认为这种方法根本行不通，因为工人不会放弃他们的加班费。

　　格雷厄姆继续着自己感兴趣的事业。当然，现在的他更悠闲了。格雷厄姆最小的儿子布兹回忆说，他父亲曾花了很多时间在后园的小屋——他的摄影棚——研究摄影技巧。

　　他还进行各种各样的发明创造，新型滑尺的发明也是格雷厄姆的众多成果之一。他利用相似三角形的原理，建立了大量的模型，最后取得了成功并申请了滑尺的专利。

　　“就在这时，电子计算机问世了，他的成功也就没有意义了。”布兹说，“这并没让父亲感到难过，他并不在乎成功与否，只是对智力研究感兴趣。”后来，布兹把专利书镶起来挂在了自己房间的墙上。

　　格雷厄姆热爱滑雪。但是20世纪60年代中期他在西拉内华达山区的滑雪胜地马莫斯山突然心脏病发作，第二天，布兹也摔断了腿，于是父子俩一起住进了洛杉矶医院。

　　格雷厄姆于1970年11月1日给巴菲特写了回信，他显然认为自己的健康状况有了起色。“我们明天去澳大利亚，12月12日返回。我会为修订搜集一些统计数据。衷心祝福你和苏茜——格雷厄姆。”

　　然而，格雷厄姆的健康状况日趋恶化，但他仍坚持写作。1973年，《聪明的投资者》第四版问世了，这里面凝结着朋友们的支持和帮助。

　　他看望儿女的次数越来越多，尤其是孩子很多的布兹。为庆祝格雷厄姆的80华诞，全家人——包括四个健在的孩子和10个孙子、孙女们又聚在了一起。格雷厄姆的哥哥维克多还为格雷厄姆出版了一本诗集，收录了格雷厄姆的一些作品。虽然孩子们对这些诗的评价不高，却都高兴地发现格雷厄姆的感情生活不断丰富了，抒发感情的意愿也日益强烈了。

　　上帝在造人的时候，总是那么的粗心大意，从来不肯造就一个完美的人，格雷厄姆也不例外。在投资界，他声名显赫，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取得了常人难以企及的成就；然而，在婚姻问题上，却遭人诟病，他很难称得上是一位好丈夫，也不是一位好父亲。

　　进入华尔街后，他就通过哥哥认识了活泼好胜的哈塞尔·玛珠，不久之后，他们就结婚了。“我妈妈住在本森赫斯特，而爸爸住在布朗克斯，因此在恋爱期间他必须开车走很长时间。”他们的女儿埃莱恩说。结婚的时候哈塞尔是一位舞蹈和发音学教师，比格雷厄姆挣的钱还要多。或许因为他们都喜欢独立思考，有时会产生极大的意见分歧。

  
  
晚年以及婚姻(2)

  
　　紧张的工作以及对女人的贪心，终于造成了家庭矛盾。女儿玛约莉开始听到父母在夜里争吵，随后，母亲突然带着她和其他孩子乘船出走了。经过巴拿马运河，她们抵达了加利福尼亚。

　　“后来得知，是格雷厄姆有了外遇。哈塞尔完全崩溃了。格雷厄姆这个人讲道德、很诚实，但他在男女关系上却犯了错。”格雷厄姆的表妹罗达·萨奈特说。　　

　　格雷厄姆给住在加利福尼亚的哈塞尔写信说要申请离婚。哈塞尔发疯似的一个人走了，把其他孩子都留给了玛约莉照顾。最后，玛约莉不得不写信请她回来，“我们没钱了。”玛约莉说。

　　玛约莉是孩子中年龄最大的、受的苦也最多。“他们离婚时的争吵很可怕，我常常半夜被惊醒。我希望父母能解决他们的矛盾、保持婚姻关系，可是他离婚的决心已定。”

　　“他在家的时候特别忙，”女儿埃莱恩回忆道，“他和母亲离婚那年我十岁。”

　　1938年5月，格雷厄姆举行了他的第二次婚礼，婚礼在雪利荷兰大酒店举行了，当时的新娘卡罗尔26岁，格雷厄姆44岁。富丽堂皇的雪利荷兰大酒店位于第五街，与皮埃尔酒店相临、和广场相对，

　　“第二次婚姻并没持续多久。”玛约莉说。

　　格雷厄姆和卡罗尔结婚没满一年就离婚了。朋友和家人都认为这次婚变是因为年龄相差太大，格雷厄姆跟不上他这位年轻的加拿大新娘的节奏。但是真正的原因却不得而知。“一般地，”玛约莉说，“妻子们都认为他太冷淡、没有感情，而他认为生活就应该这样。他受到早期哲学家的影响，也快变成一个禁欲者了。”

　　二战末期，格雷厄姆娶了第三位妻子，这次是他的秘书埃丝泰尔·墨欣。年轻的埃丝泰尔善解人意，对任何事情都很乐观，也喜欢开别人的玩笑，尤其是格雷厄姆。他们住在南中央公园的一幢房子里，邻居的女主人比埃丝泰尔小了将近十岁，却也和她一样嫁给了老年男子。当时51岁，已作祖父的格雷厄姆第六次尝到了作父亲的滋味。

　　“我生于1945年，”小本杰明·布兹·格雷厄姆说，“而我确信他们也是那一年结婚的。”

　　格雷厄姆与埃丝泰尔的婚姻持续得还算比较久，但是，他还是晚节不保。

　　格雷厄姆的儿子小牛顿，因为父母的离异，性格孤僻，用最好的语言形容，他可以说是敌视社会的人。他参加了朝鲜战争，并曾在欧洲服役。他和一个比他大几岁名叫玛莉·路易斯的情妇同居，可是他的精神却正在走向崩溃。格雷厄姆对此早有警觉。他写信给政府官员，尽一切努力让小牛顿复员，他认为儿子长期受精神错乱的困扰，已经根本无法在军队服务了。格雷厄姆的担心终于成了事实，小牛顿自杀的消息突然从天而降。

　　格雷厄姆急忙赶往欧洲处理小牛顿的后事，并整理他的遗物。当然，他也在那见到了儿子的情人——玛莉·路易斯。

　　布兹在十几岁时就注意到父亲在家的时间越来越少，母亲也越来越不快乐。格雷厄姆去欧洲旅行越来越频繁，不久以后人们发现，原来他是和小牛顿的情人玛莉·路易斯（又叫玛娄）在一起。他们是在格雷厄姆到法国收拾小牛顿遗物时第一次见面的。

　　1962年，巴菲特收到一封格雷厄姆从巴黎寄来的信。信上说他马上要到英格兰的剑桥大学看女儿埃莱恩，然后再回巴黎。“我正住在一个典型的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社区里，享受一种典型的巴黎式生活，这很有趣。”

　　开始的时候，格雷厄姆经常去欧洲看望玛莉，后来他又在拉约拉买了一幢别墅。

　　这个丑闻很快在格雷厄姆的朋友之中传开了，人们纷纷议论这件事的性质——是爱情，还是犯罪。

　　埃丝泰尔起初还能容忍格雷厄姆往返于拉约拉和贝佛利山的行为，因为她认为格雷厄姆的狂热会降温，这种状况只是暂时的。而事实并非如此。埃丝泰尔对婚姻破裂的反应和哈赛尔相似，但是这种相似很快就结束了。埃丝泰尔不断反抗，陷入了痛苦之中。

  
  
晚年以及婚姻(3)

  
　　哈赛尔离婚后独自奋斗，积极投入犹太复国运动并在犹太人妇女组织“哈德萨”中当上了电影主管。她利用胶片和镜头记录了全世界犹太人在二战及战后的斗争情况，现在这些照片和影片都保存在以色列的博物馆里。她又结过两次婚，到晚年的时候，格雷厄姆和哈赛尔又成为好友，格雷厄姆还为他的第一任妻子在马萨诸塞州的温雅德买了一幢别墅。

　　可是埃丝泰尔却无法排遣心中的忧伤，早已明白这一切的埃丝泰尔从没有安于现状，她绝不同意离婚。几年后，她死于肺癌，在临死前，她仍不屈服。

　　1976年9月21日夜，带着所有的荣誉和争议，格雷厄姆安祥地离去了，享年82岁。

　　而格雷厄姆的离去丝毫没有削弱他在华尔街的影响力。他依靠自己的努力和智慧所创立的证券分析理论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投资者。他所培养的一大批弟子，如沃伦·巴菲特等人在华尔街异军突起，成为一个又一个新的投资大师，他们将继续把格雷厄姆的证券分析学说发扬光大下去。

  
  
附：格雷厄姆的投资原则

  
　　1 价值投资

　　根据公司的内在价值进行投资，而不是根据市场的波动来进行投资。股票代表的是公司的部分所有权，而不应该是日常价格变动的证明。股市从短期来看是“投票机”，从长期来看则是“称重机”。

　　2 买进安全边际较高的股票

　　投资者应该在他愿意付出的价格和他估计出的股票价值之间保持一个差价：一个较大的差价。这个差价被称为安全边际，安全边际越大，投资的风险越低，预期收益越大。

　　3 分散投资

　　投资组合应该采取多元化原则。投资者通常应该建立一个广泛的投资组合，把他的投资分布在各个行业的多家公司中，其中包括投资国债，从而减少风险。

　　4 利用平均成本法进行有规律的投资

　　投资固定数额的现金，并保持有规律的投资间隔，即平均成本法。这样，当价格较低时，投资者可以买进较多的股票和基金；当价格较高时，就少买一些。暂时的价格下跌提供了获利空间，最终卖掉股票时所得会高于平均成本；也包括定期的分红再投资。

  
  
最伟大的投资家

  
　　沃伦·巴菲特  最伟大的投资家

　　如果你在1956年将1万美元投资给巴菲特，并且一直持有到现在，那么在扣除所有的费用、开销和税金后，这笔投资的价值将超过3亿美元！1956年，巴菲特投资了仅仅100美元，到了2006年，这笔投资为他带来了价值440亿美元的财富。

　　巴菲特的成功与许多富人不同。他不拥有任何专利，没有发明过一项新技术，甚至没有开办过一家属于自己的企业，也没有通过继承遗产、结婚或者中彩票获得任何财富。他投资的原则是从他的导师格雷厄姆那里学来的，他在投资和商业上的非凡成就不是来自于任何的发明或创新方法，而是通过不断的采用那古老而又弥新的投资原则来实现的，他成功的秘诀对商业世界的任何人都是公开的：勤奋的修炼和坚持价值投资的原则（这些原则只是简单的常识，既易学又易行）。

　　正是这易学又易行的原则成就了世界上最伟大的投资家：沃伦·巴菲特！

  
  
初露锋芒(1)

  
　　1930年8月30日，在内布拉斯加州奥马哈城，一个婴儿呱呱坠地，他就是沃伦·巴菲特。在家里的三个孩子中，他排行第二，上有姐姐多莉丝，下有妹妹罗贝塔，父亲叫霍华德·巴菲特，母亲叫利拉·巴菲特。霍华德·巴菲特在奥马哈经营一家股票经纪公司，后来成为了一名共和党的参议员。父亲没有给巴菲特留下什么物质上的遗产，留给他的是对于股票的强烈热爱、出人头地的自信心和对于政治的灵敏嗅觉。

　　还是小孩子时，巴菲特就对数字特别敏感，他对数字的喜好超过了一切。这种与生俱来的天赋，帮助他在进入投资领域后比别人更能精确计算投资的风险和回报。他常与小伙伴们这样消磨整个下午的时间：俯瞰着繁忙的路口，记录下来来往往的车辆的牌照号码。暮色降临以后，他们就回到屋里，展开《世界先驱报》，计算每个字母在上面出现的次数，在草纸上密密麻麻地写满变化的数字。

　　在他只有6岁的时候，他就已经是一个颇具经济头脑的商人了，他花了25美分从他祖父的商店里面买了一箱六瓶装的可乐，然后把它分开来卖，每瓶卖5美分，由此，他定下了一个坚持了一生的获得20％的投资回报率的标准。11岁那年，巴菲特购买了他平生的第一只股票，6股第一市政公司的股票，其中有3股为他姐姐多莉丝买的，每股的股价为38美元，这3股股票代表了他当时财富的大部分，股票价格很快跌到27美元，但不久之后又攀升到40美元，巴菲特卖掉了他的股票。但是他刚刚卖掉股票的时候，就遭遇到他早期的一个重要的教训，因为股票价格后来涨到200美元。他当时可能并不知道，这次卖得太快并且是基于价格而不是价值基础进行投资决策的经历，形成了他投资哲学的基础。

　　在他父亲任参议员期间，他们全家搬到了华盛顿。然而，巴菲特在那里过得并不开心，他曾经试图与几个同病相怜的小伙伴一起逃离这个令他感到压抑和失望的地方，但还是无果而终。于是，他将心思放在了挣钱和学习上面。13岁那年，他找到了第一份工作——为《华盛顿邮报》送报，每天送大约500份，每个月挣175美元。14岁那年，他用送报以及在少年时代其他商业冒险中攒下来的钱，投资了  1 200美元购买了内布拉斯加40英亩的农田，然后将其出租。这充分展示了他的机智与自信，因为他当时还住在华盛顿，不在产权所有地居住，这是一项大人才能完成的复杂交易，但是，年仅14岁的巴菲特做到了。

　　高中时代，他与一位好友丹利共同投资购买二手弹球机，放在理发店里面出租。为了避开那些流氓地痞的骚扰，他们选择那些比较偏僻的理发店，为了让这些年轻人听起来更加的可信和权威，他们创造了一个子虚乌有的公司——威尔森角子机公司，他们总是暗示，他们不过是不可轻视的企业的跑腿人。至于收入，巴菲特回忆道：“我们每周挣50美元，我从来没有梦想过生活会如此美好。”后来，他们将这些机器以1 200美元的价格卖给一个退伍老兵。

　　1947年巴菲特中学毕业，父亲建议他去附近的宾州大学沃顿商学院的财务和商业系念书，巴菲特的回答是在那学习只会浪费青春。他已经分发了近60万份报纸，并从中挣了5 000多美元。这些钱有的来自送报所得，有的来自威尔森角子机公司，还有的来自内布拉斯加的农田。另外，他已经读了不下一百本有关商业的书籍。他还需要学什么呢？但他最终还是接受了父亲的建议。两年后，他转学到家乡的内布拉斯加大学，在那里，他只是一个名义上的学生。实际上他正在发展他的事业。他计划了一项艰苦的任务：在1949年秋季上5门课，1950年春季上6门课，其中多数是商学和经济学的课，但他的注意力都放在校外了。巴菲特在3年内就飞快地完成了学业，他一边干着实际是全职的工作，一边依旧打着桥牌，一边拿到了A的成绩。大学毕业的时候，他的财富积蓄达到了9 800美元。

  
  
初露锋芒(2)

  
　　1950年，他向哈佛大学商学院申请经济学的研究生，但是被拒绝了，尽管他很失望，但是却因祸得福，他得知《聪明的投资者》的作者本杰明·格雷厄姆在芝加哥大学教书，于是他提出申请并被芝加哥大学接受了。1951年，他发现导师格雷厄姆正在担任GEICO董事会的主席。格雷厄姆是否参与了投资呢？直觉告诉巴菲特，他应该了解更多的情况，于是他亲自去了华盛顿特区，从那里了解所有关于直销汽车保险业务的第一手信息。这早期的经历也有助于他了解这个将来全部都属于他控制的公司。经过调查，他认为GEICO的股票价格是很便宜的。于是，他将他的全部财富——10 282美元投资到这只股票上来，一年以后，他以15 259美元将之卖出。

　　1951年，巴菲特从哥伦比亚大学毕业，获经济学硕士学位，在那里，他获得了格雷厄姆教投资分析课程22年来的唯一的A+。他本来想去华尔街工作，但是他的父亲霍华德和导师格雷厄姆都建议他不要去。这两个巴菲特生命中最有影响力的人物都经历了大萧条时代，太了解股票市场的起起伏伏，他们都建议这个雄心勃勃的年轻人追求工作的稳定性。巴菲特拒绝了父亲和恩师的建议，他后来回忆道：“我当时有1万美元，如果我听从了他们的建议，我现在可能还是只有1万美元。”巴菲特提出了一个似乎令人无法拒绝的建议，要免费为格雷厄姆做股票分析和研究，但是格雷厄姆还是拒绝了，巴菲特曾经开玩笑说他的导师迅速做了一个成本利润分析，决定即使是巴菲特无偿工作，这笔买卖还是不划算。当时格雷厄姆拒绝他是基于宗教方面的原因，那是一个华尔街排挤犹太人的时期，格雷厄姆公司有一个政策，那就是尽可能多地雇用犹太人，以平衡华尔街其他公司犹太人较少的状况。

　　巴菲特没有去华尔街工作，而是回到了家乡奥马哈，奥马哈国民银行为他提供了一项工作，但他拒绝了，他更乐意去他父亲的巴菲特－福尔克公司工作。父亲的一个朋友问他：“你是去巴菲特父子公司工作吗？”“不，”他俏皮地回答道，“是在巴菲特及其父亲公司工作。”在这时候，他开始与苏珊——他未来的妻子，他妹妹的大学室友——约会。1952年他们终成眷属。

　　巴菲特在他父亲的公司里艰难地开展工作，他从事的是股票销售工作，然而，他并不喜欢这份工作。他的好友丹利说：“我知道他很讨厌它。”巴菲特在他父亲的公司里取得的最大进展不是在投资上，而是在他讲的戴尔·卡内基的公开课上。上完卡内基的公开课以后，巴菲特通过教一个夜班来使自己的投资技术日臻完善。他在奥马哈大学教授投资学原理，学生都是30至40岁的人，其中大部分是医生。当这位瘦瘦的年仅21岁的老师走进来的时候。这些医生们不禁发出一阵窃笑。

　　1952年，巴菲特的梦想实现了，格雷厄姆打电话来说宗教的障碍已经不复存在了，于是给巴菲特提供了一项工作。连工资是多少都没问一句（结果工资是年薪12 000美元），巴菲特就搭上了去往华尔街的飞机。华尔街在迎接巴菲特的到来时正处于一段被扭曲的时期，老一辈人都笼罩在对另一次大危机的恐惧之中，新一辈尚未崛起。

　　格雷厄姆把巴菲特当作他门徒中的精英，并且承认他们两人之间有相似之处。一天，当他们去办公室附近的一家熟食店吃午饭的时候，格雷厄姆说：“沃伦，金钱对于你我而言没有任何差别，我们是一样的，我们的妻子都会过得更好的。”但巴菲特的工作好像并没有像他曾希望过的那样，可以和格雷厄姆很接近。用巴菲特的话来说，格雷厄姆“有一层外壳围绕着他。每个人都喜欢他，每个人都崇敬他，（同时也）喜欢在他周围……但没有人能接近他”。其实，同样的评价也可以用于巴菲特本人。

　　1956年，格雷厄姆厌倦了投资生活，他解散了格雷厄姆－纽曼公司，退休回到了贝弗利希尔斯，在加州洛杉矶分校教书，他和自己的妻子以及一位女法语教师一起追求着一种撰写金融著作、滑雪、读古典文学书籍的生活。

  
  
初露锋芒(3)

  
　　但是巴菲特默默在做着自己的投资，他取得了更好的业绩。自从 1950年离开大学校园以来，巴菲特的个人资本已由9 800美元激增到了14万。现在他有了赌注，他又想回到家乡奥马哈。站在火车站平台上，四周满是纽约的人来人往，他明白这并不是他向往的生活。

　　那段时间，格雷厄姆公司的一位投资者，同时也是一位物理学家的霍默·道奇向格雷厄姆提了一个人们常常提起的问题：“谁将继承您的衣钵？”

　　格雷厄姆暗示说是沃伦·巴菲特。当道奇在车后牵了一艘独木舟驱车往西去度暑假时，他在奥马哈作了停留。他和巴菲特简短地谈了几句，然后答应投入120 000美元。

  
  
大显身手(1)

  
　　1956年5月1日，巴菲特刚刚从华尔街回到奥马哈的那天，他将一帮亲戚和朋友组织在一起，一共7个人，筹集了10.5万美元资金。但是，他们没有投票权，对于公司的经营没有任何发言权。巴菲特作为总合伙人，投入了100美元，就是这一个小小的数目，巴菲特不用再为他的父亲或导师挣钱，而是为自己的合伙公司——巴菲特有限合伙公司挣钱。

　　1956年5月5日傍晚，7个合伙人聚在一起，巴菲特发给每人一份叫做“基本规则程序”的简短文件，文件上面印有这样的文字：“我们公司的赢利或亏损将由一般经验来衡量。”巴菲特说：“第一批投资者非常信任我。他们一直都对我充满信心——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说服我婶婶卖掉股票，即使你拿着铁棍威胁她也没用。”

　　在公司经营期间——从1956年—1969年——每年的利润率达到了30％，在缴纳酬金前，公司的运营资金从1万美元增长到3万美元。

　　在巴菲特合伙公司开张的时候，巴菲特已经结婚四年了，并生有两个孩子。他刚刚以优异的成绩从学校毕业，并在华尔街工作了两年。巴菲特强烈呼吁人们，学习拓荒者身上那种创新精神和代表农业利益的美国中西部地区那种自力更生的精神，他离开了华尔街，永远在奥马哈这片他非常热爱的土地上施展他的才华。

　　有一次，当巴菲特在国会为萨洛蒙丑闻案作证时，美国代表皮特·霍格兰德把他介绍给房屋能源及财政小组委员会，皮特说有机会为人们介绍美国最杰出、最能鼓舞人心的公民之一而深感荣幸。

　　霍格兰德把巴菲特的成功归因于“奥马哈这片哺育他的土地，奥马哈人把诚实、正直、教养、名誉的老式价值观念慢慢地灌输给他。”

　　合伙企业中负无限责任的合伙人沃伦·巴菲特居住在丛林大街5202号，他在那儿租了一间房子，凑了100美元。所以，巴菲特合伙公司是以10.51万美元的注册资金开始运行的。“巴菲特对公司的第一次投资（不包括那100美元）是从伍尔沃斯连锁店里花了49美分买的一个账簿。”当时，还有一件奢侈品——一台手动打字机。他愿意把自己更多的钱投入到成功的企业上去。作为经理，巴菲特收取赢利额的25％，而每个投资者年终储蓄存款账户上只有6％。对于年轻的巴菲特来讲，代理佣金实际上是一笔很大的收入。

　　“我对自己合伙公司的经营理念来自于为本杰明·格雷厄姆工作的经历。我从他的经营模式中得到一些启发。我只是对其中某些事情做了变动，但这个经营模式不是我最先想到的。这一点从未得到认可。”巴菲特说。

　　为了寻求新的赚钱领域，巴菲特去拜访了其他一些投资者，有时还带着纳税申报单，并诱惑他们说：“难道你们不想也能缴纳这么多的税吗？”

　　桃乐茜·戴维斯是巴菲特的邻居，她非常富有。根据《财富》杂志的报道，她在1959年的一个晚上邀请巴菲特去她家，“'我听说你在赚钱方面很有一套，’她说。巴菲特回忆说，'她非常细致地就投资哲理问了我两个小时。但是，她的丈夫，戴维斯医生则一个字也没说。看起来甚至好像没有倾听我们的谈话。突然，戴维斯医生宣布说'我们给你10万美元。’'为什么？’我问，'因为你让我想起了查尔斯·芒格’”查尔斯·芒格是谁？那时巴菲特甚至还不认识他。两年之后戴维斯医生介绍他们两人认识。

　　在合伙公司的早期经营阶段，巴菲特同奥马哈一位商人接洽并请求他投资1万美元。这个商人告诉他的妻子说他想这么做，但是，他妻子告诉他说，他们拿不出1万美元。“我们可以借钱。”他说。“根本不可能。”他的妻子回答说。

　　今天这个商人的儿子哀叹说他的父母没有投资，从而错失了成为百万富翁的机会，并补充说“从那以后，我们一直都在辛苦地工作来维持生计”。

　　查尔斯·海得尔是巴菲特早期的合伙人之一，今天，他是奥马哈市海得尔韦兹合伙公司中负无限责任的合伙人。海得尔说：“我告诉我的家人'看呀！沃伦将时时刻刻为我们考虑如何用我们的钱进行投资。’”

  
  
大显身手(2)

  
　　另外一个投资者是佛瑞德·斯坦班克，他在哥伦比亚见到巴菲特后，便对他留有深刻的印象。斯坦班克因为长期拥有伯克希尔公司的股票、福德赖恩公司的股票以及其他公司股票而闻名。

　　时光飞逝，原来的一些合伙人不断增加投资，另外一些合伙人进入到董事会中来。后来，其他一些合伙公司也加入到原来的合伙公司，到1961年年末，巴菲特把10个合伙公司联合起来并把原来的名字巴菲特联盟变更为巴菲特合伙公司。

　　1957年，巴菲特合伙公司创下了赢利31 615.97美元的纪录和10.4％的增长率。这可能听起来并不怎么令人激动。但是和那年暴跌8.4％的道·琼斯工业指数相比，情况就相当不错了。

　　巴菲特，当他在1956年开始经营合伙公司的时候，只有10万美元的资产。但是到1959年，他的资产已经达到了40万美元。

　　巴菲特合伙公司的利润率总是高于道·琼斯工业指数的涨幅，从没有亏损的时候。平均来说，从1957年—1962年间，尽管道·琼斯工业指数每年增长8.3%，但是，巴菲特合伙公司的增长率却是在26％。

　　根据巴菲特的计算，巴菲特合伙公司的资产净值，即使在巴菲特家里经营的时候，已达到7 178 500美元！

　　1962年11月，一直在旋转玩具制造业和无烟煤生产方面进行投资的巴菲特合伙公司又开始购买伯克希尔—哈萨韦纺织制造厂的股票。股票的价格已经跌到蓝筹股的价格以下，连存在银行的现金也是如此。

　　巴菲特以7.6美元的价格购进他第一批股票，并按照7～8美元之间的价格不断地购进。到1966年，他从经济上已经控制了伯克希尔公司，并成为公司的一名董事。

　　从一开始，巴菲特就知道他的使命是让他的钱大幅度地、稳定地增加。1963年巴菲特给他的父母写了一封信，并告诉他们说“金钱的增长带给他很多的快乐”。

　　1962年，巴菲特把他的合伙公司搬到了基威特大厦810号，到那时，足以耀人的是公司雇用了第一个雇员——比尔·斯科特。到1993年退休前，比尔·斯科特一直经营管理伯克希尔公司的股票业务。现在他仍然持有伯克希尔公司以及海外他自己的慈善机构的股份。

　　巴菲特合伙公司信誉卓著，并得到了这样的描述：“由于这种商业行为的特点不是追求普通的商业信用，而是维持当地最高支付能力的纪录。”

　　至于公司的财务状况，据报道，在1963年初，公司拥有价值94万美元的资产，“包括现金资源，有价证券以及所做的其他一些投资。公司的运行状况依然保持良好的势头”。

　　当时合伙公司共有90多个有限责任合伙人。

　　在1964年1月18日的信中，巴菲特报告说，当年公司是以    1 745万美元的资金开始运行的。“苏茜（苏珊的昵称）和我在公司里有239万美元的投资。第一次，为了支付每个月的开支，我不得不抽出一部分资金，但是，你别无选择，否则就会让美国国税局失望。”

　　1965年，巴菲特告诉他的父母说，“如果我们的纪录高于市场平均值的话，那么不论盈利还是亏损，我们都认为是红火的一年。如果我们的业绩低于市场平均值的话，人们可以公开表示对我们的不满”。

　　在合伙公司刚刚建立的时候，巴菲特总是谈论他公司的三大投资方向。

　　1. 股票——买入价值被低估的股票，然后长期持有。

　　2. 债券——买入未到期的债券，利用企业合并或重建等机会进行套利交易。

　　3. 企业控制权——拥有相当数量的股份，获取企业的控制权。

　　在此期间，巴菲特说：“我们喜欢良好的管理——我们喜欢体面的行业——我们喜欢在原有的静态的管理模式或是股东群体中有一定程度的'动荡’。但是，我们需要有价值。”

　　随后的5年里，巴菲特继续小量地购买股票，到1961年年中，巴菲特合伙公司的股份已占到全公司的70％以上。

  
  
大显身手(3)

  
　　到1965年，巴菲特合伙公司的净资产——通过股东们的不断加入和它自身的增长——从10年前的10.5万美元增长到了2 600万美元。

　　巴菲特在春天举行了庆祝活动，另外租用了一间227平方英尺，相当于普通房间大小的地方作为公司的总部。

　　“1965年，我们在针对贫穷的战斗上是非常成功的。尤其是，年底我们的收益比预计多了1 230万美元。”巴菲特在1966年1月20日给他父母的信中写道。那一年（1965年），当道·琼斯工业指数上升了14.2％，巴菲特的合伙公司的业务已进入到国际市场。“我们的收益率高达47.2％！”巴菲特在开始的时候就说，“民主是一件很伟大的事情，但在投资决策方面却是个例外。”

　　尽管巴菲特告诉过他的合伙人说，他的目标是超过道·琼斯工业指数10个百分点，事实上，超过了将近20个百分点。从1957－1965年，一般地说，道·琼斯工业指数每年的上升幅度为11.4％。但是，巴菲特合伙公司的年投资回报率却保持在29.8％。不仅实现了预定目标，并且超过了预定目标。

　　“现在我感觉到，数量的增加使我们越来越处于不利的地位。”他说。他几乎每一年都这么说，这句话他说了30多年了。但是，巴菲特合伙公司的平均年资金回收率仍维持在20％以上。

　　1966年，巴菲特合伙公司继续取得令人震惊的成功，在1967年1月25日的信中，巴菲特写道：“到1966年公司已经运行了10年了。这种庆贺活动是无可厚非的——相对于道·琼斯工业指数，我们公司的经营业绩已创下了空前的纪录（不论是过去还是将来）。公司的利润率上升了20.4％，与此同时，道·琼斯工业指数下跌了15.6％。”

　　他在1968年1月24日的信中写道：“按照大多数的标准，1967年都算的是上生意红火的一年。和道·琼斯工业指数上升了19％相比，我们总的业绩上升了35.9％，所以说，超过了我们以前所定的超过道·琼斯工业指数10个百分点的目标。我们总的赢利为1 938万美元，即使在不断增长的通货膨胀下，我们的赢利额也能买下很多家百事可乐公司。但是，由于适销证券市场上一些有悠久经营历史的大型公司的出售，我们还是赚到了2 738万美元的税前收入，这和公司1967年的经营业绩没有任何关系，但是这在4月15日的股东联会上给个人一种积极参与的感觉。”

　　当他报告说，通过巴菲特合伙公司的两个控股公司——迪佛斯菲尔德零售公司和伯克希尔公司，又购进了另外两个公司，即后来被称作联合零售商店的联合棉花商店和国民保险公司及其附属的国家消防和海运公司时，也有此感觉。

　　联合棉花商店被迪佛斯菲尔德零售公司购买，国民保险公司及其附属的国家消防和海运公司被伯克希尔公司购买。

　　“所有的办公室工作人员及他们的家属，在1968年1月1日，向巴菲特合伙公司投资1 500万美元，所以，在办公时间我们会更加忙碌了。”

　　在1968年7月11日的信中，很显然巴菲特非常担忧股票市场因投机而造成崩盘——“根据当时的情况，预测整个商业或是股票市场的发展趋势是很容易的。但是，在证券市场上和商界普遍存在着多种愈演愈烈的商业行为，尽管没有短期的预测价值，但是，我担忧这些行为可能存在的长期后果。”

　　在风行一时的一连串的股票促销活动中，那些参与者（不论是作为发起人还是高级雇员，职业顾问，股票投机者等）都狠狠地赚了一大笔钱。

　　从1957年－1968年，道·琼斯工业指数的综合平均年增长率为9.1％，而巴菲特的合伙公司的平均年增长率为31.6％。巴菲特这样写道：“过去我对于投资管理业中存在的严重萎靡不振的现象是深恶痛绝的，但是，现在这种现象出现在各个领域，并发展到非常严重的地步。”

　　在1969年1月22日，他这样写道：“有时候我父母仍这样评论我，'伯克希尔股票大约上升了4个百分点——很不错！’或是'怎么回事？上个星期下降了3个百分点？’市场价格和对我们这种多数股权的评价是不相关的。在1967年末，我们对于伯克希尔—哈撒韦股票的估价在25美元而市场价为20美元，1968年末，我们的估价是31美元而市场价为37美元。不论市场价是15美元还是50美元，我们的经营方式没有什么不同。（你付出的是价格，而你得到的是价值。）在有限投资方面我们是赢利还是亏损和我们商业的经营情况有关——我们不想通过在证券市场上玩弄各种各样的把戏赚钱。”

  
  
大显身手(4)

  
　　1969年5月29日，他写道：“大约在18个月以前，我就给你写了一封信，告诉你们说不论是环境因素，还是个人因素都已发生了变化，我不得不修改我们未来的经营目标。”

　　他说，投资环境变得更加消极，更加让人感到沮丧，将来“我知道我不会用我一生的时间来追赶投资这只野兔，唯一让我慢下来的方式就是停止。”

　　当然，在今天这种不同的商业架构中，巴菲特为了取得最佳投资利润仍然忙于追赶这只投资野兔。

　　巴菲特于1969年解散了他的合伙公司，因为他已经厌倦了作为合伙公司的领导带给他的压力。他认为，人们对股票市场的估价过高。另外，加入巴菲特合伙公司的人也越来越多。按照政府的规定，以至于到了他将不得不把他的合伙公司注册为投资公司的这样一个规模。尤为重要的是，他不再需要用别人的钱来进行投资了。

　　根据收银机记录，从1957年－1969年底，巴菲特合伙公司年均综合收益率为29.5％，而道·琼斯工业指数的综合平均年收益率仅有7.4％。

  
  
炉火纯青(1)

  
　　伯克希尔掠影

　　巴菲特合伙公司解散以后，巴菲特以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为平台，进行企业收购和证券投资，创造了引人注目的财富。

　　当巴菲特合伙公司解散时，伯克希尔公司的股票已发行了983 582股。巴菲特合伙公司就拥有其中的691 441股。巴菲特将合伙公司拥有的股票分配给合伙人，伯克希尔公司的市场价格已经上升到1.5亿美元，巴菲特个人所拥有的2 500万美元左右的资产中，大部分是伯克希尔公司的股票。

　　证券交易委员会的一份文件中写道：上述股票清算分配之后，沃伦·巴菲特在1970年1月间从巴菲特合伙有限公司的其他合伙人手里购买了87 591股的普通股票，那是注册人在股票清算分配时得到的他那部分股票。1月间，巴菲特先生还在公开市场上买到注册人附加的2 100股普通股票。到1970年1月31日，沃伦·巴菲特自己共拥有245 129股普通股股票，接近注册人已售出的979 582股普通股的25%。通过这些交易，沃伦·巴菲特可能被认为是伯克希尔公司最大的注册人。

　　他对伯克希尔公司的兴趣，不论是管理方面还是金融方面，都在不断提高。

　　1969年，伯克希尔公司收购了伊利诺斯州国家银行和伊利诺斯州罗克福德联合企业。

　　1970年8月1日，伯克希尔公司把它的商业总部搬到了基威特大厦的14层。

　　当时伯克希尔公司的经营内容主要有三大方面：纺织经营、由国家赔偿公司及附属国家消防及海运公司经营的保险业务、伊利诺斯州国家银行和联合企业。

　　巴菲特通过一些重大而又成功的投资决策创造了伯克希尔公司。公司一半以上的净资产归功于10次左右的重大投资行动。巴菲特几乎总是在经济困难时期以低廉的价格收购企业，然后长期持有。在某些投资季报当中，长期是指截至下一季度收益的结算日或公布日。然而，巴菲特现在持有的许多投资品种时间长达数年、数十年，经历了经济景气和不景气时期，直至迎来辉煌灿烂的那一天。巴菲特是一位马拉松式的投资健将，投资机会来临时，他四处出击，力求收购到一个更大的企业。　

　　巴菲特管理下的伯克希尔公司还在不断地进行收购，早在1967年2月23日，伯克希尔公司通过向国家赔偿公司投标的方式进入到保险业。

　　1969年早期，伯克希尔公司购买了伊利诺斯州国家银行及信用公司97%的股份，与此同时，还购买了《太阳报》公司和布莱克尔印刷机公司，伯克希尔公司首次进入到出版业。

　　在巴菲特40岁的时候，他能够在奥马哈的办公室里控制伯克希尔公司。

　　今天，伯克希尔公司是一家具有深远影响的投资控股公司，在全世界所有保险公司中，其股东净资产名列第一；在《财富》500强中，它的账面价值排名第四；伯克希尔公司是一家拥有股票、债券、现金和白银的保险王国，同时它还有许多实业公司。

　　任何一种划分公司种类的做法都不适合伯克希尔公司，它的经营范围包括保险业、糖果业、媒体、多种经营、非银行性金融、投资、不同性质的公司或是联合大企业。伯克希尔公司是一家混合型公司，这从它的经营范围上不难看出。下面这句话是对伯克希尔公司最典型的描述：“伯克希尔公司是一家投资控股公司，其经营内容包括财产保险和伤亡保险，杂志的出版以及其他形式的服务。”

　　尽管分析师艾丽丝·施罗德从1998年起就开始对伯克希尔公司进行分析，但是，实际上没有一个分析师能真正做到这一点。任何一个人要想在布鲁姆伯格新闻专线上了解伯克希尔公司的情况，或是通过查找一些有关该公司的介绍时，都会发现这样一条信息：“没有该公司的介绍。”

　　要想找到有关这家公司的信息，你得靠自己的努力了。一年中，公司会几次做出有关一项新投资的声明，但每次都是短短的一句话。要想全面了解公司的状况，唯一的方法就是向公司要一份年度报告。

  
  
炉火纯青(2)

  
　　伯克希尔公司现在有三个长且稳的支柱产业：大型保险业、大型股票和债券投资组合、大型完全控股的经营公司集团——所有这些都带来财富，更多的财富。　　

　　由巴菲特领导的伯克希尔公司的董事会只有少数几个人组成。它的经营机构是如此的简单，是其他公司仿效的对象。为了维持巴菲特精心策划的简单管理机制，公司董事会中只有7位成员，根本没有常务委员会，也无从得到来自外面的建议。

　　来自伯克希尔公司以外的董事很少，对公司的批评只能通过另外一些渠道获得。“社会公共机构的股东服务部，这个部门的职责是建议退休金和共有基金怎样去选择股票，它对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代理人进行了分析，并非常严肃地下结论说，股东们应该从两个很没规矩的股东那里撤回所有的投资，他们是执行总裁沃伦·巴菲特和副主席查尔斯·芒格。他们的过失在于在伯克希尔公司的董事会中没有任命足够的、独立的非公司成员。”

　　芒格说过，很久以前，伯克希尔公司被命令交出和收购一家公司有关的职工安置文件。“没有什么文件，也没有需要安置的职工。”芒格在1991年伯克希尔公司的年度会议上说。

　　伯克希尔公司的董事会会员包括巴菲特、他的妻子苏珊·巴菲特夫人、芒格、私人投资者兼罗得岛州社区银行的主席的马尔科姆·蔡斯三世——他于1992年代替他的父亲进入董事会、巴菲特的儿子霍华德·巴菲特、皮特·基威特父子公司的荣誉主席沃尔特·斯科特——这是一家位于奥马哈的私营集团企业公司，其经营纪录是如此良好，以至于巴菲特说为了避免使得伯克希尔公司的股东们难以管理，他不会详细描述此事。斯科特同时还是第三水平通讯公司的主席，这是一个光纤网络，是由基威特公司一些业务发展而来。斯科特和巴菲特从孩童时代就是要好的朋友。

　　伯克希尔公司董事会会员每年的薪金是900美元。

　　巴菲特在1998年伯克希尔公司的年度会议上说：“会议马上开始。我是沃伦·巴菲特，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主席，这个极度活跃的家伙就是伯克希尔公司的副主席——查尔斯·芒格。顺便说一句，我们董事会成员中有一位歌唱家，这使伯克希尔公司的成本大大降低了……就是声乐家苏珊·巴菲特。这位是不会唱歌的霍华德·巴菲特……”

　　《新闻周刊》驻华尔街特约编辑阿伦·斯隆这样写道：任何人若以今天的价格买下伯克希尔的股票，却期望它在未来31年中能够按它过去31年的上升速度继续上涨，这就好似在打赌一个奇迹的发生。

　　巴菲特依然才华横溢，公司的发展速度只不过是个数字变化而已。伯克希尔公司的股票市值目前高达400多亿美元，而巴菲特于1965年6月10日接管它时，其市值仅有1 800万美元。要想达到那样的高增长率，伯克希尔的股票市值到2027年秋天必须要达到75万亿美元。那可是一个以“T”字单位开头的万亿，是美国目前国民生产总值的10倍，这种情况是不可能发生的。

　　巴菲特在1995年的股东年会上说：“如果伯克希尔的股票每年能以其账面价值23%的速度增长，它将赶超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我们有时会这样想，但这是不可能发生的。”

　　公司一半以上的净资产归功于10次左右的重大投资行动，在这些投资行动中，最为重要和典型的就是对于GEIGO、可口可乐和华盛顿邮报的投资，它不仅为巴菲特以及伯克希尔积累了大量的财富，更是充分地反映了巴菲特的投资哲学。

　　构建保险帝国

　　任何一家公司的获利能力均取决于资产报酬率、负债的成本和财务杠杆的运用(也就是其运用负债而非股东权益来配置资产取得的程度)。多年以来，伯克希尔在资产报酬率一项表现优异，让人艳羡。但正如巴菲特自称，“然而在另外一方面由于资金成本极低，也使得我们受惠不少，这一点比较鲜为人知”。

  
  
炉火纯青(3)

  
　　伯克希尔资金成本之所以可以压得很低，主要是由于公司用很有利的条件取得“保险浮存金”。

　　对大多数非保险业内的人士而言，浮存金是个很生僻的词，但它对理解包括伯克希尔在内的保险业实为重要。唯其如此，巴菲特在每年给股东的一封信中都会用几乎标准格式化的词语解释“浮存金”。

　　浮存金是一项我们持有但不属于我们的资金。在保险公司的营运中，浮存金的产生原因在于保险公司在真正支付损失理赔之前，一般会先向保户收取保费，在这期间保险公司会将资金运用在其他投资之上。当然这样的好处也必须要付出代价，通常保险业者收取的保费并不足以应付最后支付出去的相关损失与费用，于是保险公司便会发生承保损失，这就是浮存金的成本。

　　回顾伯克希尔的历史，保险业的重要性在不断增加，无怪乎巴菲特断言：“保险业是我们的未来所在。”

　　1967年伯克希尔进军保险业以来，公司的浮存金每年都以大于20％的复合成长率增加。2001年底浮存金是355亿美金，2002年底已增至412亿美元。更令人惊讶的是，这些浮存金大部分时候的成本为零，甚至是负的，也就是说光持有这些资金就能让巴菲特赚钱了。2002年伯克希尔的浮存金成本也只有极低的1%。如此低的成本并非伯克希尔靠保险业的“垄断”得来，它需要经验、直觉和勇气，还要加一点运气。

　　要估计保险业对伯克希尔的贡献绝非易事，但毫无疑问，影响是巨大的。以2003年为例，伯克希尔的保险事业总共为其贡献了10多亿美元的利润和440亿美元的浮存金。即使不按伯克希尔的历史年平均投资收益(22.2％)计算，仅假设这440亿美元免费资金的回报可以达到15％，保险业在2003年整体对伯克希尔的贡献可以超过70亿美元，相比之下，伯克希尔2003年的总共收益是136亿美元。

　　与GEICO亲密接触

　　1951年的一个周末，一位美国大学生敲响了位于华盛顿特区的政府雇员保险公司(GEICO)的大门。敲了半天，终于有警卫前来开门。由他引领，年轻人拜见了当天唯一在办公室的公司副总裁——罗里莫·大卫。年轻人询问了很多问题，大卫则用了四个小时讲述了GEICO公司的特点，好好地给年轻人上了一课。

　　45年后，这位已近70岁的“年轻人”仍满怀感激地在致股东的信中提及93岁的大卫：“自从我认识大卫后，45年以来他一直就是我崇拜的偶像之一，而他确实也从未让我失望过，大家必须了解如果没有大卫在1951年那个寒冷的星期六的慷慨解说，伯克希尔就绝对不可能会有今天的成就，多年来私底下，我已不知感谢他多少次了，但是今天在这里我觉得应该借着年报代替伯克希尔所有的股东向他致上深深的谢意。”

　　1999年，“年轻人”又借着致公司股东的信的机会，宣告96岁的大卫将出现在伯克希尔的股东大会上。

　　“年轻人”的感谢是有理由的，因为哪怕是在2003年，他仍接受GEICO公司和当年入门保险业奥妙的恩泽。

　　这位“年轻人”就是巴菲特，1950年他在哥伦比亚大学读书。巴菲特之所以产生拜访GEICO公司的兴趣，是因为他崇拜的老师格雷厄姆是该公司的董事。GEICO创建于1936年，创建人古德温是一位保险会计师。公司有两个特色：第一，公司的客户是政府雇员，尽管汽车事故比较频繁，但政府雇员作为一个整体，驾驶汽车出事的概率要比其他人低地多；第二，公司的产品直接通过邮寄直销而不是通过保险代理商来，这样可节省保险费的10%~25%。

　　1948年，格雷厄姆的投资公司以72万美元的代价买下了GEICO的50%股份。但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强迫格雷厄姆投资公司将持股比例下降10%，因为这是《投资公司法》的规定。格雷厄姆只得把股份转让给雇员。后来，GEICO发展成了一个拥有十几亿美元资产的公司时，那些员工都成了百万富翁。当时的巴菲特也是GEICO的受益者。从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几个月后，他回到家乡奥马哈担任经纪人。巴菲特把重心全部摆在GEICO这只股票之上，他作成的第一笔生意就是把它介绍给自己的阿姨。

  
  
炉火纯青(4)

  
　　由于初出茅庐，巴菲特推销GEICO并不成功。于是1951年他自己分四次买进GEICO股票，总共持有350股，成本为10 282美元，但这笔钱占了巴菲特当时家当的50%以上。1951年，巴菲特以15 259美元出清。

　　看似赚了笔钱的巴菲特后来深深后悔，因为20年后，他所卖的GEICO股票价值1 300万美元。

　　但巴菲特对保险业的偏好没有因为抛出GEICO股票而停止。他投资过堪萨斯城人寿保险公司和马萨诸塞州人寿保险公司等保险业股票。他所控制的投资公司伯克希尔在1967年3月出资860万美元购买了奥马哈的两家头牌保险公司——国民赔偿公司和火灾及海运保险公司的全部流通股。至此，伯克希尔公司剥离了原本的纺织主业，开始了保险帝国的营造。

　　巴菲特收购了保险公司，也取得了业内的真经。比如，巴菲特从国民赔偿公司创始人杰克·林沃特学到了很多保险业的经验和原则。

　　20世纪60年代后期，保险业本身就是个相当赚钱的行当。仅1968年，国民赔偿公司保费收入2 000万美元，税后利润达到220万美元。而巴菲特又利用了保险公司稳定的现金流进行证券投资组合操作。伯克希尔公司在1967年收购上面所说的两家保险公司时，它们拥有2 470万美元的债券和720万美元的股票，两年后，该组合的价值就达到4 200万美元。

　　整个20世纪70年代，巴菲特一共购买了3家保险公司，并另外组建了5家保险公司。

　　整个20世纪60年代当然也是GEICO公司的黄金时代。不过，20世纪70年代初期，在公司董事长大卫退休后不久，继任的管理阶层犯了一连串严重的错误，他们低估了保险理赔的成本，使得公司对外销售保单的订价过低，此举导致公司几乎面临倒闭的命运。所幸后来由于杰克·拜伦在1976年接手公司，并采取紧急的补救措施后，才使得公司幸免于难。

　　公司股票的价格也从1972年的历史最高点每股61美元跌到1976年的每股2美元。

　　就在这时，巴菲特出手了。伯克希尔在1976年下半年买进大量的GEICO股份，之后又小幅加码，到了1980年底，巴菲特总共投入4 570万美元取得该公司33.3%的股权。在往后的15年内，巴菲特并没有再增持股份，不过由于GEICO不断地回购自家公司的股份，伯克希尔在GEICO的持股比例逐渐增加到50%左右。

　　到了1995年，巴菲特同意以23亿美元买下GEICO公司另一半的股份(1951年，GEICO公司的总市值不过只有700万美元)。巴菲特向股东解释出“天价”收购的理由之一是：“GEICO拥有两位相当优秀的经理人，一位是专门负责保险部门营运的托尼，一位是专门负责投资部门营运的辛普森。”

　　巴菲特对辛普森的投资天份评价极高：“从1980年的这段期间，GEICO的投资在辛普森的管理下，年度平均投资报酬率高达22.8%，同期标普只有15.7%。辛普森在GEICO所采取谨慎保守专注集中的投资方式与伯克希尔一致，有他在，对伯克希尔来说绝对有相当大的帮助，而他的存在同时也使得伯克希尔可以确保查理跟我本人万一要是有任何突发状况时，能够有一位杰出的专业人士立即接手我们的工作。”

　　这并非溢美之词，辛普森一直做得很出色。2003年2月巴菲特在给股东的信中还谈到，在几年乏善可陈的投资记录后，伯克希尔终于有了起色。但这不包括辛普森，因为他为GEICO公司管理的证券早已持续领先标普指数。

　　同样，GEICO公司也是巴菲特每年必须评点的“好学生”。GEICO仍保持了公司创始时的保险直销定位，该公司的竞争优势完全拜其超低成本的经营模式所赐。巴菲特的对此的介绍是：“低成本代表低售价，低售价自然能够吸引并留住优良的保险客户，而整个营业流程在满意的客户向他们的朋友推荐GEICO时划下完美的句点。靠着客户的推荐，GEICO每年至少因此增加100万张保单，占新接业务量的半数以上，也使得我们新接业务成本大幅下降，从而又进一步降低我们的成本。”面对2002年的GEICO业绩，巴菲特用略带夸张的口气说是仿佛在做梦，必须用手掐一下自己才能相信这是真的。

  
  
炉火纯青(5)

  
　　GEICO在1996年被巴菲特全面收购时，获取的保费是29亿美元，2002年这一数字上升到69亿美元，该公司的2002年税前承保利润达4.16亿美元，几乎是2001年2.21亿美元的两倍。比较有意思的是，GEICO的保险直销因特网业务前景也被看好，新业务2002年增长了75%。

　　可以说GEICO是巴菲特最为成功的投资。20年间，巴菲特在GEICO上的投资增值了50倍，平均每年从中赚取1.1亿美元，并且为巴菲特的其他投资提供了成本极其低廉的资本。如今，GEICO成为伯克希尔的全资子公司，是其下属最核心和盈利能力最强的企业之一。

　　《华盛顿邮报》

　　巴菲特与《华盛顿邮报》之间，可以说是有着“一生的情缘”。巴菲特早期的资本，大部分来源于为《华盛顿邮报》送报，而在他投资生涯高歌猛进的途中，再一次与它结下不解之缘。

　　《华盛顿邮报》创建于1877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曾经只是一家默默无闻的报纸。1933年，当凯瑟琳·格雷厄姆的父亲尤金·梅耶以82.5万美元的价格买下这家濒临破产的报纸时，它在一个拥有5家报纸的城市中排名最末。邮报曾经长期亏损，在尤金的带领下，经过近十年的努力，终于扭亏为盈。在尤金的女婿也就是凯瑟琳的丈夫菲利普·格雷厄姆的领导下，邮报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1963年，才华横溢的菲利普因为精神病自杀。“当我丈夫去世的时候，我面临三种选择，”她说，“我可以出售这家报社，我可以找个人替我管理报社，或者我自己去经营。但是，实际上我已经别无选择。我只能自己去经营……对于我来说，要放弃我的父亲和丈夫用心血和爱一手建造起来的一切，或者把它交给别人是不可思议的。”凯瑟琳于1963年接管了这家报纸的控制权。

　　《华盛顿邮报》名声大噪始于1971年公开发表五角大楼文件（有关越南战争的绝密文件）事件，以及1972年—1974年的水门事件丑闻的报道。

　　巴菲特认识华盛顿邮报的董事会主席凯瑟琳·格雷厄姆，并亲自参与了公司股票的上市，对股票业绩的不佳表现也深有感触，“我知道，《华盛顿邮报》肯定要超过《星报》，尽管不一定会取而代之，但肯定会超越它”。

　　巴菲特的这一投资，可以说是他一生中最有意义的投资，这是在他对媒体类股票，还没有什么兴趣的时候购买的股票，即使是在《华盛顿邮报》垄断了华盛顿特区的市场之后，他仍然持有着这些股票。《华盛顿邮报》股份公司在1971年公开上市。公司的B股普通股的发行价格为每股6.50美元，经过股票分拆之后现在已经上涨到每股550美元，年平均增长率大约为16%。

　　巴菲特对媒体类资产的兴趣，集中体现在他对《华盛顿邮报》公司股份的收购——他的兴趣不仅仅局限于追求未来的现金流量。他对这一行业的兴趣是毫无杂念的，他和很多高级记者成为亲密的朋友，他曾经说过，如果他没有选择商业的话，他很有可能会成为一名记者。

　　毕竟他的父母是在学校的报社相识的，而巴菲特本人也曾经是《华盛顿邮报》一名非常勤奋的报童。

　　到1973年，也就是1973年到1974年股票市场严重下跌的初期，《华盛顿邮报》公司的每股价格从最初的6.50美元的发行价格，经过后来股票分拆的调整后下降至每股4美元。巴菲特购买了价值1 062万美元的股票，占《华盛顿邮报》公司全部B股的12%，或者说全部股票总额的10%。从而在《华盛顿邮报》股份公司中成为格雷厄姆家族以外的第二大股东。

　　每股4美元的价格意味着，巴菲特在无债务的情况下，对企业价值进行估算时，大约8 000万美元的公司账面价值具有4亿美元的内在价值。到1981年，《华盛顿邮报》公司的市场资本总额为4亿美元。

　　巴菲特在1993年10月27日，对哥伦比亚商业学院学生发表的演讲中说：如果你问任何一个商业人士，他的财产价值是多少，他也许会告诉你是4亿美元或是类似的一个数字。即使是凌晨两点，你在太平洋的中心拍卖自己的这笔资产，你也不会缺少竞拍的客户，而且他们的出价也不会让你失望。而现在的情况则是，这笔资产正在被一些正直而有能力的企业家所经营着，他们又在其中占有着相当一部分资产份额。因此，这笔资产可以说是绝对安全的。即使是把自己的全部资产投入到其中，我也不会感到担心。一定不会担心。

  
  
炉火纯青(6)

  
　　《华盛顿邮报》公司在1973年的收入总额为2亿美元。当时它拥有的分支机构包括《华盛顿邮报》、《时代周刊》杂志、时代先驱者公司、4家电视台和一家专门提供大多数新闻印刷纸张的造纸公司。

　　根据市场经验分析，一家经营良好的报业公司的出售价格大约为公司年销售额的2.5倍。而《华盛顿邮报》公司的内在价值则是巴菲特出价的4倍。巴菲特曾经说过，他之所以愿意以如此之高的价格购买《华盛顿邮报》的原因在于，人们当时对于这个行业还没有什么热情。

　　在巴菲特进行收购之后的两年，公司的股票价格持续下降，巴菲特的投资总额也从1973年的1 000万美元下降到1974年底的800万美元。《华盛顿邮报》公司的股票价格在1976年一直低于巴菲特的收购价格。而现在，巴菲特对《华盛顿邮报》公司的投资价值总额超过了10亿美元。

　　巴菲特在完成了《华盛顿邮报》公司的投资之后，格雷厄姆女士仍然对这位购买了《华盛顿邮报》公司巨额股份的人心存疑虑，于是，巴菲特给她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坦诚地告诉格雷厄姆女士，自己不会危及她在公司中的地位，他很清楚格雷厄姆女士可以通过自己所持有A股股票控制着公司的主要经营。

　　凯瑟琳·格雷厄姆在《我的历史》一书中说，他们的第二次见面，是在洛杉矶《时代》周刊的办公室里。这次见面是在巴菲特收购《华盛顿邮报》的股份之后。巴菲特再一次向格雷厄姆女士表示，绝对不会干涉《华盛顿邮报》的内部事务，凯瑟琳·格雷厄姆邀请巴菲特到华盛顿共进晚餐，并参观一下《华盛顿邮报》公司。于是，巴菲特成了她的商业顾问。从此以后，他们之间建立了一种深厚的友谊和相互依赖的利益关系。

　　1974年，巴菲特被任命为《华盛顿邮报》公司的董事，并主持财务委员会的工作。不久，他提议回购《华盛顿邮报》公司的股票。

　　格雷厄姆女士后来曾经说：“和巴菲特在一起，你永远会感到愉快和有趣。”

　　这就是巴菲特的发明——股票回购——同时也是巴菲特的独到之处，充分体现在《华盛顿邮报》公司中。从1975年到1992年，《华盛顿邮报》公司一共回购了发行在外的43%的股票，平均回购成本为每股60美元。也就是说，公司只用相当于现值1/10的价格回购了超过40%的股份。到2000年为止，《华盛顿邮报》公司已经购回了一半的股票，这意味着所有公司股东拥有的股票价值是实际资产的二倍。

　　此外，巴菲特还建议应该把《华盛顿邮报》公司现有的养老金基金，从大银行转为由以价值增值为导向的基金管理人管理。在把基金转为有价值型管理者管理之后，尽管《华盛顿邮报》公司要求基金管理人至少把全部资金的25%用于债券投资，但是整个基金的投资回报率仍然非常可观。

　　巴菲特一直就职于《华盛顿邮报》公司的董事会，直到1986年伯克希尔以5.17亿美元帮助凯普城公司收购了美国广播公司之后，他才辞去这一职务。双方合并之后，成为新的传媒巨人凯普城/美国广播公司，巴菲特应邀成为新公司董事会的领导人。

　　所以，巴菲特不得不离开《华盛顿邮报》公司，因为按照联邦通讯委员会的规定，任何个人不得同时担任电视网（凯普城/美国广播公司）和有线电视网公司的董事。

　　在很久之后的1998年初，《华盛顿邮报》又成为第一个报道莱温斯基事件的报纸，《新闻周刊》的记者麦克尔·伊塞科夫是第一个报道莫尼卡·莱温斯基事件的记者。

　　虽然经历了一系列的熊市、水门事件丑闻和罢工等事件，但是巴菲特从来没有出售过《华盛顿邮报》的一张股票。正是由于巴菲特的这种耐心，使他得到了自己应该得到的收获。

　　对于巴菲特和伯克希尔的股东来说，20世纪80年代是一个收获的季节，因为巴菲特把自己最伟大的理论之一发挥到了极致：具有垄断性质的报纸是能够获得稳定利润的“收费桥梁”，那些广告商要通过这个桥梁就必须为此付费。巴菲特比其他投资者更早掌握了垄断和收费桥梁的概念，因而也比其他投资者获得了更为可观的利润。

  
  
炉火纯青(7)

  
　　在2000年11月10日《华盛顿邮报》公司的股东大会上，有人问唐纳德·格雷厄姆，《华盛顿邮报》公司在这几年中在哪些环节出现过问题，或是出现过纰漏。唐纳德的回答是很多，包括自己没有更早地购买有线电视业务、没有尽早收购微软和伯克希尔的股票。他说，如果《华盛顿邮报》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就买入伯克希尔股票的话，就可以完全“放弃现有的全部其他业务”而高枕无忧。

　　1973年，巴菲特用1 062万美元买下的华盛顿邮报公司的股票，2003年底，该公司股票的市值增加到13.67亿美元，30年间投资利润为12.80亿美元，投资收益率为128倍，这是巴菲特长期普通股投资中掘的第一桶金。

　　可口可乐

　　巴菲特童年时代的第一次商业冒险就是在5岁时买卖可口可乐，并且获得了20％的资本回报率，他的投资生涯可以说是从可口可乐开始的。目前为止，他投资的最大手笔也是可口可乐。他在伯克希尔1991年的年报中说：“三年前我们大笔买入可口可乐股票的时候，伯克希尔公司的净值大约是34亿美元，现在，我们持有的可口可乐股票的市值就超过这个数字。”1988年到1994年间，巴菲特对可口可乐公司的股票总共投资了12.99亿美元，2003年底巴菲特持有的可口可乐的股票市值已为101.50亿美元，十年间增长了681％，仅仅可口可乐这一只股票，就为巴菲特赚取了88.51亿美元，这是巴菲特成为世界第二首富的重要因素。

　　在巴菲特准备购买价值10亿美元的可口可乐股票，从而创下股票市场又一历史记录的前夕，他接到了可口可乐公司总裁唐·基奥的一个电话。唐·基奥回忆说：“我问他一切可好，我说'沃伦，你有没有买可口可乐股票？’”

　　“他满怀激情地做了肯定回答。”

　　“（自从1987年股灾之后）当股票市场从低谷开始回升时，一位来自中西部的不知姓名的证券经纪商开始了时不时地购买行动。1988年秋某一天，前任可口可乐公司主席罗伯托·高泽塔和基奥正在研究可口可乐公司股票走势，突然间，基奥恍然大悟。他告诉高泽塔说：'你知道吗，这个证券经纪商很可能就是沃伦·巴菲特。’”

　　“我们知道他对可口可乐公司一向都很感兴趣，”基奥又提及到，“1985年可口可乐公司推出樱桃可乐时，巴菲特成为美国樱桃可乐头号爱好者”。

　　“他确实清楚地了解我们。而且是一个极棒的董事会成员。他了解这个公司，了解公司的财务数据。他是一位既了解情况又在发挥积极作用的董事。他对全球注册商标的内在价值有着清晰而深刻的认识。”

　　1989年3月15日，道·琼斯新闻联线报导了一条简讯：伯克希尔公司购买了可口可乐公司6.3%的股份！由于可口可乐公司自身的股票回购，以及巴菲特在1994年中期的追加购买，当初那部分股份已占到整个可口可乐公司8%的股份。伯克希尔已经拥有可口可乐公司这家在全球市场产品分布最广的饮料公司的2亿股股票。

　　伯克希尔公司拥有的可口可乐股票总数是整个共同基金业所拥有的可口可乐股票总数的两倍还要多：2亿股与9千万股之比。可口可乐股票就是伯克希尔公司的圣水，巴菲特把由糖和咖啡因制成的可口可乐称为“神的饮品”。

　　自1987年股灾后，巴菲特一直倡导要做自己能力范围之内的事，而当时的可口可乐公司正处在巴菲特“能力范围”中心的一个最佳位置，就像打高尔夫一般，这家公司恰位于“这个中心上方的两英寸之处”。巴菲特振臂一挥，轻松完成了500英尺垒球的本垒打。

　　这是由一个“体重300亿磅的巨人”所作的一笔大赌注，这是一个国王的投资。

　　巴菲特购买可口可乐股票，这对伯克希尔公司和可口可乐公司来说，都意味着一个以永恒价值为投资理念的新纪元的开始，这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新纪元。巴菲特做出了他有史以来最大的一笔投资，在伯克希尔公司很长一段时期——从每年9月份直到次年3月份开始公布年度收益和年度报告为止——没有发表报告的期间，此事轰动一时。

  
  
炉火纯青(8)

  
　　在1988年末和1989年初，巴菲特花了几个月的时间秘密下达买入指令，在完成了对可口可乐公司10亿多美元的巨额投资之后，这就是一种“无法抵抗的感觉”。

　　巴菲特的投资，这个“真正的事情”，使他成为可口可乐公司最大的股东。他走进了董事会，与前美国参议员山姆·南恩、娱乐业投资大亨赫伯特·阿伦和棒球俱乐部前部长彼特·尤伯罗斯以及其他一些人共同在董事会任职。

　　在1997年可口可乐公司的年度报告中，可口可乐公司前主席道格拉斯·伊维斯特写道：“可口可乐公司的创业者们决不会想到它会有今天的成绩，你读到这份报告的时候，你的可口可乐公司已经取得了一个里程碑式的发展：公司的可口可乐产品以及其他产品每天的销售已愈10亿罐。第一个价值10亿美元的可口可乐饮料，我们花了22年的时间才卖出。如今，我们1天就能卖出10亿罐饮料。这相当于全球饮料市场日消费量的2%。”

　　巴菲特曾经说：“我希望我们再多买一些。”这让人想起了一句不知出自何处的幽默：“生活中有许多事情要比拥有一些钱更重要，其中的一件事情就是要拥有很多钱。”

　　如今，可口可乐公司每天向全世界60亿人出售10亿多罐的可口可乐。伯克希尔公司拥有的8%股份使它在当前10亿罐的销售份额中可以分得1亿罐。

　　也许，巴菲特对这家世界上最大软饮料生产商的兴趣，在伯克希尔公司1985年的年度报告中有一个很好的诠释：“对另一种软饮料（百事可乐）拥护了48年之后”，他开始青睐樱桃可乐，他甚至将樱桃可乐指定为伯克希尔公司股东年会的“正式饮料”。这应当作为一只特殊股提交给伯克希尔公司的股东考虑。

　　用巴菲特的话说，早先当唐·基奥送给我一份樱桃可乐样品的配方时，我就喜爱上了它，我给他回信说，他可以省下用于试销的钱，将其中一小部分给我，这肯定会大获全胜。

　　1984年后期，可口可乐公司试销樱桃可乐时，唐·基奥寄给巴菲特一箱新的饮料。

　　后来，巴菲特告诉《福布斯》杂志说，他购买可口可乐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在这个大众口味日趋相同的世界里，可口可乐的股票价格并没有表现出在国际市场中的绝对增长。一个多世纪以来，世界范围内可口可乐员工们将1盎司的可口可乐糖浆兑入6.5盎司的碳化水，没有哪种产品有这样的普及。

　　目前，“可口可乐”已成为世界上被广泛认同、最受尊重的品牌。刊登在《金融世界》（1996年7月8日）里的一个故事这样说：据估计，仅可口可乐品牌名称这一项就价值430多亿美元。

　　可口可乐公司向全球近200个国家约1 000家加盟者提供其糖浆和浓缩液，而这200个国家代表了126种语言，同时也销售其他230种品牌的饮料。在大多数国家中，可口可乐很少有对手。

　　可口可乐股票仍然是伯克希尔公司最大的投资品种。在可口可乐的世界里，太阳永远不会落下。巴菲特投资于可口可乐公司是他的一个重大举措，而在许多国家，可口可乐几乎就是美国的代名词。

　　巴菲特说：“你的一生能有一个好点子就已经很幸运了，而这基本上就是世界最大的一笔业务。可口可乐拥有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品牌，价格公道，深受欢迎——在各个国家，它的人均销售量每年都在增加，没有哪一种产品能像它这样。”

　　巴菲特首次投资于生产罐装饮品的可口可乐公司就达到10.239 2亿美元。用这笔钱，他购买了可口可乐公司2 335万股股份，由于1990年的股票分拆为2:1，因此，伯克希尔公司得到了4 670万股股份。到了1992年再按照2:1的比例进行股票分拆，它又得到9 340万股股份。1994年中期，巴菲特又再次投资购买这家公司股票，使得伯克希尔公司所持有的可口可乐股份愈1亿股。这是一笔非常可观的财富。正如我们前面提到的，这一数字通过在1996年的2:1比例分股，已经达到2亿股份。

  
  
炉火纯青(9)

  
　　在伯克希尔公司宣布投资可口可乐公司的第二天，巴菲特告诉《华尔街日报》记者迈克尔·麦卡锡，购买可口可乐公司的股份是“将理论付诸行动的最好表现”。

　　巴菲特告诉他：“可口可乐公司正是我所喜欢的那种公司，我喜欢我能理解的产品。”他又进一步说：“近年来，我对他们高层的管理决策以及战略重点越来越了如指掌。”

　　真正让巴菲特眼前一亮，并对可口可乐感兴趣的是可口可乐这一世界最响亮的品牌名称。在可口可乐公司的资产负债表上，可口可乐的品牌价值未做任何记录，然而，这家公司拥有国际性的利润增长潜力和全球性的有效广告优势。巴菲特发现了——如人们所看到的——一个在世界范围内都刀枪不入的品牌。

　　这里还有一些令人震惊的数据资料，依旧是记载于1989年可口可乐公司的年度报告中：“在20世纪20年代，可口可乐公司开始转型，变成了一家全球性的企业。60多年来，我们已经建立起很多的商业关系，投入了大量资金，今天，我们公司的重置成本高达   1 000多亿美元。”

　　1 000多亿美元呀！

　　假设你想进军软饮料行业，同可口可乐公司抗衡，你绝对不会挣到1 000多亿美元的。巴菲特也不能。

　　谈到1 000多亿美元，巴菲特说：“如果你想出1 000亿美元让我买下可口可乐公司在全球的领导权，我会把钱还给你，告诉你说这不行。”

　　可口可乐公司1995年的年度报告中有这样一句话：“如果你的公司彻底倒闭，我们只需依据我们产品商标的力量毫不犹豫地借钱重建它。”

　　任何一个品牌都会受到竞争的影响。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和国际商用机器公司也是如此。曾有一小撮的日本公司狠狠地将了美国通用公司一军，也有数不清的公司在破坏着国际商用机器公司。20世纪90年代，可口可乐公司业绩虽然增长缓慢。但是，如果世界上还有一家长盛不衰的企业，那它一定是可口可乐公司。在伯克希尔公司1990年的年度报告中，巴菲特说，他视可口可乐公司为“世界上最有价值的商号”，这一点你不会感到奇怪。

　　巴菲特购买可口可乐公司的股份时，它的市场价格只是其每股收益的12倍。

　　巴菲特给出了一些购买可口可乐公司股份的理由，其他人又做了一些补充，归结起来大概会有一大堆的理由。

　　他说：“这就像是娶一个姑娘，是因为她的眼睛，或者是她的气质，还是其他一些不可分开的特质？”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会认识到，真正的爱情考验是“我是否介意在经济上被这个人打垮”？

　　巴菲特追求可口可乐时，他就是这样不声不响、默默无闻地去做。几个月来，他一直和电话另一端的三位经纪人保持电话联系，而他们正在收购所有能找到的可口可乐股票。

　　1989年4月，伯克希尔公司的股东年会结束后，巴菲特来到博希姆珠宝店，在这里他见到了他的股东们。他刚买下可口可乐公司10亿美元的股份，有人问他会不会长期持有，因为在年度报告中没有提到这一点。

　　巴菲特说：“我还不想这么快就将它列入那份名单。”但是相信时间不会太长，他就会把它称为一个永久持有的投资品种。毫无疑问，对伯克希尔公司来说，它正向着永久持有的方向发展。

　　可口可乐公司1999年股东年会结束后，伊维斯特和巴菲特都留下了亲笔签名，有人问巴菲特，他是否对可口可乐公司的投资感到满意，他说：“从现在起，我们将用10年、20年、30年的时间持有它。”

  
  
回馈社会(1)

  
　　2006年6月25日，巴菲特再一次成为世界的焦点，这一次不是因为他赚了多钱，而是因为他如何处置他辛辛苦苦赚的钱。巴菲特在美国《财富》杂志上宣布，他将把自己440亿美元财产中的85%捐献给5家慈善机构。巴菲特的这一慷慨举措将使他成为世界上捐出财富最多的慈善家。从7月份开始，巴菲特将逐年把自己公司的股票投向5个基金会。其中相当于捐献总数5/6的财富都将投向比尔·盖茨所创的“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以当时的价格来估算，他捐出去的股票价格将高达370亿美元。其中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获赠达310亿美元。比尔·盖茨在一份声明中称，他和妻子都为巴菲特的捐赠决定“激动得颤抖”。

　　“如果你是世界第二号富人，那么，在这个星球上，看护你辛辛苦苦挣来的310亿美元财产的唯一理想的人选，莫过于那位事实证明比你还会挣钱的人。”

　　这是世界第二大富翁巴菲特宣布把自己大部分财产310亿美元捐赠给盖茨基金会时，《经济学人》杂志戏剧性的评论。

　　“慈善事业的反馈非常缓慢，这让我很烦心。我不得不与许多我不想打交道的人打很多交道，不得不倾听超出我承受程度的意见。”巴菲特告诉《财富》的首席编辑、他的老友兼苏珊·汤普森·巴菲特基金会的董事会成员卡罗·卢米斯。

　　“苏珊和我从未想过应把巨额财产传给子女。”巴菲特说。他称他计划在死后把剩余的股份也捐出，但仍有“相当一笔财产”留给亲近的人。“我们的孩子在成长情况和接受教育方面很棒，包括他们的家教——我要说，用钱'浇灌’他们是不恰当和不理智的。”

　　巴菲特曾多次表露过散财行善的愿望，但暗示时间会定在去世后。他说，选择提前行动与妻子的去世有关。

　　“我们原本以为她会继承我在公司的股份，并成为将我们的财富回报社会的见证人。”巴菲特回忆说。没想到，他的妻子苏珊2005年7月中风去世，时年72岁。此前，两人虽不住在一起，但关系亲密，而且苏珊一直希望能加快捐资行善的速度。妻子去世后，巴菲特已把妻子生前持有的价值25亿美元的股票全部捐给了慈善基金会。

　　巴菲特的捐赠，在美国乃至全世界引起了一股向慈善事业的捐赠之风，如美国现任财政部长、高盛前总裁保尔森，宣布向慈善机构捐出8亿多美元。

　　“我相信，肯定会有许多人效仿巴菲特。”经验丰富的慈善家大卫·洛克菲勒说，“很多人一直在思考该如何处置个人财富，现在他们至少可以考虑生前就将财产捐赠出去。”这位91岁高龄的前美国大通银行董事会主席表示，“在生前就把财产捐赠出去，而且还交给其他人打理的方式，对我来说是一种很好的启发。”

　　“过去，对于慈善事业，我一直是亲历亲为，但巴菲特启发了我，我以前的捐赠可能并非最恰当的做法。”洛克菲勒表示。他的看法也得到了不少基金经理和捐赠顾问业人士的赞同。“这至少代表了一种非常明显的变化，那就是，人们开始重新思考传承财富的方式了。”休斯敦财产捐赠顾问公司的一位经理说，巴菲特的捐赠举动，开启了一种新的捐赠模式——“共同合作慈善事业”。

　　什么是“共同合作慈善事业”呢？按照这位顾问的解释，就是在未来的慈善事业中，可能会越来越多地出现这样一种现象：某些私交颇好的富人家庭通过强强联合的方式来处理他们的财产捐赠，其中一方提供慈善管理专长，有效地管理和发放慈善基金，另一方则提供资金捐赠，就像巴菲特把他的巨额财产捐给盖茨基金一样。

　　巴菲特的捐赠，体现了对慈善事业的理性精神和道义原则的理解，这就是：富翁并不把法律上的正当所得看作自己的财产。这一财产属于社会，他们只不过是这笔财产的信托人而已。所以，慈善捐赠是拿着属于社会的钱，为社会的利益而投资。不为社会看好这笔钱是渎职，拿这笔钱来沽名钓誉是犯罪！

  
  
回馈社会(2)

  
　　让我们对这位世界上最伟大的投资家，也是最伟大的慈善家表示敬意！

  
  
附：巴菲特的投资原则

  
　　1 谨慎地选择股票

　　在买进一家公司的股票以前，要尽可能地搜集一切与这家公司相关的信息，对公司的财务状况、生产经营状况和管理层的风格等方面都要有深入的了解，经过认真细致的分析之后再决定是否买进。

　　2 宁要模糊的正确，不要精确的错误

　　集中精力分析公司的长期发展前景，把握长远趋势，不要陷入数字分析的泥潭，在股票价格的短期波动和复杂的财务报表中间迷失方向。

　　3 集中投资于几家公司的股票

　　通过谨慎细致的分析，集中投资于自己最有把握的几只股票，这是跑赢大市的唯一方法。投资过分分散只会降低投资收益。

　　4 长期持有

　　如果一只股票不值得你持有20年，那么也就不值得你持有20分钟。时间是优秀企业的朋友，通过分享公司年复一年的利润增长来赚取投资收益，避免频繁买卖的巨大手续费和税收支出，可以获得稳定而丰厚的回报。

  
  
第一理财师

  
　　彼得·林奇  第一理财师

　　在人们的眼中，他就是财富的化身，他说的话是所有股民的宝典，他手上的基金是有史以来最赚钱的。1977年，他执掌麦哲伦基金的时候，麦哲伦基金只有不到区区2 000万美元，是一只毫不起眼的小基金。1990年，他离开麦哲伦基金的时候，基金资产已经超过140亿美元，成为当时全球最大的基金，其投资绩效也是名列第一，13年间平均复利报酬率达29％。如果你在1977年投资100美元于该基金，在1990年取出，13年时间已变为2 800美元，增值28倍。他是当之无愧的第一理财师。

　　这个“股票天使”就是彼得·林奇——历史上最伟大的投资人之一，《时代》杂志评价他为首席基金经理。他凭借其杰出的投资才能，创造出令华尔街惊叹的投资业绩。他对共同基金的贡献，就像是乔丹之于篮球，邓肯之于现代舞蹈。他不是人们日常认识中的那种唯利是图的商人，他把整个比赛提升到一个新的境界，他让投资变成了一种艺术，而且紧紧地抓住全国每一个投资人和储蓄者的注意力。当然，他也在这场比赛中获得了极大的名誉和财富。

  
  
一名高尔夫球童的成长(1)

  
　　1944年1月19日，彼得·林奇出生于波士顿一个具有爱尔兰血统的中产阶级家庭。他的父亲曾经是个数学教授，后来成为约翰·汉考克公司的高级财务审计师。

　　在美国，中产阶级的家庭一般来说是富足的，拥有郊外的独立别墅和中高级轿车，也足以让自己的孩子在衣食无忧的情况下度过快乐的童年，并接受大学教育。他们的孩子大多也会成为白领阶层。

　　彼得·林奇的父亲和其他所有的中产阶级人士一样，过着悠闲富足的生活，当时在美国同现在一样，中产阶级以上的人士最热衷于高尔夫球运动。

　　彼得·林奇童年时就是一个聪明而又顽皮的小子，在随父亲去布雷·伯雷玩耍的日子里，高尔夫球运动是他最早精通的一门技艺，当时他和父亲绝不会想到，这将是11岁的彼得·林奇最早赚钱谋生的手段。

　　彼得·林奇的母亲是那种20世纪50年代典型的中产阶级妇女，受过中等教育，因丈夫能够赚钱而呆在家里做一个相夫教子的贤妻良母，不过她在彼得·林奇成长的过程中并未起到多大的作用。彼得·林奇的所有爱好和性格的形成都与高尔夫球有关。

　　10岁以前的彼得·林奇对股票知之甚少，他对高尔夫球场上那些时常谈论股市情况的人，并未有多大兴趣，他所有的兴趣还在绿色的高尔夫球场地，高高挥起的球杆和在空中飞翔的小白球。

　　彼得·林奇在社区的一所著名的私立学校接受了初级教育，他聪明的天分使他的学习成绩一直是班级里的佼佼者，但他仍然盼望周末和假期的到来，那样他就可以同父亲一起在高尔夫球场上度过快乐的一天。

　　10岁那年，彼得·林奇无忧无虑的童年生活结束了，父亲经诊断确认，患上了晚期癌症。这场变故来得十分的突然，家中的经济状况马上陷入了危机。他们这个家庭，父亲是唯一挣钱的人，父亲不能工作后，家中很快就一贫如洗。最后，彼得·林奇的父亲没能等到彼得·林奇11岁的生日就永远地离开了他们，一个中产阶级的家庭也就此破落了。

　　失去父亲，对彼得·林奇来说是人生的第一次打击。母亲不得不外出工作，在当时那个时代，妇女外出工作不会有很高的酬劳的。母亲辛勤工作的收人难以维持一个家庭所必须的开销。而且受过中等教育的母亲为了儿子的前途，坚决不让彼得·林奇辍学，还要让他上最好的学校。

　　彼得·林奇和他的母亲都是坚强的人，他们承受住了这次打击，为了减轻母亲的经济压力，彼得·林奇决定去找个半天的工作，以帮助家里度过难关。

　　但11岁的彼得·林奇又能干什么呢？谁又会为一个11岁的儿童付钱雇佣他？

　　彼得·林奇想到了布雷·伯雷高尔夫球场。

　　他想到了那些和他年龄一般大的球童。

　　彼得·林奇找了布雷·伯雷高尔夫球俱乐部的经理，俱乐部的经理以前自然认识彼得·林奇的父亲，他很同情彼得·林奇幼年丧父的遭遇。

　　1955年，事隔半年之后，彼得·林奇重又回到了高尔夫球场。不过这一次，他已不是跟在父亲屁股后面的小球童了。而是一个为以前同父亲那样的人服务的小球童小雇员了。这种工作对于一个熟知高尔夫球规则的11岁儿童来说是再理想不过的了。

　　彼得·林奇自己算过，帮人拾球一个下午比早上六点钟把报纸送到人家门前草坪上的报童一周挣的钱还多，而且更妙的是，有时彼得·林奇一个下午的收人，超过了母亲一个星期辛勤工作的收入。

　　在布雷·伯雷高尔夫球俱乐部有一位常客，他叫乔治·沙利文，是富达公司旗下的麦哲伦基金的经理。

　　“小孩，我以前见过你？”他在第一次看见彼得·林奇这个球童时，这样问彼得·林奇。

　　“是的。”

　　“对了，你叫什么名字？”

　　“彼得·林奇。”

　　彼得·林奇彬彬有礼的回答令乔治·沙利文很是喜爱。高尔夫球场上的球童大多是些家庭贫困而不得不出来打工的儿童，没有受过太好的教育。而彼得·林奇不一样，他在一个中产阶级家庭里长大，就读于波士顿地区比较著名的有教养的儿童学校。所以尽管他现在沦为打工者，仍然显得与众不同。

  
  
一名高尔夫球童的成长(2)

  
　　“哦！彼得，你以前可不是在这儿拾球的。”

　　乔治·沙利文先生可能并不认识彼得·林奇的父亲，因为他们不是一个社交圈子里的人。但他似乎认得彼得·林奇常随父亲到高尔夫球场上玩球。这家俱乐部离彼得·林奇的家很近，彼得·林奇就有时常到高尔夫球场上的机会。

　　“是的。”彼得·林奇仍然不卑不亢地回答。

　　乔治·沙利文先生是一个何等精明的人，他虽然并不了解彼得·林奇家庭的变故，但仍然可以估计到个大概。在美国，一个家庭的兴盛和衰落是司空见惯的事。亿万富翁尚且如此，何况一个普通的中产阶级家庭。

　　乔治·沙利文先生没有继续问下去，他知道这个小球童肯定有着一段悲惨的经历，但他很喜欢彼得·林奇的聪明和这种在逆境中能够坦然面对的态度。

　　“你跟着我吧！替我背球杆。”

　　于是，彼得·林奇几乎成了乔治·沙利文先生的专职球童。只要他到高尔夫球场，陪伴他的球童总是彼得·林奇。乔治·沙利文也许最初更多的是出于同情，每每叫彼得·林奇跟在他身边。当然他付小费时也并不比付给其他球童的更多。乔治·沙利文先生有典型的美国作风，他不会因同情而施舍自己的钞票，所以尽管他很喜欢彼得·林奇，但并不想让自己的同情使彼得·林奇感到羞耻。

　　这就是美国人对金钱的态度。乔治·沙利文先生不会多给也不会少给，这是对彼得·林奇人格上的尊重。

　　很多人可能没有注意到这个11岁的球童，而乔治·沙利文先生却注意到了。所以，每当彼得·林奇随球手们打完一轮球，就可以得到一堂有关股票问题的免费教育，虽然很累，却又非常值得。后来林奇说：“如果你想接受有关股票问题的教育，高尔夫球场是通晓有关股票交易知识的场所，因此也是交易所以外的最佳场所。”

　　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美国，人们对股票业并不很信任，虽然股市上涨了三四倍，但人们仍然视股票市场如同赌场。在彼得·林奇的家族谱系中，唯一买过股票的是他的外祖父吉恩·格里芬。

　　在当时的美国，像彼得·林奇外祖父这样保守的股票投资者比比皆是。股票赔钱是那一时期的美国人心目中的普遍看法。由此可见，在当时的世界，股票虽有了几百年的历史，但在人们心目中仍然没有一个好的形象，人们对股票的看法还处在个无知的偏见之中。

　　但幼小的彼得·林奇却在高尔夫球场上慢慢转变了自己的看法。

　　彼得·林奇依靠在高尔夫球场上赚得的钱读完了小学和中学，进入了著名的波士顿学院。

　　当然，这个时候的彼得·林奇仍然不富裕，他全靠当球童挣的钱和奖学金来支付学费。当球童的小费似乎还相当可观，所以尽管彼得·林奇已在波士顿学院就读，成了一名大学生。但他并没有放弃在高尔夫球场的工作。

　　彼得·林奇在波士顿学院并未选修有关自然科学、数学和财会等从商应当学的正规课程，他更喜欢学些社会科学，主要有历史、心理学和政治学，还有玄学、认识论、逻辑、宗教和古希腊哲学。

　　这是一种奇怪的作法，但彼得·林奇就是一个爱超越常规的人。乔治·沙利文先生对彼得·林奇的选择也很不以为然。他和林奇一直保持着良好的私人关系。

　　沙利文先生知道林奇的志向是做一名金融管理者，但从商在传统上必修的一些课程彼得·林奇都没有选修，这样做使沙利文先生感到大惑不解。

　　“彼得，你不是向往成为一名商人吗？可你所选修的课程实在不怎么样。”

　　彼得·林奇却有他自己的见解，“沙利文先生，历史和哲学显然比统计学和数学更有用，因为股票投资是一门艺术，而不是一门科学。”

　　“好小子，你怎么会有这样离奇的想法？”

　　“我想，这就是我对股票的理解。”

　　“你不觉得你的理解多么与众不同，这样下去，你也许会成为一名人文科学家，而不会成为一名金融专家。”“不，我将是最出色的金融专家。”彼得·林奇仍固执地说，他坚信自己的见解。

  
  
一名高尔夫球童的成长(3)

  
　　乔治·沙利文先生无可奈何，彼得·林奇的固执使他不快，也使他有些欣慰。美国人就是欣赏那些有不同见解的人，但沙利文先生却并不敢肯定彼得·林奇将来会成为一名金融专家。

　　不过，他的看法随着时间的改变而改变了，因为1977年在他退休之时，正是他大力举荐彼得·林奇接替自己出任麦哲伦基金经理一职。但在1962年，乔治·沙利文先生并没有这个想法，主要钻研人文课程的彼得·林奇并不是他心目中合格的金融专家人选。

　　1963年，也就是彼得·林奇进人波士顿学院的第二年。将近20岁的彼得·林奇决定开始自己的第一次股票投资。

　　当时彼得·林奇有1 250美元，这是一生中第一次拥有的一笔大钱，这笔钱是靠他自己在高尔失球场上打工得来的。是他用自己的辛勤劳动得来的报酬，而不是任何人的恩惠和赠予。彼得·林奇在决定买什么股票之时，并未依赖于他从高尔夫球场上得来的各种消息。虽然依靠这些消息他可以轻而易举地使自己赚上一笔。

　　但彼得·林奇的目标绝不是仅仅为了赚笔小钱。他要检验自己对股票的独立思考所得出的见解是否正确。

　　当时，彼得·林奇看到一篇关于空运业前途广阔的文章。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飞机行业取得了飞速的进展，人们已逐渐认识到了飞机的巨大商业价值。可在当时，由于飞机小，安全性能差，费用也很高昂，飞机的巨大商业价值还只存在于可能的阶段，仍属高风险产业，投资者并不轻易用他们的钞票去购买航空公司的股票。

　　但彼得·林奇却按照他“按错误的前提所作的固执研究”决定购买飞虎航空公司的股票。当时的价格是每股7美元。林奇从那篇文章中看到飞虎航空公司是一家空运公司。然而，这项投资并没有很快给彼得·林奇带来回报。有两天的时间，飞虎航空公司的股票一直在7美元附近上下波动，理想中的广阔前景并没有能很快到来。

　　彼得·林奇几乎怀疑自己理论的错误。

　　美国的经济是典型的战时经济，美国在20世纪大发战争财，没有了战争，就没有美国的经济繁荣。在20世纪60年代初，美国经济曾步入短暂的萧条之中。美国介入越战又似一颗强心针，使美国的经济又呈现出繁荣景象。

　　在临近美国介入越战之前，种种透露出来的迹象已使美国股市开始了攀升。彼得·林奇所购买的飞虎航空公司的股票价格也上涨了5倍。彼得·林奇第一次投资股票就大获全胜。

　　彼得·林奇从波士顿学院毕业后，又考上了沃顿商学院的研究生。同时也由于年岁的增大，他不可能再去布雷·伯雷高尔夫球俱乐部当球童了。

　　第一笔股票生意的成功坚定了彼得·林奇的信心。他坚信在自己的身边无时无刻不存在“大的聚财物”，只要有其一，就会有更多的成功在随后出现。

　　麦哲伦基金经理乔治·沙利文先生显然没有忘记彼得·林奇，在彼得·林奇成为波士顿学院的高年级学生后，有一天在高尔夫球场上他与彼得·林奇进行了这样一番交流。

　　“彼得，”他总是这样直呼林奇的名，“你已经不再适合在高尔夫球场上当球童了。”

　　“不，我还想靠在这儿的收入使我去念研究生呢？”彼得·林奇并不想放弃这个为他的成长提供经济保证的职位。沙利文先生笑着说：“好小子，你就别担心你的学费了，我已替你找到另一份工作。”

　　“什么工作？”林奇惊奇地问。

　　“这家公司非常出色，它是纽约帆船俱乐部，奥吉斯塔全国公司、卡内基大厦和肯德基董事会的成员，在美国进行着发行共同基金的工作，卓有成效并且非常出色，它是各投资公司的圣殿，像中世纪的修道院被修士们敬仰那样受到人们的尊重……”

　　“你没开玩笑吧！沙利文先生，你是说富达公司？”彼得·林奇又惊又疑。

　　“你看我是在跟你开玩笑吗？”沙利文先生正色说，“我们公司像你一样出色，或者说你像富达公司一样出色，富达公司将会有个好雇员，你也将受雇于一家很棒的公司。”

  
  
一名高尔夫球童的成长(4)

  
　　“谢谢你，沙利文先生，”彼得·林奇的高兴是无法用言语表达的，多年以来，乔治·沙利文先生就像他的父亲一样无时无刻地在关照着他。

　　当然，由于家庭的状况，彼得·林奇很想马上就能工作挣钱，但他更大的愿望却是接受更高的教育，那样才能赚到大钱。

　　“可是，沙利文先生，我很想读完研究生。”彼得·林奇虽然对能到富达公司感到高兴，但并不想因此而改变自己的初衷。

　　“你放心！你应该而且能够念完研究生，照我的想法，你应该再去哈佛大学念到MBA，你知道，在华尔街风光的人物大都是哈佛大学毕业的，没有MBA这块金招牌，任何人都别想顺利地在华尔街站住脚。你在书本上已学到不少东西了，但更应该在实际工作中得到锻炼。所以，我的想法是，你可以在暑假期间到富达公司工作。”

　　彼得·林奇在富达公司开始了他的股票投资工作，并在富达旗下的麦哲伦基金度过了他最富传奇色彩的投资生涯。

　　林奇在富达公司最初的工作与他后来的经历相比，实在是微不足道，但他同样干得十分出色。作为一名富达公司的暑期实习生，彼得·林奇并没有从事企业财务或会计工作的经验，所以就被分派作企业调研和撰写调研报告的工作。即便作为一名实习生，彼得·林奇所做的工作仍然和正式的调研人员所作的工作是一样的，他所作的调研报告同样会送到麦哲伦基金的经理乔治·沙利文的办公桌上。

　　林奇所学的专业似乎并不是从事这种研究工作所必须的专业，因为一个文科生从事股票行情分析的工作是很罕见的，彼得·林奇能够打破世俗成见获得这一职位，当然与他和公司经理沙利文的个人关系有关。从另一角度说，沙利文先生对彼得·林奇的股票行情独到的分析方法也十分感兴趣。彼得·林奇最初是怀着对这一行业的神秘感进入麦哲伦基金的，在他的心目中，股票投资行业是个“过去令人生畏的行业”，但他很快就打破了这种神秘感，不但应付自如，而且逐渐完善了自己独立的见解。

　　在短短的暑期实践中，彼得·林奇完成了对索格造纸公司和国际教科书公司的调查报告，他通过自己的实地调查，将这两个公司的情况掌握得细致而又准确。

　　乔治·沙利文先生很欣赏彼得·林奇这种脚踏实地的工作作风。在当时，许多调查人员都满足于纸上谈兵，坐在办公室通过资料和传闻来完成他们的调查报告，这种文本主义的官僚作风，使这些调查报告的可信性度十分可疑。麦哲伦基金的许多调研人员也是这种作风，公司也因此经常根据这些不可信的材料做出决策而造成损失。

　　彼得·林奇的调研报告却与之相反，公司据此做出的决策都使公司获得了利益。乔治·沙利文经理看到这个结果不禁心花怒放。

　　“我不会看错人的，不会。”

　　1966年9月，彼得·林奇离开富达公司回到沃顿商学院继续他的研究生学习。此时的他已经不是从前那个循规蹈矩的好学生了，由于暑期的实践，使他更为深入地了解到股票市场的内在规律，大学教授教给他的理论在面对现实时似乎显得毫无用处。

　　“是自己错了，还是教授们错了？”

　　彼得·林奇常常这样问自己。从纯粹的学术观点看，传统的理论无懈可击，可为什么又与实践相去甚远。那么是自己错了？可是他亲眼目睹的事实却不能使他违心地相信谎言。用什么方法才能告诉人们真相呢？人们会相信他这个22岁的、研究生都还没毕业的毛头小子的话吗？有谁会认真地倾听他的见解？

　　彼得·林奇觉得大学教科书中那些帮助人们在投资上获得成功的理论似乎只会使人失败。理论中所讲的一切，丝毫无助于奇特对市场涨落的判断，那么这种通常认为是“合理性”的理论的可信性就令人怀疑。

　　尽管彼得·林奇已经厌倦了教授们的空洞说教，以至很想放弃在沃顿商学院未完的学业。但未婚妻卡罗琳和乔治·沙利文先生仍然支持他完成学业。因为要最终跻身华尔街，没有名牌大学的文凭将会非常困难。

  
  
一名高尔夫球童的成长(5)

  
　　美国人的成功模式通常是这样的：

　　名牌大学毕业+自我奋斗+机遇＝成功。

　　获得名牌大学的毕业证书是走向成功的捷径，就像中国古代的科举之路一样。没有名牌大学的毕业证书，一个人要想在美国获得成功将是非常困难的事，至少他得多付出十倍的努力。彼得·林奇十分讨厌股票市场上的理论家和预言家，对他们的一切言论都非常反感。可惜却有许多无知的人，盲从于他们的言论，使他们俨然成为某种权威的化身。

　　彼得·林奇非常欣赏沃伦·巴菲特的观点，巴菲特是华尔街股市中叱咤风云的高手。他认为：“对我来说股市是根本不存在的。要说其存在，那也只是一个让某些人出丑的地方。”沃伦·巴菲特所说的某些人就包括那些拙劣的理论家和预言家，他认为股市是让这些道貌岸然、高谈阔论的家伙身败名裂的好地方，这些人总是用他们的无知在骗取股票投资人的美元，他们用自己的谎言果腹。

　　1967年，彼得·林奇以优异的成绩从沃顿商学院研究生毕业了。乔治·沙利文经理几乎是张开双臂欢迎彼得·林奇正式成为麦哲伦基金的雇员。

　　彼得·林奇在读研究生时的经济来源，一方面来自于他暑假在麦哲伦基金打工挣的钱；另一方面则来自于他慢慢出售的手中已获厚利的股票收入。能够依靠自己的智慧和辛勤工作读完研究生课程，这在当时是不多见的。

　　在毕业的那一刻，彼得·林奇向他热恋多年的女友卡罗琳求了婚。卡罗琳答应了，于是他们定了婚，这是彼得·林奇一生中最高兴的一刻。

　　彼得·林奇有着传统的家庭观念，他需要有一个幸福的家庭，而且他也认为，成家立业是人生必备的阶段：一个男人要走向成功，家庭是他必须坚守的领土。

　　一个人可以放弃一切，但唯一不能放弃的是他的家庭。商场上的搏杀虽然吸引着每一个男人，但家庭仍是他必须依靠的港湾。他会在那里养精蓄锐，也可以在那里享受到真正的人生乐趣。

　　1965年美国介入越战之后，随即深陷于那片热带丛林之中，战争旷日持久，似乎永远也看不到胜利的那一天。美国又在错误的时间或地点参加了一场错误的战争。

　　美国被动员起来了。彼得·林奇自然也不能逃过服兵役。他被作为炮兵中尉派往韩国。

　　在此期间发生的一件事却使身在国外的彼得·林奇遭受了他投资股票的第一次损失。当时华尔街发生了一次挤兑事件，使大多数的股票都惨遭下跌的命运。由于彼得·林奇远在国外，华尔街所发生的事件传到他那里时，已经很晚了，所以他在股票上的投资遭到了损失。

　　1968年5月11日，彼得·林奇与相恋多年的女友卡罗琳终成眷属。婚礼上的来宾大半都是纽约金融界的知名人士，乔治·沙利文就像是自己儿子结婚一样张罗着一切，这使彼得·林奇少了许多麻烦事。

　　1969年，彼得·林奇服完了他两年兵役的最后一天。乔治·沙利文先生仍用自己宽阔的胸怀拥抱了彼得·林奇。富达重新雇佣彼得·林奇为长期雇员，他仍是公司的调研人员。

　　彼得·林奇在这段时间内所作的工作主要就是对股票市场作调研工作，他依靠自己独特的见解很快成为一名享誉华尔街的金融专家。

　　1974年，彼得·林奇因其出色的工作成绩被富达公司提升为研究部主任。这一次，华尔街股市由于受到美国停止介入越南战争的影响而大跌，在彼得·林奇出任研究部干了三个月之内，道·琼斯工业指数下跌了250点。这件事再次印证了彼得·林奇的话——“每当我被提升，股市就看跌”这一奇妙的现象。

　　1977年5月31日，在加入富达公司8年之后，年仅33岁的彼得·林奇，由于工作出色，被任命为富达旗下的麦哲伦基金的经理。这是一个升迁，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一方面，林奇终于可以直接面对市场，但另一方面，富达旗下有几百个这样的基金经理，要能做出一番成就，脱颖而出，必须付出更多的辛苦、更多的想法和思考。

  
  
初掌麦哲伦基金(1)

  
　　麦哲伦基金是内德·约翰逊于1963年创立，当时叫富达国际基金，可是它成立之时真是时运不济，遇上了肯尼迪总统推出的海外投资税，于是被迫卖出所持有的海外股票，富达国际基金徒有虚名，实为国内基金。此时，麦哲伦基金重仓持有的是克莱斯勒的股票。

　　在麦哲伦基金诞生的时候，林奇还是波士顿学院的一名学生兼高尔夫球童。在这一时期，基金业高速发展，甚至影响到了林奇的母亲。她当时对富达资本基金很感兴趣，这是因为她听说该基金是由中国人管理的，她相信东方人聪明的头脑。富达资本基金在这段时间表现很好，超过了标准普尔指数，它在1950年增长了两倍，在20世纪60年代的前6年又增长了一倍。

　　1966年，富达麦哲伦基金的基金额是2 000万美元，但是到了1976年，由于投资者撤回投资，资金不断流出，基金额减少到600万美元。就这样一个只有600万美元的基金，每年的管理费用额度仅为0.6％，也就是说只有区区的36 000美元，连电费都难以支付，就更不用说员工工资了，麦哲伦基金可谓举步维艰。

　　为了实现规模效应，1976年富达公司把600万美元的麦哲伦基金和另一个1 200万美元基金额的患难兄弟埃塞克斯基金合二为一。该基金也是股市萧条的牺牲品，它曾经是一只1亿美元的基金，由于在股市萧条期间表现极其糟糕，唯一的成果就是亏损太厉害，所以获得了5 000万美元的亏损税收减免。

　　1977年5月，在彼得·林奇与富达公司第一次亲密接触刚满10周年之际，沙利文将彼得·林奇叫到了办公室，他们作了一次深入的长谈。

　　“彼得，”沙利文经理直呼其名，“对于麦哲伦基金的过去和未来，你有什么看法？”

　　“过去的十年中，麦哲伦基金虽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是，我们的发展速度仍然落后于整个美国乃至世界经济的增长速度。因此，公司在未来的十年里，必须调整投资战略，以顺应时代潮流。”

　　乔治·沙利文同意彼得·林奇的见解，“彼得，我正是为此事而苦恼，以我为代表的这一代人事实上已经老了，我们的思想都变得僵化而缺乏进取心，对新事物的出现也显得不那么敏感。现在，1973年中东石油危机余波未熄。自美国从越南撤军之后，一场新的经济危机正在威胁着我们在股票市场上的投资。我知道你从来不理会五年有一次经济衰退的说法，可是事实上我们正处于前所未有的困难时期，道·琼斯指数上升无力，各公司的赢利也大幅下降，我们的财产在账面上正在逐渐消失。你虽然有着乐观的预测，可我却在面对着遭受损失的股东怒气冲冲的指责。”

　　在沙利文的大力推荐下，林奇临危受命，出任麦哲伦基金经理。

　　这项突如其来的任命令彼得·林奇又惊又喜，事实上，他相信自己有这个能力领导麦哲伦基金取得成功。但又有些担心，自己只有33岁，他的肩膀能够担负这一重任吗？

　　1977年5月，麦哲伦基金迎来了一位新的也是最出色的一位基金经理。从这一天开始，麦哲伦基金注定将成为华尔街的一世之雄。

　　彼得·林奇上任后，并不能扭转因美国经济衰退而造成的股票下跌趋势，道·琼斯工业指数似乎很不给这位新上任的总经理面子，在随后的两个月中，下跌到801点。

　　林奇接手麦哲伦基金经理时，所面临的条件是1 800万美元的资产，5 000万美元的税收减免，极度萧条的股票市场，数量很少而且还在迅速减少的基金投资者，而且由于麦哲伦基金停止对投资者开放，所以根本无法吸收到新的投资者。直到1981年的时候，麦哲伦基金才重新对投资者开放。

　　林奇认为，他接手麦哲伦基金的前4年的不景气不是天降惩罚，而是上天的赐福。这使得他有充分的时间来了解这个行业，即使犯了错误，也不会受到太多的关注。他说：“基金经理的成长有如运动员的成长，渐进成长要比速成好得多。”

  
  
初掌麦哲伦基金(2)

  
　　经过几年的分析师生涯的磨练，此时的林奇对于股票市场已经有了比较深入的了解，他熟悉市场上25％的上市公司，这使得他在股票的选择上游刃有余。早在1975年的时候，他就帮助波士顿的一家慈善机构管理证券，因此，对于基金的管理可以说也有一定的经验。

　　彼得·林奇做股票生意不靠市场预测，不靠技术分析，不做期权交易，不做空头买卖，那么，他又凭什么在股票市场上称雄？他又有何成功的秘诀？

　　说来也简单，只有两个字：调研。

　　彼得·林奇从进入富达公司的第一天起，就从事调研工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些经验在林奇出任麦哲伦基金经理之后，对他的决策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彼得·林奇不喜欢搞脱离实际的预测，这在前文我们已经叙述过。在此我们不妨再看看华尔街千奇百怪的股票行情预测法。这些方法大多荒诞不经，有些也有一定道理，并有过成功记录，但比起彼得·林奇脚踏实地、注重实际的方法来，就显得有些像巫术般的需要运气了。

　　彼得·林奇采用的正好与之相反，因此他在股票市场上很少失手，这自然就会成为他使用的常法。由于调查的方法和判断力的原因，别人若采取这种方法，并不一定会因此而包赚不赔，当然也不会次次赔钱。

　　初次在华尔街坐镇一方的彼得·林奇正是依赖这个法宝在华尔街取得了巨大的声誉。没有人敢轻视这个三十出头的年轻人。

　　所谓新官上任三把火，在林奇走马上任的第一个月，主要的事情就是换股，整天忙着把前任基金经理沙利文挑选的股票卖出，取而代之的是他自己欣赏的股票。并且他还要不断地卖股变现用以偿付投资者不断的投资赎回。

　　1978年3月31日，林奇接管麦哲伦基金已经10个月，麦哲伦基金的年度报告出来了，该报告显示，在过去的12个月里基金增值了20％，而同期道·琼斯平均指数却下降了17.6％，标准普尔指数下降了9.4％。之所以取得这样的成就，主要是归功于林奇所选择的新股。他的投资策略是减少汽车、航空、铁路、公用事业、化工、电子以及能源行业的持股比率，增加金融机构、广播、娱乐、保险、消费品等行业的持股比例。这一策略使他买了不到50种股票，价值却高达2 000万美元。事实上，他从来没有全面的战略，他挑选股票完全是经验主义方法，像受过训练的警犬一样嗅来嗅去。

　　他特别关心细节，例如，为什么一家拥有电视台的公司今年比去年更赚钱？相反，他不太关心在某个行业的持有比例。他会见一位广播公司的负责人，他告诉他公司的业务有所改善，并且给他一份对他们构成最大威胁的竞争者名单。然后他检查细节，最终通常是停止购买别家广播公司的股票。他在所有的行业中寻找目标，这说明选股人行业认知有限并不是一件危险的事情。

　　由于麦哲伦基金是一家资本增值基金，因此林奇可以不受限制地买任何证券——从各种类型的国内股票到国外股票，甚至债券——这给他充分发挥猎犬潜能的余地，他可以不受增长型基金经理那种行事方式的限制。

　　1978年1月，林奇告诉他的投资者：“麦哲伦基金的投资组合大部分由三大类公司组成，特殊情况公司、价值被低估的周期性公司以及中小成长型公司。”

　　买股票有消极策略和积极策略之分，消极策略是在所持投票表现不好时，找出新的借口，林奇认为华尔街的才能有相当一部分就是用来寻找各种各样的借口。但是他的策略是进攻性的，那就是不断寻找更好的机会，发现更好的股票来换掉他已经选中的股票。

　　1979年是股市的好年头，标准普尔指数上涨了18.44％，而麦哲伦基金表现尤为突出，资产升值了51％。在写年度报告时，他再次面临解释自己投资策略的挑战，似乎他一开始就应该有一种策略，于是“增加房屋租赁业、饭店以及零售业的股票比例”成了他最好的选择。

  
  
初掌麦哲伦基金(3)

  
　　在接下来的一年里，麦哲伦基金再现了上一年的辉煌，麦哲伦基金的股东们享受到了69.9％的收益增长率，而同期的标准普尔指数只上升了32％。这一年，他的兴趣转移到了博彩业，同时对便利店的股票也有浓厚的兴趣。

　　回顾林奇早期的经营情况，他的股票的换手率之高令人吃惊：第一年的换手率高达到343％，投资组合中包括41种股票。1977年8月2，他卖掉了30％的股票。从这时开始，他以令人目眩的速度买卖石油公司、保险公司的股票，每个月都有消费行业的股票进进出出。1977年9月，他买了一些循环型股票，到11月就把它们抛掉。秋天他们增加了美国联邦国民抵押协会及汉斯公司的股票，次年春天全部换手。他的最大持股从康柯里公司换成一家电信公司，然后又换成一家保险公司，之后又换了几家公司。他似乎每个月都要捣腾佛费斯公司的股票，直到它被摩托罗拉公司兼并，才停止买进卖出；他依稀记得这家公司似乎与计算机终端有关，但他到现在都不能清楚地解释它到底是干什么的。

　　他这种频繁交易导致每年都面临挑战。股东们阅读报告书时对这种方式有些敏感，“麦哲伦从价格已经回升的周期型股票转到销售和收入增加的非周期股票”是他每年都要重复的解释，随后是“麦哲伦减少了可能受经济滑坡影响的企业的股票，然而，他们将继续增加被低估的周期型股票的持有比例”。

　　后来，林奇在读这些报告时发现，很多他持有几个月的股票其实应该持有更久一些。这不是无条件的忠诚，而是应该盯住那些越来越有吸引力的公司。他的后悔清单有阿尔伯森公司，他买进不久就卖掉了，这只股票后来翻了300倍；还有联邦快递公司，他以5元的价格买进，不久以10美元的价格卖出，两年后它涨到70美元。

　　由于常常会干一些抛掉好股票而买进差股票的蠢事，林奇经常自唱“拔掉鲜花，浇灌杂草”，他对此很得意。有一次，巴菲特打电话给他，请求林奇同意他在伯克希尔的年报上引用他的这句“名言”。

　　在麦哲伦转为封闭式基金的四年时间里，没有新客户以及高比例赎回（达到全部份额的三分之一）迫使他卖掉老股票以挑选新股票。这段经历使他自己熟悉了大量公司和行业，并懂得了影响价格涨落的因素。当时，他并没有意识到这其实是在为掌管百亿美元的大基金做准备。

　　最重要的收获之一是，他懂得了自己做研究的价值。

　　每年他要到数十家公司的总部去拜访，并在地区性投资会议上结识数十人（这个数字不断增加，20世纪80年代初期达到二百多人）。

　　富达公司开始实施一项新措施：公关午餐，即跟那些懂得如何经营保险公司或铝业公司的高级主管一起用餐。以往，他们跟办公室的同事或股票经纪人一起用餐，谈谈高尔夫球赛事或波士顿红袜队的比赛，气氛亲切，但却不如公关午餐对投资更有价值。

　　这种午餐制度后来扩展到早餐和晚餐。每星期，公司提供一份打印的名单，类似学校的菜谱（周一比萨饼，周二汉堡包等），只不过他们的“菜谱”是客人的名单，如周一是美国电报电话公司、家具仓库公司，周二是某某公司等等，总有几种不同的选择。因为他不可能参加全部的餐会，所以他作了安排，尽量与他还没有投资的公司主管见面，看看是否漏掉了有价值的信息。比如，如果他对石油公司不看好、他就会与石油公司主管一起用餐，这种交谈可能使他了解到，石油工业是否即将复兴的最新动向。这种信息总是对有关人士直接或间接有益，不论是制造商，还是供应商。

　　林奇每月至少一次与重要行业的代表会谈，了解这个行业是否开始转向或其他被华尔街忽略的最新动向，这是一个非常有效的警报系统。

　　他常常以这样一个问题结束会谈：你最尊敬的竞争对手是谁？如果公司主管承认其对手干得一样好或者更好，这是最有力的证据，他会马上买进他们竞争对手的股票。

  
  
初掌麦哲伦基金(4)

  
　　林奇由此得到的信息并非专业性很强的，或高度机密的资料，他的客人乐于分享他们所知道的信息，他发现大多数公司代表既客观又诚实，公司经营状况不好，他们承认；如果认为经营状况将会改变，他们也会告诉这些投资者。

　　有意思的是，林奇认为华尔街的谎言比主街（即实业界）要少，这倒不是因为金融业人士比大街上的商人更像天使，而是因为他们太不受信任，以至于每句话都要受到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审查。他们没有机会说谎。就算是蒙混过关了，这种谎言也过不了下一季度的盈利报告这一关。

　　他总是很仔细地记下在午餐时或会议上碰到的每个人的名字，他们中的很多人他每年要联系多次，成为极有价值的信息来源。对那些他不太熟悉的行业他们教会他如何阅读其资产负债表，以及应该提出什么问题。

　　林奇以前不了解保险业，直到他认识了几家保险公司的主管，他们用闲谈的时间，给他上了一堂关于保险业的速成课。他没有保险专业人员那样的知识，但他知道保险公司收入增减的基本因素，能够正确地提出问题。他认为保险业的专业人应该利用他们的优势，注意保险公司的股票；而不是去买铁路公司或废弃物管理公司的股票，因为他们对这些公司一无所知。

　　1980年，是卡特政府执政的中期，美联储正在为抑制经济过热而绞尽脑汁，利率因此上升到一个历史高位，在这种环境下，尽管银行业前景一片大好，但是银行业的股票却普遍低于其账面价值。他发现这一现象，并不是坐在办公室里面拍脑袋想出来的，而是在亚特兰大举行的一次地区投资会议上发现的。

　　事实上，在会场的间歇期间他顺便去了一趟亚特兰大第一银行，这家银行连续12年保持高收益率。显然，投资者低估了它的价值。5年后，当这家银行与北卡罗来纳州的沃切维亚银行合并时，它的股价翻了30倍。华尔街总是对能够生存或不能生存的各种企业感兴趣，而经营状况稳定的银行如亚特兰大第一银行则不受重视，它的市盈率只有市场平均水平的一半。从这时开始，他对地区性银行的品质留下深刻印象，并且对投资者的轻视感到困惑。

　　于是，他一家接一家地买进银行的股票，到1980年，他把9％的资产投入到12家不同的银行上。在1981年3月的年度报告中，他高兴地指出麦哲伦基金的股东的钱袋儿乎翻了一倍；基金资产在这一年中增加94.7％，而同期标准普尔指数只上升了33.2％。

　　然而，令其困惑的是，虽然麦哲伦基金连续4年超过市场，但份额持有人的数目仍不断下降，这个时期共有三分之一的份额被赎回。他猜测大概是他在为前任基金经理买单。这些人在基金合并时的损失终于补回来，于是变现走人。大量的赎回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资本的增加，使麦哲伦的增长率打了折扣。虽然麦哲伦基金在4年之间增长了4倍，本该有8 000万美元的资产，但实际只有5 000万。头两年，他只能持有50到60种股票，到1980年中，增加到130种，由于赎回的影响，他们被迫退到90种股票的规模上。

　　毋庸置疑，麦哲伦基金拥有一个好的开始。1978年，林奇持有的所有的股票中，前10位的市盈率在4到6之间，1979年，该比率在3到5之间。如果一家业绩良好的公司的股票售价只是其每股盈利的3到6倍时，投资者几乎不会有任何损失。

  
  
展翅腾飞(1)

  
　　在林奇为麦哲伦基金掌舵4年之后，麦哲伦基金终于迎来了它展翅高飞的机会。

　　1981年，麦哲伦与塞拉姆基金合并。塞拉姆是富达公司旗下的另一支小基金，该基金曾经叫道氏理论基金，它的损失也产生了巨额的税收减免的好机会。从这时开始，即与塞拉姆基金合并以后，麦哲伦才重新向公众开放。1981年，合并之后的麦哲伦资产首次突破l亿大关，他们第一次得到公众的垂青，但不幸的是，股市在此时却开始回落。尽管股市不景气，麦哲伦基金在当年还是取得了16.5％的回报率。

　　随着麦哲伦在1981年重新开放，林奇越来越成为一个有耐心的投资者，基金份额持有人也是如此。赎回比例在下降，这意味着林奇不再被迫卖股变现。基金的年换手率下降了三分之二，从300％下降到110％，林奇的最大持股现在能够维持几个月不变。麦哲伦仍然是只小基金，总资产只有一个亿，在波士顿地区的五只股票型基金中排名倒数第一。林奇把这些资金投资在大约200家不同企业的股票中。

　　林奇对连锁餐厅及零售店的无限潜力兴趣日增。通过向全国扩张业务，这类企业可以在10到15年内保持20％的增长率。如果收益每年增长20％，那么三年半即可翻一倍，七年可以翻两番。股价如影随形，常常会超过其收益的增长。投资者对前景看好，愿意支付相当乐观的价格。

　　回过头来，林奇发现自己喜欢的股票往往是普通行业的股票。这些公司资产负债情况良好，前景可观，但大多基金经理不敢买。基金经理为了保住自己的工作，倾向于多买些大家认可的股票，如IBM，而不敢关注成长型的小公司的股票。如果这些小公司的股票下跌，推荐人会受到责备。但如果IBM股票下跌，责备会转到IBM公司头上：“太让华尔街失望了。”

　　是什么使林奇得以避开这种虚假作法？关键是在麦哲伦这样的开放度极高的基金里，没人居高临下地审视林奇。很多公司里面等级森严，每个人都虎视眈眈地盯着他下面的人，同时又被下面的人盯着。如果你不得不关注顶头上司的脸色，在林奇看来，你就不再是专业人员了，你不再对自己的工作负责。你现在的问题是：“为什么他们老是盯着我的一举一动？”而不是“我是否有能力干好这件事？”

　　在麦哲伦，林奇有幸免掉了这种疑虑。他在买股票方面的权力许多人闻所未闻，他可以按每股40美元卖掉股票，然后改变主意，又以50美元的价格再买进来。他的老板也许会认为林奇疯了，但他们并不会说出来。他不再在每天每周的会议上为自己的选股作解释，他自己和他的策略也没有受到令人沮丧的审查，基金经理操心如何战胜市场已够头疼了，不需要再增加负担，每天去安慰老板和股东或为自己的操作辩解。

　　到1981年－1982年，林奇开始每星期六加班。这多出来的一天时间他用来清理办公桌，他还必须浏览一大堆邮件，这些东西一度曾经达到每天堆起来半尺高。二至三月份，他得看年度报告，还得看笔记本，寻找价格跌落的股票（林奇总是把买入时的股票价格同与该公司有关人员的谈话时间记下来），看看其基本面有无改善的迹象。

　　1982年上半年对股市来讲是可怕的，利率达到两位数，通胀率与失业率居高不下。利率如此之高，以至于麦哲伦基金几个月的最大持有比例不是股票，而是长期国库券，因为山姆大叔为此支付13％～14％的利息。他倒不是因为害怕股票而购买债券，像大多数投资者那样，他买债券是因为它们的收益超过了正常的股票回报。

　　不可想象这样高的利率还会升高或在这个水平长期维持，而不会引发经济崩溃。果真如此，林奇将同其他人一样被狂涛吞没，麦哲伦的投资组合会成为林奇最不操心的事。但如果这一切不发生，林奇要满仓投资于股票和债券。

　　1982年初，林奇开始进行通常的“抵抗恐惧”训练：假定最糟的情况不会发生，他该怎么办？他估计利率迟早会降下来，股票和长期债券的持有者会大获其利。

  
  
展翅腾飞(2)

  
　　事实上，标准普尔500在1982年到1990年之间翻了四倍，30年期政府债券稍高一点。然后，1991年，股票又上涨了31%，而债券就差多了。再次证明长期而言，股票优于债券。可是在1982年初这段前景暗淡的日子里，财经媒介充斥着汽车销售愈益萧条的报告。在他看来，不论萧条是否发生，他们都会回到电影院。如果还有什么事像人会死亡那样确定无疑，那就是美国人一定会买汽车。正是这种想法促使林奇在1980年3月走访克莱斯勒公司。实际上，林奇并不是一开始就去找克莱斯勒的，林奇在同福特公司代表交谈中，得知克莱斯勒会好转得更快，像往常一样，对某个机会的研究引出了另一个机会，淘金人踏进了铺满金片的溪流。

　　克莱斯勒股票当时价格是每股2美元，华尔街等着这家第三大汽车公司破产的消息。浏览克莱斯勒的资产负债表，林奇发现公司有超过10亿美元现金，它的行将破产的预言显然是过分夸大。克莱斯勒有破产可能，但至少是几年之后。美国政府已经同意提供足够的货款，帮助它度过眼前的危机。

　　最后，林奇相信克莱斯勒不仅有维持目前运转的资金，而且有令人激动的新产品。林奇的朋友和同事认为林奇疯了，他们认为克莱斯勒行将破产。10月，林奇把债券的持有比例削减到5％。大牛市开始了，利率开始下降，经济已经显示复苏的信号。

　　像通常情况一样，汽车业等周期型股票推动大市上扬。他相应地卖掉银行和保险公司的股票，把11％的资金投进汽车业，10％的资金投到零售业。这种转变不是依据报刊的标题，也不是美联储主席的讲话，林奇的决定是建立在经验的基础上。一家接一家公司告诉林奇，他们的情况正在好转。这个期间，新股“生化高科”上市，发行价25 美元，一天之内被炒到75美元，这是林奇买的新股之一。

　　周末，林奇首次在电视台的“华尔街一周”节目中亮相，直到摄像机开动前一分钟，林奇才见到了主持人路易斯·鲁凯塞。他来到台前，斜着身子对林奇说：“别担心，你会干好的，只有800万人在看着你。”林奇在鲁凯塞节目中的亮相引起麦哲伦基金份额走俏，富达公司销售部忙于应接电话，麦哲伦基金的资本金因此获得了巨大的增长。

　　1981年与塞拉姆基金合并后，麦哲伦资产为1亿美元，到1982 年底变成了4.5亿美元。新的资金以4年前不可想象的速度投进来：10月份共4 000万美元，11月7 100万美元，12月5 500万美元。林奇现在可以继续持有老股的同时，买进新股，这是从前无法享受的奢侈。他不能把所有的钱都投进克莱斯勒，所以林奇在其他汽车以及零售业等进行投资。3个月之内，林奇买了166种股票，其中有大公司股票，但绝大部分不是。他职业生涯中一个颇具讽刺性的现象，是麦哲伦还是小基金时，林奇买进大公司股票，而当基金规模越来越大时，林奇却越来越喜欢小企业股票。这不是精心设计的策略，而是依据股市发展的事实情况做出的选择。麦哲伦份额在1983年继续热销，2月份6 000万美元，3月达到1亿。在低迷的市场里很容易找到值得买进的股票，但在1983年初，道·琼斯指数比1982年的低点上升了300点，许多高技术股票发行价高得令人担心，此后六、七年再没有见到过这种情况。这样的高价令华尔街欢欣鼓舞，但林奇觉得令人忧虑，他情愿来个300点的大跌以便挑选便宜货。

　　便宜的股票是选股人心中的目标，林奇的净资产在熊市中损失10％到30％没有多大关系。他从不把熊市看作灾难，而是当作买进便宜股票的好机会，这是时间赐予他的幸运。

　　克莱斯勒仍是麦哲伦的最大持股，达到基金资产的5％，并且在一年中维持这水平，克莱斯勒的价格在8个月中翻了一倍。

　　1983年4月，麦哲伦基金的资产达到10亿美元，这是一个里程碑，办公室里爆发出热烈的欢呼声。不久，一位记者写道：“麦哲伦已经过于庞大，不能再保持其成功的记录。”这种观点在公众中很有市场。

  
  
展翅腾飞(3)

  
　　麦哲伦基金增长速度如此之快，引致一帮人对它的批评，认为它像罗马帝国一样，已经过于庞大。他们认为一家持有900种股票的基金赢利不可能超过市场平均水平，因为它本身就是市场平均水平，林奇被指责为掌管着“地球上最大的指数基金”。

　　这种认为大基金只能表现平庸的说法在今天仍然很流行，并且像十几年前一样具有误导性。一个富于想象力的基金经理可以挑选     1 000家、甚至2 000家别具特色的公司，其中绝大部分不会出现在标准普尔的华尔街投资组合中，这种现象称之为“飞出雷达视野”。他可以持有300种标准普尔成份股和250家零售业股票，不持有石油公司和制造业的股票。这样，他的资产可以在市场下跌的时候上升。

　　相反，一位不具想象力的基金经理可以把投入股票市场的资产组合限定在500种普遍为其他机构持有的股票中，而得到不超过标准普尔500指数收益平均水平的业绩。

　　基金的规模和持有股票的数量不能说明基金的业绩。由于林奇持有900种股票，后来更增加到1 400种，有些投资者离开了麦哲伦，这是件不幸的事。

　　在1983年总计900种股票的资产组合中，其中700种加起来不到基金资产的10％。林奇持有小比例股票原因有二：其一，该公司本身规模小，所以即使林奇按最大比例即10％持有它的股票，用币值衡量仍然很小；其二，林奇不认为它们值得大量投资。但如果你持有一些股份，并且列入股东名单，你就可以比较容易地了解这类公司的情况。

　　20世纪80年代中期，林奇几乎买过每家公开上市的储贷社的股票，大多数买入的数量都很少。那时，几家金融机构老总告诉林奇由于存款利率降低，他们的收益状况大为改观。他可以想见，其他金融机构也会从中受惠，于是在1983年10月他新买进的83种股票中，39种是银行或储贷社的股票。那年年底，林奇买进了100家储贷社的股票，使麦哲伦基金拥有这个行业的股票总值达到麦哲伦资产的3％。财经媒介注意到林奇对储贷社的“钟爱有加”，大量文章给予报道；普通读者得到的印象，是麦哲伦基金的未来将与储贷社共命运。好在情况并非如此。储贷社的股票后来全面下跌，如果林奇把麦哲伦20％的资产投进储贷社股票中，林奇也许早就被迫提前退休了。

　　汽车业股票是麦哲伦这个时期成功的最大功臣。从福特到克莱斯勒，从克莱斯勒到绅宝、沃尔沃，适宜的经济浪潮托起了整个汽车业。

　　克莱斯勒股价短期内急速上升，使麦哲伦的持股迅速突破5％的限制。购买某种股票达到麦哲伦基金资产的5％，按规定林奇不能继续买进，但如果由于股价的上升使之升值超过5％，就可以不受限制。与此同时，林奇大量买进福特和沃尔沃的股票，直到这三种股票加起来达到麦哲伦资产的8％，整个汽车业股票在麦哲伦基金全部股票中所占的比例达到10.3％。

　　在1982年—1988年这6年期间，三大汽车公司中至少有两家总是位居麦哲伦最大持股前5名之内，有时三家都在前5名之内。福特和克莱斯勒急速上升，林奇从这两种股票中所赚的利润都超过1亿美元，从沃尔沃股票中赚得7 900万美元；从少数大比例持股中获得巨大利润是麦哲伦成功的关键。

　　虽然麦哲伦继续被看作增长型基金，但正是它可以买任何股票的自由度使林奇能有发现汽车业股票的机会。克莱斯勒和福特都不是增长型企业，所以一般不会出现在增长型基金的投资组合中，但由于长期股价太过低落，故此反弹时的表现颇像成长型股票。

　　1984年，林奇的持股比例前10名几乎没变，林奇坚持“买进——持有”的策略，一改从前频频换手的习惯。这个月可能福特排第一，接下来是克莱斯勒、沃尔沃，下个月可能是沃尔沃排第一，接下来是克莱斯勒、福特。1983年买进的国库券仍然保持相当大的比例，随着利率下调，债券继续升值，汽车业股票在林奇所持有的股票中，就数量而言，最多的时候有5家排在前10名，除了前面提到的3家，再加上绅宝和本田，有时甚至通用也跻身其中。在成千上万的美国人重新来到汽车展销厅时，即使通用这样的公司也能赚很多钱。

  
  
展翅腾飞(4)

  
　　1984年，麦哲伦基金又吸收了10亿资金，林奇花了一段时间来习惯每天的交易清单上多出的零。同时，林奇每天早上给交易员的指令也变得越来越长。林奇现在选择度假地点，主要是依据时区和电话亭的位置；奥地利是个好地方，因为美国开市前正是奥地利的下午，所以林奇可以整天去滑雪，然后打电话给交易台。在国内，林奇最喜欢的滑雪胜地，是新罕布什尔州的巴尔沙姆，因为那儿每条雪道尽头都有电话。林奇滑下去，给交易员打电话，拿到清单，然后转入下一个雪道继续他的运动。

　　在头一个五年中，林奇出门不多；但第二个五年却频频旅行，大多数是去参加全国各地举行的投资会议，有点类似于考试前的填鸭式训练，每天了解几十家公司的情况。

　　对基金经理来讲，接受邀请参加投资会议是一件非常节约精力的事。由于常常有两三个会议同时举行，因此决定参加哪个会议往往很困难。富达公司有时会派出代表团，这样林奇能够在每个会上都有自己的代表。

　　有时，在会议上了解到某些企业的近况非常之好，于是就提前离开会议室，打电话下达买进指令。在会议空闲时间，林奇会租辆车或叫出租车，去走访那些没有派人参加会议的公司。林奇对某个城市的了解往往不是它的市容市貌如何、风景名胜怎样，而是《财富》杂志评出来的500家大公司中有哪家在这个城市。

　　继1983年及1984年每年吸收10亿美元资金之后，1985年麦哲伦又吸收了17亿美元。这时麦哲伦的净资产等于哥斯达黎加整个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为吸引这些资金，林奇保持不断的进攻性，重估投资组合，找寻新的持股或增加已有持股。美国联邦国民抵押协会是一个好例子。

　　在1985年上半年，美国联邦国民抵押协会是林奇典型的小比例持股之一。后来他调查这家公司的情况，发现它有了急速的改变，于是林奇把它的持有比例提高到2.1％。林奇仍然中意于汽车股票，即使福特和克莱斯勒的股价已经涨了2到3倍，但其收益继续增加且基本面仍然向好。但不久之后，美国联邦国民抵押协会取代了福特和克莱斯勒的地位，成为麦哲伦的大功臣。

　　1986年2月，麦哲伦资产突破50亿美元大关，林奇得增购福特、克莱斯勒以及沃尔沃股票，以维持现有持般比例。他也买进了大量新上市的股票，外国股票现占总资产20％，沃尔沃是始作俑者，并一直位居榜首。一笔2 000万的持股在1976年等于麦哲伦全部资产，而现在已经不足挂齿。为了运作这笔庞大的资金，林奇必须持有l亿股以上的股份。每天林奇按字母顺序检查，以决定卖掉哪些，再买进哪些。

　　有一次，林奇去位于加尼福尼亚的约塞米蒂国家公园度假，在山顶上一间可以俯瞰群山的电话亭给交易台打电话，询问当天的交易情况，两小时过去了，他才报完清单上从A到L的股票。

　　林奇个人走访公司的数量从1980年的214家上升到1982年330家，1983年489家，1984年411家，1988年463家，1986年570家。照此趋势，林奇得每天走访两家公司，包括星期六和星期天。

　　麦哲伦基金1986年增值23.8％，1987年上半年增值39％。随着道·琼斯指数逼近历史最高点2 722点，牛市的形象充斥各专业杂志的封面，林奇却做出了一次战略性的转变——5年来这是头一次。林奇感觉经济复苏已经走得很远，分析人员对汽车业收益的乐观估计超出了林奇的研究结果。于是，林奇开始减少汽车股票的份额，而增加了金融业的股票——特别是美国联邦国民抵押协会，还有信用社的股票。

　　麦哲伦在1987年5月成为资产达100亿美元的基金，越来越多的人认为，这样的规模对于战胜市场来讲，是太过庞大了。10亿美元规模已经很大，然后20亿、40亿、60亿、80亿，直到100亿美元，林奇一直以自己的行动来证明这种观点是错误的。

　　其他大基金达到一定规模之后，就不再接受新的份额持有人，但麦哲伦一直保持开放式，批评者认为这是富达公司的策略，以提高林奇的声誉和增加管理费收入。

  
  
展翅腾飞(5)

  
　　到1987年，林奇很自豪麦哲伦这家资产规模等于瑞典国民生产总值，大基金能够战胜市场。为此而付出的努力使林奇筋疲力尽，林奇越来越希望能多花点时间跟妻子在一起，而不是跟美国联邦国民抵押协会。那时林奇本可以退出，而不是三年之后，使林奇留下来的原因是1987年的股灾。

　　也许我们不能说林奇有先见之明，知道股灾将要降临。市场过分高估，早已潜藏着暴跌的祸根——事后来看，这是多么明显。但他当时没有发现，林奇当时全部满仓，手边几乎没有现金，对市场周期的这种认识相当于对股东的背叛。

　　幸运的是，8月份麦哲伦基金减少了信用社股票的持有比例，林奇意识到信用社在发放愚蠢的贷款；不幸的是林奇又把这些钱买了别的股票。

　　1987年股灾之前，麦哲伦当年收益已达39％。

　　林奇对此焦急万分，因为标准普尔指数已上涨了41％。林奇记得卡罗琳对林奇说：“你已经为股东挣得39％的收益，又何必为落后市场2个百分点而抱怨？”事实证明，她是对的，林奇不该抱怨，因为到了12月，麦哲伦基金损失了11％。

　　林奇本人在市场下跌中的悲剧始于愚蠢的悖论。在林奇接管麦哲伦的头几个月中，市场下跌20％，而基金资金却升值7％。这次短暂的胜利使林奇确信，他对于普通选股人的不幸有某种程度的免疫力。

　　这个神话在1987年9月11日到10月31日的股市大崩盘中被粉碎，那次大跌是美元疲软、高通胀、国会关于减税的辩论，以及美国联邦储备银行紧缩银根的结果。短期国库券的利息甚至高于长期国库券，这是极少见的情况。股票市场下跌不少，麦哲伦的损失更加惨重。

　　1987年结束时，林奇很高兴麦哲伦仍有1％的收益，使得麦哲伦连续10年超过共同基金的平均水平，并且麦哲伦在反弹时再次超过市场水平。1987年的股灾暂时解决了麦哲伦基金资金规模的难题。8月份麦哲伦基金的总资产110亿美元，到10月份变成了72亿美元，一周的损失相当于哥斯达黎加的国民生产总值。灾难降临时林奇正在爱尔兰打高尔夫球。林奇被迫卖掉大量股票变现，以应付被吓坏了的股东的赎回。麦哲伦在10月份共售出6.89亿份额，而有10亿份额被赎回；卖与买的比例达到2：1，出现5年来相反的趋势。

　　但大多数麦哲伦的投资人没有抛售手中份额，他们把股灾只当作股灾看待，没有人认为这是文明末日的开端。

　　但是对于某些从事保证金交易的投资人来讲，这的确是文明的末日。

　　他们从经纪人那里贷款买股，这些投资者看到自己的资产被一笔勾销。经纪公司为偿还贷款而往往以最低价抛售他们的股票，这是林奇第一次实际体会到保证金交易的风险。

　　林奇的交易员在星期天工作，为应付黑色星期一做准备，富达公司整个周末都在计划下一步的方案。

　　林奇在前往爱尔兰之前被迫把现金比例提到相当高的水平（基金以往历史中单日最高赎回额的20倍），仍然捉襟见肘。赎回指令洪水般涌来，林奇被迫在周一、周二又卖掉一部分股票。这样，在最应该买进的时候，他却被迫卖出。从这个意义上讲，基金的股东（份额持有人）对基金的成败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如果他们保持稳定，拒绝恐慌，那么基金经理就不会被迫以极其不幸的价格卖股变现，应付赎回。

　　市场回稳后，福特股票是麦哲伦基金最大比例的持股，其次是美国联邦国民抵押协会和默克公司，再次是克莱斯勒和数字设备公司股票。

　　在随即而来的反弹中，表现最好的是周期型企业的股票，克莱斯勒从20美元涨到29美元，福特从38.25美元涨到56.875美元。但盯住这些周期型股票的投资人不久就失望了，三年之后，在1990年，克莱斯勒的股价是10美元，福特为10美元，不到它们1987年股价的一半。

　　1987年股灾之后，真正的赢家是增长型股票，而不是周期性股票。幸运的是，林奇能够及时把资金从汽车股票转移到运转良好、收支平衡的公司中，如莫里斯、柯达、默克等。

  
  
展翅腾飞(6)

  
　　在廉价股范围内，林奇也开始发掘不合时宜的金融服务股票，包括几家基金公司，这些基金不断被市场打败，华尔街担心会形成投资者撤离资金的浪潮。

　　麦哲伦基金1988年收益率为22.4％，1989年为34.6％，1990年林奇退休时再次超过市场平均收益水平。在林奇13年的职业生涯中，保持了超过基金平均水平的记录。在林奇离开的时候，麦哲伦资产达到140亿美元，其中14亿为现金——他从1987年股灾中得到的教训，是绝不能让手中没有现金。

  
  
急流勇退

  
　　1990年5月31日，是林奇执掌麦哲伦基金13年纪念日。他宣布离开麦哲伦基金。

　　正如他所言，在他接手麦哲伦基金的时候，他的心中充满了渴望，充满了对股票的渴望。在位13年间，他总共为麦哲伦基金买过15 000多只股票，其中很多只股票还买过多次，因此，他赢得了“不管什么股票都喜欢”的名声。

　　林奇的离职，绝非一时之心血来潮。早在1987年道·琼斯指数冲破2 000点的时候，他自己已经“突破”43岁了，此时已经萌生退意。他几乎将全部的精力都投入到了股票之上。13年间，他只陪妻子度过两次假，都是在访问公司的间歇期间，他要记得2 000只股票的代码，但是却将家人的姓名搞混，忘记了孩子的生日。他说自己在工作中陷得太深了。

　　1990年，妻子卡罗琳和三个孩子为他庆祝了46岁的生日，在生日晚会进行到一半的时候，他突然想到，他的父亲是在46岁的时候去世的。在他意识到比他的父亲活得更长寿的时候，他开始感到人生苦短，之后就是漫长的死亡。他后悔没有将更多的时间用于校园嬉戏、滑雪比赛或午后足球赛，他提醒自己，没有人会在临终前说：“我后悔没有在工作上花更多时间。”

　　终于，他意识到自己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了。他想到了与基金同名的那位瀚海英雄麦哲伦的悲惨结局，于是他向富达公司的老板约翰逊递交了辞呈。

　　约翰逊极力挽留爱将，极力挽留这位华尔街上最优秀的基金经理。他甚至提出，如果林奇愿意的话，可以负责一家小的基金，如1亿美元的规模，这与140亿美元的麦哲伦基金相比的确小了很多。但是，依林奇的个性，即使基金规模再小，他花在上面的时间也未必会比花在麦哲伦基金上的时间少。于是，他谢绝了老板的挽留。

　　很多其他的基金同时向他伸出了橄榄枝，都被他一一回绝。有人建议他组建一只可以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封闭式基金，凭他的名气，发几十亿美元的基金单位不成问题。封闭式基金没有像麦哲伦基金这样的开放式基金一样的赎回的压力，他只要花少量的时间，就可以每年获得几千万美元的年薪。这与他的投资理念相悖，他于是拒绝了。

　　林奇说自己过去一直不相信，很多百万富翁庆幸他们自己错过了使自己更富有的机会，现在却在身体力行。对于丰厚的回报不屑一顾，很少有人能够享受得起这样的奢侈。他说自己站在这样的一个十字路口：是当财富的奴隶，耗尽余生使之增值？还是让你积累的财富为你服务？

　　林奇不仅战胜了华尔街，也战胜了自己，战胜了财富。他在职业最为辉煌的顶峰离开了华尔街，留给华尔街的是一个永远的楷模和难以企及、无法超越的业绩。

  
  
附：彼得·林奇的投资原则

  
　　1 不选热门股，只选冷门股

　　热门股之所以如此热门，是因为其股价涨得很快，快得总是让人觉得不可思议。遗憾的是热门股跌起来也很快，甚至比涨得还快，快得让你找不到脱手的机会。而那些业务让人感到乏味、厌烦、甚至郁闷的公司股票，一般是少人问津的冷门股，却最终会成为股价不断上涨的大牛股。

　　2 避开高增长易变行业，关注低增长稳定行业

　　高增长行业吸引了大批想进入该行业分享奶酪的聪明人和强势企业，而众多竞争对手的进入使该竞争变得非常激烈，公司很难持续保持利润率，股价相应会下跌。而低增长行业同时是低竞争行业，公司容易持续保持利润率，股价相应会随着利润的上升而上升。

　　3 远离高技术行业，关注稳定成熟的行业

　　林奇和巴菲特一样，不喜欢买入那些自己不了解其业务情况、变化很快、未来发展不稳定的公司股票。他同样坚持只投资于自己能够完全理解的传统稳定行业的公司股票。“当周围有如此多的稳定行业时，为什么要购买易变行业的股票呢?”

　　4 别选多样化公司，关注专业化公司

　　利润不错的公司通常不是把钱用来回购股票或者增加股息，而是更喜欢把钱浪费在收购其他公司这件蠢事上。这种“精心准备”的收购对象却是一些这样的公司：(1)价格被高估；(2)业务经营完全超出他们的理解范围。这两点确保收购后的损失，而不是收益能达到最大。而那些专注于自己核心竞争力的公司往往能够获得稳定快速的增长。

  
  
金融杀手

  
　　乔治·索罗斯 金融杀手

　　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让人们重温了那句老话：几家欢乐几家愁。当受风暴袭击的国家的官员和民众或绝望地叹息，或焦急地观望，或仓皇地寻求出路，一片萧条无序的时候，一个人却凭借这场扫荡几个大洲的金融风潮，把自己的名字牢牢地印在了亚洲各国甚至全世界各阶层人士的脑海里。对他，诅咒者有之，声讨者有之，宣布要将其治罪者有之，赞叹、钦佩者也有之。用德国《图片报》一篇文章“今日焦点人物”的话来说，这个人“倚仗自己的资金来对付整个国家及其货币并获得了成功”。这个人就是乔治·索罗斯，美国金融大投机者，亿万富翁兼业余哲学家。

　　亚洲金融风暴让索罗斯扬名全世界，而他实际上并非现在才享有“坏孩子”的“美誉”，外界早就把他称为“股市天才”，现在更有人给他冠以“世界头号金融狙击手”的头衔。

  
  
哲学家之梦

  
　　1930年乔治·索罗斯出生于匈牙利一个犹太律师家庭。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德国占领了匈牙利，匈牙利人民惨遭涂炭，犹太人更是命运悲惨。幸亏索罗斯的父亲利用其律师身份为全家伪造了全套身份证，化名寄居在朋友家中，才侥幸活了下来。后来，苏军赶走德军，占领了匈牙利全境，但由于索罗斯的父亲不信仰共产主义，他们全家再次受到了排挤。惊魂未定的小索罗斯被迫离开祖国，和母亲一起逃亡到了瑞士的洛桑，其时年仅16岁。但是，索罗斯一点也不喜欢苏联建立的共产主义匈牙利，反而非常怀念二战末期的那段危险历史给他的“锻炼”──从心理学的角度讲，这或许能够说明索罗斯从小就是一个风险偏好者，所以才能在证券交易、商品交易和国际宏观投机领域取得这么高的成就。

　　到瑞士以后，索罗斯深感和平与时间的宝贵。他在家花两年时间自学了初中和高中的所有课程，并于1948年插入洛桑的圣·路易斯中学读高中三年级。由于索罗斯超出常人的努力，很快他就成了这所有一百多年历史的优秀中学的佼佼者，并于1949年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英国著名的伦敦经济学院国际金融系。

　　索罗斯家庭并不富裕，所以，索罗斯能够在伦敦经济学院这样的知名学府读书，基本上应该归功于他本人的勤奋好学。金融学是一个“钱途”非常好的专业，索罗斯在伦敦经济学院的成绩也非常棒，这完全可以使他在毕业以后找到一份薪水很高的工作。但索罗斯的兴趣似乎并不在此，在大学的最后一年，索罗斯几乎完全专注于波普的“开放社会”理论，撰写了不少哲学论文，雄心勃勃地要做一个伟大的哲学家。

　　可惜，家庭的贫穷和卡尔·波普的劝阻使“哲学家索罗斯”无疾而终。卡尔·波普并不认为这个来自匈牙利的犹太人能够研究“开放社会”理论，因为匈牙利自己就是一个封闭社会，而且索罗斯家庭又那么缺钱，不可能供他继续攻读哲学博士学位。波普建议这个年轻人回到自己的专业，去从事一份颇有前途的经济或金融工作。于是，失望的索罗斯带着荣誉学士学位离开了伦敦经济学院，不久之后移居美国，进入华尔街，当上了一名经纪人。

　　在远渡美国的时候，年轻的索罗斯的计划是用五年的时候挣够50万美元（这在20世纪70年代绝对是一笔巨款），这样他就可以离开美国，回到英国重新攻读哲学博士，然后终生从事哲学研究。

  
  
华尔街岁月(1)

  
　　刚到美国的时候，一连好几年他都是默默无闻地在纽约的证券市场从事股票分析推销工作。当然，在这几年中索罗斯并不是无所作为，而是一直在积累经验，寻找机会。

　　到1969年，39岁的索罗斯终于脱颖而出，开始有所作为。他用这些年来辛勤工作积攒下来的一笔钱，借助自己在长期共事中形成的与伦敦和纽约金融界的良好关系，与另一投资奇才杰姆·罗杰斯合伙成立了一家私募合伙投资基金，取名为“量子基金”。这是一个由二人共同筹资25万美元联手创立的为商品、货币、股票、债券和金融仪器等筹集投机资金的公司。从此，索罗斯开始了他的国际投资生涯，其在证券交易方面的天才也在主管量子基金的过程中得到了充分的发挥。

　　索罗斯的量子基金的定位是一种对冲基金。

　　对冲基金的组建方式和普通的基金差不多，都是由一些企业或个人，把自己手中的余钱交给基金公司，由基金经理来进行投资，投资赚取的利润按照比例分配，基金公司每年收取一定比例的管理费用。但它的运作同普通的资本组合比较起来具有许多鲜明的特点。

　　一是投资方式非常灵活，对冲基金经理的权力比普通基金经理大很多，他可以动用巨大的资金来投资于风险极大的项目，可以既投资于股票，又投资于别的金融资产，如货币、债券和期权等。可以随时买进卖出，在几秒钟之内将数十亿美元的资产变成另外一种资产。

　　二是高风险运作。它善于充分利用杠杆原理，充分借贷和抵押，放大资产。比如把自己手中的资金买进1 000万的股票，再把股票拿去作为抵押向银行贷款900万，再拿去购入债券，然后再拿900万的债券去抵押贷款。这样原本只有1 000万的资金，经过很多复杂的程序进行借贷抵押，可以放大很多倍，变成一个亿的投资。假定这笔投资的收益是10%，那么一个亿就可以赚到1 000万，相对于1 000万的自有资金，实际利润就变成了100%。当然风险也会大很多，如果亏损10％，那就血本无回了。

　　三是它只为少数意图谋求暴利的大资金服务，是一个基本对外封闭的“富人投资俱乐部”。一般老百姓只能去购买一点普通基金，对于对冲基金是无法问津的。

　　除了这些基本特点之外，索罗斯还把自己管理的基金定位为利用大趋势，即配合市场走势搞宏观投资。实际上其大部分钱也是在宏观投资中赚来的。这其实是一种由上而下的投资策略。

　　第一步，确定市场当时的宏观走势；

　　第二步，根据宏观走势选择投资方向，比如是该看空股市还是看多，是该买入债券还是卖出债券；

　　第三步，根据确定的投资方向再选具体投资的项目，如具体买卖哪些股票、债券、哪个国家的货币等。

　　索罗斯本人声称他自己的分析能力不太强，但确实有一种很强的批判能力，并在这种批判能力之上构筑非凡的判断力。也就是说，索罗斯认为自己并不擅长具体的分析，但对宏观走势的把握却很准确——尤其是宏观走势出问题的时候，他几乎有着像警犬一样灵敏的嗅觉。索罗斯领导的量子基金正是凭这种敏锐的判断力和准确的预期大获成功。

　　索罗斯的一个突出特点和精明之处，也是其与众不同的地方在于，他并不花费大量时间去研究经济，也不花大力气去阅读铺天盖地的股票分析报告，而是通过阅读报章，主要以自己独到的眼光来形成对股市的见解和判断。同时，他也经常与世界各国的权威人士保持联系，以保证消息畅通。他深知，在证券市场上，没有任何东西能比确凿的“内幕消息”赚钱更快。对证券技术分析，索罗斯认为没有任何理论根据，真正有用的是基本面分析，尤其是行业分析和公司分析。

　　可以说，索罗斯是个善于从宏观入手，从战略着眼，因而能够屡出奇招、战术过人的高手。

　　1985年，日本愚蠢地和美国、英国、法国、西德签署了《广场协议》，这个协议事实上是在要求日元升值以换取美元的有序贬值，从而增强美国制造业的竞争力。因为如果美元贬值，那么美国出口的商品就会变得便宜。

  
  
华尔街岁月(2)

  
　　1985年的美国面临巨大的贸易赤字，简单地说就是出口远远少于进口，它说明美国买别人的东西多，而卖给别人的东西少，这对美国经济的发展非常不利。里根当选美国总统以后，面临着财政赤字和贸易赤字，即“双赤字”。里根总统喜欢财政赤字，讨厌贸易赤字，原因也很简单，因为扩大政府开支可以刺激经济发展，但出口小于进口则不利于经济发展。要想扩大出口，美元贬值不失为一个好方法。所以，里根政府只好以政治、军事手段胁迫日本政府为美国的赤字买单──即强迫日元升值。

　　索罗斯很早就看出里根这种政策不可能持久，从1980年初就开始看空美元，在《广场协议》签署前后又大量卖空美元，买进日元、德国马克等即将升值的货币。1986年，美元对日元已经贬值20%以上，许多外汇投机者开始获利，索罗斯却认为美元的贬值还没有到位，当前的美元汇率仍然无法对美国的工业品出口带来多大帮助。此外，索罗斯还一针见血地指出，美元贬值对美国股市没有什么好处，因为当时的美国股市已经存在严重泡沫，经济周期又已经进入萧条的轨道，所以它必将在不久的将来进入熊市行情，甚至有突然崩盘的危险。但是，按照经典的经济学理论，一个国家的货币贬值对该国股市有促进作用——因为它可以扩大出口，增加本国企业的利润。美国政府和大部分投资者都是看好美国股市的。当国际游资大量涌入美国股市的时候，索罗斯却在大肆卖空美国股票，同时继续买进日元和马克──这一次，究竟谁对谁错呢?

　　不到两年，索罗斯就连续两次证明了他比所有学者、投资者和政府官员更懂得金融市场。美元对日元的汇率继续大幅度下跌，从1985年的1：250一直跌到1988年的1：120，跌幅超过了50%！至于美国股市，虽然确实上涨了一段时间，但是最终还是于1987年迎来了所谓的“黑色星期一”——道·琼斯工业指数居然在一天之内跌去22%，创下了空前绝后的纪录！

　　现在，乔治·索罗斯已经拥有了一个对冲基金经理所能够拥有的全部荣誉和尊敬。他在1986年-1987年盈利高达122%，虽然有几次徒劳无功的尝试，但是在大方向上是完全正确的。当时的索罗斯还没有操纵市场的能力，他也不可能去操纵道·琼斯工业指数这样庞大的市场，他的成功主要应当归功于敏锐的判断力和敢于冒险的精神，而不是所谓的“扰乱市场”。

　　但是，在对日元和马克的成功投资之后，情况就不一样了，索罗斯已经成长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金融大鳄”。由于他经营有方，量子基金会业务不断扩展。量子基金在1969年推出时还只是一个资本额仅400万美元的基金，此时命名为双鹰基金，1973年改名为索罗斯基金。在这短短的五年间，资产值已增至1 200万美元。1978年索罗斯又把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基金改名为量子基金。以之命名，要追求的是基金的增长速度足以媲美物理学中的量子。至1981年9月，基金资产已达l亿美元。1981年，美国《社会事业投资家杂志》把索罗斯评为“世界上最佳理财能手”。

　　到了1992年，索罗斯的量子基金的规模已经达到60亿美元之巨。如果有人在1969年向量子基金会投资l万美元，那么1996年底就变成了2亿美元，增值达2万倍!

　　量子基金作为一种对冲基金，可以利用财务杠杆将自己的资金放大很多倍，60亿美元在索罗斯手里，可以发挥600亿美元的作用。这个时候，索罗斯已经拥有了操纵市场的能力，他已经不再满足于跟随市场赚点小钱了。刚到美国时的那个“回英国念哲学博士”的念头早就抛到脑后，相反，在美国这片新大陆，他要调过头来，向那个把他培养成才的国家，那个曾经统治世界的“日不落帝国”发动一场震惊世界的“货币战争”。

  
  
向大英帝国宣战！

  
　　1992年12月7日，欧洲共同体十二个国家的外交部长和财政部长在荷兰的马斯特里赫特签署了《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这个条约至今仍是欧洲一体化进程中最重要的里程碑。《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司法、公民福利等多方面内容，但关于欧洲货币联盟的规定是其中的核心，也是争议最大的部分。

　　条约规定，欧共体（不久改称欧洲联盟）各国应当分三个阶段完成统一货币的工作，其中第一个阶段是强化当时已经存在的“欧洲汇率机制”，实现资本的自由流通；第二个阶段是建立“欧洲货币机构”，负责协调欧共体各国的货币政策；第三个阶段是建立统一的欧洲货币（欧元），并把“欧洲货币机构”升格为“欧洲中央银行”，为欧盟各国制订统一的货币政策。

　　《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中有这样一条协定，就是把各国的货币汇率固定在一个狭窄的范围内波动。比如确定每3英镑换1德国马克，上下波动幅度不得超过千分之十。也就是说必须保证3英镑最多能换1.1马克，最少能兑换0.9马克。签约的各个国家的货币都必须如此。

　　这个规定很好理解，因为欧盟最终是要统一货币的，把所有成员国的国内货币都换成欧元。如果各国货币间的汇率波动很大，比如1马克一会儿值3英镑，一会儿又值4英镑，一会儿又值2英镑，还有十几个国家的货币兑换率总是天天变来变去，那将来换成统一货币，各国的货币都一样了，兑换率一下子统统变成1:1，而且不可能有任何波动，整个欧洲经济就会乱套的。面对这个条约，英国政府的心态十分复杂──此时的英国，早已不是“号令天下，谁敢不从”的日不落帝国，多年以来一直在经济发展迟缓的泥潭中苦苦挣扎。与此同时，它在欧洲大陆上最主要的对手——德国刚刚完成统一，经济发展十分强劲。如果放弃英镑的独立地位，加入欧洲统一货币体系，英国就无法根据本国经济的情况来制定独立的货币政策，这样无异于让英国成为德国的经济奴隶，并且使伦敦逐渐丧失欧洲金融中心的地位。

　　但如果不参与统一的欧洲货币体系，英国就将被扔在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大门之外，最终沦为边缘角色。

　　所以，英国只能小心翼翼地“部分加入”，它拒绝放弃英镑，加入欧洲统一货币，却又同意参加欧洲汇率机制——即英镑必须与马克等欧洲其他国家货币挂钩，在一定范围之内浮动。《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进一步强化了欧洲汇率机制，使英镑自由浮动的回旋余地更加狭小。

　　在《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签署之后，英镑与马克的汇率是1比2.95。在两德统一之后，由于东德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的影响，德国经济出现了过热的趋势，德国中央银行不得不调高利率，以抑制通货膨胀。

　　这样，一方面把钱变成马克存在银行的利息提高了，而英镑的利息不变；另一方面德国经济发展迅速，在德国投资的盈利前景好于英国。这就会促使大家把手里的英镑兑换成马克。买入英镑的人少，买入马克的人多，马克自然就要“涨价”（升值），英镑自然就要贬值。

　　但是受欧洲汇率机制的限制，英镑无法大幅贬值，所以，英国中央银行──英格兰银行只有两个选择：要么跟随德国的步伐，增加英镑的利息，以维持英镑在资本市场的竞争力；要么筹集足够的资金，在外汇市场上大量购买英镑，维持英镑汇率的稳定。两条路都要付出沉重的代价：利率提高会抑制投资，这是宏观经济学的基本常识，等于是给本来就很低迷的英国经济来个雪上加霜；如果筹集资金稳定市场，英国政府和中央银行一时又拿不出这么多资金，只能向其他国家政府或国际组织借贷。万一稳定市场的努力失败，英国政府必将巨额亏损，负上沉重的外债包袱。

　　正在英国政府两头为难的时候，却不知道巨大的危险已经迫近。直到1990年初，金融监管者都没有充分意识到对冲基金的能量，等到他们意识到的时候，一切已经太晚了。世界上最强大的宏观对冲基金将在犹太人乔治·索罗斯的率领下，与英国政府展开一场面对面的决斗。

  
  
击败英格兰银行

  
　　索罗斯早在《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签订之时就预见到欧洲汇率体系存在的问题：由于各国的经济实力以及各自的国家利益的差异，它们的货币政策很难保持协调一致，各国都不愿意以牺牲本国经济为代价来维护汇率机制的稳定。

　　一旦构成欧洲汇率体系的一些“链条”出现松动，像他这样的投机者便会乘虚而入，对这些松动的“链条”发起进攻，而其他的潮流追随者也会闻风而动，使汇率更加摇摆不定，直到整个机制被摧毁。而对欧洲统一货币始终保持一种警惕心理的英国，无疑是这个链条中最薄弱的一环。

　　随着时间的推移，英国政府维持高利率的经济政策受到越来越大的压力，它请求德国联邦银行降低利率。结果证明了索罗斯的远见卓识：德国联邦银行担心降息会导致国内的通货膨胀，拒绝了英国降息的请求。换而言之，就是德国不惜以汇率机制受到破坏为代价维护本国经济稳定。

　　英国经济日益衰退，英国政府需要贬值英镑，刺激出口，但英国政府却受到欧洲汇率体系的限制，必须勉力维持英镑对马克的汇价。英国政府的高汇率政策受到许多金融专家的质疑，国内的商界领袖也强烈要求降低汇率。在1992年夏季，英国首相梅杰和财政大臣虽然在各种公开场合一再重申坚持现有政策不变，英国有能力将英镑留在欧洲汇率体系内，但索罗斯却深信英国不能保住它在欧洲汇率体系中的地位，英国政府只是虚张声势罢了。

　　英镑对马克的比价在不断地下跌，从2．95跌至2．85，又从2．85跌至2．796 4。英国政府为了防止投机者使英镑对马克的比价低于欧洲汇率体系中所规定的下限2．778 0，已下令英格兰银行购入33亿英镑来干预市场。但政府的干预并未产生好的预期，这使得索罗斯更加坚信自己以前的判断，他决定在危机凸现时出击。

　　1992年9月15日，索罗斯决定大量放空英镑。他的操作手法非常复杂，但是简单来说可以理解为：从银行借贷大量英镑，到外汇市场上去全部卖掉，换成德国马克，巨大的卖出压力将迫使英镑贬值。如果计划成功，索罗斯就可以用比卖出的时候便宜得多的价格再“买回”英镑，还给银行，这个“高价卖出，然后低价买进”之间的差额就是索罗斯的利润。

　　如果只是索罗斯一个人与英国较量，英国政府也许还有一丝希望，但索罗斯“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他抛售英镑的行为，迅速吸引了大量的跟风卖盘——全世界的外汇投机者都开始一拥而上疯狂卖出英镑。英镑开始迅速贬值。

　　英镑对马克的比价一路下跌至2.80，虽有消息说英格兰银行购入30亿英镑，但这完全是杯水车薪——光索罗斯一个人抛售的英镑总额就达到了70亿，更不用说跟风而来的天量国际游资。到傍晚收市时，英镑对马克的比价差不多已跌至欧洲汇率体系规定的下限。英镑已处于退出欧洲汇率体系的边缘。

　　英国财政大臣采取了各种措施来应付这场危机。首先，他再一次请求德国降低利率，但德国再一次拒绝了；无奈，他请求首相将本国利率上调2％～12％，希望通过高利率来吸引货币的回流。一天之中，英格兰银行两次提高利率，利率已高达15％，但为时已晚，英镑的汇率还是未能站在2．778的最低限上。在这场捍卫英镑的行动中，英国政府动用了价值269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但最终还是遭受惨败。

　　1992年9月15日，曾经充当过“全球中央银行”的英格兰银行终于向国际投机者投降，宣布无力维持英镑的汇率，英镑只能退出欧洲汇率机制。

　　这一事件，可以说是欧洲统一货币进程中遭遇到的最大挫折，英国受到的打击最大。至今，英国人和欧洲人对索罗斯还恨之入骨，提起索罗斯来就骂他是“夏洛克”(莎士比亚名剧《威尼斯商人》中一位冷酷的犹太商人)。但不论怎样，索罗斯无疑是这场袭击英镑行动中最大的赢家，被《经济学家》杂志称为“打垮了英格兰银行的人”。在这次英镑狙击战中，索罗斯总利润高达20亿美元，其中索罗斯个人收入为1/3。在这一年，索罗斯的基金增长了67.5％。

  
  
东南亚金融危机(1)

  
　　在收拾完英格兰银行之后，索罗斯又调转枪头，寻找新的猎物。1994年底，他又在墨西哥翻云覆雨，向墨西哥比索发起猛攻，导致比索贬值50％，引发了墨西哥金融危机，将这个拉美大国几乎摧残得国破家亡，数十年经济改革的成果毁于一旦，索罗斯自然也从中捞足了赚头。

　　这之后，索罗斯消停了几年。此时正值东欧巨变、苏联解体不久，他十分关心自己祖国的发展，投入巨资帮助匈牙利的政治、经济建设。并以匈牙利为中心，建立了一个遍布东欧地区的索罗斯基金网络，主要投资于这些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看起来，索罗斯已经满足于自己取得的成就，不再靠摧毁一个国家的经济大发横财，而摇身一变成了一个慈善家。

　　但如果就此认为索罗斯已经良心发现，改邪归正，充分认识到“不能把自己的成功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那就大错特错了。这个国际金融界最冷酷无情的狙击手一刻也没有停止对猎杀目标的搜索，他只是在静静地等待机会。

　　这个机会终于在1997年的夏天来临，猎杀目标：东南亚。

　　东南亚曾经是新世界的宠儿。

　　韩国、台湾、香港、新加坡“四小龙”在战后迅速崛起，经过几十年的奋斗，终于成功跻身于发达国家(地区)的行列。

　　继它们之后，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国家也模仿“四小龙”的成功经验，利用本国劳动力成本便宜的优势，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的加工制造业，比如纺织品、皮鞋、箱包、普通机械及其零配件等等，以非常低廉的价格向发达国家出口。同时以各种优惠条件，吸引外国资本到本国投资，一时间搞得风生水起，成为世界瞩目的焦点，被称为“亚洲四小虎”，大有重现当年“四小龙”辉煌之势。

　　但“四小虎”所处的时代和“四小龙”相比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随着冷战的结束和信息技术的发展，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加速，全球统一的金融市场开始形成，并产生了数额极为庞大的全球性投机资金，索罗斯的量子基金便是其中的代表。这些投机资金借助现代信息技术，反映速度极为迅速，一旦嗅到什么风吹草动，就可以在一夜之间从世界各个角落蜂拥而至，对一国经济展开毁灭性的打击，获取暴利之后迅速撤退，留下一个个经济崩溃、民生凋敝的国家，其行动效率和破坏程度丝毫不逊色于航空母舰和巡航导弹。英镑狙击战和墨西哥金融危机就是这些投机资金的经典之作。

　　和索罗斯这样的国际金融界的“老狐狸”相比，东南亚国家的领导层和企业界在金融问题上还显得非常幼稚，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