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郁　无用人不做无聊事

2008/10/07 03:29    来源：北京青年报    http://www.ynet.com/view.jsp?oid=43838216

　　编者按

　　“鲁迅首先是个翻译家，其次是个作家。”这话乍一听有点荒谬，可是如果您看到今年面世的厚厚8卷《鲁迅译文全集》，多少会理解北京鲁迅博物馆的馆长孙郁先生为什么会这样说。

　　如今，无论是学院研究，还是大众阅读、网络讨论，鲁迅依然是一个无法忽略的名字，依然是我们认识当代中国的思想资源。他的译作在绝迹多年后重见天日，是不是又为我们理解他、理解历史、理解中国增添了一条别样的道路呢？

　　简介

　　孙郁，学者、北京鲁迅博物馆馆长。1957年出生于大连，毕业于沈阳师范学院，硕士研究生。曾任《北京日报》文艺周刊主编，主要著作有《鲁迅与周作人》、《鲁迅与胡适》、《百年苦梦》等。

　　◎文并摄/远道

　　■两个中年人，一部童话

　　应该是从1926年7月6日起吧，大约一个半月，几乎每天下午，北平中央公园（就是今天的中山公园）的一间小屋子里，都会出现两个45岁的中年人，冒着汗，喝着茶，热烈地讨论如何翻译一部叫《小约翰》的童话。它是荷兰人望·蔼覃写的，但那时候简直没什么人懂荷兰文，所以他们依据的是德文本。

　　这对朋友中，有一个身材瘦小、蓄着胡子的人，他住得不算远，就在阜成门内的一个小院。夜里，他会坐在一间另搭出来、俗名“老虎尾巴”的小房子里，伏案看啊写啊。书桌上方，挂着他上个月买来的一幅素描，《五个警察一个0》，画的是五个警察殴打一个孕妇，粗糙的线条里含着热情和才华，也显示着买画人独到的眼光。

　　那年9月，小个子跑到厦门去教书了。也许是因为被《小约翰》激起了童心，9月18日，他写了一篇回忆文章，关于童年、自然和教育，不但意思和《小约翰》有某种暗合，还有意无意地用上了德文词，“Ade（再见），我的蟋蟀们！Ade，我的覆盆子和木莲们！”

　　显然，这是鲁迅，以及我们从小都要学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告诉我应该把它和《小约翰》联系起来的，是孙郁先生，北京鲁迅博物馆的馆长。

　　如今，阜成门内的小院，早已扩大成了北京鲁迅博物馆，那几间留下过主人足迹的房子，挤在角落成了文物。幽暗森凉的“老虎尾巴”里，司徒乔的《五个警察一个0》还挂在老地方。只是房间没了人气，就散发出故居特有的寂寞、不真实的气味。孙郁先生向我介绍着屋内的陈设，惟有他的话语，是热情明快的。

　　1924年5月至1926年8月，鲁迅住在这里，除了写下《野草》等名篇，还翻译了日本人厨川白村的文艺理论著作《苦闷的象征》、《出了象牙之塔》，在齐寿山帮助下译了《小约翰》。

　　“鲁迅首先是个翻译家，其次是个作家。”当年，孙郁先生一语惊人，招来许多反对之声。和他格外看重鲁迅译作有关，也和学术界的呼吁有关，《鲁迅译文全集》8卷，终于是由他主持，动员全馆力量，编辑出版了。首印800套，一售而空，如今正要加印。

　　鲁迅通晓日文，可以阅读德文，他一生写下600多万字，其中近一半是译作。他的译文，虽然曾部分收入1938年版的《鲁迅全集》、1958年版的《鲁迅译文集》，但毕竟已绝迹多年，常人难觅。何况，这个新版本，辑录最全。《鲁迅译文全集》的面世，为阅读、研究鲁迅铺开了一条新路。

　　这是一件默默无闻的好事。

　　这，也是我采访孙郁先生的缘起。

　　■“恐怖”的开端，“无聊”的十年

　　北京跑文化的记者，对孙郁先生大体不陌生，他本是一位前辈同行，有着宽厚热心的好口碑，只是记者当成了学者，编版改成了编书。又或者，他本来就属于鲁迅研究界，报纸只是他人生中一个意外收获。

　　采访他，比较困难的是，怎么才能让他把话题从鲁迅身上移开。他对许多人感兴趣，写过很多东西，有关周作人、胡适、陈独秀、唐弢、孙犁、沙飞等等，手头正在做的，是张中行的评传。他的个性似乎并不排斥闲适和逍遥，但他的研究写作、他的精神世界又显然是以鲁迅为中心的，其他人像是被辐射到的。

　　像许多同辈人一样，他对鲁迅的热爱，在少年时就已注定。

　　孙郁出生在大连，“文革”期间曾在辽宁的复州城上小学。“那是一座很漂亮的古城，我后来去平遥，嗬，这不是和我小时候生活的地方一样吗？可惜现在都拆掉了，没有了。”大约是小学五六年级，他第一次遇到了鲁迅，印象很“恐怖”。

　　“我妈妈在中学教书，一个老人特别好，让我帮忙整理学校图书馆里封资修的书，他是高度近视，看不见，我就把普希金、莱蒙托夫、拜伦、雪莱什么的，全都搬回家了。我父母都被抓了，也没人和我玩，就在家看书。我看的第一本有关鲁迅的书，是朱正的《鲁迅传略》，然后看《呐喊》、《彷徨》，看不懂，就觉得害怕，觉得他写的那个S城跟我们小城太像了。”

　　不过，恐怖感会消除。高中时，他对鲁迅就“迷得不行了”，插队时，则开始系统阅读。他的道路还算平顺吧，念大学，读硕士，到北京工作。

　　他第一次到北京，没去天安门、故宫，先奔了鲁迅博物馆。而他真正在这里工作，则是1988年了。不过，那并不是一个顺利的开始：

　　“原来做研究没感觉，最初看钱理群他们的东西，觉得太好了，我都不敢写，而且也找不到自己的语言。不过慢慢地也就开始了，1993年出了第一本关于鲁迅的书，而真正想到自己的表达方式，是到报社以后了。”

　　孙郁这样描述《北京日报》的10年：

　　“编副刊一个月一两块版，很快干完了，也不像别的记者可以跑口，大量的时间，干吗呢？别的也干不了，无聊，时间总要填满。就看鲁迅。

　　去报社的时候本想做当代文学批评，后来发现没什么可批评的，当代文学没意思。报纸有大量的来稿，也没意思，真不如看鲁迅。就当玩吧，但万万没想到又回了鲁博。”

　　从1992年到2002年，他“无聊”出了《鲁迅与周作人》、《鲁迅与胡适》、《百年苦梦》等好几本书。要真是“无聊才读书”，这种无聊也挺让人羡慕的。

　　在一位报社同事的记忆中，“孙老”是个热心人，一起共事以及被他领导都没压力，很舒服。“谁家里有什么事了尽管派活儿给他”，总是“行行行我来吧”，是“堵炮眼”的角色。而且，他还老是跟大家道歉，成天说，“我对不起大家，我太笨了，我不懂得幽默。”

　　原来“孙老”很懊恼自己没有幽默感，他的笑声倒是很爽朗，只是，那常常是谈论鲁迅、意兴飞扬的时候。

　　■老在别人的影子下，是比较悲哀的一个事

　　2002年，绕了一圈，孙郁又回到了鲁博，慢慢地，从副馆长做到了馆长。他的工作，不仅仅是做研究、写书了。

　　这个通常对研究者才存在的博物馆，渐渐地有了一点响动。研讨会、普及性的展览和讲座，有关王小波的，有关汪曾祺的，最轰动的，自然是他请了陈丹青来讲鲁迅。“办讲座，先讲我自己喜欢的作家。”他呵呵地笑。

　　馆内的藏品、鲁迅的手稿和条幅送到外地去展览，得派三个人盯着，“我怕调包，现在有些仿制品跟真的一样。责任太重大了，全是一级文物，要真丢了，我就进去了。”

　　他想为鲁迅的藏画办个展览，但希望能和其他机构合作，“来我们这里的观众，还是少。”不过他一点也不希望鲁博变得人山人海，“喜欢鲁迅的铁杆毕竟是少数。鲁迅热总是不正常的，在一个常态的社会就应该消失。”

　　如今的鲁博，每天的参观者大约100人，有一系列的免费措施，一年的门票收入是3万来块。有中央财政拨款支持，日子虽然一般，但也过得下去。“馆里发工资没问题，但大家的奖金就要靠出租房屋了。”

　　做了馆长，他首要的任务就变成了找钱。可一旦有空，他还是会钻进守卫森严的地库，那里有鲁迅的一万四千多册藏书。“日文书、德文书是没办法了，但我希望这一生至少能把他藏的中文书读一遍，弄清楚他到底看过些什么，他的知识结构是怎样的。”

　　“书上会有批注吧？也是研究的线索。”我很羡慕孙郁的“近水楼台”。

　　他立刻来了兴致：“没有，什么都没有！鲁迅这人洁癖，书都包上皮，崭新的，跟没看过一样。”

　　他带着我走进版本库，很平常的一间屋子，堆满了书柜，里面是各个时期鲁迅著作、译作的不同版本，用深蓝色的函套仔细包裹着。其中不乏极珍贵的版本，像发行量很小的鲁迅、周作人早期译作《域外小说集》的初版。“这是我们得天独厚的条件，这书全国也没有几本了，我们能藏到五六册之多。”博物馆的刘思源先生介绍道。

　　明代版画集《十竹斋笺谱》精美之极，是1934年鲁迅和郑振铎一起，以“豆花拱版”翻印的，那些细腻的图案，摸上去都是有凹凸的。这门技艺也快要失传了。“鲁迅身上，也有传统士大夫把玩的那一面，可他从来不张扬，都是暗藏着，化到文字里，他的杂文，即使是金刚怒目的，也有细腻的趣味，非常好玩。现在的人写杂文哪做得到？”就这样，每一件宝贝，都会引发孙郁的一番感慨。

　　整日周游在鲁迅的世界里，孙郁对自己的研究似乎并没有更大的期许。“译文全集我们做了，以后还要整理鲁迅收藏的书籍、图画、拓片、考古报告等等。鲁迅的知识结构我们还没弄清楚。我们以前普遍描述的是作为文学家、思想家的鲁迅，还需要描述作为翻译家、收藏家、美术鉴赏家的鲁迅。我们现在要做的是这个基础工作，如果各方面声音都能出来，包括日本、韩国的，那么年轻一代在这些材料基础上可能形成一些新的发现。”

　　他并不满意自己的著作，认为是在重复自己，说是“上了鲁迅的当”：

　　“老想用那种语言来写，所以比较做作，没有自己的语言，没有形成自己的风格，老是在别人的影子下，成了这样话语方式的一个奴隶。”即使自嘲，他也笑得爽朗，“这是比较悲哀的一个事。”

　　知道自己的限度，又肯于做事，我想，在文化界，能兼具这两面的人，并不是那么多。

　　孙郁是属鸡的，2005年，他写过一篇小文章作为本命年的新年寄语。那里面，杂着鲁迅特有的词汇，但他说的是自己的心里话：

　　“自知不能成为有用之人，也尽量别做无聊之事。人不一定要去成圣，但大概应懂得不做伪士。被看成‘家鸡’平平常常地存活，那也不错。”

　　那还真是不错。

　　孙郁谈《鲁迅译文全集》

　　■鲁迅的思想不是天上掉下来的

　　很多学者研究一辈子鲁迅，都没有读过译文集，我说你们这有问题啊。想知道鲁迅思想来源，一是看他的藏书，二是看他的翻译。刺激他思考的，一是看外国的原文，有感想；一是看报纸，是现实新闻的刺激。最简单的，像鲁迅说《红楼梦》，“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我们都觉得这个句式很妙，其实是转化外国人的句子。我们常说鲁迅这么聪明啊，其实和翻译有关，他带着强烈的问题意识去翻译。这是他那代人的特点。

　　我为什么对鲁迅的翻译感兴趣？我上世纪80年代到鲁博，有人告诉我，要了解鲁迅的知识结构，这个对我影响特别深。我原来觉得鲁迅神一样，后来觉得他不是了，他是消化了外国的思想，转化成自己的。他的小说也明显受到迦尔洵、安特莱夫（今通译安德烈耶夫）的影响。

　　顾彬（德国汉学家）为什么佩服鲁迅，说中国现在的作家不行？他看鲁迅藏的书，卢卡契的、巴别尔的，完全与时代同步，鲁迅上世纪30年代就说巴别尔是世界性的作家，眼光太厉害了。我们中国当代这样的作家有吗？没有吧。

　　■现在的鲁迅是被中文系塑造的

　　从译文集可以看出鲁迅的思想来源、思想变化、知识结构，甚至日常生活。

　　鲁迅的思想不断前进，每年写一本杂文，翻译一到三本书。他的日常生活是，看外文，翻译，翻译累了看报纸，写杂文。我说他首先是翻译家，其次是作家，研究界说我胡说八道，我说我是认真读了他的翻译和日记后得出的结论。我们现在的鲁迅是不真实的，是被中文系塑造的，说他是搞文学的，根本不是那么回事，鲁迅在北京大量的时间是搞收藏、抄碑、藏画、买文物。我们得还原鲁迅，翻译版税是他重要的生活来源。他给很多年轻人校译稿，扶植了一批译者。他参与的杂志，几乎都以翻译为主体。

　　■改造汉语，堂·吉诃德战风车

　　为什么鲁迅的译文长期不受重视？我想，一是因为鲁迅的翻译没有他的创作影响大，二是因为他后期翻译的风格让人望而却步。

　　鲁迅前期的翻译，我认为很好，像他译的厨川白村、武者小路实笃、安特莱夫、阿尔志跋绥夫等等，而后期翻译的《艺术论》、《近代美术史潮论》、《死魂灵》等等，就开始佶曲聱牙，不好懂了，梁实秋骂他死译。我觉得鲁迅是典型的堂·吉诃德战风车，他觉得中国的语言表达不周密，是诗化的语言，不是科学的语言，他就硬译，原文什么样，翻过来就什么样，连句子结构都一样，他认为这样人的思维会严密，会有逻辑性。他想改造中国的语言，他也有个经验，就是汉魏的佛经翻译丰富了中国语言，他觉得，那我们现在是不是也可以这样啊？他是一个文体的实验家。

　　我不是以鲁迅的是非为是非，他是完全可以做到信达雅的，他译爱罗先珂的童话《桃色的云》，漂亮极了，非常温润流畅，但后来，他就是要向人的认知极限和表达极限挑战，最后失败了，造的一些词也死掉了……他在小说、翻译上都是个实验家。能够理解他这一点的人很少。

　　■没有能力给译文全集做详细的注释

　　1938年版的《鲁迅全集》收了译文，但不全；1958年的《鲁迅译文集》也删掉很多，比如有关托洛茨基的，托派那时候是个忌讳。我们的译文全集还是以这两个版本为基础，又从当年的刊物里增补了一点，做了简要的注释。

　　详细的注释我们注不起。当年《鲁迅全集》是举全国之力来注释，再也不可能了。我们没有财力，人力也不行，我们没有懂德文的，懂日文的有，但对日本文学的了解也不行。

　　孙郁谈鲁迅研究

　　■庙堂鲁迅与民间鲁迅

　　这十年来，鲁迅研究回到了个体化的状态，和社会主流没有什么关系了。摆脱了外在的干扰是好事，但学者的研究不跟当代社会发生关系，也是一个悲哀的事。我们的《鲁迅研究月刊》，每年收到大量学术论文，个别的有闪光的思想，但很多是学术规范性的操作，为了职称，为了研究而研究。

　　现在也有民间的鲁迅研究，像“范跑跑”就是一个，他寄过许多文章给我们。还有一些中学语文老师，他们每年聚会，他们是“民间鲁迅”，蔑视我们这些“庙堂”里研究鲁迅的，这也有他的道理。他们的研究不可小视，他们都是在社会基层，鲁迅已经转化为他们生命的一部分。他们的话语方式没有进入学界，这是个问题，其实学界应该听听他们的声音。

　　■我们在用鲁迅最厌恶的方式来研究鲁迅

　　现在一说研究，就是大学和研究室，拿出正襟危坐的样子来，其实鲁迅的话语方式恰恰就是要颠覆当前大学的话语方式，我们是在用鲁迅最厌恶的方式来研究鲁迅。用我们东北话说，就是叉了。根本不是那么回事。

　　我们说他是什么什么家，他一生要颠覆的就是这个东西。鲁迅把生命看作一个过程，是条河流，不断流淌，他的思想每年都在发展，他的话有严密的逻辑，又总是有前提，从来不把话说死。比如有人向他咨询要不要结婚，他说，年龄大了得结婚，但是结婚有结婚的问题，不过你不结婚你就不知道这个问题，那你还是结婚吧。他对革命对社会也是这样，要行动，但是你内部有问题了我反抗你。而我们研究鲁迅的人呢，他是个现实主义者，是个反封建的斗士……我们追加的所有概念都是他反对的。

　　鲁迅研究很难进步，这个学科不成熟，问题就在这里，我们都是阿Q，我们的话语都是鲁迅当年要颠覆的东西。

　　■你跳不过他，就没法把问题说清楚

　　我都不敢写鲁迅，我觉得我那套话语就是他当年诅咒的东西。我也不知道比较理想的研究是什么样，我觉得就是你去感受他，用心去理解他……“于浩歌狂热之际中寒，于天上看见深渊，于一切眼中看见无所有，于无所希望中得救”，你说应该用什么语言来概括鲁迅的精神哲学？我们没有找到一个语言、一个方式来进入鲁迅的世界。

　　这不是把他当神。就像跳高，布勃卡跳那么高，你后来人就跳不过。你跳不过他，就不可能在另一个层次上把问题说清楚。我们都是侏儒，鲁迅是巨人。

　　■网络讨论普遍没有历史感

　　网络上喜欢鲁迅的人也很多，我特别愿意看他们怎么争论鲁迅，比如鲁迅和日本人的关系啊，他的婚姻生活啊，通过这个能看出年轻人的伦理道德、思想方法……比我们潇洒多了。

　　但是网络讨论普遍的问题是没有历史感。比如有人看不惯鲁迅晚年身边有好多日本人，现在的人就不知道，那时代无产阶级没有祖国，都是底层的反抗者，我们现在是用国家主义、民族主义来讨论问题，不了解那时的语境，那就大话西游了。今天网上几乎所有的历史叙述都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