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欣赏】我们家的狗把王书记咬了

我们家的狗咬了乡党委王书记

·西北狼·

　　1

　　我们家的狗把王书记咬了。

　　王书记是从区里调到我们天台乡来当书记的。

　　王书记是我们天台乡的一把手，比张乡长官儿还大，比张乡长脾气还大。

　　当然，张乡长是很和蔼的人，一点儿脾气也没得，经常戴着草帽下乡，经常和农民称兄道弟拍脚打手。张乡长到我们家里来时，提了一包糖果（这一点是他进屋五分钟后我侦察出来的结果），隔几根田埂远就“申排长，申排长”地喊，喊得父亲怪不好意思，红着一张脸说，“哪有乡长来看老百姓的？”父亲经常红着一张脸，不过那是骂人骂到脸红筋胀，从来没看到过父亲也有不好意思的时候。

　　张乡长来当乡长的头一天就到我们家来了，来看望他在部队时的同乡老战友“申排长”，我的农民父亲。张乡长很和蔼地看望了我们家的人、猪、牛、鸡、鸭，以及李子树、桃子树、柚子树。张乡长本来还要继续看望我们家的扁担、锄头、镰刀这些家什的，同行的乡干部提醒他乡里面的领导在乡政府等着为他接风，于是张乡长不得不与我的父亲“申排长”亲切握手，然后告辞。我们家的那条很凶的狗，老老实实地趴在我脚边，没动也没叫，张乡长伸出手来摸我的头鼓励我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时，它也没动没叫。

　　但是半年后王书记来我们家时，却被我们家的狗咬了。

　　王书记本来是不来我们家的。王书记上任一个月也没来我们家。当然，作为一个人口多达两万的大乡的乡党委书记，事情多工作忙，确实是不可能到每一个农民家里走访的，他也没这个义务到每一个普通农民家走访。问题是我的父亲不是普通农民，他是“申排长”，而与张乡长搭档的王书记，在部队时与张乡长也是老搭档。这句话换个说法是，我的农民父亲也是现任天台乡党委书记王爱国同志曾经的“申排长”。当过兵的人都知道，战友情胜过一切，如果当了个小官儿就不待见以前的战友，那么别的战友就会有看法。当然，如果别的战友都是老农民一个，有意见就有意见，啥屁问题也没有。可是我的农民父亲“申排长”在本县的战友，许多人都有一官半职，那些人比王书记官儿大的多得是，王书记不敢不顾及他们的看法。更何况，我们家还有一个舅舅在县公安局当副局长，虽然这个副局长舅舅跟我们家，确切地说是跟我的农民父亲“申排长”，关系一直不好，但他们也是战友。所以王书记在“工作忙”了一个月后，终于来了我们家。

　　2

　　王书记来乡里当书记，父亲早就知道。

　　张乡长曾经在某个赶场天，以一种漫不经心的口吻向“偶遇”的父亲提起，老王到我们乡当书记来了。老王，哪个老王？父亲反问。王爱国同志，你的副排长啊。张乡长在“副”字上加重了语气。哦。父亲“哦”了一声后，便朝前走了，把张乡长撂在路边。

　　父亲就是那时知道王爱国到我们天台乡当乡党委书记来了。

　　但是父亲没把这件事往心里去。父亲把许多事情都不往心里去，父亲是一个农民父亲，每天做的事情是上坡下田，唯一的快乐是看长篇章回小说。一般人操心得不得了的儿女们的事情，父亲也不往心里去。父亲常说的一句话是，去你妈卖XX的！父亲讲这样的粗话也一点儿不脸红，一点儿不象当过中国人民解放军排长的人。

　　直到王书记确定要来我们家的头天下午，父亲还在犹豫要不要请王书记在我们家吃饭。留客吃饭在乡里是规矩礼性，不留客吃饭会被人当一辈子的笑话说。可是父亲还是犹豫到底要不要留王书记吃饭。

　　来通知我们家的乡政府秘书见父亲的神色，便明白了父亲的想法，于是他打开随身带的口袋，拿出一块刚割的猪肉，以及两瓶“诗仙太白”。秘书说是张乡长交待的，一定要“申排长”收下。

　　父亲没接。父亲对秘书说，张乡长的心意我领了，但东西你还是拿回去。你回去转告张乡长，让他放心，明天我会好好接待王书记的。父亲又说。

　　秘书不走。秘书说，张乡长有交待，一定要你把东西收下。

　　父亲就把脸沉下来，说，啷个，怕我这个农民买不起酒肉噻？明天，请乡长一起来喝酒，这个话你一定要带到。父亲脸长，再往下一拉，就更长，长得弯刀一样，有些吓人。

　　秘书嗯嗯地点头，把口袋里的东西拿走了。

　　秘书走后，父亲进了屋，打开了他藏章回小说的长柜子。我知道，他是在里面找钱。父亲的皮钱包就放在里面，当他拿书出来看又忘记了锁柜子时，我会小心翼翼地从柜内左侧小铁皮箱里放着的钱包里面抠个一分、两分或者五分的硬币，到乡政府附近买三角粑吃。父亲拿了钱后就出门去了。我紧跟着去屋里看，柜子锁上了，这让我非常失望。不过父亲回来时，我又高兴了起来，父亲不仅买了酒割了肉，还拎了一包油炸胡豆瓣，而凭我练就的本领，胡豆瓣至少有一半要进我的嘴巴。

　　3

　　谁都没想到王书记会被我们家的狗咬了。

　　张乡长没想到。张乡长上次来我们家时，我们家的狗甚至还对他摇尾巴。一条对人摇尾巴的亲爱的看家狗，怎么会咬主人家的客人呢？

　　王书记也没想到。王书记是个很厉害的人，虽然他个子很矮，才一米五左右，可公社所有的人都怕他，公社附近所有的狗都怕他，见了王书记，是人都赶紧叫王书记，是狗老远就避开走。王书记还有一个哥哥在县里人大当副主任，王书记想不厉害都不行。这么厉害的人，怎么会有狗，狗胆包天，敢咬他呢？

　　所以，当我们家的狗从路边窜出来，一口叼住王书记的小腿时，王书记愣了一下，才一屁股墩在稀泥巴糊糊的土公路上。王书记甚至闪躲都没闪躲。

　　乡里人被狗咬是常事，所以一般人在被狗袭击时都会闪躲，或者猛然下蹲，装作捡石头的样子，吓走来袭的狗。当然，那些狗一定是汪汪叫着冲上来的。

　　可是，我们家的狗冲上去时，没叫。这就显得我们家的狗是存了心要咬王书记似的。

　　而王书记一不闪躲，二不下蹲，也显得是存心要被我们家的狗咬似的。

　　刚刚与王书记握过手的父亲，也没想到。但当过兵的人，毕竟反应比一般人快，父亲立刻一掌剁出。狗“嗷”地叫了一声，往坡上跑了。十年以后，我才知道那一掌的功夫叫铁砂掌。父亲，张乡长，还有秘书，同时伸出手去拉墩在地上的王书记。王书记谁的手也没接，自己用手一按地，站了起来。毕竟也是当过兵的人，个子虽然矮了点儿，军事素质还是有的。

　　王书记撩起裤脚，白白的小腿上有几个牙印，擦破了皮，但没出血。

　　这么凶的狗，这还得了？秘书立刻说。

　　是啊，乡里的狗太多，要管一管才行。张乡长说。

　　喂狗不管狗，要罚他的款！问一下，是哪家的狗？王书记黑着脸说。

　　是我的狗。父亲尴尬地回答。

　　王书记张了张嘴，不晓得说什么好。

　　张乡长张了张嘴，什么也没说。

　　秘书张了张嘴，说，下午乡里还有个会要开。

　　王书记说，对对对，你看我差点儿忘了，我要赶回去开会，申排长，改天我再来看你啊。

　　父亲便说，王书记你忙你忙。

　　王书记便与秘书一起转回头往乡政府走。王书记屁股上一大滩稀泥巴。张乡长对父亲苦笑一下，也跟着转头走了。

　　父亲便站在原地。看着渐渐走远的张乡长、王书记，还有准备给王书记擦屁股上的稀泥巴，又被王书记训得缩手缩脚的秘书。

　　父亲手上，拿着秘书留下的一包东西。那包东西，据我的侦察结果，是猪耳朵、猪心烧腊，和花生米儿。

　　4

　　二月里，油菜花开麦子扬穗，正是阳光明媚的好时光，交配的好季节。但是，癫狗疯开始传播了。那些发癫的狗，血红着眼，见人就咬，不分是主人还是外人。那些在麦田里油菜花丛里被癫狗咬了的男女，浑身打摆子口吐白沫，见光怕光，见水怕水，乡卫生院都没办法治。而三十公里外的县城医院，据说有方法治，不过要不少钱。一些民间的土方便在乡间四处流传，治癫狗疯的，防癫狗咬的，各种方法层出不穷。

　　有一种防癫狗咬人的土方，与我家有关。此种土方是，将黑竹削成棍，棍的首节钻小孔，内塞七颗米，癫狗见了便会绕道而走。我们家是乡里唯一种有黑竹的人家，便不时有人上门来讨要黑竹棍。生性耿直的父亲来者不拒。后来我们家的黑竹绝种了，与那年的过度砍伐不无关系。如果现在的环保组织要追究起来，我的父亲“申排长”和怕癫狗咬的乡亲们要承担主要责任。

　　与此同时，乡政府也出台了政策，凡是患有狂犬病（乡政府不用“癫狗疯”这种农民式称呼）的狗，人见人打，且打死后不准吃肉，一律深埋处理。当然，乡政府是没有权力出台政策的，此项政策实是县政府出台的，乡政府只是执行区里下达的命令而已。于是到处有勇敢的人扛着火药枪，见到红眼睛的狗就开枪射杀。

　　另一项政策与乡政府有关，即所有的养狗户必须办理养狗证，即到乡政府交钱，领回一个印有狗头的牌牌，挂在狗脖子上。凡是戴有此种狗牌牌的狗，即是好狗，不必射杀，否则格杀勿论。当然，办一个狗头牌牌要五块钱。五块钱不是小数目，我一学期的学费也不过两块钱，学校免我一块钱学费后，一块钱我就可以读完一个学期。如此换算下来，我们家的狗办个狗头牌牌，足够我从四年级读到小学毕业了。

　　很多人都去办狗头牌牌，他们说是这是给狗上户口。没有人情愿，但乡政府天天在广播里通知，不办不行。没有戴狗头牌牌的狗，视作癫狗一律打死，穷家值万贯，都舍不得家里那些破烂儿因为没狗看守而被强盗（小偷）偷了，于是大家都办。

　　广播里的通知一天要播三遍。那个女播音员是张乡长的女儿，跟二哥关系不错，但她普通话说不好，于是一早一晚就听到她在喇叭里用四川话讲，“天台人民广播站，今天第X次播音现在开‘死’（始）”。

　　我们家的狗一直没办养狗证。为了避免我们家的狗被人当成癫狗当场扑杀，父亲把狗用铁链子拴了起来。那根铁链子是从街上买的，六块钱。

　　乡里成立了专门的打狗队，到处打癫狗。当然，真正的癫狗出现时，他们早就避得远远的，碰到没戴狗牌牌的狗，他们就猛追，一直追到人家家里，当着主人的面，将狗乱棍打死，收了罚款，还把狗拖走，说是深埋处理，其实是拉到乡政府的食堂里，弄成红烧狗肉，深埋处理到肚子里了。

　　5

　　终于，打狗队到我们家来了。

　　四五个年轻人，膀大腰圆，一进我们家的地坝就瞄准了拴在角落里的狗，准备开打。他们动作很快，显然训练有素。

　　与以往的成功经验不同的是，这次狗的主人家，一点儿都不畏缩，直截了当地对他们说，不准打。打狗队是横行惯了的人，当然不在乎，就有人推搡父亲，说，你不就是在部队当过排长吗，你就是当过团长又怎样，现在还不是个土农民？

　　父亲不跟他们说话。

　　父亲也不还手。

　　父亲直接进了屋。

　　打狗队的就笑，很张狂地笑。说，排长也不过如此嘛，看他平时那个凶样，今天啷个凶不起来了？

　　话音刚落，“嘭”地一声巨响，一个打狗队队员跳了起来。糟了糟了！他捂着脚板大叫起来。

　　父亲端着火药枪出现在门口，枪托上的撞针处冒出一阵轻烟。

　　你狗日的想杀人啦？几个打狗队员的话音里明显带着哆嗦。

　　老子当年杀过美国人，中国人还没杀过，今天试一下，看看枪法怎么样。父亲平静自若地往火药枪里装药，灌了一把铁砂子，还填了一根铁条进去。

　　申排长，你莫乱来啊，我们只是打狗。带头的打狗队员怕了，那根铁条如果从火药枪里喷出来，能射穿一条狗的身体。至于人的身体，其实跟狗的身体差不多。

　　滚！父亲端枪，眯着左眼。

　　一帮打狗队员赶快离开，比来时动作还快。几年后电影《峨眉飞盗》里出现了一个身手矫健的大盗，打狗队员撤离时的动作可以与他媲美。

　　6

　　二哥在乡政府干不下去了。

　　二哥在另外一个乡的初中打架闹事，不好好学习，毕业时没考上区里的高中，于是回家务农。二哥是个不安分的人，一会儿去卖冰棍，一会儿搞科学养殖种西红柿稻田养鱼，一会儿又生豆芽到天然气基地去卖。都没赚到钱。张乡长来乡里当乡长后，要照顾“申排长”的娃儿，于是二哥去乡政府当了办事员。

　　但二哥干了半年后，突然被通知不要再来乡政府了。莫名其妙的二哥问乡政府办公室的人到底怎么回事，人家不明说，只是说回去问你老子就晓得了。

　　十八岁的二哥就回家问他的老子，也就是我的农民父亲“申排长”。父亲不睬他，说不去就不去哟，去他妈卖XX的！父亲又甩了一句脏话。父亲真是没有排长的样子。十八岁的二哥就愤怒了。十八岁的二哥在愤怒之前十秒钟刚刚弄明白，是我们家的狗，妨碍了他在乡政府的前途。二哥不敢对父亲凶，但敢对一条狗凶。二哥便操起一条扁担，朝拴在角落的狗劈头盖脑地砸。拴狗的铁链子不长，狗在角落里徒劳地东躲西躲，身上挨了好几下，眼看就要被暴怒的二哥活活劈死了。

　　你格老子的做啥子？父亲一声怒吼，一脚上去，二哥应声倒地。十八岁的二哥，不是四五十岁的父亲的对手，亏得二哥还练少林拳呢。二哥爬起来，红着眼珠，对父亲怒目而视。二哥也吼，是人重要还是狗重要？父亲一耳光扇过去，又把二哥打趴了。父亲说，你狗日的连狗都不如，你还配做人？你不是老子的儿！

　　不是就不是，分家！再次爬起来的二哥，嘴角淌着血，向父亲宣战。没结婚的儿子要分家，这对家长来说是一个耻辱。通常在这种情况下，当家长的会对儿子的要求慎重考虑。

　　但是，二哥显然低估了父亲的承受能力和行动能力。父亲立刻叫来了生产队长和附近院子的长辈，当着大家的面，给二哥写了分家合同，刚建的新房子，让二哥一个人住，锅碗瓢盆米面油，全部给他分了。二哥灰白着脸，去两根田埂外的新房子睡觉，做饭。二哥常常不做饭，趁父亲不在家时，溜过来混饭吃，然后又回新房子去睡觉。这让我非常鄙视他的为人。

　　7

　　农历四月，乡里召开党员大会，全乡上百名党员，都放下割麦子的镰刀，去乡上开会。父亲是老党员，当然也要去。

　　去乡上开会，在乡食堂吃饭，农村党员们都要自带蔬菜和粮票。当然，这是个表面上的说法，乡政府再穷，也管得起党员们的几餐饭。所以没有几个人真正带蔬菜去开会。

　　但父亲带菜去。父亲挑了最嫩的南瓜，茄子，还摘了没长大的黄瓜，用布口袋装着，去乡里开会。我们家离乡政府就一里多路，父亲完全可以不在乡食堂吃饭的。但父亲每年去开会，都要在乡食堂吃饭。父亲喜欢和其他那些农村党员们坐在一起，说些只有党员们才知道的事情。

　　父亲去了才知道，他是这次党员大会的整党对象，乡党委经讨论决定，要处分父亲。理由是不服从领导，对抗政府命令。一个一直热爱国家热爱党的退役军人，一个视名誉如生命的党员，要挨处分，父亲的脸变得刷白。父亲当场表示异议。但是，党员大会的表决，对父亲非常不利，父亲真的被处分了。

　　会议一散父亲就回了家。父亲破天荒不在乡食堂吃饭。父亲不在乡食堂吃饭时，农村党员们仍然对当前的国际国内形势表示了热切的关注，并且享用了营养丰富的红烧狗肉会议餐。

　　当父亲遭受政治上的打击后，我们家的狗也同时宣判了死刑。乡党委书记王爱国同志在会上宣布，对于乡党委的命令，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绝不允许任何党员出现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的行为。

　　8

　　打狗队秣马厉兵，准备再次到我们家来打狗。他们的说法是“拔钉子”。这让我想起《敌后武工队》来，那里面的武工队也经常“拔钉子”，不过他们所拔的都是死硬死硬的汉奸走狗地主恶霸，而不是象我父亲这样的前中国人民解放军排长。

　　本次打狗队将由乡党委书记王爱国同志亲自带队。

　　这条消息是张乡长托人捎给父亲的。张乡长希望父亲不要对抗。张乡长还说，不就是一条狗嘛，没什么大不了的事，你申排长当年连自己的生命都可以牺牲，一条狗有什么舍不得的？

　　但打狗队准备从乡政府出发来我们家打狗时，这一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却突然取消了。打狗队员们摩拳擦掌要大干一番的，却不料打了个劈空拳，这让他们感觉很没劲儿。他们便要嚷嚷。张乡长出来吼了他们一通。张乡长很少吼人的。

　　一惯睚眦必报的打狗队行事如此低调，其中必有原因。二十几年后，据不计前仇的前打狗队员们的回忆，当时他们正准备出发时，王书记被一个电话叫走了，接完电话后彻底取消了这次行动。据说打电话来的是区武装部长，此人是正营级转业。

　　9

　　我们家人不少，姐弟一共五个。在我出生之前，中国已经开始实行计划生育了，独生子女们年年都要到乡上去集中，领十块钱，还戴大红花。这让我非常嫉妒，有时我就恨自己为什么不是独生子女。后来我知道了，我永远不可能是独生子女，因为我的父亲是毛泽东主席人多力量大革命理论最虔诚的追随者，他甚至在我的爷爷奶奶刚饿死不久，就让我母亲接二连三地生了一串儿子，于是我们家便一直穷了下去。

　　大姐十六岁时就说了婆家。大姐人长得漂亮。可是大哥就麻烦了。大哥个子矮，人又长得丑，嘴大上额塌，颧骨突出，整个儿一北京山顶洞人模样。后来学历史见到北京猿人的图形，我就不由自主地想起我的可怜的大哥，他是因为营养不良才导致发育不正常的呀。大哥形象不好，并且因为我们家穷，大哥二十岁了还说不到婆娘，这让大哥越发地沉默，整天除了吃饭睡觉就是干活儿。

　　大哥终于说到了一门亲事，对方也是一个贫困的大家庭，我未来的嫂子十七岁，有点儿黑，不过人长得还可以。她家知道我的父亲的名字，并且还知道我们家有一个在县公安局当副局长的舅舅，于是应了这门亲事。二十二岁的大哥的脸上开始显现出红润，大哥话多了起来，有时还边干活边唱歌，唱的是“甜蜜的生活甜蜜的生活无限好啰喂——”，唱到兴头时还会双手朝天张开，“啊，明天——明天——”

　　我们都认为大哥的这门儿亲事十拿九稳了。我未来的大嫂经常来我们家帮我们干活儿，我也数次到她家去玩，她家里的即将出嫁的姐姐，比我大一岁的弟弟，父母，还有老奶奶，都对我非常好，这让我充分相信，她就是我未来几十年里的大嫂。

　　然而，就是这个未来的大嫂，却干了一桩让我的父亲含冤的事情。事情是这样子的，四月里的某一天，是我的父亲的生日，未来的大嫂便过来我们家。我们那儿都是这个风俗，长辈的小生日也是要过的。来我们家当天下午，未来的大嫂离开我们家，去她刚刚结婚的姐姐家。她姐夫跟我们是一个乡的，离我家三四里路程。没想到，她一去不回，直到她家里的人来我们家找人，她仍然不见踪影。那时正是人贩子猖獗的时候，许多少女被拐卖到外地。据初步判断，我未来的大嫂是被人拐卖了。大哥一下子蔫了，灰头土脸的他，又一句话也不说了。

　　不妙的是，女方家里认为是我们家拐卖了他们的女儿，并且向乡里报了案。责无旁贷的父亲，便代替大哥去对方家里说明情况。然而，父亲一去，正好落入对方的掌握。我们乡的党委书记王爱国同志，与对方是一个乡一个大队的，并且有点儿拐弯抹角的远亲关系。王爱国同志义正辞严地说，不管是谁，只要敢拐卖人口，我就要把他捆起来！我的农民父亲“申排长”就真地被捆了起来，并且要送往区里派出所。父亲连连喊冤枉。没人理他。

　　父亲终于要被他昔日的部下绳之以法了。

　　10

　　幸运的父亲又一次逢凶化吉。

　　父亲在被捆起来几分钟后，就被松了绑。

　　原因又是区里的一个电话。

　　在县公安局当副局长的舅舅，听派出所的人说父亲被人当成人贩子抓起来了，立刻打电话让下面的人依法办事不要乱来。副局长舅舅在一句“不要乱来”后还加了这么一句话，谁给他王爱国的权力，说捆人就捆人，再不放人老子先把他捆起来！

　　父亲就被松了绑。

　　舅舅虽然讨厌父亲的性格，不过他相信父亲是不会干拐卖自己的儿媳妇的事情的。要不然他也不会让自己的妹妹嫁给父亲。

　　派出所介入此事后，很快就查明我未来的大嫂其实是被她的姐夫的弟弟拐卖到河北去了。当然，她姐夫的弟弟人长得比较英俊，又经常在外面跑，见多识广，我大哥不是他的对手。我这么说有点儿对不起我的大哥，不过我这是实话实说，我大哥的确拴不住女人的心。后来我大哥娶了一个离过婚的女人，此人性情凶悍，经常拿菜刀威胁大哥，但大哥还是不离婚。想来大哥也明白自己的魅力值，不是我说他。

　　11

　　乡党委书记王爱国同志，终于还是来了我们家吃饭。陪同的有张乡长。当然，主客是我那十几年都不登门的舅舅。此时，县里刚刚换届，据可靠消息，王爱国同志的哥哥，已经在换届选举中落选了。

　　酒过三巡，舅舅开始说话。舅舅在他们四个里面官儿最大，舅舅在部队里上了总参机要校，是机要参谋转业。舅舅说，大家都是战友，有啥子话摆出来说，说清楚了就没事儿了嘛。舅舅说话的中气很足，震得房梁嗡嗡的。

　　张乡长也说话。张乡长说话的声音小了很多，我在门外听得很费劲儿。张乡长在部队里当的文书，后来回地方转了干。张乡长说，申排长跟王书记都是战友，有啥子事情莫搁到心里头噻。

　　王书记说，没得事没得事。

　　父亲便说了。父亲说话的声音比张乡长的声音还小，我在门外根本就听不清他说的啥。我有点儿不相信他居然也会轻言细语地说话。

　　父亲所说的事，据父亲一次酒后透露，再经过我多方核查，大致情况如下：当年在部队刚刚由给养员提为副排长的王爱国同志，与地方女青年有作风问题，被我的父亲“申排长”知道了。我的父亲“申排长”没有报告上级，而是把副排长王爱国同志叫到营房的一个偏僻的角落，狠狠地揍了他一顿，揍得他三天没起床，从此也断了与地方女青年的来往。当然，王爱国同志也最终由战士成为了干部。

　　事实也许与此有出入，我不是当事人，无法获取第一手资料。不过父亲一直不喜欢王爱国这个事实，他是从不隐瞒的。

　　舅舅便笑了，说，这个，算什么鸟事儿啊，咱们当兵的人，捶两下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我们跟苏联还打仗呢，现在不也是亲得象一家人样吗？公安局副局长舅舅的声音一如既往的豪壮。

　　张乡长也笑。张乡长说，我原来在部队走不好队列，总是被班长收拾，后来我还感激他呢，要不是他我能到连部去当文书？

　　王书记也笑，我怎么可能记恨那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情呢？我是为乡里的工作开展不顺利着急呀。

　　父亲不笑，父亲用筷子指点盆里的东西，说，整，整，整狗肉噻。父亲的声音又大了起来。

　　哪里来的狗肉？舅舅问。舅舅就好这一口，舅舅经常下乡去检查指导工作，检查指导的结果便是当地养狗的数量呈直线下降。

　　就是我喂的那条狗嘛。父亲说。

　　是啊，现在的狗容易得狂犬病，还是不要喂的好。张乡长挟着一块狗肉说。

　　12

　　其实我们家的狗根本没得什么狂犬病或者癫狗疯。父亲一掌劈歪狗的脖子时，我还掉了两滴眼泪。不过当二哥把狗肉煮熟后，我很快就忘记了狗与我一起玩耍的亲密无间的情景。我正在长身体，我需要营养，我不想长成大哥那个找婆娘都困难的形象。

　　在舅舅带着王书记、张乡长登了我们家的门后，二哥又公然回来和我们一起吃饭了，虽然他还是住在新房子里。二哥绝口不提他跟父亲已经分家的事实，因为他又回到了乡政府做办事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