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与红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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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网友热情支持《余言评文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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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人注目的历史《同一时刻》(余言摘编)

【文革·红楼梦·耗散结构】关联文摘(余言摘编)

文革/评红楼梦/耗散结构是文革同期同时发生的三件事.
探索【文革/红楼梦/耗散结构】,涉及如何正确评价东方/西方,传统文化/现代化;特别是文革“继续革命理论”同期发表的“耗散结构理论”，它展示工业革命-现代化发展过程，工业文明从混沌到有序而进入信息时代(熵-负熵)。而文革阻抗现代化，人为煽动“恋皇热”，复辟封建皇权专制‘贾(文化欺骗)荣(权力腐败)宁(暴力镇压) ’。只有了解工业革命-现代化过程，人们才能辩清（‘资产’‘无产’‘共产’）,其中"产"源自"耗"(各耗其能,各取所序)！

 ★《红学：1954》从1954年这场红学批判入手，直到以后的几年，解剖了当时中国学术界、文化界的政治面貌和人们的文化心理，触及了一些包括当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和新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人格等深层次的问题。┉人们通常认为1957年是新中国发展史上的一个转折点，而《红学：1954》令人信服地表明，实际上它的预演早在三年前就已经开始。

  ★1953年12月24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在谈到高饶问题时，这样讲：北京城里头有两个司令部┉我们的古人林黛玉讲，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现在呢，不是阳风阳火压倒阴风阴火，就阴风阴火刮倒阳风阳火。

  ★整个运动虽然由批判俞平伯开始，但很快矛头就转到批判胡适、指向冯雪峰等人，这说明批评俞平伯确实不过是毛泽东所策划的整个思想文化运动的一部分，┉显然对毛泽东来讲，这是解放战争的延续，他决定以战争的方式来解决意识形态领域的问题。

  ★“运动”所造成的恶劣影响至少包括相互关联的两个方面：第一，政治粗暴地干涉学术，使代表社会良知的知识分子群体不仅失去了说话的自由而且失去了不说话的自由；第二，在特殊的环境之下，一些知识分子失去了应有的良知而充分表现出入性的弱点和丑陋——明哲保身、投机取巧、人云亦云甚至假公济私、挟嫌报复、深文周纳、自相戕戮，这两个方面都为后来的“文革”开了风气。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场轰轰烈烈的批判运动是学术、政治、人性的三重悲剧.
 
  ★1954年的“《红楼梦》研究批判”运动表面上遭受批判和打击的只是胡适、俞平伯、冯雪峰等有数的个体，事实上遭受重创的却是“士风”和“世风”。
  ★中国知识分子向来健忘，好了伤疤忘了疼是司空见惯的事，从十七年到文革十年以至于后文革时期有多少知识分子不是一边整别人又一边被别人整？有几个人真正吸取了那个时代的惨痛教训？在今天，《红学：1954》重新审视那段历史和那个历史事件，依然具有当下意义，从思想史的角度重新审视这个历史事件（或历史文本），那么“当下”就变成了审视的目的.

  ★在毛泽东看来，《红楼梦》的政治潜能仅靠一次批判运动是不能充分发掘出来的。５４年他只是认同李、蓝的文章，此后就不断就《红楼梦》和红学发言。１９７３年１０月，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说：《红楼梦》是思想和艺术结合得最好的一部古典小说，提议干部要多读几遍，并批评了认为《红楼梦》主要是写爱情的肤浅看法，明确指出《红楼梦》是写阶级斗争的，谈情是为了打掩护。建国以来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红楼梦》的还不多。这一讲话直接启动了１９７４年“评红”运动。类似的观点毛此前多次提到，为什么只有在１９７３年才形成“评红”运动，其来龙去脉迄今仍不清楚。可以确认的，一是毛泽东《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发表２０周年；二是如御用喉舌梁效在《批判资产阶级不停》中说的是为了“推动当前批林批孔的斗争”。无论如何，“评红”是１９７４年中国政治文化生活的主题之一，这一年，全国各报刊就发表有关文章３１９篇。

  ◆在远离平衡的状态下我们发现，非常小的扰动或涨落，可以被放大成巨大的破坏结构的波澜。而这就带来了一切种类的“本质”的变化过程或“革命”的变化过程。当人们把这种得自对远离平衡态的研究的新见解与非线性过程结合起来，并考虑到这些复杂的反馈系统时，便开创了一种全新的方法，使得我们能把所谓硬科学和较软的生命科学关联起来，甚至还会和社会过程关联起来。
　　(这些发现至少对社会的、经济的或政治的现实观有类比的意义。诸如“革命”、“经济崩溃”、“技术高涨”和“范式更迭”等术语，当我们开始用涨落、反馈放大、耗散结构、分叉，以及普里戈金概念词汇中的其他词语去思考它们的时候，便有了新的含义。)《从混沌到有序》为我们打开的就是这些全景画面。

  ◆本书的主要思想之一：非平衡是有序的源泉。在此处这种情形是特别清楚的。在平衡态，分子作为基本上是独立的实体而动作；它们互不理睬。我们愿意把它们称作是“睡子”或“梦游者”。虽然它们当中的每一个都可能像我们所希望的那样复杂，但它们互不干涉。但是，非平衡却把它们唤醒，且引入了一种和平衡态大不相同的相干性。

  ◆我们相信，由“通过涨落达到有序”的概念启发出来的模型将帮助我们讨论这些问题，甚至使我们能在某些情况下对行为的个体和集体方面之间的复杂相互作用给出一个更加精确的表述。从物理学家的观点来看，这涉及两个方面之间的区分：一方面是系统的状态，在这些状态中，所有个体的主动性都必然变得无意义；另一方面是分叉区域，其中一个个体、一种思想或一个新行为能打乱全局状态。即使在这些区域中，仅靠任何个体、思想或行为，放大显然不会发生，只有靠那些“危险”的个体、思想或行为，就是说，靠那些能够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利用使原先状态的稳定性得到保证的非线性关系的个体、思想或行为，放大才会发生。
这样，便引导我们得出结论：同一些非线性可能从基本过程的混沌中产生出秩序，也可能在不同的环境中成为破坏这同一秩序的原因，并最终在另一分叉之外产生新的一致性。

  ◆极为重要的是某个进化范式的存在现在可以在物理学中确立起来，不仅是在宏观描述层次上，而且在一切层次上。当然，这得有一定的条件：正如我们已看到的那样，一定要有最低限度的复杂性。不过，不可逆过程的极端重要性表明，我们感兴趣的大多数系统是满足这个要求的。…这种进化范式究竟有多么普遍呢？它包括孤立系统(它们要演变成为无序)和开放系统(它们要演变到越来越高级的复杂形式)。毫不奇怪，熵这种隐喻已经吸引了不少作者用它去论述社会或经济问题。显然，在这里我们必须十分小心;…在人类生存这个水平上，不可逆性是一个更基本的概念，对我们来说，它不能与我们自身存在的意义分割开。但仍然重要的是，从这个角度看来，我们不再把不可逆性的内部感觉看作是把我们和外部世界隔开的主观印象，而是看作我们参加在一个由某种进化范式统治着的世界内的标志。

   该理论强调:机器时代的传统科学倾向于强调稳定、有序、均匀和平衡。它最关心的是封闭系统和线性关系，其中小的输入总是产生小的结果。从基于能量，资本和劳力的巨大输入的工业社会，过渡到以信息和发明作为关键资源的技术高度发达的社会，毫不奇怪，应当出现新的科学的世界模型。
   普里戈金的范式之所以令人感兴趣，就在于它把注意力转向了现实世界的那些方面：无序、不稳定、多样性、不平衡、非线性关系(其中小的输入可以引起大的结果)以及暂时性——对时间流的高度敏感性。这些方面标志出今天加速了的社会变化。

20世纪末中国，就是一个出现「增熵」的社会，对国家的领导进入了复杂时期。这时，各种「中兴」的理想就出来了，各种「中兴」的历史人物也重新为人们所注意。「曾国藩热」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出现的。

「中兴」就是给社会注入「负熵」。要「中兴」，不仅仅搞经济改革，还必须进行政治改革。在邓小平时代，初步的政治改革为经济改革扫除了障碍。政治改革的停滞阻碍了经济改革。经济改革的深入要求政治改革。邓小平一开始提出了政治改革设想，后来又按下不表。在他看来，政治改革的风险比经济改革的风险要大得多。在他风烛残年的时候，面临两种选择：冒着风险进行政治改革，可能造成社会动乱；回避政治改革的风险，可能社会问题丛生。他选择了后者。他把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留给继任者，这是给继任者以建功立业的好机会。实行政治体制改革以后，长期压抑的社会活力就会释放出来，传统政治体制下的社会矛盾就会化解。政治改革的成功，会使中国出现空前的生动活泼的局面，生产力会更加蓬勃发展。因此，人们把中国政治改革看成是「一座还没有开采的富矿」。当然，这是一个布有地雷的富矿。而邓小平把这座富矿留给了继任者。

 ◆实际上，任何国家的市场经济建设都曾经历一个由丑到美、由恶到善、由混沌到有序的过程。
对于未来，中国思想界也有两种预期。一种认为目前的基本秩序可以持续，因此未来之路只能在现行基本秩序的框架内进行设计；另一种认为现行秩序难以持续，经济政治的混沌局面不久将会到来，真正的政治解决方案只能为明天而准备，只能立足于当混沌出现时怎么推动现实朝着理想方向演进。

  ◆中国所有媒体，从最权威的报纸、通讯社到最权威的门户网站，都在瞒报、漏报这条世界上的重大新闻。我还是今天从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主页、北京大学科学研究部主页的“内部传达”中，偶然得知这一消息的：得州大学奥斯汀分校的讣告,诺贝尔奖得主暨该校伊利亚.普利高津中心的创办者伊利亚.普利高津博士5月28日在比利时布鲁塞尔的伊拉斯谟  医院病逝,享年86岁。我感到震惊，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瞒报普利高津死讯近一个月，这无疑将成为中国新闻界2003年一大污点。
　　普利高津，是人类自哥白尼、牛顿、爱因斯坦以来，第四位最伟大的科学家。他的伟大，不光在于提出了耗散结构理论，获得了诺贝尔奖，更主要的是，他代表人类思想的又一次重大“转向”。
   普里高津把这种新的时空观，概括为“时间先于存在”。“时间先于存在”，以铁肩顶住了整个旧世界的闸门，为整个信息时代的新新一族，带来了思想解放的自由.
   普利高津在他的纲领性文献《确定性的终结》中，在引言标题上开宗明义打出“一种新的理性”的旗帜。(这正是我们当前启蒙中缺位的那个理性)。普利高津指出：“人类正处于一个转折点上，正处于一种新理性的开端。在这种新理性中，科学不再等同于确定性，概率不再等同于无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