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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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部动乱(下)(一八六〇至一八七七)
第一节 清的外援与曾军的奋战
—、英国态度改变的朕兆与初次上海之役
  太平天国定都南京之后,英、美、法三国所承认的仍为北京政府。它们所希望的是自清朝取得更多的让与,自须维持其继续存在。太平天国如果成功,以“万国真主”自命的天王,未必易于相处。北京政府虽非事事听命,可以予取予求,终可迫令相就。开放整个中国是各国的殷切冀求,特别是太平军控制下的长江流域。然而它们不向南京提出,仍欲和北京交涉。一八五六至一八五八年间,处于领导地位的英国,以为太平军败亡不远,益急自北京取得此项权利。
  天津条约满足了各国多年的欲望,坚定了它们和北京的关系。今后的问题为如何使其尽早付诸实施。中英条约订明长江各口英船俱可通商,“惟现在长江上下游均有贼匪,除镇江一年后立口通商外,其余俟地方平靖,……准将自汉口溯流至海各地,选择不逾三口,准为英船出进货物通商之区”。清政府初未存利用英国以对付太平军之心,且恐彼此勾通;在英国已完全放弃交好太平军之想,如能早日荡平,方符合它的利益。上海通商章程签字之日,额尔金席不暇暖,率领军舰,溯江西上,考察开埠事宜。路经南京、安庆,与太平军发生炮战。太平天国当局来书表示歉意,天王诏旨,称额尔金为“西洋番弟”,欢迎前来,当以礼相待。额尔金自汉口东下,安庆太平军守将亦解释误会,充分道歉。长江太平军水营统将函请以洋炮弹药相让,说是彼此情同手足。职位相当于太平天国副首相的李春发对于额尔金派来天京的威妥玛、李泰国、俄理范、伟烈亚力,以酒食款待,谓今后英船通过,可预先知照,以便派员护送。额尔金对太平军的印象,则十分恶劣,认为终必失败。李泰国在上海面告桂良,“该夷毫无纪律,……实系贼匪行为。……口称奉耶酥教,询以耶酥教中之语,所答非所问”。恰良以为“夷人看贼不起,不屑与之往来”。英国对北京虽亦说不上好感,但它仍统有中国大半,尚有体统。太平军仅有安庆至南京的长江两岸,勉强挣扎而已。
  太平军对英人之多方表示善意,大约是鉴于英国兵力强大,太平军的困难尚多,不得不尔。一八六〇年五月,太平军再破江南大营,长驱东下,英、法公使立即宣布保卫上海。忠王李秀成占有苏州后,致书英使,说明攻取上海、松江的必要,盼前来面商,以敦盟好。继又去函,劝勿助清军,免伤和气,均无回音。不久和外人素有交情的干王洪仁玕来至苏州,再与李秀成联衔邀英国教士艾约瑟相见。艾约瑟询问卜鲁斯的态度,卜鲁斯告以英国对清军及太平军不作左右袒。
  是年六月,江苏布政使薛焕、苏松太道吴煦与曾任怡和洋行买办四明公所董事杨坊商定,由美人华尔(F.  T.  Ward)编组洋枪队,协防上海。华尔是一个军事冒险家,多事的中国,对他正是大好机会,小则可趁火打劫,大则可自建一个政权。他的同国人法尔思德(E.  Forrester)、白齐文(H.  A. Burgevine)是他的同伙。他们招募了二百多名外国逃兵、失业水手及亡命之徒,以吕宋人为多,饷糈由上海官商供应。七月,夺回松江,抢掠之外,并得赏银三万两,名利双收,继续向太平军进攻,为李秀成所败。
  艾约瑟到苏州之后,谅必将卜鲁斯的表示转告洪仁玕与李秀成,洪、李信以为实。复以英、法正向华北进兵,不致与太平军为敌,留守上海的洋兵无几,不难一鼓而下,遂于击破洋枪队后,乘胜而进。卜鲁斯发出警告,谓英、法军已在上海县城及租界设防,如果进攻,即行还击。李秀成向英、法、美公使声明不扰外人。八月十八日,开始攻城,二十一日,为英、法军及军舰所败。同一天,英、法军夺占大沽炮台。两者看来极端矛盾,实均为自身利益。此为太平军初次与洋兵接触,亦为英国对太平军态度转变的具体明征,不过这尚不能说是英政府的决策。
  在中国的英教士以及商人大都赞成中立,主张对太平军干涉的为军人与外交官。额尔金返国之前,曾分函卜鲁斯、巴夏礼、何伯,①说事实上不能不与太平军交往,可设法和他们成立谅解,以便顺利通商长江。太平军以忙于西征,江南一时无事,访问南京、苏州的英、美教士络绎不绝,长江各地走私的外国商人尤多,驻南京英军舰的副领事亦作此勾当。一八六一年二月,巴夏礼随何伯至南京。三月一日,与舰长雅龄(Captain Aplin)同晤太平天国赞王蒙得恩之子赞嗣君蒙时雍及章王林绍璋,谓英国已取得长江通商权,以后英船往来,如遵守太平天国法令,不得阻挠,太平军如攻汉口、九江,而不侵及英人生命财产,停泊该地的英国军舰,亦不与之为难。经天王同意,即下诏宣示,凡未助“妖”(清军)之人,一律宽赦,外国商人一如兄弟,有关事宜由罗孝全总理,②并送还太平军中的英国逃兵。五月,美国海军提督司百龄(Commodore Stribling)亦获得相同的保证。
 ①事在一八六〇年十二月十一日、一八六一年一月十九日及二十日。
 ②罗孝全于一八六〇年到天京,掌管外务。
 三月二十二日,巴夏礼自汉口东返,路过黄州,警告英王陈玉成勿攻汉口、汉阳,显然违背三月一日的承诺。二十八日,何伯令雅龄进而要求太平军不得进入上海附近百里之内,否则武力周旋,英国亦不准清军以上海为进攻太平军的基地,此为英国准备干涉的明白表示。巴夏礼、雅龄与蒙时雍谈判五天,声言太平军如破坏口岸商务,彼此关系即无法改善。天王初仅允不伤害外人,但不能阻止太平军之进攻上海。四月二日,巴夏礼、雅龄亲至天王府投文,天王答应本年之内不进入上海附近,诏命中西永遵和约。何伯、巴夏礼的要求,仍为他们自己的主张,尚非伦敦的训令。外相罗素认为英国无权防卫口岸,曾告诫卜鲁斯对于中国内战的行动勿逾越保护英国人安全与商业所必需的范围。但是英国终于介入,卜鲁斯、何伯的坚执与其他在华外交军事人员的报告,最具影响力。 
 一八六一年五月,何伯指华尔诱招英国逃兵,加以逮捕,送交美国领事。此事与天京已交出太平军中的英国逃兵当有关系,意在表示中立,免与太平军发生新的纠纷。美领事以华尔已入中国籍;将他释放。华尔允不再收留英国逃兵,何伯允协助他在松江招募华人为兵,以欧、美人为军官,给以西方装备。是年十一月,洋枪队扩大到二千余人,何伯亲往检阅,显系仍要它对抗太平军,必要时可配合英军行动,这是他准备与太平军作战的“重大措置”。华尔的新军,以绿布帕头,通称为绿头勇,太平军呼为“假洋鬼子”。
 李秀成说某洋人曾以威胁的口吻,以平分土地为条件,要求太平军和英国合作,说“尔天王虽众,不及洋兵万人。有我洋兵二三万又有船,一举而平,……我万余之众打入北京后说和。尔不与合,尔朝不久,待我另行举动”。此洋人可能就是巴夏礼。洪秀全不为所动,谓“我争中国,欲想全图,若与洋鬼同事,事成平分,天下失笑,不成之后,引鬼入邦”。日后李秀成亦云,他非不知洋兵洋炮厉害,鉴于帮助清军的洋兵“打入城池,洋兵把守城门,凡官兵不准自取一物,大小男女,任其带尽,清朝官兵不言,若多言不计尔官职大小,乱打不饶。我天王不用洋兵者在此也”。“有一千人洋兵,要挟制我万人,何人肯服,故不用也。”可见洪秀全、李秀成自有坚定不移的国家民族立场。他们虽用客卿、洋将、洋弁,便须服从他们的命令。①至于轮船、洋炮、洋枪,以及千里镜等,太平军亦甚爱好,李秀成部洋枪尤多,大半为洋人偷售。
 ①早在一八五四年,罗大纲部下已有洋人。一八六〇年后,来投的洋人渐多,大都为欧、美浪人、逃兵,亦有同情太平军及富于好奇心者,如英人伶俐(A.  F.  Lindley)。一八六一年李秀成、李世贤、谭绍光部下的洋人,共约一百余名,一八六二年谭绍光一人所属即达二百人。
二、安庆的争夺
  湘军占有武汉、九江后,安庆成了长江上游的主要战场。安庆不仅为天京的屏藩,巢湖流域,亦为天京米粮所资赖。一八五九年十二月以来,曾国藩、胡林翼全力以图,与英王陈玉成展开剧战。一八六〇年,江南大营再陷,清廷屡命曾移师东援。曾国藩另有所见,谓安庆一军绝不可动。第一,“自古平江南之策,必踞上游之势,建瓴而下,乃能成功。……欲复苏、常,南军须从浙江而入,北军须从金陵而入。欲复金陵,北岸则须先克安庆、和州,南岸须先克池州、芜湖,庶得以上制下之势。若从东路入手,内外主客,形势全失,必至仍蹈‘向荣、和春’覆辙”。第二,湘军已进薄城下,若一撤动,“则军气馁而贼气盛,不但鄂边难以自保,即北路……各军亦将觉孤立无援。是安庆一军,目前关系淮南之全局,将来即为克复金陵之张本”。第三,水师若得此城,“则即有所依附,以为根本,以绝金陵贼粮之源,以杀江、淮各贼犄角之势”。曾氏盱衡全局,深虑远谋,战略的属高人一等。但清廷仍要他规复苏、常,以保沪、杭。不得已,乃自统八千人移驻皖南祁门,留曾国荃部一万五千人续围安庆。担任掩护与后援的有多隆阿、李续宜、胡林翼部陆军,及杨载福的水师,约共四万人。
  太平军同样了解安庆关系重大,洪仁玕曾说:“自古取江山,屡先西北而后东南,盖由上而下,其势顺而易,由下而上,其势逆而难。况江之北,河之南,自称为中州渔米之地,前数年京内(天京)所恃以无恐者,实赖有此地屏藩资益也。……长江者,古号长蛇,湖北为头,安庆为中,而江南为尾。今湖北未得,倘安徽有失,则蛇既中折,其尾虽生不久。”时李秀成攻上海不利,转而经略浙江,天王严令前赴上游。以解安庆之围,乘英、法军进向北京的机会,北扫中原。李与陈玉成在苏州会商后,陈去皖北,当长江北岸,李向天京,取道皖南西进,当长江南岸,分师武汉。另由辅王杨辅清等,挺进祁门,以掇曾国藩,侍王李世贤挺进赣东,抄祁门后路,使安庆之围不解自解。
  陈玉成军行剽疾,初战安庆的多隆阿等不下,一八六一年三月中旬,西趋湖北,以破竹之势,五日之内,攻占黄州,因巴夏礼的警告,为避免对英纠纷,所部绕越汉口,改取鄂北各城。旋因南岸李秀成军失期,未能取得联系,安庆情势危急,四月,引军东还。皖南的太平军,于一八六〇年十二月后,一再迫攻祁门,曾国藩几不能支,屡濒于危,幸左宗棠在赣东击败了截断祁门粮道的李世贤,始转危为安。李秀成对于这次西征,似不甚积极,用兵又较持重。一八六一年二月,入江西,迂回赣南、赣西;至六月方入湖北境内,逼近武昌,得知陈玉成、李世贤均已东返,湘军鲍超到了江西,恐归路被阻,汉口英领事对他亦有劝阻,遂于鄂南召集降众之后,向浙江退却。
  西征无功,一八六一年四至八月,陈玉成纠合皖北、皖南及天京诸军约三万余人,先后四次援救安庆。湘军悉力以拒,曾国藩的大营自祁门移于安庆对岸,胡林翼调湖北各军相助,战斗激烈异常。湘军指挥统一,水陆犄角,粮药充足;太平军众志不一,队伍不整,补给困难。以往外人为贪图重利,常以米粮售与安庆守军。曾国藩命各营对走私洋商,优予笼络,以同样的价格收购所运米粮,卜鲁斯亦禁止英船再来,安庆遂无颗粒可得。九月五日(咸丰十一年八月初一日),粮尽城破,太平军一万六千余人,全部战死,安庆为湘军所得,这是太平天国存亡的一大关键。洪仁玕曾谓:“我军最大之损失,乃是安庆落在清军之手。此城实为天京之锁钥而保障东南安全者,一落在妖手,即可为攻我之基础。”
  安庆失守,陈玉成退往庐州,受到革职处分。他久有经营山东、直隶的准备,至是认为与其坐困,不如别开生路,命所部北进,攻略皖豫之交。一八六二年春,清军大举围攻庐州。五月,陈玉成北走寿州,为首鼠两端、曾受太平天国爵职的练总苗沛霖诱执遇害,年仅二十六岁。陈死,皖北太平军等于瓦解。
  李秀成自湖北东退时,已知安庆难保,仍按照他西征前的计划,谋夺取杭州,巩固东南的根据地。一八六一年底,杭州、绍兴、宁波悉为所得。曾国藩深感情势严重,说是“现在浙、苏两省膏腴之地尽为贼有,窟穴已成,根底已固,……浙省兵勇向恃宁、绍为饷源,今已被贼踞,全省糜烂,无可筹画”。如就经济意义来看,太平军得到杭州、浙江,与失去安庆、皖北略可相当;以军事关系而言,杭州、浙江的地位则不能与安庆、皖北相比。不过杭州、浙江的占领,毕竟是太平军晚期的一大胜利与转机,亦为最后的一次胜利,此后无何进展。
三、通商口岸的攻守
  一统江南、浙江,为此时李秀成的基本战略,西征期间,虽未再进攻上海,而对浙江则未放手。一八六一年四月,太平军占领乍浦,如渡过杭州湾,即可攻击宁波。五月,何伯派舰长[口+丢]乐德克(Roderick Dew)前往宁波,警告太平军,不得进犯,并助清军布防。太平军答称愿与英人和好通商。六月,卜鲁斯通知何伯,谓保护口岸即为保护英国利益,清已同意英军代守宁波,并论及攻取南京之事。另报告外相罗素,口岸如为太平军所占,商业必受打击,关税自必减少,赔款将难照付。何伯不赞成攻取南京,怕上海与内地通商因此停止。罗素亦不主张采取主动,惟应使海口中立。[口+丢]乐德克的保卫宁波计划,获得了批准。
  经过八十天的围困,一八六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杭州为李秀成攻下,浙江巡抚及驻防将军以下万余人死之。宁波于十二天前,已为侍王李世贤部占领,这是太平军控制的唯一海口,军纪严整,商务照常,免征关税三个月,与外人颇能相安。第二年,何伯及美国公使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赶至宁波,与英、法领事自定北岸为居留地,不许干扰。四月,太平军开始在镇海设关稽查,英、法出而阻挠。继又藉口宁波城上鸣炮扰及居留地与英船,要求拆除炮台被拒。五月十日,英、法军舰助清军夺占宁波。
  英人最关心的为上海,次为长江口岸。天王仅允在一八六一年内太平军不进入
上海附近。及杭州被围,何伯预料,如此城—旦为太平军所得,上海势必受到威胁。巴夏礼再至南京,十二月二十七日,由舰长平安(Henry M. Bingham)提出四项要求:一、赔偿英人在太平军领域内被劫损失;二、英船得自由航行太平军领域内河流;三、严禁太平军侵入上海、吴凇周围百里之地;四、汉口、九江附近百里之内,亦不得进入,并不得扰及镇江领事署所在地。结果全被驳斥,平安声言将相机采取必要措置。
  英国关心上海,李秀成定要取得这个陆上孤岛。占有杭州后七天,即率军北去,晓谕上海洋商,“各宜自爱,两不相扰”,“倘助逆为恶,相与我师为敌,则是自取灭亡”。这时他已不惜与外人一战,不似上次的多方恳劝。一八六二年一月,太平军连占上海周围各县。二月,为英、法及华尔的洋枪队败于浦东。三月,华尔得英军舰之助,复捷于上海西南,洋枪队改名“常胜军”。四月,太平军幕王谭绍光与英、法军、常胜军大战于上海、松江之间,不利而退,此为上海之战的第一幕。
  英、法军决肃清上海周围百里,改采攻势,所得城池,交常胜军戍守,财物平均分配。五月,占领嘉定、青浦。李秀成反攻,大捷于太仓,夺回嘉定,英军提督士迪佛立(C.  W. Staveley)焚城败走,法军提督L罗德(A. Pr。tet)战死奉贤南桥。六月,谭绍光夺回青浦,俘常胜军副统领法尔思德,直薄上海县城。英、法军屡败之余,不敢出击。时李鸿章所统湘、淮军已至,力战三日,太平军后撤。“沪中商人向恃洋人为安危,援贼大至之后,洋人敛兵不动。”李秀成以天京紧急,八月,回师西援,留谭绍光主持东线。十一月,太平军再迫上海,又为湘、淮军及常胜军击退。此为上海之战的另一幕。
  上海会战之前,地方官绅与英法已成立一“中外会防局”。英方主张参战最力的,始终为何伯、卜鲁斯与上海领事麦华陀。麦华陀报告外部,谓清军无力保护上海,卜鲁斯强调如英国不欲抛弃在华利益,必须维持清廷。美公使蒲安臣亦说,清廷为合法政府,应予以道义援助。此时北京的当权者为恭亲王,卜鲁斯和他商定中外联合作战。雇外国兵轮保卫宁波,英、法兵在上海助战,军舰可入江协防,常胜军扩编为四千五百人。
  洪仁玕对于此时李秀成之进攻上海,深不谓然,致书详论安庆失守后天京之危,主先西北而后东南。李秀成以为取得东南,即可高枕无忧,湘军尚无败势,须待机以图。苏州儒士黄畹(王韬)劝他暂勿用兵上海,英、法志在通商,仅知自守,并非欲与太平军相敌,对之宁和勿战,应移文英、法,定上海为通商境界,不得容留清兵。先取长江下游各地,设关征税,藉足国用,再溯江而上,规复安庆、九江、汉口,联络石达开,尽收黄河以南,然后封锁上海,待其内变。日后洪仁玕说,太平天国祸害之源,为“洋人助妖”。洪秀全的妻弟赖文光说李秀成“不知君命,妄攻上海,不惟攻之不克,且失外国和约之大义,败国亡家,皆由此举”,不免言之太过。从另一面来说,倘李攻下上海,不仅可无后顾之忧,饷源亦可无匮,但未遂所愿。下游的英、法军公开支持清朝,上游的湘军长驱而东,太平军陷于夹攻,首尾不克。
四、曾军的分路推进与洋将洋兵的协助
  一八六〇年曾国藩的平定江南计划,分为南、北两军,规复苏、常及金陵,南军由浙江而入,北军夹江而下。曾与胡林翼、左宗棠在安徽宿松会议之时,商定先由左宗棠经营浙江。左宗棠(一八一二至一八八五)亦湖南人,举人出身,富于才略,一八五二年起,佐湖南巡抚骆秉章幕。湖南为湘军后方,所有军饷、援兵、战略,胥归他筹策,权盛一时。名望甚大,遭忌亦深,几获重咎,赖胡林翼与咸丰的近臣郭嵩焘、潘祖荫力保,始获无事。经曾国藩的举荐,自领一军,初驻赣东,维护祁门大营后路。杭州失守,复因曾的奏请,授浙江巡抚,担任南路军的主帅。一八六二年二月进入浙西,与李世贤相持八个月。迨李北援天京,左始有进展,乘浙江太平军内部不和,一八六三年初,连下数城,逼近杭州附近的富阳,擢升闽浙总督。
  与左部相呼应的为浙东英、法人组成的中外混合军。先是,宁波英领事馆,募勇三百,号为“绿头勇”。英、法军夺占宁波后,英军官[口+丢]乐德克仿“常胜军”之例,将“绿头勇”扩编为千人,分称“常安军”与“定胜军”。浙海关税务司法人日意格(Prosper Giquel)及参将勒伯勒东(A.  E. Le Brethon de Caligny)别募一千五百人,冀与英抗衡,号“常捷军”,通称“花头勇”。一八六二年秋,[口+丢]乐德克会花勇、绿勇及上海前来的“常胜军”,夺占宁波附近四县,华尔因伤而亡。翌年,花、绿勇西攻绍兴,屡为太平军所挫。“常捷军”统领勒伯勒东、达尔第福(Tardif de Moidrey)相继战死,改由德克碑(Paul D’Aiguebelle)接统,占领绍兴。[口+丢]乐德克被召回国,“常安军”、“定胜军”解散,“常捷军”继续参战,兵力已达三千五百人。
  江、浙大乱,上海为富家巨室避难麇集之地,户口由三十万增至百万,“商贾辐辏,厘税日旺,官中益得招将募勇,逾年兵至五万四五千人。然皆市井无赖,或盗窃,或通贼,贼窥伺益甚”。江苏为两江总督辖境,湘军既有安庆,声威方盛,上海苏绅冯桂芬、潘曾纬等,因有向曾国藩请援之议。苏抚薛焕、藩司吴煦和之。一八六一年十一月,杭州合围,沪局愈危,遂由苏绅钱鼎铭赴皖乞师。曾国藩以所部无可分拨,饷又无自出,颇感为难。钱云,上海为苏、杭及外国财货所聚,每月可得六十万两,许以十万两相济。曾国藩大喜过望,准备遣乃弟国茎往保此膏腴之区。
  曾国茎志在攻取金陵,不愿援沪,曾国藩乃将此一任务付诸他的门生李鸿章(一八二三至一九〇一)。李为安徽合肥人,进士出身,曾以翰林在本省办理团练五年,抑郁不遂所志,改投曾国藩。经过四年的薰陶历练,大为曾所赏识,认为他“才大心细,可独当一面”。李所招募的均为淮南的团练,曾国藩为订立营制,并将部分湘军拨归节制,一八六二年初成军,名曰“淮勇”或“淮军”,内定李为江苏巡抚。曾一度命他驻扎镇江。李以上海“乃通省兵饷吏治之枢纽,应先从彼处布置,然后出京口(镇江),以应上游”。此一决定不仅关系他个人前途,亦改变了曾国藩的经略江南计划。浙江糜烂,杭州失陷,左宗棠无暇顾及苏、常。李部东去,初尚视作偏师奇兵,现在则成为进图江南的主力。
  英、法军的协防上海,就清军方面来说,不惟保全了一个饷源所系的通商口岸,且保有了一个江南反攻基地。一八六二年三月,上海中外会防局雇英国轮船七艘,运李部来沪,何伯派军舰护航。四月初,李率湘、淮混合军六千五百人,“鼓轮东下,穿贼境千余里。贼以其行之捷也,又心畏洋人,皆在江边遥望,不敢近问”。李的一生事业,多与外人有关,发迹之始,即获外人帮助。抵沪甫一月,接任江苏巡抚,升迁之速与左宗棠同。时上海战争方殷,湘、淮军开始参加。李深切了解外人对他的重要性,曲意联络,“欲用夷变夏”。他最注意的为西洋军伍,与何伯商定章程,拨派所部三千人交英军官训练。因为“沪防必须自强,洋人不可专恃”,目前迫于时势,不得不仰仗其力。到了九月,淮军各营多已添练洋枪。十一月,悉数改用,聘有洋教习。复以“华尔打仗奋勇,有洋人利器,益以全神笼络,欲结一人之心,以联各国之好”。华尔允为请洋匠制造炮弹,代购枪炮。李正欲学得外人一两样好处,于军事及通商大局均不无稗益。李固然是有心人,而他之能大量购置新武器,亦因他有充裕的财源可供支配。以往与外人交往最密而“过趋卑谄”的吴煦、薛焕相继去职,旧有兵勇亦逐步裁编。于是全局在握,实力大增,辅佐他的为冯桂芬、郭嵩焘。
  华尔死后,李鸿章从英国提督士迪佛立之请,以白齐文接统常胜军。一八六二年十月,淮军与英、法军、常胜军再占嘉定,太平军谭绍光全力反攻,为淮军、常胜军所击退,上海附近肃清。此为淮军的第一次大捷。时李秀成正围攻天京城外的湘军,李鸿章命常胜军赴援,白齐文藉口欠饷,迁延不行。一八六三年一月,因索饷不遂,殴打杨坊,抢夺四万元,被李撤职。常胜军暂归士迪佛立的参谋奥伦(J.  Y. Holland)统率,缩编为三千人,军心不服。三月,改由英军少佐戈登(Charles George Gordon)管带,常胜军正式归英人控制。
  曾国藩以太平军“与洋人构衅甚深,在洋人有必泄之忿,在中国为难得之机,……,乘洋人大举之际,我兵亦诸道并进,俾该逆应接不暇,八方迷乱,迨亦天亡粤逆之会”。一八六二年初,他派出三路大军,一为进规浙江的左宗棠,二为东援上海的李鸿章,第三路为直捣金陵的曾国荃,有心让他建克复太平天国首都的大功。曾国茎之统兵,始于一八五六年,以攻下江西吉安(一八五八)而声名始著。安庆克复,誉望愈高。一八六二年三月,与其幼弟曾贞干自安庆率军夹江而东,国荃循北岸,贞干循南岸,彭玉麟的水师居中策应。另以多隆阿图皖北,鲍超图皖南,作二曾的掩护。四至五月,江北军克巢县、和州,江南军合水师克芜湖、太平府(当涂),全军二万人,径薄天京城南雨花台。自出动以来,不过六十余日。二曾进军若是之速,一以英王陈玉成自安庆败后,实力大丧,复受制于多隆阿;二为皖南的堵王黄文金、辅王杨辅清,屡败于鲍超,二曾无后顾之忧;三为浙西的侍王李世贤为左宗棠所牵,江南的忠王李秀成忙于上海之战,为英、法军、常胜军所制,一时不克返师。于是天京三度被围,屯扎城外的曾军有水师为之输送联系,无孤军深入之虞。
  李秀成早已料到将来围困天京的必为湘军,主张多买米粮,天王不纳,洪氏兄弟又从中操纵,搜刮现金;巢湖流域已为湘军所有,粮源阻断。两年以来,天京不见敌踪。及曾军突至,天王一日三诏,命李秀成回援,李不得不中止对上海的攻势。他认为曾军“由上而下,利在水军,我劳彼逸,水道难争,其军常胜,其势甚雄,不欲与战,总是解粮多多回京,……待二十四个月之后,再与交战,其兵久必无战斗之心”。天王严命又至,谓“若不遵诏,国法难容”,他惟有勉强从命。十月,李秀成的主力列营天京城南,昼夜环攻雨花台,“洋枪洋炮,骤若飞蝗”。李世贤亦自浙江前来,开掘地道,炸毁营墙。时秋疫大作,湘军病者几半。曾国荃先固粮道,拼死不退,屡濒于危。经过四十余日的剧战,太平军粮食不继,冬衣未备,在芜湖附近担任截断曾军粮运的太平军又为湘军水师所败,二李只得引去。是役为湘军克复安庆后的一场决定性的大战,曾国藩五内如焚,“心已用烂,胆已惊破”,深恐数年来千辛万苦的所得,坠于一旦,结果竟转危为安。洪秀全动员所有可用之兵,终未能撼动曾军,天京的命运遂告决定。
第二节 太平军的末路
一、纪纲隳坏
  太平军的宗教信仰、政治、经济、社会政策与措施,无论反对者斥其如何怪诞诡谲,当清廷失去控驭、人心思变之秋,确能收一时煽惑胁制之效。而其初期上下一心,甘苦相共,领导人正当少壮之年,①朝气蓬勃,实尤足多。中期之后,一切全非,卒至败亡。外在的情势转变,固然有关,根本所在,为其自身的日趋腐化、恶化,丧失了淬砺奋扬之气。
  ①金田起事时,洪秀全三十七岁,冯云山年与相若,杨秀清、萧朝贵、韦正均在二十岁上下,石达开约二十岁,秦日纲二十余,胡以晃三十余。
 宗教对于太平天国的创建确有极大作用,然亦受了宗教之累。宗教为洪秀全罗致了不少狂热的信徒,不惜牺牲一切以从,亦因此激起卫护名教者的反抗,招来了势不并立的劲敌。他原是假宗教以愚人,没想到竟至作法自毙。在前期,有天父下凡之说,结果演成自相残杀;在后期,他仍强调诸事均有天父、天兄作主担当,太平一统,即将到来。但何以久久未能实现,屡屡丧师失地?不惟一般人不再盲从,甚而他的高级将领的信心亦生动摇。而他本人似乎反陷溺愈探,极力使自己神化,一心依赖神力,忽视现实,失去理智,无异自愚。李秀成曾反覆言之。一八六〇年,再破江南大营之后,洪秀全“格外不由人奏,俱信天灵”,一味靠天,不肯信人。安庆行将不守之时,李劝他预防湘军来围天京,反大受责斥,说是“尔怕死!朕天生真命主,不用兵而定太平一统”,“残妖易灭,功勋易成”。但太平军之日暮途穷,则为显然的事实,自欺而不能欺人。有人说他精神错乱,亦可谓为执迷不悟。在如此领导下的军政,尚有何希望?
  经过天京的内讧,洪秀全偏信他的亲族宠幸,任其胡作乱为,上下离心。李秀成劝他“择才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