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飞机的谢有顺2

坐飞机历程：

 
   1972年8月生于福建省长汀县濯田镇美溪村，客家人，国内最年轻的新锐学者和文学评论家，现居广州。
   1994年毕业于福建师范大学中文系，1994年任《电影之友》杂志社编辑、记者。
   1998年任《南方都市报》文体部记者、编辑、副刊部副主任。
   2001年调入广东作家协会创研部任专业评论家，2004年12月，破格评得一级作家的专业职称，时年32岁，为全广东省作家、评论家中最年轻的正高级职称获得者之一，2005年起任广东省作家协会创研部副主任。
    2002－2004年在暨南大学中文系文艺学专业进修硕士生课程，2006年被复旦大学陈思和教授通过单独考试录取为博士生，攻读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博士学位。
    2006年，作为在读博士生，被中山大学中文系引进，破格任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时年34岁，是国内最年轻的文科博导。

学术成就

    1992年至今，已在《文学评论》、《新华文摘》等刊发表有当代文学批评、思想随笔300余篇，计200余万字。
    出版有《活在真实中》、《话语的德性》、《先锋就是自由》、《此时的事物》、《从俗世中来，到灵魂里去》等著作十种。
    主编有《中国当代著名作家评传》、《优雅的汉语》等丛书多套。
    曾获第二届“冯牧文学奖·青年批评家奖”、第四届“中国文联文艺评论奖”，第二届“冰心散文奖·理论奖”，“中国青年作家批评家论坛·2005年度青年批评家奖”等奖项。
    主要学术兼职有中国小说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文艺理论学会理事、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理事、广东省文艺批评家协会副主席、华语文学传媒大奖终审评委兼评委会秘书长。
    曾赴美国、英国、日本及台、港、澳地区开会、访问、讲学。
　主要学术方向是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兼及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和文化研究。目前的研究专题有：中国小说的叙事伦理、中国散文的精神谱系、20世纪中国文学整体观、当代小说理论等。

著作年表：

《我们内心的冲突》（文学批评集，广州出版社，2000）
《活在真实中》（思想随笔集，中国电影出版社，2001）
《我们并不孤单》（文学批评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话语的德性》（文学批评集，海南出版社，2002）
《身体修辞》（文学随笔集，花城出版社，2003）
《贾平凹谢有顺对话录》（对话录，苏州大学出版社，2003）
《于坚谢有顺对话录》（对话录，苏州大学出版社，2003）
《先锋就是自由》（文学批评集，山东文艺出版社，2004）
《此时的事物》（文学批评集，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
《从俗世中来，到灵魂里去》（文学讲演录，郑州大学出版社，2007
《中国散文二十讲》（散文理论专著，撰写中，待出版）
《小说的正统》（小说理论专著，撰写中，待出版）

 中山大学个人网页链接：
 http://chinese.sysu.edu.cn/Pers/Xdwx/xieys.htm

　　谢有顺同时也是南方都市报报的元老。早在上世纪90年代南方都市报的初创期他就加入了这个年轻的团队。当谢有顺被誉为批评界的一匹“黑马”时，南方都市报也正在成为中国传媒市场上最新锐的一支力量。有意思的是，谢有顺的年轻、新锐和才华张扬与年轻的南方都市报的气质不谋而合。更巧的是，当南方都市报进入“主流大报”行列时，谢有顺也从一个“文坛游侠”的身份登堂入室，成为中山大学的教授、博导。一张报纸和一个人，同样年轻，同样名满天下。世界就是如此奇妙。

　　文学的重要功能之一是软化人心

　　南方都市报：最近你出版了新书，书名叫《从俗世中来，到灵魂中去》。很少评论文章能够在作家当中获得普遍赞誉的，可你这部书据说在没出版以前，一些篇章就已经在作家当中广为流传？

　　谢有顺：谈不上“流传”，不过是有些作家喜欢读而已。这部书，是根据我在各地的讲演录音整理而成，收入郑州大学出版社的“中国人文讲演丛书”。既然是讲演稿，行文间一定会有很多不严密、不精确的表达，大家不要期待过高。其中的一些篇章，之前我曾发给几个作家朋友看，他们认为，我所分析的，很多都是写作者应该面对的具体问题，有针对性，结果朋友们不断地彼此转发，读到的人就多了。最近有超过三十位作家给我写信，就我讲演中涉及的问题和我展开讨论，有些人的信还写了几千字之长，令人感动。由此，我在想，文学评论如果能贴着写作的实际来写，而不仅仅是玩一些空洞的概念，它的说服力会更强，它的读者也会更多。

　　南方都市报：你在这部新书里说，你对文学的未来怀有信心。在人们感慨纯文学没落、商业侵蚀文学的时候，你为什么还有这种信心？

　　谢有顺：中国现在处于大转型期，出现了很多漠视文化、轻贱文学、奚落文人的现象，这并不奇怪。但这样的状况不会一直持续下去。我对文学的未来怀有信心。当一个社会完成了一定的物质积累的时候，文化的需求又会重新回来。当物质生活丰富了，人们又会追求起一种风雅生活的，甚至会投身于文化，渴望在其中找到安身立命之处——这种人会越来越多。

　　文学的重要功能之一是软化人心、创造梦想。它所创造的世界，是现实世界的延伸和补充，是想象力的传奇，是许多种人生的叠加，它能为哪怕是贫乏的人生提供异常丰富的可能性。人类怎能离开文学？没有文学，真实的性情如何表达？过往的生命如何变得生动？刻骨的爱情如何才能重来？

　　南方都市报：书名“从俗世中来，到灵魂中去”该如何解释？

　　谢有顺：书名取“从俗世中来，到灵魂里去”，包含了我对文学的基本看法——文学既要有精细的俗世经验，又要有深广的灵魂空间，二者的结合，便是我理想中的好文学。也就是说，文学要从俗世中来，作家要有世俗心，要重视写人记事的情与理，要尊重生活和经验的常识，此外，还要把作者这个人摆到作品中去，要让灵魂参与其中。这些要点概括起来，就是我书名所说的：从俗世中来，到灵魂里去。

　　南方都市报：书中讲到关于文学和创作方面的问题，你似乎在做重申文学信念、立场的普及工作？

　　谢有顺：确实，在这些方面，我说了不少的话。我觉得，现在也许到了需要为文学辨明方向的时候了。当欲望书写成了文学的主旋律，有必要重申灵魂叙事；当油滑、游戏成了当下写作的主流风格，有必要召唤一种正大、庄严的话语精神；当越来越多的人把写作当作获利的工具，有必要再一次重温我们对文学的基本信念。因此，我在书中说，从事文学的人，目光要深远，心要宽宏，旨趣要高迈，灵魂要生动，惟有如此，他才能体会到文学中那性情之美、精神之美。
　　
　　我付出了比别人多出几倍的艰辛

　　南方都市报：你在大学二年级就开始在重要期刊上发表长篇论文，这是你走上批评道路的开始吗？为什么选择了做批评家而不是做一个作家？

　　谢有顺：我出生在闽西一个刚通电不久、至今不通公路的乡村，父母都是农民，母亲还是一字不识的文盲，一直住在乡下。因此，我所受的文学启蒙很迟，直到上了大学，才开始接触一些文学期刊和文学名著。比起其他一些人来，大学二年级才开始发表文章，算不上是早的。至于为何走上了文学批评的道路，而没有去写小说，那只能说是命运的选择了，我自己也说不清楚。

　　南方都市报：你从事批评的道路可谓一帆风顺，29岁获“冯牧文学奖”，30岁成为“华语文学传媒大奖”的评委会秘书长，34岁做了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这一连串让人艳羡的名称和身份，会不会偶尔让你感到“声名之累”？

　　南方都市报：你还在职读复旦大学的文学博士，就被中山大学破格起用为博导，能否讲讲这个过程是怎样发生的？这个转变对于你来说意味着什么？怎么看自己未来的学术生涯？

　　谢有顺：做理论研究，大学可能是最好的归宿。这几年，希望我加盟的大学有不少，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同济大学、苏州大学等近十所名校的中文系都很有诚意，希望我到他们那里工作，有的学校，甚至还为我争得了相当丰厚的物质条件，就等我去报到了。但我对广州怀着很深的感情，不愿离开，所以最终选择了中山大学。

　　我很感谢中山大学各级领导对我的厚爱，没想到，他们在几天之内，就办好了我的调动事宜。在此之前，除了教研室主任林岗教授和我见过几面之外，中大的其他领导，我都不认识。他们能有这样的胸怀，接受我这样一个陌生的年轻人到学校任职，令人意外。我想，他们这样做，是需要很大的勇气的。

　　我珍惜新的工作平台，当我拿到新工作证的时候，就想，从今天开始，我的研究，不仅要面对文学现场，还要面对许多学生了。这意味着一种学术身份的重新建构。我的学术生涯才刚刚开始，前面要走的路还很长，我要弥补的知识缺陷还很多，但有了中山大学这个重要的学术平台，我相信自己会做得更好。

　　南方都市报：有作家撰文说你是“中国少有的几个出版印数可观的批评文集而不会滞销的评论家之一”。在普遍的印象里，批评总是枯燥的、充满概念的，但你的文风似乎比较感性。

　　谢有顺：其实，理论著作，再怎么“印数可观”，也就卖个几千册，最多一万多册，比起一些小说作品来，这个印数微不足道。至于做学问，我认为它应和自己的内心相关，要有自己的观点和感悟，而不仅仅是材料的堆砌。即便是使用材料，解释的角度也要和别人不同，这才是创造性的写作。梁漱溟说“学问贵能得要”，“学问家以能得为要，故觉轻松、爽适、简单。”“得要”就是心得、自得。我不是学问家，但也知道，做研究的最高境界，就是要进得去也出得来，要有心得，要有生命的感悟，要和自己有关，而不被知识所累。

　　南方都市报：有人认为，批评家应该与作家保持一定距离，与各种文学活动保持距离，但你似乎参与不少的文学活动。对此你怎么看？

　　谢有顺：比起很多同行来，我参加的文学活动不算多，毕竟我地处广州这个文学边缘地带，不像在一些文学重镇那样被关注。即便是参加文学活动，我也是有原则的，比如我不轻易出席作品研讨会，从不收作品审读费，也不随便写书评。我觉得，一个文化人，任何时候都要保持必要的精神自尊。所以，不了解我的人，以为我和别人一样，了解我的人才知道，要勉强我写一篇评论是多么的难——我只愿意写自己想写的文字。

　　当然，人生在世，是一个人就有人情，但我常常提醒自己，尽量做到不为人情所累。所以你说的和作家之间的距离，对我根本不是问题。距离并不在外面，而是在人的心里，掌握者是你自己。比如，我和苏童、叶兆言、林白、阎连科、陈忠实、韩少功、舒婷、毕飞宇、麦家、徐坤等一大批作家都相当熟悉，但我迄今为止没有写过他们的任何一篇评论，可这并不影响我和他们成为很好的朋友啊。因此，只要人的心正了，任何文学交往和文学活动都不会左右他的研究和写作的。关键的是你的内心要有力量。
　　
　　批评家要有智慧，也要有“文德敬恕”的美德

　　南方都市报：在当下做批评家最难的就是说真话了。怕得罪人，碍于情面，只会唱赞歌，是批评家普遍遭遇的指责。对这点你是怎么看？你是较早站出来批评《兄弟》的人，这件事对你后来有什么影响吗？

　　谢有顺：我的看法是，批评界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好，但也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糟。批评家最可贵的精神是真实、诚恳和智慧。不好的作品固然要批评，但自己喜欢的作品，也理应在你的笔下受到赞赏，有好说好，有坏说坏，这才是理性而负责的批评。

　　假如要求批评家都去做酷评家，都赤膊上阵，逮谁骂谁，这难道不是一种更可怕的文化灾难？如同过度的溢美是一种批评的失职，过度的苛责同样是一条危险的批评道路。只是，如今的舆论和文学情势，在不断地在要求批评家成为战士，成为勇敢的人，似乎惟有批判和战斗，才能体现一个批评家的价值。很清楚，这是公众对一种批评现状普遍表示失望之后的吁求，可以理解。可作为批评者，当他在发力批判的时候，是不是也得想一想何为谦逊？当他以勇士面目示人的时候，是不是也该意识到和作家对话的必要性？批评家一旦以为自己真理在握，会不会因为缺乏敬畏和宽恕，而使自己变得狭窄、变得斤斤计较？真正的批评，还是取谦逊和对话的态度比较好。

　　我对《兄弟》的个人意见，既无人身攻击，也没有违心地说假话，只是诚实地说出自己的阅读体会，这对我来说，是一件平常的事，没有任何其他影响。

　　南方都市报：你理想的批评境界是什么样的？觉得自己达到了吗？

　　谢有顺：我理想的学术人生是：在30岁以前要让人看到你的才华，在30岁以后要让人看到你的学识，而在50岁以后，则要让人看到你的通达。我理想的批评境界是自由、智慧和创造精神的完美结合，同时兼具“文德敬恕”的美德。有价值的写作，是要把一个真实的世界给人，把人心的温暖给人；真正的批评，是用一种人性钻探另一种人性，用一个灵魂把另一个灵魂卷走——这个境界，我当然没有达到，我甚至穷其一生也不可能达到。我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

　　南方都市报：采访你，不得不提到“华语文学传媒盛典”。你作为评委会秘书长，怎么看这个奖在当下文学界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