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度十大精英评选(卫生部长陈竺的知青生活：土坯房里夜读熏黑蚊帐)

陈竺当年在信丰居住过的房子

1973年重阳节，山香村的上海知青一起爬信丰笔架山时的留影,其中站的最高的那位是陈竺

陈竺 见证新中国卫生事业发展的卫生部部长

1953年生于江苏镇江。1970年作为第二批知青在江西省信丰县、横峰县插队。曾获得法国抗癌联盟卢瓦兹奖等多个奖项。陈竺是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法国科学院院士。2009年的“甲流”，他表示有信心和能力做好防控。从一个“赤脚医生”到卫生部部长，他切身体会过缺医少药年代的无奈，同时也见证了新中国60年来医药卫生事业的跨越发展。

2007年6月29日，陈竺被任命为卫生部部长，这是35年来继科技部部长万钢之后，第二位担任国家部委正职的非中共人士。从一名知青到现今的卫生部部长，陈竺有着非同寻常的经历。其中在江西信丰当知青的3年，是他人生的一个转折点。这段时间，他是如何度过的？当地群众对他有一个什么样的印象？带着一串串疑问，记者来到了信丰县小江镇山香村，试图了解他在这里的点点滴滴。

土坯房里过清苦生活

1日，记者在当地村民的带领下，来到信丰县山香村老圳头小组的一间土坯房前，看到房子墙壁上还留有一些当年知青上山下乡时的标语。村民告诉记者，这就是陈竺当年住的房子。

“农村生活是枯燥无味的，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了。干活、吃饭、睡觉——一日三部曲。”村民江道富说，当年陈竺做完农活后，喜欢独自一人在房子的小阁楼里看书，很少和别人闲聊。在这里，读书成了陈竺平淡知青生活中的调料。

经常挑灯夜读蚊帐熏得乌黑

江道富向记者回忆道，1970年5月中旬，陈竺和另外4名青年作为第二批知青来到山香村老圳头小队(现叫老圳头小组)插队落户。陈给群众印象最深的是，每逢收工后，就立即捧起书本呆在家里看，常常是就着煤油灯看书到深夜。第二天天不亮就会起来读英语，随后就参加劳动。

当年曾和陈竺住在一起的知青沈立(现就职于江苏省安全生产科学研究院)这样评价陈竺:他对学习有一股孜孜不倦的精神。“双抢”的时候，每天凌晨三四点钟就要出工，晚上要等到七八点钟才能收工，但他仍坚持每晚在蚊帐里学习几个小时。“我们五个知青中，他的蚊帐熏得最黑，有一次差点烧着了。”

通过写信向父母学英语

据报道，陈竺的英语非常流利，逻辑非常严密。当年和他在一起的知情者称，这都与他早年努力学习英语有很大关系。“陈竺学英语时的精神真令我佩服。”沈立感叹道，当时在农村学习英语，条件非常艰苦。陈竺总是见缝插针地找机会和其他知青用英语对话。为进一步提高英语水平，他每隔一段时间就用英语给父母写信，然后由父母(父母英语水平比较高)逐字逐句地修改，再寄回来。他的这种“笨”方法，坚持了两年多。

沈立告诉记者，陈竺在当知青时，不仅注重学习医学知识，而且还广泛涉猎政治、经济等方面的书籍，这对于他开阔视野有很大帮助。他认为，陈竺能当上卫生部部长，与他早年的不懈努力、博览群书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善处理人际关系为人严谨有分寸

在与陈竺相识近20年的上海第二医科大学附属瑞金医院院长李宏为眼里，陈竺是一个非常有领导才能的人，注重团队合作。“这在他当知青时就体现出来。”江道富说，当时陈竺和另外4名知青是同吃同住同劳动，生活上肯定有些小摩擦，但每次陈竺都会主动去调解。

沈立介绍道，他们是实行轮流值班，即每天安排一个知青值班，负责挑水做饭，其他4名知青则外出劳动。可是有一次，有一名知青起床太晚了，等他们4人劳动回来，又累又饿，发现这名知青还躺在床上呼呼大睡，气就不打一处来。一些人说了些不中听的话，双方发生了争吵。陈竺知道后，马上去调解，并主动承担起了当天的值班任务。

沈立说，他们5名知青中有4名是同班同学(包括陈竺)，平时是无话不谈。但陈竺有一个最大的特点是非常严谨。他平时不会轻易和别人开玩笑，即使开玩笑，他也会非常注意分寸的。

乐于助人为人着想

陈竺不仅善于处理同伴之间的矛盾，而且还乐于助人。该村一位江姓村民告诉记者，知青在田里劳动累了，一般会到田埂上歇息片刻。可他却利用这段难得的时间回到住处，将冷水和西瓜亲自送到劳动现场，为同伴送去一片清凉。

陈竺处处为他人着想，体现在他能站在别人的角度考虑问题。据村民江承清介绍，当时各小队出工时，每次都要队长吹哨子召集知青，可是有时候仍无法通知到所有人。陈竺看在眼里，急在心上。他赶紧写信给远在上海的家人，让家人寄来了一台收音机。从此，只要一放收音机，知青就知道出工的时间到了，从此再也没有耽误过出工，还丰富了群众的业余文化生活。

千里寄钉子感动村民

而陈竺等5名知青留给村民印象最深的，还是要算“千里寄钉子建仓库”。谈起这件事情，不少村民深深感叹。

据村民们介绍，当时，山香村准备修建一间仓库，仓库的地基都已经打好了，可是由于当地钉子供应非常紧张，不得不停工。陈竺就和知青们一起商量，让家人在上海排队购买。由于当时物资短缺，上海市民一年也只能买到极少量的钉子。于是，他们的家人就分多次寄来钉子。最后，终于凑齐了修建仓库的钉子。

知青生活加深对农民的感情

1973年11月，陈竺离开信丰时，当地群众以不同形式表达对他的感激之情。陈竺临走时，木匠师傅江锦明特意连夜赶做了一个樟木箱(在当地象征着丰衣足食)送给他，以作纪念。一些村民还赠送了笋干。

在离别当天，一位郭姓村民把陈竺的行李从山香村一直挑到铁石口圩镇上，步行了二十多里路，连脚都磨出了血泡。后来，陈竺还来过信丰，多方打听这位好心的村民，可是这位郭姓村民已离开了人世。

朱敏 名副其实的“硅谷总裁”

1948年生于浙江宁波。在知青“上山下乡”运动中做了8年农民。1990年代，朱敏在硅谷创办了WebEx公司，并使之成功在纳斯达克上市；2007年，该公司又被世界巨头Cisco以32亿美金收购，是名副其实的“硅谷总裁”。2009年，在第八届中国企业领袖年会上朱敏发表过讲话。中国硅谷创业第一人，硅谷风云人物、向浙江大学捐赠1000万美元，用于建设浙江大学国际研究院，其为创始人兼院长。

中新浙江网10月9日电

上世纪80年代，当鲁冠球、步鑫生们以本土创业的方式开始构筑自己的商业世界时，那些改革开放后第一拨远赴重洋的中国留学生也同样编织着一个创业梦想。

这其中，曾在硅谷成功创办FutureLabs和WebEx的朱敏显然是佼佼者。

命运之神太莫测

1969年，还在读高二的朱敏就跟当年那些同样青春年少的人一起，被送到边远农村“接受教育、扎根农村”。第二年，朱敏就跟一起下乡插队的同学结了婚，过起了地道的农民生活。

然而，朱敏显然并不愿意受命运的摆布。“虽然已经20多岁了，但是因为一直在城市生活，我干农活的能力跟农村那些同龄人当然没法比。”他回忆，“我就想，我不能总跟别人一样这么死干，况且我也干不过别人。”

后来，朱敏与人一起创立了一家社队企业，生产各种零部件，从而成了一个典型的农民企业家。

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听到这个消息之后，我好几个晚上都没睡着觉。”朱敏觉得，这是一个改变命运的机会。“白天都要上班，晚上又很累，为了不让自己睡着，经常是一边嗑瓜子，一边看书。”经过半年备考，他当年就考上了浙江农业大学拖拉机专业。

不过等他毕业回宁波时，拖拉机厂已经很少生产拖拉机了，朱敏被分配进了冰箱厂。1982年，不安现状的朱敏在自己34岁时重新回到学校，这次的身份是教育部在浙江大学代培的管理学硕士。

两年后，朱敏成为“文革”后第一批公派出国留学生，被派往美国斯坦福大学攻读工商管理博士，由此开始了他的美国梦。

硅谷创业初体验

“我感觉我的人生从那时开始变得顺利，一直顺利到现在。”朱敏认为，留学之后，他的人生才真正发生了改变。“我以前做过7年农民，30岁才开始学英语，当时儿子都已经好几岁了。为什么那个时候还要改变人生呢？因为梦想。”

不过“创业”的念头开始闯入朱敏脑海是在他到美国后的第三年——1986年。

这年，朱敏还在斯坦福大学读书。他帮一个做ERP产品的公司做技术顾问。这份工作给朱敏最大的收获是，让他看到了前30多年在中国从未见识过的企业生命轮回方式。

“当时那家小公司被美国一家大公司收购。后者是美国ERP市场上近于垄断者的一个角色，不断有员工从这家大公司里跳槽出来，推出功能类似、价格更便宜的产品，然后这家大公司再把它们悉数收购。”

“要是我也做一个公司卖给它，岂不是很好？”朱敏第一次开始有了创业的冲动，此时他已经38岁。

但是当朱敏立志创业时，却发现硅谷尤其是VC的门对他这样一个来自中国大陆，又年届40岁的中年人是紧闭的。“中国概念”在硅谷受到看重甚至追捧，那是十几、二十年以后的事情。

不过这只是暂时的挫折。1991年，Futurelabs成立，这是第一家真正与朱敏血脉相连的企业，也是全球最早开始做多点式资料协同处理软件的公司之一。

又一个5年之后，朱敏选择将FutureLabs以1300万美元卖给了另一家公司Quarterdeck。第一次实现了10年前的梦想。

卖掉网讯做创投

其实，朱敏在硅谷创业真正为人所称道的还是他在1996年，与一位叫SubrahIyar的印度人一起创办的美国网讯公司。

1994年2月，朱敏夫人徐郁清从硅谷回到北京。她此行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在中国找到能帮朱敏写程序的人，让他不至于这么辛苦。不想在接下来的两年中，她在清华、北大、浙大找到了大量计算机方面的人才。于是她和朱敏商量，把这些人全部带到美国再办一个公司。

1996年2月份的一天，朱敏亲自从机场接回了第一个员工，“silver”就此创建，这就是网讯前身。“之后陆陆续续从国内来了30多人，最初silver从大公司里接外包项目来做，一方面练兵，另一方面维持公司运营。”

而让网讯名声大噪的是跟微软的几番争斗。由于当时与网讯直接竞争的是微软的Netmeeting(网络会议)，而且凭借微软与波音同处西雅图，以及比尔·盖茨与波音董事长的深厚私交，波音等公司使用的都是微软的产品。朱敏等人则一家家上门游说，微软提供的产品需要200万-300万美元/年的维护费用，朱敏就以100万美元囊括所有服务的价格吸引对方，最终波音、汇丰等微软的大客户纷纷倒戈，而微软不得不在2002年停止了Netmeeting业务。

2007年，朱敏又将网讯以32亿美元的价格卖给了思科。

在第二次品尝到创业成功之后，朱敏选择了回国。现在的朱敏是赛伯乐(中国)投资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的董事长，更确切来说，风险投资人是他现在的身份。

“1990年，我在美国第一次创业，当时最大的问题就是找钱，做了5年‘要饭的’。所以我希望能帮助那些与自己当初有类似处境的创业者。”

在农村，站在自己的画作面前

2000年和女儿

陈丹青 特立独行的公共知识分子

1953年生于上海，1970年到了江西宁都插队。从1968年开始，陈丹青开始学油画——白天画毛主席像，夜里临摹达·芬奇、米开朗琪罗的作品。1980年，成为中国油画界的巅峰人物，近年来以发表意见而成为国内知名的公共知识分子。2009年，出版杂文集《荒废集》，自由谈”话题涉及死亡、救灾，还有一篇回顾上世纪70年代的长篇随笔，重现特殊年代中几代人被荒废的命运。他可谓是一个敢想敢说的男人，一个著名的画家，一个教育的叛逆者。

陈丹青之坐而论道——

爱说话、能说话，到处说话

“第一，我知道说话一点用都没有；所以，第二，我保持说话，因为这是我最后一点权利。”

自2000年回国以来，陈丹青以各种形式持续批评“艺术教育之弊”，之外，还就公共事务的诸多领域“说三道四”，譬如:

城市建筑——北京拆胡同是文化自杀，上海一城九镇是没有性格的怪物；北京的城建思路是帝都思想作祟，上海的欧风美雨是自我殖民；九州大地的城市建设不是五花八门的“建筑景观”，而是招数百出的“行政景观”——行政官与开发商串通，权与利合谋；……

媒体文化——曝光好，曝光有助于人们接近社会与人性的真实，消除神话——虽然“媒体”、“大众”这两回事大致亦属“神话”，在中国尤其是……

甚至“批评”本身——真的批评总是不满的，怀疑的，不合作的；当批评与权力合一，批评势必成为装饰；诸位批评家要好好批评、痛快批评，不要自我批评；……

词语也玑珠、话锋也讥诮、立场也独醒、表情也恳切。陈丹青自比“苍蝇嗡嗡叫”，“说话有快感，让我说就好了”——校内校外、台上台下、登报上电视出书。地产公司邀请，去；女性杂志问，答。

为何这样抛头露面？“我在媒体最发达的国家待了那么多年，媒体是空气的一部分。回国发现上媒体仍算一件事，议论、讥嘲、不屑。其实媒体找你，媒体不找你，不算一回事。别把自己看成什么角色，非要怎样，非要不怎样……论角色，我从没忘记自己一直他妈就是个老知青”。

“本质上一直就是个知青”的陈丹青在“事实上”是知青的时候，就非常地“爱辩论”，食堂里、食堂出来的路上，头天晚上不见分晓、第二天接着面红而耳赤……“像个傻逼一样”咬文嚼字、“没有必要地较真”——

“美是有客观标准的”——错！譬如晚霞，只是大气层和日光照耀的化学效果，是人类自作多情，发生感动，又写诗，又画画，弄成所谓“美”……

而如今，写文章，针对一个问题，虽然继续咄咄逼人，继续让人强烈地感觉到“呱呱呱”；陈丹青自认为已经收敛了许多，还会考虑到“周全”:他会把第一遍意气之作放一放，然后再改再修——“‘所有人’，如何如何，我不能说‘所有人’，我怎么能知道‘所有人’？”

“40岁之后吧，也不那么愿意和人辩论了:当发现有了争辩的意思的时候，我就趋向沉默了。”

陈丹青之“起而行”——

不起、不行、不请愿、不结盟

“在许多领域，我不觉得这是一个起而行的时代——对我，起而行的前提是，权利对等。”

辞职，按陈丹青说法，是他“惟一能‘起而行’的事”，因为其他事情“早在表格上被规定好了”。

在其一直关注并发言的领域，比如保护胡同，陈丹青不曾属于任何组织、参与任何签名呼吁活动，更不曾拦截推土机。对此，陈丹青有一套“不作为”理论:“我从不做那样的事。我是从‘文革’过来的人，对群众举动我会警惕。萨特写道:‘革命就是在大街上叫喊。’有些事，有些时刻，需要群体和行动，但我期待‘个人’，看重个人的品质，自己判断，自己说话，自己负责。鲁迅先生不主张请愿，是大实话。我在乎单独的状态，在乎言论。一切起于言论。如果哪一天我去做什么，前提是权利对等。”

“一个大致正常的社会，如果出现一个阴谋，人欺负人，你关切，站出来声援、介入、制止，那可能是道德的，而且可能奏效。可是一个大规模不公正的社会，在每个环节上不公正，类似的事情发生了，你的反应会很困难:介入？不介入？说话？还是沉默？”

悲观至此，时以“愤青”自称的陈丹青甚至否认了“愤怒”本身。

“愤怒还算奢侈的——你愤怒，说明愤怒之后还会发生别的事情，你或许还能做些什么——更糟糕的状态是普遍的怨气、沮丧，无话可说，面无表情，但你面对的明明是一件令人愤怒，令人发指的事——譬如两课考试。”

当然，聪明剔透如丹青先生，总会峰回路转——在转来绕去的内心世界，结构他的君子处世之道——然后，再自嘲掉。

“当然很多人在行动了，他们很勇敢、很好……我也很佩服做实事、主持社会公益的人——虽然我有我自私的理由:我要守住，我是个画画的，我在抖，但是我平静，不要冲动，冲动是没用的——但仍然会谴责自己:怎么我也变成这样了？所以大家都这样，所以——所谓的无奈吧。”

为何这样自嘲？“为什么不自嘲？——自嘲是有快感的。我看到很多人，真的很好，但常有一点遗憾，就是，他们再有点自嘲就好了。”

陈丹青之“个人立场”——不主义、不“正确”、完全的个人

陈丹青的名声大噪，与他对公共事务的普遍的“异议”、“不满”是连在一起的。批评——“辛辣的”、“尖锐的”、“痛快的”、类似的形容词，再加上陈经常提及的“鲁迅”名号，其名声实因“辞清华事件”日日看涨。可就在这当儿，陈丹青，皱着眉头，“竟然”矢口否认——

“我其实非常讨厌鲜明的立场，非常害怕一个人有非常鲜明的立场，害怕单一思维的，同时又很正直、很老实的人——你可能在很多立场上看到我，但我又走掉了。‘真实’没有立场，是人给出立场，然后真实就变形。”

不左也不右。左吧，新左派的对“文革”对美国的看法“坚决不能同意”；右吧，“站在弱者一边，不与强权合作”这一点又是“坚决地不能妥协的”。

或者是既左又右？陈丹青，至今仍没有语言洁癖的陈丹青教授，一路都留有赤诚的脚印:上世纪70年代末，“文革”刚结束，冬天，每天一大早骑车去看大字报；与“介于流氓和社会青年之间的”“星星画派”勾肩搭背喝酒听录音机骂人谈艺术；……但是，欣赏并自称“一直站在左翼的、激进的、不安的、冒险的现代艺术一边”的陈丹青，又怀疑——

“我从小右翼，不知为什么。刘索拉喜欢摇滚乐，早期的陈凯歌喜欢实验电影，谭盾喜欢摩登音乐，我的许多同行都喜欢现代艺术，努力进入那个系统，我在大立场上和他们不一样。”

有偏激激进一面，有惰性怀旧一面。认定自己“什么主义者也不是”，陈丹青最怕的其实是“正确”。

他说:“我知道我的画、我自己，都毫无价值，但我讨厌一群人脸上那种集体势力的表情。这表情只有一句话:你是错的！我们是对的！”

这“集体势利的表情”，陈丹青“从小学起”就敏锐地感觉到了，“一天到晚如此，你身边总有这样的人——你往他前面一站，你还没开口，就知道自己错了。”江西插队、北京美院读书，总有人对陈丹青语重心长——“丹青啊，你的画画得还不错，但这个问题你要好好想想，这个问题要是不解决好……甚至到了美国，一切也仿佛在告诉你，艺术是这样的不是那样的……所以我本能地不去凑前卫艺术的热闹——前卫艺术是什么，不就是政治正确吗？我不愿意正确——当年画西藏组画，就是不想正确啊！”

秦晖：具有公共之心的学者

1953年出生，1969年，在广西最边远的田林县下乡插队。中国经济史学会理事，中国农民史研究会理事。主要研究领域：中国古代经济史、农民史、农民战争史。2009年，他被《中国新闻周刊》评选为“影响力十年榜”候选人。他区分了“民主私有化”与“权贵私有化”，他主张民主私有化，私有化的价值取向自始至终。近年，他对中国土地制度的系统分析等都在引领该领域的社会思潮。

秦晖：和黑暗擦肩而过

秦晖，广西人，1953年12月生。1977年入兰州大学历史系读研究生，毕业后先后在陕西师范大学和清华大学任教，现为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博导，担任《开放时代》、《中国学术》和《中国社会科学季刊》等学术刊物的编委。

主要研究方向为农民史与经济史。主要著作有《问题与主义：秦晖文选》、《田园诗与狂想曲：关中模式与前近代社会的再认识》、《农村公社、改革与革命》（合著）、《江浙乡镇企业转制案例研究》、《学问中国》（合著）等。

一出生就右眼失明

应该说，有些事情对我一生的影响非常大，有些说起来是很偶然的。比方说，我一出生的时候就是先天性青光眼，当时在全国来说这种病都是很难治好的。我的右眼在出生之后就是失明的，左眼也非常危险，在广西看不好，后来又到湖南去，当时中国有一个很有名的眼科医学中心就是湖南湘雅医院，我出生十几天就到了那里，那里的医生说，这么小的孩子动手术很危险，建议维持一段时间，长大了再动手术。回到广西之后发现不行，我眼睛的情况一直在恶化，后来又到了很多地方，包括同仁医院、中苏友好医院等等。后来在上海的汾阳路医院，也是当时中国最好的眼科医院之一，我做完了眼科手术。现在我每次做眼科检查，医生都说这手术现在也不容易做。当时如果不做，或者动坏了的话，现在的我就会永远在黑暗当中了，可以说我是一出生就和黑暗擦肩而过。

虽然动了手术，但我还是留有先天性青光眼造成的视神经萎缩，直到现在我的视力还是很差，右眼失明，左眼只有0.2的视力。包括我在农村插队，插那么久也跟我的视力有关，因为招工的机会对于我来说可以说没有，体检总是不合格。后来我考研究生，我的导师因为这个问题也做了很多的工作，当时有人看了我的体检材料就担心这种情况不知道往后怎么样，不知道我的视力能够维持多久。我的导师赵俪生先生说：“如果不招秦晖，我就一个都不招了。”后来我的很多同学都说：“幸亏招了你，否则我们都没戏了。”我没有受到过多少课堂教育，实际上只在“文革”前上过六年小学。1969年开始下乡，在农村待了九年。不过我父母都是知识分子，家中的藏书也很多，这对我的影响很大。另外，农村那几年，我也学到了不少人生经验，我经常开玩笑说我在农村读的是“早稻田大学”。我在插队的时候，因为体检老是不合格，当地一些关心我的人总是劝我办病退，但是那时候不但我下乡了，父母也被下放到农村去了，我退都没有地方退。如果当时家在城里，也许我的人生就是另外一个样子。按照我的情况，如果没有“文革”，大概会小学、中学、大学一直读下来，也不可能形成我对于社会、对于人生的这种感悟。

在农村待了九年

在农村一下子待九年绝对不是我的愿望，但是也没有办法。我在农村的时候跟当地的农民关系都不错，老乡们都认为我是不错的人，但是他们认为我不太适合在农村干活。道理挺简单，因为我只有一只眼睛有视力，看东西没有立体感。在山里走路总是深一脚浅一脚的，容易摔跤。他们一有招工的指标就给我，但因为体检的原因一直没有成。有一次我都被招走了，但是又因为体检不合格被退了回去。知青们都感到很愤怒，还跑到县委书记那里去请愿，质问他们怎么能这样干呢？后来还是我息事宁人，说：“既然他们不愿要我，我也懒得去。”我虽然也很想当工人，人都是有自尊的嘛，我也不愿求着他们要我。

在生产队，差不多所有的技术活我都干过。我曾经干过三年的生产队卫生员，也就是今天人们讲的所谓的“赤脚医生”。最近几年有一种关于合作医疗的神话，由于有那样的经历，我觉得自己对于这个事情是很有发言权的，我知道当时的合作医疗是怎么回事。当时的情况，无论是招工还是招生，乃至任何一种有实际利益的情况，实际上既不是按照业绩标准，也不是按照政治标准，而是按照权力标准。拿卫生员的例子来说，在没有任何待遇的情况下是我当的，后来生产队的卫生员有了一些补贴之后，人家很快就不要我了，而是换了一个跟生产队长有亲戚关系的人。

我也曾经有过几次招干的机会，有一段时间我曾经对于文艺写作很感兴趣，写了一些演唱材料。当时中国各级的文工团主要任务就是组织每年一两次的地区调演、省调演，以便某些节目可以评奖。那时候县文化局都是有专业的创作组的，但是专业的文化在当时被认为有局限性，就找了一些基层的人来做这些事情，我当时就做过几次。后来县文化局就打算留下我，但是后来也是因为招干指标的问题没成。

在那段时间里，用今天时髦的话来说，我有了一个类似于人类学调查的机会。当时我们搞了很多采风，搜集了很多民歌，包括壮剧、壮族的山歌等等，都是反四旧之后看不到的东西。当时县文化局也有一些这方面的专家指导，他们对于地方文艺比较了解。

我们采集的东西在当时看起来好像是不登大雅之堂的，不过搞得都很认真。由于我们那些人在下乡之前接受的东西都是正统的居多，所以回过头来想，在当地的农民看来，我们这些人大概都有些假正经，农民在一起扯东家长西家短的时候我们总是不感兴趣；农民唱“酸曲黄歌”，我们总是不搭腔。虽然当地的农民普遍都认为我们是不错的人，但是要说很知心，确实谈不上。

跟农民比起来，我们缺少一些芸芸众生的味道。

大学没上，研究生上了

1977年，恢复高考。我当时在我们县里是文科第一名，但是仍然没有录取，或许当时我报考的志愿都太高了。那年的高考还有一个特殊的地方，当时第一次录取的时候并没有完全按照择优录取的原则，有很多成绩很好的人，因为政审原因没能上大学，后来又有了第二次补录，给那些成绩很高但是政审没有通过的人一次机会。不过第二次补录学校都不是太好，我当时也收到了一份补录的通知，但是那个学校太差，我就没有去。

1977年，研究生和本科生是同时招的。我报考了兰大的研究生。考研究生当时在县里说起来是个稀奇事，总共才有十几个人报考，都是“文革”以前上过大学的或者是“文革”中的工农兵学员，大概只有我一个人没有读过大学，但是后来考上的也只有我一个。

在这之前，我跟赵俪生先生通过信，给他寄过一些文章。赵先生很热心，为我做了很多工作。到了兰大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在走考据的路子。记得我在兰大最初写的几篇文章在历史系就被传言不是我写的，而是我爸妈代写的。因为那几篇文章在他们看来不像是同龄人写的文章，引证特别多，而我爸妈又都是学历史的，都在大学里工作。

那时候我每天都泡在图书馆里，以发现希见史料为快事。当时图书馆的管理还不像现在这么严格，什么善本书、珍本、奇本都可以借到。图书馆里的老馆员都是学问很大的老先生，跟学界联系也很多，他们在“文革”期间很少碰到去看书的人，现在看到有人去借书，都非常热情，非常愿意给借书的人提供各种各样的方便，不像现在的图书管理员，你去借书的时候总是冷冰冰的样子，希望你不来最好。

我读研究生那几年，研究生比较少，我们可以跑到外地去查资料，路费、复印费都可以报销。找一个比较便宜的小旅馆，就可以在当地的图书馆泡上一两个月。有一次我到上海图书馆去查资料，拿了导师给当时上海图书馆馆长顾廷龙先生的介绍信，顾先生当时正在生病，没有见到他，我把导师的信给了馆里的工作人员。那里的善本部主任也是一位老先生，非常热情，他给我在那里办了他们食堂的饭票，甚至在八小时之外，他们把我锁在善本部里面让我任意看书。那时的善本目录也不像现在，都是开放的，整理得非常好。由于经常泡各大图书馆的善本部，我跟善本部的老先生们关系都很不错。但是也出过事情，有一次我在北京图书馆的善本部做笔记的时候，不小心把一滴墨水滴到了书上，结果引得一位老先生大发雷霆。

专业和社会紧密关联

读研究生的时候，我在一个地方钻得比较深，赵先生曾经说我：“你用功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就是怕你的格局不够大。”意思是说我眼界太狭窄，有点钻牛角尖的味道。

赵先生觉得我们插队的这一代人不管搞什么专业，对于社会还是比较敏感的，因为我们的经历跟社会变迁一直是紧密联系的，当时我跟赵先生所学的专业———农民战争史、土地制度史———本身也是跟社会紧密关联的。

研究生毕业之后，我到了陕西师大去教书。90年代中期，我到了清华。到了清华之后，先是在文学院教一些课，同时也负责清华学生的社会实践工作。这样，从1995年到1997年，通过学生搞社会实践，我也做了一些调查。我们曾经通过清华团委，把学生家长的通信地址都调出来，然后跟两千多名学生家长建立了联系，到了暑假的时候，我们就设计一些问题让学生带回去，让家长填。当然，没有经过专门训练，有效问卷也不是很多，不过还是可以得到一些材料。清华历来有这样的一个传统，就是非常重视非学术的名誉，所以你看，清华的特长生历来都招很多。当时在搞学生社会实践比赛，清华领导很在乎拿名次。既然是比赛，当然就有项目，我负责组织了几次，也都拿了名次，有一次是第一，有一次和别的学校并列第二。这些调查就不只是发问卷那么简单了，而是让学生在培训后入村调查。这一段时间里，我也收集了很多关于农村的实证材料。

记者手记

如果按照学术界流行的分类方法，秦晖是个不好界定的人。秦晖有个口头禅——什么是我们时代的真问题？他的文章甚少高调，多是针对问题。“高调再高，苟能律己，慎勿律人，高亦无害。低调再低，不逾底线，若能持守，低又何妨。”这可以说是秦晖的态度，也是秦晖的学术视角。

不过在我坐在他面前的两个小时里，我们基本没有涉及到这些问题。我想做的是通过他的经历来考察他的思想历程。

他们这一代人由于经历了太多，一进入学术研究的时候便带着强烈的问题意识。秦晖也是如此，不过，在他开始走上学术道路的时候，他并没有过多对现实发表看法，而是走了一条近似“乾嘉学派”重考据的治学路数。

经济观察报 张晶

荷兰时间11月5日，《马可·波罗》在阿姆斯特丹皇家歌剧院拉开了帷幕。

这是一部翻新的旧作，谭盾赋予这部作品巨大的探索意义，希望借助东方的昆曲和西方的歌剧，寻找一种未来的歌剧形式——“既属于东方，又属于西方”。

这部被谭盾称为“歌剧中的歌剧”的作品，成为了一个语言的熔炉——26种语言轮番登场，同样的咏叹调，告别威尼斯时，马可·波罗用意大利文演唱；到达中国时，改换为中文；而与马勒的对白，则全部是德文。

作品的实验性不仅仅在于此，中国的庄子、李白，西方的但丁、莎士比亚，东西方精神世界的重要人物也在此相会、交锋。

值得一提的，则是该剧采用“昆剧韵文念白的方式说英文单词”。“‘Iloveyou’用昆剧韵白竟然有三种念法”，这对于张军这位舞台上唯一的昆剧演员来说，也是前所未有的体验。与此相对，欧洲的所有演员，也要学会用“唱念做打”的方式演绎歌剧。

为了这部作品，谭盾酝酿了整整15年。他一直觉得，“马可·波罗就是我自己”。

几百年前，马可·波罗从一个遥远的国度抵达另一个文化地带。而30年间，谭盾同样是在不同文化之间穿梭游走。虽然关于马可·波罗是否真的来过中国，一直有所争议,但谭盾对此不以为然，“如果未曾来过，反倒更有意思。但丁也没有下过地狱，不是照样写出《神曲》吗？”

对他来说，创作任何一部作品的最大意义在于——“探索一个无知的领域”。

“你别无选择”

谭盾所经历的一切，像极了一个励志篇章，而其中，又夹杂了传奇、浪漫和反叛。

出生于湖南长沙思茅冲的谭盾，浸染于当地特有的“鬼魅文化”。他真切的认定，红白喜事中做道场的乐师是天生的音乐家，那些嚎叫与鸣唱，是在与另外的世界对话。

“文革”期间，高中毕业的谭盾被下放到农村，每天“白天数着头顶飘过的云彩，夜里点着火把和村民学鬼戏”，至于外面发生了什么，全然无知。

戏剧性的是，一场灾难改变了他的命运。1976年，湖南京剧团下乡演出时发生翻船事故，很多人因此遇难。作为选拔入团的“农民音乐家”，谭盾得以从劳动的队伍回归到让他着迷的音乐之中。他开始尝试用小提琴演奏京剧。

对很多人来讲，1978年是意义非凡的一年，谭盾也在其列。尽管这时他的音乐素养仅仅停留在500多首民歌的基础上。不知道莫扎特是谁、对贝多芬闻所未闻的谭盾，竟然用一把三根弦的小提琴，以手指为弓，幸运地敲开了中央音乐学院的大门。

面试的时候，他拉了一段《铁牛上山了》，没有人知道这是什么曲子。二胡滑指、木叶吹声、湘西打镏子的声音，都被他搬到了提琴上，就连和声都带着花鼓戏的味道。

在作曲系入选的30名学生中，21岁的谭盾是年龄最小的一位。当时大部分人都有过上山下乡的经历，平均年龄28岁，最大的是后来成为著名指挥家的陈佐煌，当时已经31岁了。

当谭盾出现在班级门前的时候，刘索拉说，“又来了一个湖南地主”。这位湖南人，给所有人留下的印象是“做事有条理”，东西总是规矩的停留在一个地方，从不乱置。

这种循规蹈矩的生活习惯并没有在他的音乐创作上体现出来。恰恰相反，从第一首交响乐《离骚》甫一问世，他便被认定为“前卫”和“先锋”的代表。创作这部作品时，和声、复调等一些基本乐理都还未讲授。一些人甚至评价他，“翅膀未硬，便想飞翔”。

谭盾在当时一心想着创新，“每部作品都像是石头，激起浪花，方才罢休”。他尝试用各种声音来制造咏叹调，甚至有些自负的认为，自己创作的作品，只有自己的乐队才能演奏，谱的曲也只有自己才能读懂。

“艺术家总是非常理智和非常疯狂的结合”。他一直认为，数学游戏和精神游戏是相通的。这些看似冲动的创举背后，其实一切都“合理而严密”。

他喜欢用刘索拉后来写的小说来评价那段时光——《你别无选择》。

年少轻狂的谭盾，同样憧憬着一朝成名天下知。事实上，这一时刻的来临并没有让他等待太久。1983年，凭借一部《风雅颂》，26岁的谭盾成为第一位获得国际音乐大奖的中国人，也为他赢得了哥伦比亚大学的最高奖学金。不久之后，他的生活轨迹转向了纽约。

纽约，纽约

谭盾很简单的用地理概念形容自己的人生三部曲——“从湖南到北京，从北京到纽约”。

或许是乡音未改，不经意间他还是会将“hu”念成“fu”。甚至一段时间内，在生活习惯上，这种烙印都难以褪却——只有在苹果派和巧克力蛋糕上加一勺辣椒，他才觉得对了味道。

1986年，从纽约肯尼迪机场走出的一刹那，“耳边是各种各样的口音，眼前的人肤色各不相同”。那一刻他觉得，“从中国来到了世界”。

和很多早期留学生一样，谭盾同样拥有到餐馆打零工的经历，甚至到现在，他最怕的事情就是洗碗。

当时他英文不好，就每天对着墙练习，构想出和导师对话的种种情景。到后来终于见到导师时，他顺利的把话题引向了最熟悉的家乡音乐，相谈甚欢，对方顿时觉得他英文很好，还免掉了入学的英文测试。

在纽约，谭盾混迹的另一个场所，就是著名的格林威治村。那是个“梦想者的天堂”和“实验艺术家的乐园”，形形色色的人聚集在这里——诗人、舞蹈家、画家、醉鬼、情人、政治家，“就像歌剧《波希米亚人》演的那样”。

当时，一批中国艺术家也在其列，艾未未在街头画画，谭盾在街头拉琴，陈凯歌、顾长卫也要打工，常常交往的圈子中，还有陈丹青、陈逸飞和李安。这里的每个人，到纽约的行囊中都装着各自的经历。谭盾带来的是五箱书和读7年博士都用不完的卫生纸——因为临行前导师告诉他，纽约的手纸很贵。也是在那段时间，冯小刚拍摄了《北京人在纽约》，在纽约待了7个月。

谭盾总是习惯夜里三点钟在街头拉琴，通常银行前“生意”会好，因此他总是和一个拉提琴的黑人男孩抢这个黄金地段。成名之后，有一次谭盾从林肯中心排练出来，看到那个黑人依旧在那里拉琴。

在纽约的这些经历，带给谭盾最重要的影响，便是“将已有的经验和现实的经历完全打通”，否则“既成不了一位中国作曲家，也成不了一位西方作曲家”。

谈谈爱情。他说自己是“生性浪漫的人”。他与太太的相遇像是电影中的情节——他在纽约街头看到一个路人，穿着30年代的上海布鞋，长裙，无袜，笃定，“她就是我太太”。两个小时后，内心崇尚理性却热衷各类异想天开事情的谭盾，决定同这位原本可能擦肩而过的路人结婚。

在鲁豫的节目中，他讲述自己会几百种煎蛋的方式，而被他形容为最浪漫的一件事，则是有一次从纽约飞回上海，和太太吃了一顿中饭，旋即又回了纽约。

就连与朋友交往，他也是基于“浪漫的生活方式与彼此间的互相欣赏”。眷恋于往日时光，回到北京时，他偶尔会向朋友们发出这样的短信，“还记得谭盾吗？明天早晨八点，我们到天坛散步吧”。第二天清早，发现通知的每个人，都出现在了自己面前。

<< 上一页1234下一页 >> 福布斯富豪刘永好：下乡时没穿过鞋 最盼望吃白米饭2010年01月08日 10:07华夏时报【大 中 小】 【打印】 共有评论2条

刘永好 赤脚首富

1951年生于四川成都。16岁成为四川新津县的一名知青，40岁时，他的公司成为中国最大的饲料王国，这一年他被评为中国内地首富。现为四川新希望集团董事长。2009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1.1亿元；实现净利润2.7亿元，同比增长40.66%，被推荐为“2009年度最具影响力的25位企业领袖”。

2003年3月。全国两会政协委员驻地华润饭店。刘永好召开记者见面会，意想不到的情况发生了。

一位香港媒体记者对这位当时的全国首富提出一个刁钻的问题，问随着中国民主政治进程的进行，刘先生是否考虑过20年后担任中国的政府总理？

坐在前排的记者看见刚刚还笑对提问的刘永好，眉头上皱起一个不明显的川字，但只是一瞬间，他的眉头打开，用惯有的语速巧妙作答，大意是:作为一名商人，他更希望探讨商业问题；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包括新希望在内的中国企业将有更好的发展。说话间，刘永好已经恢复了惯常的微笑。

5年过去了，刘永好已经不再是各种排行榜上的首富，媒体也不再四处追逐他的身影。也许，这正是他希望的，没有了那些累人的光环，也就没有记者再抛过来那些让人头痛的问题，刘永好的笑面可以更加轻松。

刘永好给记者的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的笑面，任何问题都含笑而谈，兴致之至，比划着简单的手势，不时还开怀大笑。与10年前记者初识刘永好相比，现在的他更多了一份开心和从容。

人生的甘甜

刘永好的确是应该笑的，16岁的刘永好，是四川新津县的一名农村知青，那时他几乎没穿过鞋，最盼望的是吃上红薯白米饭；25岁时，他是成都的一名教师，月工资38元，那时他希望每周都能够吃上一顿回锅肉；31岁时，他和三个兄弟在成都下海经商，那时希望能够借钱经商；40岁时，他的公司成为中国最大的饲料王国，这一年他被评为中国内地首富。

简朴如昨是刘永好给外界的普遍印象，喜欢穿天蓝色的休闲T恤，保留一贯简单的发型，一个黑色的公文包与他不离不弃。而更让人感到匪夷所思的是，这样一位富翁，还保留着从小以来的饮食习惯，出差就点麻婆豆腐、回锅肉、蚂蚁上树三样菜。

“每次去餐厅点菜就是老三样，老吃这三样不腻吗？”对于别人的疑问，刘永好的回答很特别，“其实吃的东西，是小时候养成的习惯，小时候一直吃不饱饭，就想多吃，吃饱饭，然后就想吃回锅肉，吃回锅肉就吃不够，养成习惯了”。

刘永好身边的一位老员工，可以为这样的解释作注，小时候刘永好最想吃的是红薯白米饭，后来当老师最想吃的是回锅肉。这的确已经成了习惯。

像刘永好这样的成功企业家，中国还有很多，一方面刘永好们骨子里已经根深蒂固养成了节俭的习惯，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他们心里还有更大的理想目标需要去实现。“我觉得我们这拨人走到今天这一步，大半辈子过去了，现在始终放不下的，就是背上这个沉重的责任。”

“当一个人的资产超过一千万的时候，更多的就意味着责任。实际上到现在为止，我吃的、用的、穿的，跟以前差别不是特别大。”刘永好对于过去总是忆苦思甜。

刘永好说，上中学的时候，记得老师讲的最多的话就是“好好学习，长大当科学家”。那时的老师几乎经常会用些历史上及国内外著名的科学家的事例激励学生，像华罗庚、陈景润、爱因斯坦、牛顿等等。

文革时期多数的学校教学都不是现在这样，那时学校教的基本上是毕业后如何上山下乡、支援边疆之类的英雄加平民的思想教育。1977年开始恢复高考，是否能够步入大学几乎就是人生的一个重大的转折点，当然现在也一样，但那时会更明显些。刘永好说上大学的时候升学率只有3％左右！那真是百里挑三哪。

幸运的是，刘永好成为百里挑三的天之骄子，大学毕业后又成了令人艳羡的人民教师。但是，刘永好却出人意料地辞去了公职，成为下海经商的弄潮儿。现在看起来，刘永好是成功的，但是与他一批下海的人成功的比率却不高。商海沉浮，许多当年奋勇跳入商海者却不幸被汹涌的海水吞没。

“每年我都到北京来开这些企业家的会，但是每年总会发现少了一个、两个、三个，这20年来确实为数不多了，能够坚持在企业第一线的确实不多。”刘永好深有体会地说，“我觉得这可以想象，做企业不是那么容易，是比较难的，在这方面确实我有很多的体会。”

刘永好说话时并没有任何得意之色，相反作为同样的创业者，多少有点惺惺相惜。刘这里所说的还是那些曾经的功成名就者，而那些下海就被淹没的创业者更何止千万。可能正是刘永好这种对事业的满足感，让他始终没有头脑过度发热，下海20多年以来屹立不倒。

困局背后

如果说20多年的经商路上不面对困局，一定是一句假话。在喜欢皱起的川字眉头的四川人中，刘永好并不能超凡脱俗。

近年，饲料行业整体上应该说不是太景气，特别是粮食价格不断攀升，因为每当粮价提高的时候，养殖业都会受到很严重的影响。

作为饲料行业的“大哥大”，刘永好怎么对待这个问题呢？“这个问题跟我们每个人都密切相关——食品安全问题。”刘永好的回答让很多人百思不得其解，“我得说一下啊，专家都反对，这个麻烦了，那么我们农民增收致富怎么办，这几年食品安全的问题成为中国普通百姓乃至官员，乃至全社会最最关心的问题了，瘦肉精的问题，孔雀食绿的问题，红心蛋的问题，反正这样的事太多太多。”

让刘永好担心的是，几乎大概每半年左右，就会出现这样的新名词，弄得全国老百姓都很担心，大概几乎每隔一两天就会有人问刘永好，有的是高级领导，有的是专家，有的是普通的市民。“永好，他说你是搞这个行业的，你说这个猪啊、鸡啊能吃吗？”“您尽管吃，能吃，没问题，做这种昧良心挣钱的总是少数，而不是大多数。”

刘永好现在就是要做这样的事，希望昧良心挣钱的人越少越好，最后绝迹。怎么样绝迹呢？“中国养鸡的农民上亿户，你查得到谁，查到张三查不到李四，查到李四查不到王五。农村家家户户养猪养鸡，你说谁可能天天去查他，所以现代农业在美国、在欧洲也很少听说什么加孔雀食绿的问题、苏丹红的问题、瘦肉精的问题。为什么呢？”刘永好最后终于悟出:人家的企业规模都足够大。

要把农业的规模做得足够大，势必要收缩过去几年把战线拉得过长的问题。多元化曾经是许多大型民企的成功法宝，但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许多大型民企也倒在了过度多元化、最后资金链断裂的路上。刘永好作为同时代的民营企业家，同样也对做大产值、多元化一度情有独钟。由于投资民生银行的巨大成功，新希望2000年后逐渐提出了农业、金融、化工、地产等四轮并举的多元化策略。

这样的策略不能不说成功，但是对于企业发展资金占用也是明显的，要继续做大成为行业翘楚就需要投入更巨量的资金。例如2003年在上海，新希望的零售业就遭遇了巨大的挑战。刘永好此前抛出的乐客多超市品牌，希望在江浙地区打出一片新天地，但是最后的情况是乐客多门店大多关张，难成气候。

再比如2002年以后，刘永好对于环渤海经济圈的建设曾经提出过一些设想，笔者采访刘永好时，他表示:“我觉得目前有个比较好的机会，那就是在天津，或大一点叫环渤海经济区。另外，刚好，原央行戴行长现在入主天津，他是金融专家，并且天津曾几何时也是中国三大工业、金融中心，但这些年发展慢了一些，天津有很好的基础设施、地缘优势和人才储备，初步具备建设金融改革试验区条件。”“当然目前仅是一种设想。”新希望在这方面会加以关注。但是这样的设想更多地是从国家建设布局考虑的，新希望最后能做的事情不多。

在企业的管理过程中，刘永好遇到了同样的难堪其重的压力，因此他开始要求对他的职务做减法，否则他无法集中精力管理新希望的重大事务。但是，在这些减法中，有一个减法或许是刘不愿意做的，那就是落选民生银行的董事。

实际上明眼人一看便知其中的端倪，但是低调的刘永好始终没有证实江湖上的猜想。作为商人，每年能从民生银行分得相当的红利，这是成功投资的标志，但是落选民生银行董事肯定给刘一个提醒，要更好地把控一个行业或者团队，还是要审视自己最熟悉的领域。做好一个领域，才是事业长青的根本。

这个领域就是他最熟悉的农业。在一番多元化以后，刘永好悄然转向，把公司的重点转向了农业。虽然新希望从来没有说取消多元化战略，但打造一个世界级农牧企业的提法更多地见诸报端。这个世界级农牧业应该是一个大农业的概念，把一个农牧业的产业链全部做好，企业就可以做大规模，实现利润最大化，成为这个领域的真正主宰。

而这样的转向无疑是正确的，在宏观从紧的大背景下，地产成为调控最严厉的行业，而地产调控拖累的是银行，化工作为周期性极强的行业，也有很大的局限。

惟有农业，在宏观调控的大背景下，农业反而成为最受政策扶持的行业，更有利的是，搞农业刘永好轻车熟路。

2006年刘永好55岁，将新希望集团打造成世界级农牧业企业的梦想，让他穿梭于世界各地。从农爱农无疑将成为其一生的行为准则。在刘永好看来，他从事农牧业20多年，始终没有离开土地、离开农业、离开农民。就连与世界首富比尔·盖茨见面时，他也要将中国的“新农村”问题告知对方。

大局已定，今后新希望也许不是成长速度最快的企业，但是新希望的稳定性肯定是中国民营企业中的佼佼者，稳定性应该是一个超大型企业的生命线。

托付未来

功成名就者都面临一个同样的问题，自己的事业未来将托付给谁？在这个大前提下，应该如何对待子女的教育问题？这在中国的转型时代并不是一个好回答的事情，或者进一步说，也许是说者容易做者难。其实在这些成功人士的内心深处也有许多的矛盾。

刘永好回忆他们那个时代的教育，鼓励读伟人的传记，学习伟人的精神、事迹。

不久前，刘永好还把克林顿总统的《My life》读了一遍。20多年来，刘永好就从来没有敢懈怠过，一直处于不懈的追求奋斗之中。但不知不觉中生命却已经走过了大半。但是，他们的后代还需要这样的教育和生活轨迹吗？

刘永好说，他的外甥性格比较温顺，是属于比较乖的那种男孩，正在上大学，每次讲给他的话几乎离不开今后如何考研、读博之类的话题。起初外甥跟刘永好说，他的理想就是做一名好医生就可以了，其他的暂时不考虑。

惯性思维的作用很大，不知不觉中刘永好每次都不断给他施加压力，逐渐有点生效了，但刘永好也在想，就是读完了博士，他的人生就一定会幸福吗？那样就算是成功了吗？不会的。

接下来的还会是要求进入国内一流的医院、一流的科室、做一流的大夫，早早地晋升教授、买更大的房子、娶到一流的女孩、开最时兴的好车……然而这需要他付出更多的时间、奋斗、攀登。

其间的坎坷波折一定少不了，折腾完了突然发现，人生已经过去大半了。有一天他也会做父亲，然后将他“成功”的生命历程在他子女身上再复制一遍……这几乎是当今中国多数城市家庭的人生理想模式。

当然，这也不是号召人们放弃理想，而是希望每一个人的人生都幸福，但幸福不一定就是成为什么社会公认的人物。“成功其实有时很简单，就看自己如何看懂。”刘永好说，明明是6分及格的综合力量，非得要去做12分的事情，显然是太难为自己了。

令刘永好比较宽慰的是，儿子从上学就在国外，不太懂中国的望子成龙的压力，而且像多数中国的孩子一样，他的学习成绩一直都是名列前茅，自己也没有什么大的目标，就是希望今后当一位外科医生就可以了。刘永好特别指出，其实这个目标也了不得，因为在国外做医生的都是最优秀的学生。

“对什么总裁、CEO等等根本没有兴趣！这也好，我只希望我的孩子能够自食其力就可以了，不必太要强，不必太优秀。”刘永好说，对于女儿就更是这样想的，喜欢音乐还是艺术都随她的便，条件只有一个，就是她不要太有压力，幸福就可以了。

但是自己的事业交付给谁，也许并不是57岁的刘永好必须现在要交代的事情，但肯定是他要长线考虑的事情。对已经老迈的第一代民营企业家的接班人有各种猜想不足为奇，刘永好显然还不在此列，以刘现在的雄心和身体状况，再在一线干1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并不是什么问题。这从他送儿子到国外学习并热衷医学的情况看，刘更尊重的是子女对生活的幸福观。

在刘永好看来，其实人生应该是幸福的，人人都应该追求幸福，但幸福不一定是必须成功；选择做自己喜欢的事业，不要过于勉强自己；不是每个人都必须成功、杰出，杰出的不一定会幸福；痛苦常常是因为理想过高，甚至某种程度上是欲望，欲望小一些，就会容易实现并满足。关心一下自己，学会让自己稍稍享受一点，这并不奢侈。

知足多一些，但不懈怠，这样也许会对社会的贡献更多更大。要想“每一个人都有鞋穿”，不是一代刘永好们可以完成的事情，这需要一代接一代的刘永好们坚持不懈地做下去，我们做到我们应该做到的就可以了。

或许，这正是对笑面刘永好的最好注脚。

打造世界顶级农牧企业

中国人均牛奶、牛肉、鸡肉以及饲料消费量都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本身市场很大，有规模的企业进入会做大产业蛋糕。

“今后新希望的目标是世界顶级农牧业企业。”在谈及自己的愿望时，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这样告诉记者，“新希望要做的就是打通整个农牧业产业链，使整个农牧产业每一个环节都规模化发展。”

日前，就相关问题《华夏时报》记者采访了刘永好。

《华夏时报》:新希望提出了打造世界级农牧企业的目标，有何新的举措？

刘永好:要打造世界级的农牧企业，必须注重投入，包括资金、人力、物力、科研的投入。我们提出这样的目标，钱不是问题，我们有6家国家级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是国家重点支农的对象之一。

当我们响亮地提出，打造世界级农牧企业的时候，我们所做的5年规划，政府和金融部门均表示给予大力支持。这种背景下，国家开发银行将给我们一大笔10年期的农业开发资金。为什么我们能得到支持呢？因为我们符合产业发展的方向，值得信赖。

《华夏时报》:目前新希望发展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什么？

刘永好:最大的问题就是怎样整合一个更加强劲有力的组织资本。新希望有25年的历史，老员工在新希望工作了20载，已有的经验如何发挥？同时，如何让年轻人走上台前，发挥团队的作用。如何建设一支有战斗力的团队，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另外，我们还在寻求与更多的企业实现合作，如何与合作企业在经营模式、发展战略等方面达成共识，真正让它们的利益得到保证。

《华夏时报》:新希望在促进中国农牧业发展和带动农民增收方面肩负着重要责任，具体是怎么做的？

刘永好:目前，具体体现在农牧产业链条的扩展上。以禽类生产为例，我们现在的禽类产业链以山东为基础，产业链包括禽苗、兽药、饲料、屠宰等。

另外，有14个冷冻屠宰场，一年加工两亿只禽类，全国第一。我们希望在这个产业链上继续整合，建立禽类加工厂，直接面向农民收购。

在整个产业链上，我们让利于农民，农民从中得到很大的利益。山东是这样的，四川我们以猪为主，华东以鱼为主体，华南地区在鱼、猪、鸡方面都要多下些工夫。

《华夏时报》:您怎样预测未来几年饲料业的发展？

刘永好:中国的饲料业进入一个整合规模、强调规范的时期，这是大势所趋。很多企业都在谈这个，是企业间的共识。10－20年前，美国和欧洲的企业就是这样操作的，中国台湾也是这样做的，不整合没有出路。

《华夏时报》:您说过，经营饲料是一分一分地挣钱，经营品牌是一角一角地挣钱，资本运作是一元一元地挣钱。

刘永好:这是个时机问题。我总结，民营企业需要经过三个阶段:抓机会、做规模和抓规范。

不过，在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运作模式、不同的结果。在当时，以机会为主的时候，我们抓住了机会。比如房地产、民生银行，为我们赚钱不少。

《华夏时报》:为什么您在民生赚了那么多之后，不准备再投金融了呢？

刘永好:我们当时投金融投房地产，目的是什么呢？我们的主体始终是农牧产业，我们一定要把规模做大，这需要大量的投资，银行不给你贷款，自己哪来那么多钱？

我们抓一抓短期的机会，当金融机会和房地产机会来的时候，我们适当投入精力，抓住了这样的机会。现在看来，我们的投入是对的，它使集团的资产得到了极大的积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