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田文昌：我们面对一个巨大的工程(南方周末 2010-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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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报 >>南方周末>>第1358期
我们面对一个巨大的工程
作者: 田文昌 2010-02-24 22:15:37 来源:南方周末
我呼喊了十几年，在喊律师地位的问题，但是到今天为止，30年了，律师为“坏人”辩护仍然还是“坏人”这个概念还没有解决。江平老师等老前辈的指导作用，我们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我认为我们这一辈和下一辈的任务更加沉重。
1983年我从西北政法大学毕业，来到中国政法大学任教，后来我被提拔到法律系副主任以后，直接在江老师的领导之下，接触也就越来越多了。这样从学术上的影响到人格上的影响，走得越来越近了。
我做法律系副主任的时候，有几次想提出来辞职，当然学校很多领导也挺我，我一直想先把学术做上去。我跟江老师谈过两次，说我想辞去这个行政职务，江老师几次警告我：不要轻易言下。
到了1995年，我终于辞去了公职，出来做律师。这个过程当中，我对江老师的理解，为什么了解这么深，理解这么深？还是那句话，江老师引领整个法学界的理念。我做了律师以后体会到，江老师对律师界的引导起了非常大的作用。他在支持律师，在引导律师，在教育律师，在鼓励律师，而且对中国整个法治建设的发展，随时随地都在用心思考，去推动，去呼喊。
我跟很多人讲过：什么叫学问？学问有大有小，有真有假。现在我们很多学者做的是什么学问？有“注释派”学问，有“应试派”学问，有“书本派”学问，有“辞典派”学问。我觉得江老师做的是真正的大学问，他所提出来的一些观点和理念，是一种大的原则，是一种推动法治环境正常发展的理念和精神。中国在这种变动状态、发展过程中需要的正是这种大学问，这种大学问要有远见，更要有勇气，不是人人都能做到。
我为什么想了这么多问题？在我们现在法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经常出现波折，出现问题。有些问题需要一步一步地做，需要在理念上先得到一个澄清，否则很多具体问题永远都很难得到解决。比如说，我做律师以后，深切体会到，首先律师地位的问题都没有解决。我呼喊了十几年，在喊律师地位的问题，但是到今天为止，法治建设30年了，律师为“坏人”辩护仍然还是“坏人”这个概念还没有解决，当然比起30年前、20年前有很多进步，但是还需要进步。再比如说，关于律师地位之类的问题，律师的职责所在是什么，律师职责的作用、原则是什么？就涉及到一个很尖锐、很敏感又很重要的问题：律师和被告之间的关系究竟是什么？
在六七年前，在研究证据开示的时候，我第一次在证据上提出一个问题：既然研究证据开示，那么律师在会见被告人的时候，能不能向被告人出示卷宗的内容？出乎我意料，当时在座的两高领导和专家学者都感到很愕然，说：这不行，被告人怎么能有阅卷权？后来我通过一系列的事实来说明，法律规定在法庭上一般的定罪证据要经过被告人质证辨认才能使用、才能有效，那么在开庭前我们为什么不能够让被告人知悉这些内容，并且做好开庭的准备呢？证据开示的目的是什么？律师权利来源于什么，是来源于被告人委托还是来自国家的赋予呢？
巧得很，在2009年11月初全国律协刑委会的年会上，我把这个问题作为专门的议题又提了出来，大家讨论得热火朝天，遗憾的是还没有得到普遍的认可。紧接着不出一个月，就出现了大家都知道的问题。由于律师在给被告人宣读同案证言而被定罪，提出律师串供的问题，律师怎么能够出现串供的问题呢？
可见我们法治的发展包括律师制度的发展，是非常综合化的问题，我们的律师制度在中国来讲还是一个新生事物，仅仅30年而已，国外经过了千百年。江平老师等老前辈的指导作用，我们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我认为我们这一辈和下一辈的任务更加沉重，我们面对着一个巨大的工程，我希望作为其中的一员尽自己的努力，向江老师老一辈学习，学习他们的精神，我们在后面紧紧跟上。
（作者为京都律师事务所主任）
(律师文摘杂志社对本专题提供帮助，谨致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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