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若水：毛泽东发动“文革”是走在历史的前面-共识网-《领导者》杂志官方网站

（一）是历史的倒退吗？ 

　　文革是历史的倒退吗？当然，许多人对此是确信无疑的。既然文革是灾难，是浩劫，那不是历史的倒退，又是什么呢？难道反而是历史的进步？从来没有一段历史，像文革这样，承受着人们经久不息的诬蔑与唾骂。但是，诬蔑、唾骂文革，就能够认清楚历史的真实吗？能够拿起笔杆的人，大都一致地讲文革是封建主义的复辟。然而，还有比这更大的误解吗？

    文革是把封建主义批判到骨子里去的，它又怎么成了封建主义的复辟呢？现在许多对文革的研究，简直太有想象力，然而很可惜，这种想象力是为诬蔑文革服务的。如果诬蔑都显然到达了背离常识的地步，那人们也只能把它当做天方夜谭了。其实，没有哪一个民族，会持久的诬蔑自己的一段历史。我们知道法国大革命有诸多的不好，雅各宾专政更是让人望而生畏，但是法国人对那场大革命却有着极严肃的研究，而不是整天往法国大革命那里吐唾沫。很可惜，我们对待文革就没有这么严肃而理性的态度。对法国学者来说，法国大革命是一座宝库；可对中国学者来说，文化大革命会成为聚宝盆吗？

    我们谈到文革，几乎不经过丝毫的论证，便说它是大灾难、大浩劫。如果只是这样的一遍又一遍地说，那文革就是大灾难、大浩劫了吗？我们怎么取信与人呢？谎言重复千遍，就是真理。三人成虎的道理，我不是不懂，但关键的并不是三人成虎，而是大街上究竟有没有老虎。我说过的，在文革中，灾难与浩劫是存在的。但问题是，这灾难与浩劫是谁的灾难与浩劫？很显然，就是知识分子的灾难与浩劫。而在文革中，知识分子又是革命的对象，所以是他们的灾难与浩劫又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知识分子在讲自己的辛酸经历的时候，便把这灾难与浩劫泛化了。俨然他们自己的灾难与浩劫，成为了全民族的灾难与浩劫。知识分子的自大不只表现在吹牛的时候，也表现在讲自己的“辛酸泪”的时候。所以，我们只有把知识分子无限放大的灾难与浩劫，还原到它们本来的样子，才可以搞清楚历史的真相。

    谁的灾难，谁的浩劫，这对于搞清楚文革的真相很重要。从某种角度，我们也可以讲三大战役是大灾难、大浩劫啊，对于国民党反动派来说，确实如此啊，因为他们在三大战役中遭到了灭顶之灾。只有洗刷了吐向文革的唾沫，才有真正严肃的研究。从文革结束，知识分子就一直致力于否定文革的事业；但是这事业有多大成就呢？恐怕乏善可陈吧。只有了对文革的否定，却没了文革的真相，这是多么可怕的事情啊。

    不过，说也怪，否定了那么多年文革，有的学者吊过头来一想，突然发现文革竟然是正确的，譬如何新，就是这个样子。北大那个爱吹牛皮的博士孔庆东，大抵也在趋向于认同文革。现在来说，对文革的认同，也只是一股暗流；当然，这股暗流是有现实根源的。但重要的并不是这现实根源，而在于重新发现文革的意义。文革绝非历史的倒退，那个时代更不是漆黑一切。即便否定文革的，也在讲文革时代的建设成就是很大的。当然，为了否定文革，也只能说这些成就并不是文革取得的，而是人们自觉抵制文革的成果。其实，这样的话即便去骗三岁孩子，也有很大的困难。三岁的孩子也不会讲，自己所以能够快快长大，是自觉抵制母亲乳汁的结果。我们知道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成就是巨大的，我们怎么不说这三十年的成就是人们自觉抵制改革开放的结果呢？我们的问题是，作为灾难与浩劫的文革，有没有积极意义呢？当然有了，作为反面教员的意义可大了。

    历史的灾难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改革开放的成就所以那么大，不正是吸取了文革的教训吗？但是，作为历史真实的文革，它的意义之大，就超出我们的想象了。有人说，我不知道文革是怎么回事，我只知道它是整“走资派的”，也就是整干部的。如果否定文革，干部的队伍变好了，那文革就大大的错了。如果否定文革，干部的队伍没有变好，或者更差了，那文革就是对的。其实，现在讲文革的对错，并没有太大的意义；关键是走进历史的真实。走进了历史的真实后，我们就会发现文革不但不是历史的倒退，反而远远地走在了历史的前面。 

　　（二）惊人的预见性 

　　毛泽东的预见性，确实是惊人的。而文革本身即是这种惊人预见性的明证。我们真心地希望毛泽东的预言是失败的，然而，很不幸，他的忧虑竟然成为了现实。从某种意义上讲，文革是防患于未然的；文革并不是历史的倒退，相反，它远远走在了历史的前面，不过，正因为走在历史前面的缘故，人们不理解、不认同，所以，反而成了历史的倒退。

    文革是以暴力革命的方式来解官僚主义、腐败问题的；当然，你可以说这种方式太过激烈，但是你却无法怀疑这种方式的有效性。在文革中，群众的地位是至高无上的，所以便少有人贪污、腐败。那个时候，领导者是坐在火炉上的；领导者所真正畏惧的，只有群众。很显然，我们现在是把这个关系颠倒过来了，是群众怕领导，而不是领导怕群众。既然群众怕领导，那领导似乎就可以无所畏惧了。“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这话谁不会说呢？至于背后什么样子，那似乎就超出我们的想象了。文革所要着力解决的问题，似乎正是我们现在所面对而又很难解决的问题。不可否认，文革是一剂猛药；对于这剂猛药，我们早就不欢迎，甚至说它是毒药了。但即便真的是毒药，又能怎么样呢？不还是有以毒攻毒的法子吗？文革是反面教员，所以它正面的东西，就会完全地被掩去。在几十年的诬蔑里，文革早就成了臭米烂虾；就是真正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也辨不清孰是孰非，谁真谁假了。

    对文革的全盘否定，是政治斗争的产物，而不是科学研究的结果。即便是在现在，要科学地研究文革，也非常地困难。先入之见，对人们的影响太大了。从某种意义上讲，文革不只属于文革，更属于未来。文革是毛泽东留给共产主义中国最后的遗产。我们知道，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毛泽东正是为了他的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从毛泽东个人的角度来讲，他早就功成名就了，他完全可什么也不必做了；他即便什么也不做，也超过了历史上的秦皇汉武。但是，他没有那样，他晚年又重新举起了革命的旗帜，他要把一生全部的精华，留给他的人民。当然，我们现在已经把晚年毛泽东思想，打入冷宫，甚至认为那是完全错误的。年纪大了，思想糊涂了，犯点错误，也是很正常的，我们也就糊里糊涂地接受了毛泽东晚年思想是错误的，这样一个结论。既然晚年思想是错误的，那研究它又有什么用呢？但是，你不经过研究，又怎么说明它是错误的呢？其实，毛泽东的思想就有那种魅力，你接触了它，了解了它，就会为它所征服。

    现在就有人把毛泽东晚年的思想称之为新毛泽东思想，或者毛泽东主义。其实，毛泽东主义是有世界影响的；好像别的国家，并没有在毛泽东主义前面加上“错误”两个字。毛泽东主义所以被加上“错误”两个字，只是因为人们没有理解它罢了。理解毛泽东是很困难的事情，理解毛泽东的文革尤其的困难。如果说文革是历史的倒退，那么，毛泽东晚年的思想也应该是毛泽东思想的倒退了。但是，事实却是皆然相反的，毛泽东晚年的思想达到了新境界。而这种新境界，虽然为当时人们追捧，却实在少人理解的。就是历史发展到今天，我们能说自己就理解了吗？许多人因为不理解文革，把文革当做悲剧；于是，毛泽东也就具有了悲剧的内涵。毛泽东发动文革，这就是他的悲剧所在。但是，我们只看到了他的悲剧，却忽略了他惊人的预见性。

    毛泽东何尝不会想到他的文革会被全盘否定呢？所以，在他活着的时候，便要把对文革的评价确定下来，也就是说，毛泽东是肯定文革的，但是肯定文革，并不意味着肯定文革中的错误，对于文革的“打倒一切”，“全面内战”，他也是持否定态度的。对文革“三七”开，这评价是否公允，这问题也只能留给后人来评说。但是，全盘否定文革，甚至妖魔化文革，那就是把经历文革的人，当做三岁的小孩子来看了。文革确实走在了人类历史的前面，别说我们现在不好理解它，就再过一百年，一千年，恐怕还是一个谜团。超前性可以成为落后性，大抵这也是历史的辩证法吧。有人说，历史是一面镜子，其实，文革何尝不是一面镜子呢？不过，文革这面镜子，可不是一般的镜子，它是照妖镜。 

　　（三）残酷的现实 

　　应该说，文革的现实是比较残酷的，尤其在全面内战的时候。但是，哪一个大革命的时代没有残酷的现实呢？革命虽然是神圣的，但并不就是天堂。当然，我们可以说革命是通往天堂的，但通往天堂的路可能遍地荆棘。革命的神圣并不能消解现实的残酷，相反，它只会为现实的残酷提供理由或者进行辩护。要革命总会有流血、牺牲，但这流血、牺牲并不是无谓的，它会换来革命的胜利。在革命的过程中，在严酷的斗争中，革命群众会受到锻炼。尤其青年一代，怎么能够成为温室里的花朵呢？应该经风雨，见世面，在革命的洪流中成长起来。也就是说，残酷的现实是有其合理性的。

    问题并不是该不该有残酷的现实，而是如何面对残酷的现实。其实，在现实的鞭子狠狠抽来的时候，我们便想着反击了。残酷的现实，虽然是客观存在，但客观存在的东西并不就是合理的。用革命的神圣无法解释现实的残酷的。“残酷打击，无情斗争 ”，并不就对。在残酷的现实面前，我们所能做的，决不只是维护革命的神圣，更应该唤起人道主义情愫。我不主张在“人道主义”前面加“革命”二字的。因为人道主义和革命，许多时候是相互冲突的；并且在冲突中，人道主义决不是革命的对手。往往是革命压倒人道主义；当然，许多情况下，人道主义也会唤醒革命。革命意味着流血、牺牲，即便是文化革命同样如此，因为文化革命的归宿必然是政治革命；不流血的政治革命，大抵很少吧，不过，英国的“光荣革命”是例外的。人道主义会珍视人类的每一滴眼泪，每一滴鲜血。其实，人道主义往往很难理解残酷的现实。当然，革命也往往瞧不起人道主义，认为它除了掉眼泪，失声痛哭，别无所能。

    但是，我觉得，恰恰是在人道主义这里，有着人性的闪光。许多时候，革命是拒绝思考的，因为它要承担起责任。但人道主义却不得不思考，那么多的流血与牺牲，究竟值得吗？即便值得，有非常崇高的价值与意义，但那也只是流血、牺牲。革命固然是神圣的，但人的生命，又毕竟是第一位的。我们应该重视的是每一个生命。生命本身是高过生命的价值与意义的。没有生命本身，那所有的价值与意义不都将归于虚化吗？尊重生命本身，这才是人道主义的情愫。但是，人道主义情愫在现实面实，真的很无力。在“全面内战”中，在激烈的派仗里，又有谁考虑到人道主义情愫呢？大家的想到的，只是革命的神圣。敌人不投降，我们就叫他灭亡。

    但是，在文革中，敌我真的那么分明吗？那个时候，实在是把人民内部矛盾变成了敌我矛盾。打派仗的，都是革命群众。在没有阶级斗争的时代，以阶级斗争为纲，实在非常可怕。所以，文革中的阶级斗争，实在是人为的阶级斗争，而人为的阶级斗争，则是应该消除的。我们知道阶级斗争是非常残酷的，用当时的说法，也就是“你死我活”。我们要思考的问题是，人为的阶级斗争是不是阶级斗争呢？许多人说了，既然是人为的，那当然不是阶级斗争了。但文革的历史却证明，人为的阶级斗争也还是阶级斗争。人为的阶级斗争，同样非常残酷，甚至尤其残酷。我以为，文革残酷的现实就是由人为的阶级斗争造成的。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确实应该结束了。

    我们并不能够说大革命、大动荡的时代就不好，但我们真心喜欢的还是和平、发展。为什么要拼个你死我活呢？你死我活的结局也只是吾与汝偕亡。还是你活，我也活的好。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就是应该和谐相处。斗争虽然是最有力的武器，但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相反，和谐才是我们追求的终极。有人说了，你不是讲文革有惊人的预见性吗？可为什么，它却创造了如此残酷的现实。当然，我可以讲，创造残酷的现实，是为了锻炼整整一代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但是，残酷的现实，毕竟是残酷的现实，我们应该有正视灾难，尤其是人为灾难的的勇气。然而，文革中现实的残酷，并不足以掩去它惊人的预见性；这也就如同文革惊人的预见性不足以掩去残酷的现实一样。任何事物都是有两面的，文革也不例外，其实，文革何只有两面呢，简直有三面、四面甚至多面。也正是文革的多面性，造就了精神的迷宫吧。 

　　（四）难言的超越 

　　文革虽然有着残酷的现实，但是它又是想着超越历史的。就文革的理想层面来讲，也确实超越了历史。我们知道，文革是有着非常美好的理想的。它有新人新世界的理想，而这很类似于古代所谓的大同社会。从某种意义上讲，新人新世界的理想是属于乌托邦主义的。那么乌托邦主义究竟好不好呢？这应该放到具体的历史环境中来看。在艰难困苦的时代，乌托邦主义能够给人以希望，给人以力量。也就是说在乌托邦作为理想虚悬在人们精神天空中的时候，它是有很大积极作用的。问题是，当艰难困苦的时代已经成为过去，人们的环境开始好起来，依然执拗地坚持乌托邦主义，究竟好不好呢？有人说了，条件好了，就不再坚持乌托邦主义了，那是不是对崇高革命理想的一种背叛呢？

    从本质上讲，所以有文革，就是为了防止人们对崇高革命理想的背叛。其实，对崇高革命理想的背叛，也可以叫做修正主义的。然而，问题只是马克思主义应不应该修正呢？我们知道，使用“修正”这个词是带有贬义的；因为它要修正的是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而实际上，马列主义的个别理论可能过时了，不能适应时代的发展了，但它的那些基本原理还是颠扑不破的。修正马列基本原理是要不得的，但是马克思主义又是必须向前发展的。

    警惕修正主义，当然是对的，但是裹足不前，不敢发展马克思主义，同样要不得。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是在艰苦的革命年代创立的，所以，它主要发展的是革命的理论，而至于如何建设，则只是提出了一些设想，而这些设想，就很有乌托邦主义的特点。可以说，文革就是发展了乌托邦主义的一面。让整个的社会向乌托邦趋近，或者说用乌托邦来改造现实社会，这究竟能不能做到？对此，我们是表示怀疑的。乌托邦因为太过完美，所以便觉得现实不如人意；既然不如人意，那便以为现实已经背离了崇高的革命理想，于是也便有了乌托邦的愤怒。而乌托邦的愤怒，又恰恰成了现实灾难的根源。我觉得，用乌托邦的愤怒去改造现实，确实很成问题。因为现实并不会因为乌托邦的愤怒，就变得好起来。新人新世界的理想，当然美好，但是乌托邦的愤怒会让这理想为鲜血染红。

    其实，在新人新世界的理想中，也有道德理想国的一面。那什么是道德理想国呢？我觉得，就是用大公无私、舍己为人的道德来约束所有人。文革中不是讲“破私立公”“狠斗私字一闪念”嘛，这很大程度上就是服务于建立道德理想国的伟大终极的。道德理国的目标，在文革中，大抵变成了现实。因为那个时候人们的道德境界确实非常崇尚。人们所认同的就是大公无私、舍己为人，所以，也只有那样的时代才能够造就雷锋、王杰这样的道德英雄。而在我们今天的人看来，雷锋、王杰这样的道德英雄，与傻冒是没有什么区别的。那个时代有那个时代的觉悟，但我们这个时代就不是讲觉悟的时代。不必讲觉悟，只要精明能干，赚到大钱，这就是模范。也就是说，我们这个时代是以经济价值为核心价值的，至于道德境界，那是被忽略的。大家很清楚，道德崇高换不来钞票。

    究竟“天下为公”好，还是“天下为私”好呢？这说不清楚的。我们当然会认同“天下为公”，但是看看周围的现实，却是各人顾各人式的“天下为私”。“天下为私”的必然结果就是财富集中到少数人手中。但在文革的观念中，财富集中到少数人手中是罪不可恕的，它所要竭力防止的就是这一点。文革的阶级性质，是非常明显的；而我们的时代，则把阶级性淡化了。淡化了阶级性，就没有阶级了吗？这确实无异于掩耳盗铃的。当然，否定文革的人，会举出那个时候的阴谋家、野心家，说他们如何阴险狡诈、道德败坏，以此证明文革的道德理想并没有变成现实。但是哪个时代没有阴谋家、野心家呢？他们阴险狡诈、道德败坏，就是那个时代的人们阴险狡诈、道德败坏吗？这真是欺人之谈。事实上，如果不被诬蔑文革的人蒙住眼睛，我们就会清楚，文革时代的社会风气，尤其是人们的道德情操，还是非常好的。文革想着超越历史，但终于没有超越历史，这是很可以悲哀的事情。然而，它所追求的道德理想国，却变成了人们精神境界的真实，这也是无法超越中难得的一点超越吧。 

　　（五）永远的误解 

　　也许，人们对文革的误解是永恒的吧。冲在最前面的战士，却被当做逃兵，有比这更大的误解吗？这岂止是误解，简直是冤枉。文革走在了人类历史的前面，却被说成历史的倒退，封建主义的复辟，还有比这更大的悖谬吗？文革时代的历史，真的倒退了吗？

    有人说，倒退了几十年，如果没有文革，中国就会怎样怎样。好象中国的落后都是文革造成的。然而，我们只要冷静地看一下历史，就会知道文革时代的历史，不但没有倒退，反而前进了。不过，我知道，知识分子是很难冷静地看待那段历史了，因为知识分子在文革中确实苦难深重。我想在文革中熬过来的知识分子，没有谁会真心的喜欢文革。即便知识分子在文革开始时候，以怎样的激情投入这场革命，但是他们在这场伟大的革命中，挨批挨斗，受尽非人的待遇却是事实。

    往事不堪回首啊，但是，越是不堪回首，那噩梦也就越容易袭来。在我们，是噩梦；在他们，却是曾经的真实，并且这种真实并不限于心灵的真实、精神的真实，而是真正意义的历史的真实。文革有什么好呢？文革的好处太多了，它所宣称的东西，哪一样不是我们，包括知识分子，最为动人的理想呢？可为什么如此美好的文革，却造就了知识分子噩梦般的现实。把灾难的根源往哪一个人甚至哪一批人上归结，虽然可能深刻，但并不足以说明文革。

    我们可以说，在文革中向知识分子宣战的，并不是哪一个人或者哪一批人，而是由众多力量所凝聚成的历史意志。我们对历史意志有着极大的确信，我们总以为历史的意志是不可以抗拒的。然而，历史的意志的可怕，就在它的不可抗拒性。谁敢去抗拒历史意志呢？那真是蚍蜉撼树，螳臂挡车。但在文革中的知识分子并没有去抗拒历史意志啊。不仅没有去抗拒历史意志，而且还是顺从历史意志的。为什么顺从历史的意志，还被它辗得粉身碎骨呢？就像文革后，所有的知识分子都在反思文革的灾难一样，在文革中，哪一个知识分子不说自己是真心拥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呢？难道这只是在人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吗？知识分子洗心革面的好快啊。

    文革，要人灵魂里爆发革命，这对知识分子大抵是无效的，因为谁不会口是心非呢，即便最真诚的知识分子也不得不违心的说谎话。但是，真诚的知识分子都在说谎的时代，是不是遍地都是谎言呢？大抵不是的。因为知识分子的圈子毕竟太小了，他们所造成的只是小气候；而文革的大气候并不是那个样子。文革走在了人类历史的前面，这是确定无疑的，而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实在为了实现终极的理想，柏拉图的理想国不就要把诗人驱逐出去吗？无论他有多么高尚的理由，这也是政治的强权。把知识分子赶尽杀绝，那绝不是好的办法。

    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不早就这样做过了么？有人把秦亡的教训归结为“焚书坑儒”，这其实是不确的，因为秦始皇即便不“焚书坑儒”，秦朝恐怕也难免二世而亡的。把儒生杀掉，把书烧掉，这与进行思想改造，哪一个更高明呢？当然是进行思想改造高明了。李泽厚先生曾经把文革描述为“焚书坑儒”式的无产阶级专政，这其实并不对。因为“焚书坑儒”，只管烧书、杀人，但并不管知识分子内部的思想问题。改造知识分子的思想，确实是一个浩大的工程，也是前无古人的事业。但关键是用什么来改造知识分子的思想呢？

    我们知道，知识分子是以思考为天职的，人类思想的宝库就是由一代又一代的知识分子建立的。好像没有思想能改造知识分子的思想吧。从某种意义上讲，思想是不能够改造思想的，能够改造思想的只有权力。文革中所谓的“灵魂深处爆发革命”，表面上深入到了骨子里，而实际上，还是用权力改造思想。但思想却一直有一颗高贵的头颅，它是不愿意向权力低头的，也就是说宁折不弯，宁死不屈。知识分子交给文革的答卷，也只有四个字：“依然固我”。如果我们把文革人格化，我想他一定非常伤心，伤心至极，便不免愤怒。若是乌托邦的愤怒再重来一次，那可不得了的；于是知识分子所要做的，只是“不要让历史的悲剧重演”。如果说文革是悲剧，那其间自然是有悲剧的精神的。我们虽然不希望悲剧重演，但对悲剧的精神，似乎还是肯定的。（原题：《走在历史的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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