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民为什么敢杀钦差大臣？

清光绪31年（1905年）3月1日，驻藏帮办钦差大臣凤全及随员50余人在巴塘被杀。造成了近代康藏史上震惊中外的“巴塘事变”。这是康藏近代史上影响深远的一次重大事件。为什么那里的藏人敢杀朝廷钦差，他们难道愚蠢到不知道这必然会引来杀身大祸吗？有一种说法，回答了这个问题。凤全此人性格一意孤行，少权变，而且从心底里看不起藏人和藏文化，特别是藏人视为珍贵的藏传佛教，凤全视为敝履，强令“每寺只许住喇嘛三百名，余则一二百名即行还俗，如不遵允，定行诛戮”。逼僧人破戒还俗，这对于藏人来说是不可想象的。据说凤全坐着绿呢大轿到理塘，当地土司头人的代表跪在地下迎接，他顺手把旱烟杆敲着他们的脑袋说：你们再不就范，我就杀你们的头。这些土司头人原来都是地方上的土皇帝，从没受过如此羞辱，怀恨在心，必加倍报复。凤全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被杀的。

清代末叶，在英俄交相窥藏，西藏分裂势力开始出现，“藏事岌岌可危”的情况下，清政府决定实施“经营川边”以“固川保藏”的战略，在川边（康区）试行屯垦、练兵、招商、开矿等新政，以为西藏后援。任命新任驻藏帮办大臣凤全“就近妥筹办经边各事”。凤全在巴塘强力推行新政，遭到寺庙、土司和驻瞻对藏官的反对。

关于巴塘事变的性质，过去多有歧说，有认为是“反洋教”的人民运动，也有认为是“反封建压迫”的起义；而事实上，巴塘事变有着复杂的背景与原因。

巴塘是康区南部重镇，地处四川西部川、滇、藏三省区交界地，为川藏大道咽喉，是康区主要产粮区，素有“高原江南”之称。元以来为土司统治地方，明代一度为丽江木土府所辖，明末青海蒙古和硕特部固始汗入据康区，派第巴（又称营官）驻巴、里塘，征收赋税。康熙58年(1719年)，清廷派三路大军入藏，驱逐祸乱西藏之准噶尔部，和硕特蒙古势力退出康区，清政府在巴塘设立粮台，负责输藏的粮饷转运，兼理地方土司、政务。雍正4年(1726年)，勘定川、滇、藏边界，巴塘正式归属四川省。

光绪29年（1903年）清廷因“有人奏：川藏危急，请简员督办川边，因垦设屯，因商开矿”，谕令四川总督锡良“查看情形，妥筹具奏”。锡良认为“惟巴塘土性沃衍，宜于种植。拟在该处先兴垦务，需以时日，或期底绩。至因垦为屯之议，未敢先事铺张。商、矿两端，目下更难大举”；清廷同意了锡良所奏。于是，锡良命巴塘粮员吴锡珍、都司吴以忠，以“奉旨开办，毋稍观望”，责成巴塘正土司罗进宝、副土司郭宗札保和丁林寺堪布傲拉扎巴，将拟交开垦之土地划出“指实”，并勘定界址，供垦务专用。当时巴塘正副土司“均遵命具结”，“并无异言”。吴锡珍等便开始招募垦夫在巴塘试办垦务。与此同时，新任驻藏帮办大臣桂霖“条陈藏事三端”，提议在川边地区招募土勇3000人，派往西藏“分起扼要，轮流换防”，并将驻藏帮办大臣移驻于察木多，“居中策应”；清廷认为其“所陈办法，不为无见”。于是，锡良与驻藏大臣有泰和桂霖等在川边开始了招募土勇的练兵工作。

光绪30年(1904年)6月，英国远征军在荣赫鹏率领下，侵入拉萨，逼迫西藏地方政府官员订立城下之盟的“拉萨条约”。达赖逃到库伦（乌兰巴托），欲求俄援。面对英帝国主义加紧在西藏进行的侵略活动，清政府一方面坚不承认“拉萨条约”，派唐绍仪为专使赴印交涉，一方面也感到“经营川边”以“固川保藏”的必要，遂采纳“经营四川各土司，并及时将三瞻收回内属，以为藏援”的意见，决定将驻藏帮办大臣移驻于察木多（昌都），并命新任驻藏帮办大臣凤全于入藏沿途“就近妥筹经边各事”。

光绪30年8月清廷又颁布谕旨，明确赋予凤全“经理”川滇边的职责，推行屯垦、练兵与招商、开矿等新政。同时，根据锡良奏请，清政府废除章谷土司，设立炉霍屯，以州县官充任屯务委员，兼管朱窝、麻书，孔撒、白利及东谷等土司，隶于打箭炉厅；“将土司原领铜印、号纸并即同缴销”，形成“改土归流”和“以流制土”的管理体制。此举虽由锡良奏准，但实系出自凤全之意。这一举措虽然给后来康北改士归流打下了一定基础，但也使当时川边各土司心怀不安，担心失去固有的权势。凤全虽然干练，勇于任事，但他为官的经历都在四川内地，对川边藏区实际了解甚少，对藏族社会文化宗教更十分陌生，却想下车伊始即刻对其改革，这就必然只能收到南辕北辙的效果，注定了其悲剧的命运。

凤全被任命为驻藏帮办大臣后，清政府令将打箭炉的阜和协的续备新军右营归其统帅，作为行辕本标之兵，并批准他另募土勇1000名训练后带领入察木多驻防。凤全入康时，该营因接防部队迟迟未到，而未能随行。凤全只带着经过警察学堂培训的100名警察兵，于光绪30年8月由成都起程。抵打箭炉后，停留约一个多月，一面与刘廷恕策划收瞻之事；一面招募土勇进行训练，准备带入西藏。但到打箭炉后，只募到土勇200名，且素质很低；11月初，在清廷的催促下，凤全只好令随行之警察兵50名留下作教练，自带50名为护卫经雅江、里塘、巴塘一路向察木多赴任；11月18日抵巴塘，见巴塘气候良好，土地广沃，就不再前行，在巴塘住了下来，经营“勘办屯垦”、“练兵”和“饬收三瞻内属”等事。 虽然清廷命他驻察木多，但他却一直在巴塘住了3个多月，难免引起当地人的猜疑；而凤全在巴塘期间所推行的新政，更影响到寺庙、土司及驻瞻藏官的利益。其中一是扩大巴塘垦务的面积，招工开垦。二是在当地招募兵勇，实施训练，作长久驻扎的形势。三是限制喇嘛寺的僧人数目，令丁林寺将超编喇嘛清理出寺。光绪31年正月，凤全以关外寺庙喇嘛太多、肇乱地方、排斥洋教为由，迫不及待的“严饬土司、堪布，将大寺喇嘛令其各归部落，另建小寺散住梵修”，声言要限定巴塘丁林寺喇嘛人数，直接打压宗教势力。虽用心良苦，谋划长远，但却不切合当时川边藏区实际。

丁林寺座落巴塘城中，是著名黄教大寺，在宗教上为拉萨三大寺的“子寺”，时有喇喇1500余人，辖有四乡小寺16座，在巴塘拥有很大影响力。早在凤全到巴之前，该寺就因反对开办垦务与巴塘官员冲突。凤全到巴后，发现丁林寺气焰嚣张，当地政令常因其寺阻挠而难行。因而想采取压抑其寺气焰，削弱其寺势力的办法，来巩固政府的权威，为推行垦务等新政扫清障碍。恰好当时正发生了一起巴塘法国传教士蒲德元被劫案，凤全风闻劫匪与丁林寺有关，遂责令“巴塘文武悬赏购线协拿，期于获盗，究出（丁林）喇嘛寺勾通情罪，一并重惩。”此事虽未究出结果，但却引起丁林寺对凤全的怨愤。此时，凤全又提出限制该寺喇嘛人数的主张，使丁林寺对凤全更加仇恨，而凤全由于不了解民众的宗教感情和当地信仰习惯，就更加速激化了矛盾。丁林寺喇嘛便利用凤全的卫兵均着新式陆军短装，戴大盖帽，佩带洋枪，与以往清军着装迥异的情况，造谣说凤全“非大皇帝所派钦差，是洋人所派，将收我土地畜牧财产，傀送洋人。于是夷众大哗，群情鼎沸”。

其实早在2月中旬，巳发生巴塘人民袭击垦场的情况，但凤全并未引起警惕，不耐心作群众说服工作，反而一味只知弹压。2月21、22日，七村沟群众在丁林寺喇嘛煽动下，焚烧茨梨陇垦场，驱杀汉族垦夫。28日，一些人冲入法天主教堂，赶杀教民，焚烧教堂。都司吴以忠带弁兵数人在行辕弹压时，被众人指为勾结洋人的汉奸，当场打死。凤全这时才感到惊恐失措，于29日凌晨将钦差行辕转移到正土司罗进宝的官寨中。此时凤全所募土勇大都逃散，只有警察兵保卫。巴塘宣抚司罗进宝与副土司郭宗札保预谋乱，久欲逐凤全，遂力劝凤全亟返炉关，兴兵重来剿逆定乱；凤全惊惧之中，无奈只得听从两土司意见，决定3月1日动身返回打箭炉。当风全一行50余人行至离巴塘2里的鹦哥嘴红亭子地方时，被早巳埋伏在此的喇嘛和民众冲出袭击，凤全及其随行人员全部被杀。

凤全被杀是清代历史上，自乾隆十五年西藏珠尔墨特之乱杀害驻藏大臣傅清、拉卜敦之后，第二次发生的杀害驻藏大臣事件。

究其原因，主要有三。

一，清政府经营川边藏区，推行一系列政策措施，必然会对藏区传统的社会制度、人文环境一定的冲击，直接或间接地损害到寺庙上层、土司的利益，难免引起冲突。当时康藏社会中的统治者是三大领主，即土司、头人、寺庙。 它们之间虽是分立，但维系着相辅相成，利益相连的关系，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当他们任何一方的权利受到侵犯时，总会联合起来反抗。凤全力主将霍尔章古土司改流，已经使川边各土司感到危机，他在巴塘推行新政，压制丁林寺势力的行动，更不能不使寺庙与土司共同感到自身利益受损。从而促使巴塘三股势力勾结起来进行对抗。同时，凤全欲强迫寺庙接受规定人数，逼部分喇嘛还俗的举措，也伤害了当地人民的信仰权利和感情

二，变乱主谋者利用了当时“仇洋”的情绪。巴塘地方建有三处天主教堂，光绪6年(1880年)，法国神父路过项达村，被愤怒的群众打死。此后，又多次发生袭击传教士的事件。凤全所带警察兵全为新式警装，与边地习见清军装束完全不同。其装备又都是洋枪洋号洋鼓，均当地所未见过。于是，丁林寺与土司即利用群众的仇洋情绪与无知，造谣说凤全是“洋人所派的假钦差”，来巴的目的是要将巴塘“尽归与洋人管辖”。由于巴塘久为内属之地，人民对“大皇帝”十分忠顺，要想令老百姓起来公然反抗、甚至杀死“大皇帝”所派的钦差大臣，是十分困难的。何况凤全所作之事，对广大群众尚无大的伤害。至于限制喇嘛人数一事，也还只在口头上说说，实际上还未执行。因而对于普通百姓来说，仅凭此是绝不敢起来造反杀钦差的。只有造谣说凤全是洋人所派假钦差，才足以激起人们的仇恨，使群众敢于围攻行辕，杀毙凤全。

三，凤全个人的思想、性格、作风也促成了巴塘事变的爆发。凤全在晚清称为“干员”。在川为官二十年，以“治盗能，驭下猛”而闻名。为人执傲，刚愎自用，不善听取他人意见，即使同僚、上司亦动辄便称“你把凤老子怎样！”。加之凤全，对藏族风俗文化缺乏了解，又有严重的大民族主义，欲凭借官威在藏区人民中树立威信，平时“谩骂成性，接见夷目，率肆口无状，或以吸淡巴菰（烟）铜斗击夷目首曰：‘好戴尔颅头!凤老子早晚杀尔蛮狗！’，声色俱厉”，土司头人怨愤难当。凤全个人的这些思想作风，造成了巴塘人民对的他疏远与反感，形成民族关系紧张。

过去多将巴塘事变，说成是“反洋教运动”和“巴塘人民的起义”，是值得商榷的。

巴塘事变发生后，川藏震动，清政府立即令提督马维骐率提标兵5营进剿，又命建昌道赵尔丰为善后督办率两营续进。同时命驻藏大臣有泰“审度事机，妥为安抚”，“晓谕藏番毋听谣煽”。四川提督马维骐于4月平定泰宁后，当即率部向巴塘进发。马军沿途只遭遇几次轻微抵抗；6月26日，马军顺利的进入巴塘城，“擒两土司而诛之”。以八阁堪布为首的倡乱喇嘛据守丁林寺，马军攻不进，以炮轰击，大殿中弹起火，全寺焚毁。八阁喇嘛等被擒，余众逃往七村沟。赵尔丰于8月初到达巴塘时，马维骐“己火焚丁林，马踏七村”；赵驻巴后，派兵三路进剿，血洗七村沟。巴塘事变始平。

凤全被杀，对川边藏人酿成大祸，引来了赵尔丰经略川边时期的疯狂屠杀。对于统治者来说，凤全被杀其实应该引出另一面的教训。一是任何人都不可轻易羞辱，羞辱别人就是在制造敌人；二是朝廷和边远地方少数民族，必须有行为上的互相可预测性，在专制制度的人治性质下，这种可预测性有时候会由于个别人的个别行为而变得很低。

但专制制度，在本质上是不稳定的制度。钦差大臣凤全到川边，地方上的土皇帝土司头人是跪着来拜见的，不是他们愿意跪，而是凤全代表了背后朝廷的力量。可是，凤全拿烟袋杆敲他们脑袋训话，却超出了他们对朝廷命官行为的预测，恼羞成怒。于是，他们的报复也超出了朝廷命官对地方官民行为的预测，凤全大概到死也没料到，那些一贯看起来唯唯诺诺的藏人，竟会杀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