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玉贵：中国经济未能转型导致经济增长对房地产高度依赖

在国家财力可以支撑配套改革的情况下，中国能否实现民生福祉与经济规模的同步提高，让民众真正享受经济发展成果，关键在于切实推进政府管理体制改革，以确立政府在基本公共服务中的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通过相关制度设计与建立配套的执行体制，最终实现政府职能由建设型向服务型转变。

章玉贵

每年的“两会”都有许多值得期待的地方。

从温家宝总理日前同网友在线交流的丰富内容来看，作为超级新兴经济体的总理，其面对的棘手执政难题，显然不比美欧和日本等发达国家的政府首脑少。对西方国家的普通民众来说，他们更为关心的是既有权利与福利水平的稳步提升问题；而对于综合福利指数尚在低位徘徊的中国民众来说，他们既自豪于国家经济规模的持续扩大以及在国际政经舞台上日益自信的表现，也更关心微观个体的福利水平能否随着国力和财力的增强而同步提高。当下，无论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就业和收入差距问题，还是民怨日益集中的高房价问题，都不是单单通过启动个别领域的改革就能破解的，而是聚积了诸多深层矛盾以及复杂利益的高难度命题。以亿万民众高度关注的高房价问题来看，其显性的原因在于供求关系紧张、投机炒作、市场秩序混乱，等等；进一步的原因是定价机制扭曲；深层次的原因则是中国经济未能战略转型从而导致经济增长对房地产业的高度依赖。因此，高房价的治本之策，既需要中央政府下定决心彻底整顿市场秩序，规制地方政府行为，深化土地制度改革；也需要通过相关改革破除某些地方政府和房地产商事实上的“串谋”；还离不开整个经济的战略转型，逐步降低房地产业在经济结构中的比重。

另一方面，过去三十年里，政府承担的大部分职能是经济建设。应当说，政府在发展经济方面的成就举世公认。近期国际上热炒的所谓“中国模式”，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对中国有别于西方主流经济学框架的经济发展路径内在机理的探索。如今，西方正在紧张地注视着中国经济在各个方面的日趋强大，对中国政府的经济治理水平也从过去的不太在意转为格外关注。不过，尽管政府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已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政府越来越无法回避的问题是：如何在国家财力可以支撑配套改革的情况下，实现民生福祉与经济规模的同步提高，以让普通民众真正享受经济发展成果。过去，为了做大财富蛋糕，广大百姓可以配合“全民补贴生产”的特定时期制度安排，但当国家已经积累了相当的财力，初步具备建立健全社保体系的基本物质条件之后，如果依然维持低水准的社会保障体系，不能有效制止收入分配格局的不公平倾斜，不能改变可供民众分配的最终财富较少以及民众消费的产品高度市场化的格局，则不仅难以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真正转型，亦很难获得民众的广泛认可与尊敬。

因此，在中国经济面临战略转型以及民意对执政影响越来越大的今天，各级各地政府需要在经济改革与发展中把提升民生福祉作为重中之重。切实推进政府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以确立政府在基本公共服务中的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同时要通过相关制度设计与建立配套的执行体制，破解中央和地方的非合作博弈，最终实现政府职能由建设型向服务型转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先后经历了6次较大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核心环节是以机构和机构体系为对象的“政府精简”，力求建立“小政府、大社会”的治理架构。公允地说，改革的成效是显著的。无论如何，现在政府的行为边界更明晰了，管理与监督职能也空前提高。但在新旧体制转换过程中，旧体制遗产依然存在，各级政府依然掌握着一些重要资源的配置权力。GDP增长作为各级政府政绩的主要标志，依然是地方政府施政的重要指标。尽管各地政府也明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亟须发挥市场对资源的基础性配置作用，但在普遍受益于要素市场价格的人为扭曲的惯性作用下，一般不会主动放弃对一些重要资源的价格控制权。由此，市场主体长期期待的要素市场价格一直难获重要进展。土地、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价格市场化步伐缓慢。尽管以要素价格压低为特征的行政定价，有利于国有企业降低成本和增加盈利，却导致了价格的扭曲。使得国有企业在基于现有体制获取巨大利益的同时，大大挤压了民营企业的生存与发展空间。

张五常：从县际竞争的角度看最低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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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五常 著名经济学家

从县际竞争的角度看最低工资

拙作《中国的经济制度》攻进神州，销量不俗。不是很畅销，但不俗：开头三个月印制了三次，据说共七万册，从一个十三多亿人口的市场看不怎么样。然而，考虑到该作是纯学术论著，属研究院的读物，难度高，就是高斯也说对读者的要求大，上述的销量不能再苛求了。从一些读者的评论看，他们读得懂。我感激，因为要用上心机。从来不为卖钱写文章，但有读者重要，就是捱骂也值得。血浓于水，写到中国我往往不管有没有读者，但求一抒胸怀，或一吐为快。北京的朋友可能懒得读，因为到今天他们还在放我一马。

内地的干部及商人对国家的事历来关注。动笔写《制度》时，我战战兢兢地写，因为知道在事实的细节上很多人知很多。如果我走传统的学术象牙塔的路，大教授会被视作傻教授了。我的贡献是提供了一套完整的理论，把不少人知道的事实细节连接起来，砌成一幅看得通的图画。很不容易，十分艰难，可幸在有关的理论上我下过数十年的功夫。

纯从理论那方面衡量，《制度》一书的贡献是在第三节：合约的一般概念。我想了很久才决定放弃自己专长的产权分析，转用以合约约束竞争来减少租值消散的角度入手，而交易费用则变为约束竞争的费用了。这是避开了较为抽象的产权理念，使我在推理时每一步能脚踏实地。目前，高斯是唯一的知道这第三节是重要的理论发展的人，但我深信，如果正在搞得一团糟的新制度经济学再有抬头之日，从事者一定要向那第三节的道路走。真理的发现是看到了一条明确的信道，这信道此前没有人到过。

我在神州版第八节的后面补充了四点，其实是再澄清原文说过的。一、私有产权与市场运作对经济发展无疑重要，但一个制度的合约结构怎样织合有很大的决定性。二、不同国家的资源局限有别，适用的合约结构可能不同。中国是个人口多，天然资源相对地少的国家，发展出来的县际竞争制度妙绝，但不一定适用于一个人口少资源多的国家。三、因为县干部的收入是直接而又正数地跟增长的速度联系着，他们频频催赶投资者动工，经济增长的速度比其他制度高出五个百分点不能说是“过热”。中国从来没有西方经常提及的“商业周期”这回事。四、中国的经济制度的形成，政府或共产党的插手不可或缺。是中国人自己搞出来的制度，从西方进口的政策一律不妥，会合起来容易闯祸。

最低工资是进口货！我不明白为什么北京不利用县际竞争来处理劳动力及其他好些经济问题。捉到鹿怎会不懂得脱角的？在《制度》的后记中，我质疑北京为何不先让几个县尝试那新《劳动合同法》，见效果可取才全面推广。跟着二○○九年七月十四日我发表《北京要利用县际竞争处理劳动法》，建议北京让每个县各自设计，或采用北京设计的，或容许企业有自己的选择自由，来处理劳动事宜。整个地球只有中国有那么方便的县际竞争制度，效果如何，孰胜孰负，是不难观察及判断的。

我要提出两个重点。其一是那重要的增值税。全国划一地定为百分之十七选得好，而地价的弹性调整解决了佃农分成的效率问题。我解释过，这增值税其实不是税，而是佃农分成的租金。在县际竞争下，这租金上升是说经济发展得好。县政府一般重视增值税的总收入，其分成的方程式我解释过了。这里要指出的重点，是增值税最主要的部分是劳动力的工资。工资愈高，增值税收愈高，水涨船高，县干部的收入随之而上。换言之，在县际竞争与增值分成这制度下，我们不用担心县干部不重视劳动工资的全面提升。

第二个重点是神州大地今天的流动人口多，离乡别井如吃家常便饭，而县干部是要争取劳动人口自己才可以吃得好。换言之，让县选择劳动法例，让县决定有没有最低工资，对工人的利益而言，会远比北京上头目前的政策有效。不要管县干部怎样夸夸其谈，工人跑掉他们会哭出来。是的，人口自由流动是强迫县际竞争、强迫善待工人的重要保障。

不久前江苏要提升最低工资百分之十二强，该省的不同地区有不同的最低工资。读报道，是市的决定，由省批准，因为是全面性的提升，其含意是强迫性的了。我认为做得不对，因为最低工资的或有或无，或高或低，应该由县作主。这类经济政策的利与害，县首当其冲地受到影响，而对工人收入增长的关怀，从北京到省到市到镇到村，没有一个管治阶层比得上县来得贴切。

最低工资的或有或无，或高或低，如果由县作主，工人的收入增长得好是赢，增长得不好甚或倒退是输，而这些会清楚地反映在增值税收的变动上。县的选择可能出错——任何层面的决策也可能出错——但在县际竞争下，我不怀疑假以时日，经验的调整会带来对工人最可取的效果。我担心的是最低工资这回事，易加不易减——一九一四年美国当时租值奇高的福特车厂大手推出最低工资就中了计。一个县自由地选立最低工资，或把最低工资提升了，其后知道是错误的决策要修改或取缔不容易。事前说清楚可以随时修改有助，但要取缔或下调最低工资不会易到哪里去。有雇主的工人像任何市民一样，只管自己目前的利益：他们无从推断将来的利益或经济整体的利益对他们的影响。

如果北京能真的大手把权力下放，让县自由地选择最低工资的或有或无，所有县的政府会选择没有最低工资吗？一个采纳最低工资的县，在县际竞争下会败下阵来吗？通常是，应该是，但不一定。我想到如果不同的县的企业有很不相同的租值，逻辑上某些县可以采纳或提升最低工资而某段时期成为赢家。是难度高的经济分析，这里不说， 要说的是让县际竞争决定最低工资的或有或无，或高或低，对工人的前途最上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