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中天:文化大国：是否可能，如何可能

    这并不奇怪。官方公布的数字和一些媒体的报道，让许多人觉得，我们现在已经是经济大国、军事大国、政治大国。在各类国际事务中，都很有些发言权，甚至举足轻重。这时，如果文化跟不上，不能同时也成为文化大国，那就像喝酒喝到兴致最高，突然没了。虽然也许只少了一口，但那感觉，别提有多别扭。

    更何况，我们先前，可是当之无愧的文化大国。春秋战国不说，强汉盛唐也不说，便是弱宋，至少文化是拿得出手的。宋词，宋瓷，绘画，理学，禅林，书院，那可真是“郁郁乎文哉”。明清两代，似乎也不差。所以鬼子们打进来，要抢文物，或者偷。瞅着咱家的东西，什么都好。现在西方许多博物馆和收藏家那里，还有不少偷来抢去的瑰宝。河南、陕西地底下，埋着藏着没挖出来的，也不少。如此悠久的历史、丰厚的家底，没有不能成为“文化大国”的道理。如果居然不能，那是要愧对列祖列宗的。

    所以，甭管怎么说，这事得弄成了。

    只不过，这样一来，我们就得琢磨两个问题：一个叫“是否可能”，一个叫“如何可能”。当然，不需要说明，我指的是现在。如果说过去，我们老早就是。

    先说“是否可能”。

    中国，能够成为当代的“文化大国”吗？邓晓芒先生有一个观点，叫“任何国家都有可能”。为什么都有可能呢？我想，是因为任何国家、任何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没有文化的国家和民族，是不存在的。什么是文化？在我看来，文化非他，乃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方式。任何民族在任何时代，都要生存，都要发展，这是没有疑问的。不同的民族在不同的时代，又有不同的方式，这也是没有疑问的。既然所有的国家都有自己的文化，则所有的国家，便都可能成为“文化大国”。

    但这只是“可能”。而且，这种“可能性”，也只是理论上的。实际上，当今世界，堪称“文化大国”的，屈指可数。不不不，准确地说，是数不出。文化大国，标准是什么？如果是文化产业的产值、利润、出口量、市场占有份额，或者在国民经济总产值中的比例，那么，美国要算一个。可惜，美国却被认为是“没文化”的。也不光是中国人这么认为，欧洲人也这么认为。我在百老汇看音乐剧，当时就犯嘀咕：就这，也算文化？

    也只好说历史。历史上，文化大国可不少。中国就不说了，当然是。印度，也是。英吉利、法兰西、德意志、俄罗斯，还有意大利，都是。怎么都是呢？因为都有标志性的文化人物。这些人物，全世界也都认账。比方说，提起托尔斯泰，大家都点头称是；提起莎士比亚，大家都心服口服；提起歌德、贝多芬、康德、黑格尔，没人不承认德国是文化大国。美国吃亏，就在这里。标志性人物是谁？总不好把米老鼠也算一个。

    那么，为什么只要有了这样的文化人物，成为“文化大国”就靠谱了呢？

    很简单，就因为他们的影响，都是超国界的。请大家想想，孔夫子、释迦牟尼、卢梭、伏尔泰、马克思、恩格斯，他们的影响，哪一个是仅限于本国的？事实上，但凡“文化大国”，一定具有国际性。比方说，有一段时间，亚洲一些国家，都写汉字；欧洲一些国家，则以说法语为荣。这个时候的中国和法国，岂能不是文化大国？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文化大国，一定是有影响力的。而且这影响力，还一定是超国界的。事实上，文化，文化，一要“文”（文明），二要“化”（影响）。有文能化，即有文化。化出国界，即为大国。不能化出国界，岂不成了卡拉OK，自娱自乐？

    这就又有了一个问题：文化大国的影响力，为什么会超出国界呢？

    我想，恐怕还是因为有魅力。有魅力，才有吸引力。有吸引力，才有影响力。影响力不是硬推出来的。想当年，孔子何曾漂洋过海办儒学堂？佛祖又何曾不远千里办佛学院？然而其影响力，却是不胫而走，远播四海，流传至今。为什么？自身有魅力，挡都挡不住。由此可见，文化魅力，是成为文化大国的关键所在。

    于是我们又要问：文化魅力，来自哪里？

    也有三条。第一，这些国家或民族，都有自己的“民族精神”或“国家精神”。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自己都没有精神，却说可以影响世界，岂非天方夜谭？第二，这种精神，一定有着深刻的内涵。肤浅的东西，可以喧嚣一时，难以影响一世。第三，这种精神，一定有着出彩的形式。出彩不一定就是美，就是精致、高雅、灿烂、辉煌，但肯定不是说套话、打官腔、陈词滥调、人云亦云。它一定是让人耳目一新、叹为观止、爱不释手的。

    有了这三条，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就会有一种极具魅力的精神气质和精神风貌。比方说，魏晋风度或者盛唐气象。这就会有吸引力，也就会有影响力。因为深刻的内涵让人尊敬，出彩的形式让人喜欢。如果还能像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一样，立人文之本，开风气之先，那就能对人类文化做出卓越贡献。有这样的贡献，世界就会承认你是“文化大国”。

    这样看，美国，是“有希望”甚至“可以算”的，因为有“美国精神”。这种精神，体现在《独立宣言》，也体现在美国民众的世俗生活。它也有自己出彩的形式，这就是好莱坞大片。只不过，说这种形式是经典，很多人想不通。但文化是与时俱进的。谁能肯定，它将来在人类文化史上，就不会有荷马史诗或唐诗宋词的地位？何况就算这样的东西，也不是谁都拿得出的。

    那就再说“如何可能”。

    可以肯定，用钱堆，是不行的。那只能叫“纹银大国”。光演戏，也是不行的。那只能叫“文艺大国”。把别人偷的，地下埋的，都找回来、挖出来，同样不行。那只能叫“文物大国”。纹银大国、文艺大国、文物大国，都不能叫“文化大国”。文化大国得能“化”，得能影响别人，影响世界，甚至影响人类的历史进程。这就必须有“干货”，有拿得出手、站得住脚、经得起历史检验，让他人由衷钦佩、赞美、学习的东西。

    也就是说，要有体现出现代文明的中国精神。

    这里有两个条件。第一，必须是现代文明。所以，照搬老祖宗是不行的。老祖宗不是不能搬，是不能“只搬”、“照搬”。要搬，也得现代化。第二，必须是中国精神。所以，照抄西方人，也是不行的。学得再像，也是人家，不是咱们。要学，也得中国化。建立“现代文明的中国精神”，必须置根于传统，置身于世界。也就是说，得处理好传统与现代、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这并不容易。如果还要创新，就更不简单。

    那又该怎么办呢？我认为，一要实干，喊口号是没有用的；二要智慧，打官腔是没有用的；三要理性，唱高调是没有用的。动不动就“不高兴”，更是无聊。自尊心和自信心，不是吼叫出来的。那样的垃圾制造得越多，我们离文化大国就越远。

    更何况，文化大国，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成为“文化大国”，也不应该是少数精英的一厢情愿，而应该是全体国民的共同追求。国民活得有尊严，中国才有尊严；国民活得有文化，中国才有文化。也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才可能产生出有影响力的人物、思想和作品。因为人民的实践，才是文化的源泉。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对话】所谓文化大国

    作者: 南方周末编辑部

    为什么面子比命都重要

    易中天：讲到体育，2000年我们申奥成功，我正在丽江。那天晚上，丽江所有的酒吧挤满了中国人在看电视，在欢呼。第二天早上，我们所有媒体的头版头条是同一个标题，非常整齐：“我们赢了”。

    “我们赢了”是什么意思？第一层意思，“他们输了”；第二层意思，“我没赢过”，我好不容易赢了一回。我当时感觉真的很不好。如果我来做媒体，我的标题应该是“中国感谢世界，北京欢迎大家”。我就想问一个问题，我们为什么把这个事儿看得这么重要？

    邓晓芒：讲得通俗一点，就是爱面子。但是里头很有文章。为什么国人那么爱面子呢？我觉得还是因为自己的心理缺乏自尊，要靠外部的东西来支撑自己。中国两千多年来处在人际关系的一种规范、礼节、礼貌、礼尚往来之中，这些东西成了中国人安身立命的根本，但是对内在的看不见的那些东西，做的功夫很少。

    易中天：刚才说到武德，武德的特点首先是把自己做大做强，然后表现出来的是柔弱、慈悲、忍耐。这不是挺好的吗？如果世界上能有这样一个老大，又大又强，但实际上表现出来的是柔弱、慈悲、忍耐，那不是世界太平了吗？

    邓晓芒：对。

    易中天：而这种武德，美国人好像没有。由此推出的必然结论是，最好中国做老大。文化大国、军事大国、经济大国，都做大国，然后还挺柔弱。

    邓晓芒：对。这是中国传统的理想，前提是你要能赢，然后你表现出柔弱。

    易中天：就是先把人家打得满地找牙。打趴了以后，再摸摸他。

    邓晓芒：皇帝就是这样。一个王朝建立的时候，首先把所有的人都打趴了，看他们没有再爬起来的可能了，就仁爱治天下，皇恩浩荡。实际上每个人都想成为皇帝，都想赢，然后表示我赢了对你们只有好处，我赢了会慈悲为怀，我会照顾你们的，这是中国传统的体制，从武德到国家体制，里面是一脉相承的，是同一个模式。所以我讲文化心理模式非常重要，它可以贯通中国人的各个方面。但问题是，今天这种理想已没有任何实现的可能了。你不可能再推出一个皇帝统治全世界，然后关怀全世界。

    易中天：今天讨论文化大国，你觉得文化大国有标准吗？

    邓晓芒：有历史标准，没有绝对标准。文化有历史的发展过程，有它的必然性。很多人否认这个必然性，但是文化的发展必然会走向某些共同的标准，这个标准，应该就是文化大国的标准。

    易中天（厦门大学教授）

    中国足球比中国教育希望要大些

    易中天：有一次，教育部的一个官员视察一所非常著名的理工科大学，问它的学生会主席：“阿房宫是谁烧的？”这个学生会主席回答：“不是我烧的。”主管学生工作的校党委副书记在旁边，也对着教育部的领导说：“我用党纪和人格担保，确实不是他烧的。”中国教育为什么弄成这样？我上次在一个场合，问著名的教育学者杨东平：“你觉得中国教育和中国足球哪个更有希望？”资先生认为呢？

    资中筠：我看足球比教育希望更大些。其实足球有没有希望关系不大，爱输不输，爱赢不赢，影响不了国运，而且它还是容易改造一些，但是教育真是很难。现在，教育问题已是盘根错节，简直没法再改。大家都对应试教育有很多批评，觉得应试教育把人的思想都束缚起来了。但在中国现在这种情况之下，应试教育还是惟一能相对公平的方法，使得贫困子弟有机会接受比较高的教育，就是大家拼命念书；要改的是应试的内容，考什么，这个非常重要。但是现在即使是应试教育都在变质，一些重点中学凭分数录取的比例越来越小，凭关系和凭钱的比例越来越大。

    另外，教育不公平，其表现最主要的还不在于没钱交学费，没钱交学费的问题是属于比较容易解决的。最难解决的问题是师资的退化。你想，你这么教出来的学生，将来当了老师，然后再一批一批这么下来的话，说得悲观一点，有品种退化、民族退化的危险，

    现在我们特别缺乏的是公平教育的问题，大家都唱高调，小学生都心怀祖国、放眼世界，但是对于怎么样不随地吐痰，不随地扔垃圾，公民的责任是什么、权利是什么，这一套都没有教。

    易中天：我写过一篇博文，叫做《谁该清退，该清退谁》，就是谈教育部清退代课教师的，最后一句说“该清退的，不知道是谁”。

    资先生特别强调文化要有载体，我们中国文化的载体就是汉语，或者说是华文，或者说是中文。您觉得这个还有希望吗？

    资中筠：中文我觉得还有希望，如果有比较多的教中文的教员都能够意识到这一点的话，还可以慢慢地好起来。但是假如电视老是这样乱七八糟地下去，它可能就抵销了课堂里面辛辛苦苦教出来的东西，像正确的字应该怎么写。

    易中天：我可以告诉您，至少中央电视台对错别字抓得非常紧，一个错别字扣50块钱，编导扣50，制片人再扣50，副主任还得再扣50，一层层扣上去。但是它依然有很多错别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