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荣三大因素─佛利民在北京的一次演讲

享年94嵗的经济学大师佛利民（内地译为“弗里德曼”）于2006年11月16日逝世，本网今转载佛利民先生1988年在北京的一次演讲，以表纪念之意。
繁荣三大因素(弗里德曼在北京演讲，张五常整理)一九八八年九月十九日上午，在会见赵紫阳的同一天，佛利民（弗里德曼的香港译法）在北京科学会堂作了一次关于市场运作的演讲。赴会者二百余人，座无虚设，高朋满座（站著听的多的是）。因爲预料慕名而来的听衆必定多，主办机构就只能有选择地邀请工商界及学术界的一些知名人士。以王羲之所说的「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来形容那次盛会，是很适当的。佛利民讲话时没有讲稿在手，是很随便的演讲了。即时翻译的人是香港的周安桥——周兄见义勇爲，从老远专程而来拔刀相助，我与佛利民要在此表示谢忱。演讲后，听衆踊跃发问，但因时间所限，我只好代爲「终止」了。五十年代，佛利民是最出色的价格理论家，对市场运作的认识无出其右。但由五十年代末期至今天，他的学术兴趣却放在货币理论那方面。不少经济学者——包括我自己在内——认爲他这份兴趣的转移，是经济学上的一大损失。价格理论比货币理论更重要，而像佛利民那样百年仅见的天才，怎可以让他放弃价格理论的研究呢？当然，货币理论是关乎通货膨胀及失业等衆所关心的问题，对佛氏声望的普及是大有帮助的。声望的普及，增加了他对执政者的影响力。这是世界之幸。但从学术那方面看，佛氏不继续在价格理论上多下功夫，经济学整体的解释能力就得不偿失了。也许这是我个人之见吧。但在这里我特别提及这些，是因爲从六十年代初期起，産权理论的崛起使价格理论发扬光大。到今天，我们对産权及市场的认识，与五十年代时不可同日而言。在这个重要的发展中，佛利民忙于货币量的辩论，对産权理论是很少触及的。这不是说他对産权毫无认识：産权理论中最重要的是高斯定律；当年（一九六○）在戴维德家里，一天饭后，多个高手反对高斯而将这定律迫出来的一刹那，佛利民是一个重要的功臣！高斯在十多年后对我说，如果没有当时在场的佛利民——从反对到同意而至协助——他自己不会把问题想得那样清楚、透彻。我旧事重提，是因爲在这次北京讲话中，佛氏所指出的「自由、私有、市场」的繁荣三大因素，在比较新的産权理论的概念里，只不过是一个合并的因素而已；那就是：私有産权。自由的定义不简单，而在不同的産权制度下有不同的自由。这一点，我在其它文章内是解释过的。在私有産权下的自由，是指在个人权利有明确界定的情况下，因爲有了保障而不会受到其它的「自由」侵犯或侵占。至于「市场」，则高斯定律解释得很清楚：私有産权是个人在市场交易的先决条件。在六、七十年代时我曾在几篇文章内详细解释过，私有産权一定要有私人的使用权（包括决定使用的权利）、自由的转让权，与私人收入的享受权。这三项权利若缺少一样，私有産权的定义就不容易成立了。左管右管的政策，削弱了私産的收入享受权与转让权，真正的私産制就谈不上了。可以说，只要有明确的私有産权的界定与保障，「自由」与「市场」是不用再提的。佛利民在北京的讲话，显然是用上比较旧的「私有」概念。话虽如此，我仍认爲佛氏将「私有」分爲「自由、私有、市场」是比较通俗而令人容易明白的。他和我的观点不同，只不过是表面而并非实质上的事。他的不够严谨的「私有」概念，一分爲「三」的申述，爲了要使一般听衆明白，是高明之著。佛氏的北京演讲有录音，本文是由朱茜斌根据录音带整理出初稿，经王深泉修改，最后由我修订的。——张五常（一九八九年三月十日）以下是佛氏演讲全文：最近在上海所作的报告里，我承接了一九八○年到中国访问时所谈过的有关市场运作的问题，提出了较爲具体的讨论。我的报告特别强调在政治和经济制度的容许下，广泛地使用自由私有的市场。「自由」、「私有」、「市场」这三个词是密切相关的。在这里，「自由」是指没有管制的、开放的市场。单单使用「市场」并不足够：任何国家，不论富庶或贫穷的，都在使用它。只有「私有市场」也是不足够的，例如：印度虽然有一个相当庞大的私有市场，但人民的生活比起四十年前并没有多大的改善。同样地，一般非洲国家和拉丁美洲国家也使用私有市场，但它们非常落后贫穷。最关键的是，要拥有一个自由竞争的私有市场。在历史上，我找不到任何例子、任何国家或任何地方，在没有「自由竞争的私有市场」的环境下，能够成功地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在市场而言，每个国家都或多或少地混合著政府与私人的活动，而那些在经济上有卓越成就的国家，竞争性的私有活动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在这里，让我讨论一下对中国目前非常重要的两个问题：通货膨胀和双轨价格制度。无论从历史或个人的经验中，我们都可以看到通胀给社会带来很大的破坏。控制通胀似乎是当务之急。但我们必须弄清楚，怎样才能控制通胀。很多国家以爲控制通胀就要控制某些价格。这个方法用了一次又一次，但从未成功过。一千六百年前的罗马帝国，以及近代的巴西、阿根廷等，都先后采用过这方法，但都难逃失败的厄运。通过控制某些价格来控制通胀就等于夹著气球的某一边，这只能迫使空气走向另一边罢了。同样地，压低某些商品的价格只能迫使其它商品的价格承受更大的压力。我们必须分辨整体的价格与相对的个别价格。在任何地方，通货膨胀都是一个货币现象。这通常是由过多货币流通量所造成的。对中国的情况来说，通胀是因爲钞票过多。由于中国的经济不断地发展，银行存款与支票使用已逐渐通行。因此，在中国「货币」这个概念将来会有所改变；但在目前，货币一般还是指钞票。然而，指出通胀是印制钞票过多的后果，仅仅是这个问题答案的序幕。我们必须要问：爲什麽有这麽多钞票发行？而又应该怎样控制钞票的流通量？据我所了解，目前中国钞票过多，是由下述两个因素造成的：用印制钞票去填补大部分的赤字；人民银行和属下分行贷放过多的款项给国营企业。爲了控制通胀，首先要限制用印制钞票来填补赤字，以及限制给国营企业的贷款。问题不在于过多的投资而在于过多的货币。如果中国的利率能容许在市场里自由浮动，使之高于通胀率，这对解决问题会有莫大的帮助。据我所知，现在付给储蓄者的利率是远低于通胀率的，那就是实际上人民要倒贴才能享有存款的权利。这当然会阻碍储蓄的意向。另一方面，如果你能够在低于通胀的利率下借钱，这就会鼓励浪费投资的资源。放宽价格本身并不会引起通胀的问题。由于放宽而导致个别价格的上升并非通胀；正相反，它却能帮助控制通胀。我们必须分辨统计学家所制造的数码和真正的事实。如果某些价格是人爲的偏低，而有关的物品我们又不能买得到的话，这不是真正的便宜；如果某些价格是过于偏低，但要排上五个小时「队」才能买得到的话，这也不是真正的便宜。另一方面，如果价格是自由市场的价格而我又能买得到的，这才算是真价——即使价格比统计出来的报告爲高。我有两个外国的例子，对今天的中国特别有啓发性。其一，是日本在七十年代早期的经验。通胀率和货币增长率同是百分之二十五。一九七三年，政府决定大幅度削减货币增长率，但并没有控制物价和工资。不出几年，通胀率不但大大下降，也爲日本过去十五年的超卓发展打好了基础。另一个反面的例子，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德国。一九四七年，德国由英、美、法盟军统治；物价和工资因管制而偏低。结果是店铺的货品被人抢购一空，求过于供，这样，发行过多的钞票就导致严重的通货膨胀，钞票变得不值钱，烟酒便成了钞票的代替品。一九四八年的一个星期日，当放宽价格和工资的宣布从收音机传出后，这消息果然生效，爲德国带来奇迹般的转变。商店再度照常营业，人们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上，通胀也因货币管制而销声匿了。这些例子同时带出了另一个问题，那就是：双轨价格。衆所周知，在中国，同一商品往往会有不同的价格。在我来看，这个问题与外汇有莫大的关系。双轨价格对贪污舞弊和低效率，似乎是一份公开的「邀请」（或诱惑）。我这种想法是始于三十多年前我当印度财政部长的顾问。在那段日子里，我深深体会到：给意见往往比接受意见来得容易。当时，我向印度的财政部长提议放宽外汇管制并容许汇率在公开的外汇市场浮动。但很可惜，他们并没有采纳我的意见。我相信：实施外汇管制和多重汇率制度，是导致印度普遍的贪污，和民生四十年来停滞不前的主要因素。在任何一个有外汇管制的国家，无论是印度、阿根廷，还是巴西、墨西哥，最快捷的致富办法，莫过于从政府那里拿到外汇许可证。这是很有效的途径——它使财富集中于一小撮人身上而令大多数人捱穷。外汇管制往往导致灰市、黑市、黄市的涌现。除此之外，外汇管制更会剥削了国家对外的竞争力。有些商品的汇率过高而有些商品的汇率过低。这对什麽应该生産，什麽不应该生産，什麽应该进口，什麽不应该进口都造成了错误的讯息。我记得有一次参观印度的一家纺织厂，那里装置了最先进的机器；但对于印度数以千万计的人口来说，劳工密集的生産方式似乎更爲合理。我问厂主：爲什麽要用那麽昂贵、先进的机器？他的回答是，因爲他能拿到进口许可证和极低的汇率，所以那批机器可说是「价廉物美」！对他来说，的确是「便宜」，但国家所付的代价却相当大了。双轨价格制度若套用在其它商品上，后果也是同样不堪设想的。一位复旦大学的教授曾告诉我，他每月的收入是人民币二百元，而他只不过花四块钱在租金上。一个面积相当的居住单位，人民币四元是惊人的便宜。无可否认，倘若他的收入能在更高的水平上而租金又能升至市场价格的话，情况会好一点，起码会减少通胀的问题。这也是我强调你们必须把通胀问题与个别价格问题分辨清楚的缘故。通过提高效率、增加生産、放宽价格的办法，不但不会导致通胀，还会帮助解决通胀的问题。最后，让我提出这样的一个问题：中国爲什麽要在各方面都迈向更大的市场？在俄国大革命之前七十五年，甚至中国解放之前四十年，任何一个才智之士，都可能相信中央统一的制度要比一个看来毫无秩序的市场制度事半功倍。但是今天，这种想法已很难被人民所接纳。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在中央经济计划的道路上获得繁荣的果实。这些国家也许能在很多方面取得成就，但在改善人民生活那方面，比起那些依赖自由竞争市场的国家，却望尘莫及。这解释了爲什麽当今世界各地卷起了提倡以市场运作取代中央控制的学术热潮。这也是爲什麽美国、英国，甚至波兰、匈牙利都不断地转变。无论任何地方，你都可以看到私有産权的蔓延。一位复旦大学的学生曾经问过我以下的问题：一个像美国那样富裕的国家也许容纳得起大量私有企业，但一个贫穷的国家能负担得起这样的「奢侈」吗？我告诉他这是本末倒置的说法。十九世纪初期，美国的水平类似目前中国的水平时，只有一个规模很小的政府；当时无论联邦政府，州立政府，或地区政府，它们各自的总支出都不超过国民收入的一成——这种情况，除世界大战期间外，一直维持至一九二九年。十九世纪的英国如是，明治维新后的日本亦如是。一个国家要真正富有之后才能负担得起政府的挥霍。我认爲，如果美国政府在十九世纪初期时就开始搞大政府，开始挥霍，它可能是中国的翻版。中国很幸运，因爲有香港、新加坡、台湾、韩国以及日本等随手可得的例子以作参考。这些国家、地区能够在短短的三十年间达到西方花二百年的功夫才能获得的成就。它们懂得利用西方所发展的科技、工业、通讯设施和管理方法，因而大大地缩短了发展的时间。中国如今有这样的好机会去仿效这些成功例子，我衷心祝福你们成功。谢谢。
佛利民----亚当.斯密信徒
米尔顿?佛利民一九一二年七月三十一日生于纽约布鲁克林，父母都是来自东欧的犹太人，他在四兄弟姊妹中排行最小。母亲开「乾货」店，父亲则做散工，家庭收入不稳定，常常出现财政危机。佛利民凭奖学金入读新泽西州立大学，起初他主攻数学，打算成为一名精算师，而且报考了多次精算试，结果没有成功。没多久他便对经济学产生兴趣，同时主修数学和经济学。
二战期间，佛利民曾在美国财政部短期任职，然后先后在明尼苏达大学和芝加哥大学任教。他是芝加哥学派的领袖，主张低政府开支、自由选校，以及把滥药和嫖妓非刑事化。一九七七年结束教学生涯，成为史丹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的高级研究院士。佛利民是十八世纪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史密斯）的信徒，力主个人自由凌驾经济政策。他亦有学券制之父之称，于五十年前首次提出学券理念。他支持以自由巿场模式，让全民获得资助，他们可选择任何达标的公立或私立学校，既维持政府对教育的资助，亦引入市场竞争。佛利民一九七六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他所说的「世上没有免费午餐」，成为经济学名言。他的名作包括《价格理论》（与妻子罗斯．佛利民合著，1962）、《资本主义与自由》（与安娜．施瓦茨合著，1962）、《一位经济学家的抗议》（1972）和《天下没有免费午餐》（1975）、《选择的自由》（与罗斯．佛利民合著，1980）等。
背景资料/ 佛利民生平
享年94岁，被誉为20世纪经济学第一人美国著名经济学家、197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米尔顿·佛利民16日在旧金山去世，享年94岁。设在美国印地安那波利斯的米尔顿和罗斯·D·佛利民基金会发言人证实了他去世的消息。佛利民的家庭发言人说，他死于心脏衰竭。学说影响国家政策佛利民是当代西方经济学界中「货币学派」的代表人物。他的观点对美国总统尼克松、福特和里根政府以及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的经济政策产生过重要影响，很多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也深受他的影响。他还曾担任多个政府机构顾问。佛利民与英国经济学泰斗约翰·凯恩斯齐名，但两人的理论大相径庭。凯恩斯主张政府干预经济，佛利民则认为政府的干预常常加剧经济波动。自20世纪30年代的罗斯福新政后，美国政府长期奉行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直到尼克松等人改弦更张，部分采纳了佛利民主张的政策。首提「没有免费的午餐」「没有免费的午餐」是佛利民最出名的口头禅。他曾在《新闻周刊》撰写了许多专栏文章，主持过一部关于经济问题的电视片《自由选择》，在学术界和公众之间搭起了沟通的桥梁。佛利民一生著有32本书，其中最著名的包括《价格理论》（与妻子罗斯·佛利民合著）、《资本主义与自由》、《经济学家的抗议》和《没有免费的午餐》。诺奖大典上曾被嘘佛利民曾因向智利军政府提供经济咨询而备受指责。1973年，皮诺切特政府向佛利民求援，当时智利的通货膨胀率超过350%。按照佛利民的建议，智利削减财政预算，紧缩货币。佛利民称，这些措施改善了该国的经济状况。不过，随之而来的还有失业率和破产的猛增以及食品供应的大幅下降。佛利民的批评者们于是指出，他的主张冷酷而不切实际。1976年，佛利民的反对者们甚至把示威活动搬到了诺贝尔奖的颁奖礼上。偶然经历成就辉煌佛利民认为，很多偶然事件成就了自己的一生。中学时代，一名中学几何老师证明毕达哥拉斯定理时，引用了英国诗人济慈《希腊古瓮颂》中的「美即真理，美即真理」等诗句，让佛利民看到了数学之美。奖学金让他能进入罗格斯大学就读，师从阿瑟·伯恩斯和荷马·琼斯。伯恩斯是经济学界一代宗师，后来曾任艾森豪威尔和尼克松总统的经济顾问、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也是他的门生。琼斯当时正攻读芝加哥大学博士，到罗格斯大学兼职，后来曾任美联储副主席。佛利民回忆说：「假如不是幸运地结识这两位杰出人物，我的一生将会截然不同。」后来，佛利民又遇到了另一些良师益友。在芝加哥大学上第一堂经济学理论课时，他结识了后来成为他妻子的罗斯·迪雷克特。当时座位是按姓氏字母顺序编排的，「F」打头的佛利民正好挨著「D」打头的迪雷克特。她来自俄勒冈州，后来也成为了一名经济学家，对佛利民理论的形成起了一些作用。佛利民最初想当保险精算师，上大学时学的是数学，后来对经济学产生了兴趣。在布朗大学的应用数学系和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系两者之间做选择时，他几乎要用掷硬币来下决定。如果他去了布朗大学，经济学的历史可能就要重写了。出自犹太寒门为人谦逊勤勉佛利民1912年7月31日出生于美国纽约布鲁克林区。他的父母是来自捷克斯洛伐克的犹太移民，在纽约的一些血汗工厂工作过一阵子，后来搬家到新泽西州，开了一家服装店，佛利民是家中4个孩子中最小的。佛利民上中学时，父亲去世。1929年，佛利民靠奖学金和当餐馆服务员、商店售货员的收入上了罗格斯大学。他于1932年获学士学位，1933年从芝加哥大学获得文学硕士学位，1946获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二战后，佛利民曾在明尼苏达大学和芝加哥大学任教，促进了「芝加哥学派」的兴盛，退休后任斯坦福大学胡佛学院高级学者，仍工作不辍。1938年，佛利民与罗斯·迪雷克特结婚。1996年，佛利民夫妇设立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基金会。佛利民为人谦逊，在获得诺贝尔奖后，他曾这样说：「我的经济学家同行对我未来50年工作的评价，会比7位瑞典人目前的看法更让我感兴趣。」评价「他的工作证明了自由市场是经济发展的强大引擎。他的著作奠定的基础促成了全球多国中央银行的改变，并帮助各国实现了经济稳定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他的理论改变了美国，也改变了世界。」——美国总统布什「佛利民是有知识的自由斗士，他在经济保守主义盛行的年代，复兴了自由经济主义思想。」——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佛利民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经济理论学家之一。」—英国财政大臣戈登·布朗「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无论在工作还是个人关系上，佛利民都是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如今他走了，我的世界变得不同了。」——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在我年轻时他是魔鬼般的人物。随著时间的推移，我才开始勉强对他产生尊敬。而随著时间的进一步流逝，我对他的尊敬越来越发自内心。」——哈佛大学校长、经济学家劳伦斯·萨默斯巅峰之路1957年发表《消费函数理论》，驳斥凯恩斯经济理论中的边际消费递减规律。1962年与施瓦茨合著《资本主义与自由》，与妻子合著《价格理论》。1963年与施瓦茨合著《美国货币史》。1968年与菲尔普同时提出「自然失业率」理论。1975年出版《没有免费的午餐》。1976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1988年获总统自由勋章、国家科学奖章。佛利民的遗产上世纪全球最重要的一位经济学家，走完了他94年的人生之旅。伴随巨人的离去，全球经济学界正陷入巨大的虚空。按照美国《华尔街日报》的说法，虽然一代宗师的许多观点至今不乏争议，但其经济理论的首要内核早已深入人心：反对政府干预，相信自由市场的力量。即使是那些毫无经济学背景的人，也都对大师的诸多名言耳熟能详：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管治最少的政府乃最好的政府。作为18世纪古典经济学奠基人亚当·斯密的精神继承者，佛利民在二战后向主流的凯恩斯学派成功发起挑战。在他看来，自由市场无往而不胜，政府有义务控制干预经济的手，惟一可操控的经济杠杆是货币供应。大师坚信，通胀其实是未经立法开征的税种，因之抑制通胀，政府责无旁贷。佛利民的经济思想，最终奠定了现代货币经济融学的基础。美国总统里根与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都是他的信徒，佛利民据称是铁娘子「最喜欢的经济学家」。而在大师眼中，自由经济的典范，正是东方之珠的香港。一代大师令人高山仰止的经济学成就，引征美国现任联储主席伯南克昨天的说法，「在当世经济学者中无出其右，其对货币经济学的直接与间接影响怎么形容也不为过。」但在普通人眼中，大师佛利民的更大意义在于，他以身体力行，在经济学世界与世俗社会间搭起了一座沟通的桥梁。有别于许多埋头治学的经济学家，佛利民继承了始自启蒙时代的传统并将这一传统发挥到极致：在学术研究之余，他总是不遗余力地透过大众媒体普及经济学知识。在长达20年的时间里，他为《新闻周刊》撰写经济专栏，树下以经济学思维分析观察纷繁世事的典范。他还是公共电视台的明星主持，评点社会话题，传播经济知识。佛利民身形矮小，只有1.6米高，但他却是备受爱戴、魅力四射的经济学巨人。在公众眼中，大师具有天赋的沟通与解释能力，能以最平易的文字解说最复杂的理论与思想。以对私人产权的阐释为例，大师这样说道，花别人的钱总没有花自己的钱小心，用别人的资源总没有用自己的资源小心，所有要实现效率与效用，就必须借助私人产权。这时，他更象是一位娓娓说理的智者。佛利民性格外向、开朗，即使在回答从未受过经济学训练的门外汉提问时，他也总是表现出罕见的耐心。英国《金融时报》说，他是经济学界最后一位同时拥有广泛社会声望与至高学术成就的经济学家，这或许正是大师身后无数普通人对他深情缅怀的原因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