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王占阳：现在已应是“改革压倒一切”了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8 11:23:19
现在已应是“改革压倒一切了”——在创建中国新文化（北京）论坛第十六次研讨会上的部分发言
王占阳
徐老师很敏锐地发现了科学发展观的理论与实践之间的矛盾和理论自身的矛盾。方才徐老师指出，这些年来，“中国的政治生活出现了一种怪现象：越讲和谐社会，社会越不和谐；越讲科学发展，发展越不科学！”我相信许多人都会对此深有同感。理论与实践、说的与做的、承诺与兑现之间的距离看起来越来越大，以至失望情绪已经迅速蔓延。我们都希望这种状况能够迅速改变。
导致这种现象的根子在哪里？徐老师认为，根子就在于“发展是第一要义”与“核心是以人为本”相互矛盾，前者窒息了后者。他说，“发展第一，人本核心，分属于不同的价值范畴，前者属于物本位，后者属于人本位。”“发展第一，强调的是物的增长，忽略了物的增长方式与物的成果分配。”“这是把非科学发展从前门赶走，又从后门请进。结果是在坚持发展第一的旗号下，非科学发展照行不误，而这又是符合'科学发展'的要求。所以，必然是越讲科学发展，越不科学发展。”
在这个问题上，我认为现在应当特别重视邓小平在南巡谈话后提出的新的重要思想。他说：“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分配的问题大得很。”“要研究提出分配这个问题和它的意义”“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到本世纪末就应该考虑这个问题了”，“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了。一定“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解决这些问题”，否则，“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
从这些重要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邓小平理论已经在这里开始出现了新的重大飞跃，而这种重大飞跃的基本精神就是要在适当的时机从强调“发展是硬道理”转向强调“分配是硬道理”，从发展第一转向分配第一。邓小平提出，“要研究提出分配这个问题和它的意义”。而我的研究结果之一就是，从政府职能的角度看，这种转变的实质，就是政府的经济职能应当适时地从主要抓生产建设转向主要抓分配，即以建设和实施公共财政制度作为自己的主要经济职能。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内涵就是政府的主要工作就是发展经济，而发展经济的主要内容就是搞生产建设。改革开放初期和以后一个时期，这种主张是对的。因为当时的首要任务是搞生产建设，而在计划经济及其向市场经济过渡的相当时期內，从事和推动生产建设的主要资源和权限都是掌握在政府手里的，这就使政府的主要职能必须是搞经济建设，
但从计划经济逐渐转向市场经济后，生产建设的主要职责就应由市场经济自身来承担了。由此，原来意义上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过时了。与此同时，政府的主要经济职能也已应当从抓建设、抓发展转向抓分配了。发达国家的议会和政府的大部分工作都是搞国民收入二次分配的，这是符合市场经济时代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的，我国自然也是应当向着这个方向去努力，即以建设和实施公共财政制度作为政府（广义政府）的中心工作。所以，我提出，现在应当“转向以公共财政为中心”。我的这个提法的理论基础之一，就是邓小平的上述新理论。
从这个观点来看，邓小平逝世以来，我国之所以出现了诸如贫富差距急剧扩大、社会矛盾空前尖锐、国内需求严重不足、经济增长受到严重威胁等等大问题，其根本原因之一，就是没有能够学习好、领会好和贯彻落实好邓小平的这些极其重要的战略思想。当分配问题已经成为了侵蚀制度性质、制约经济发展、影响社会稳定的头号大问题时，我们却仍然没有深入“研究提出分配这个问题和它的意义”，仍然没有在理论上给分配制度改革以应有的高度重视和相应地位，仍然在强调“发展是第一要义”，而我们的实践更是不能令人满意的。我们当前的核心工作，应当就是深入学习领会邓小平关于分配问题的重要论述，大力推进分配制度改革，以分配制度改革的重大成果拯救经济、拯救人心、拯救社会主义、拯救中国的前途和命运！
讲到科学发展观，自然要强调科学。我们现在的有些提法显然不科学。譬如，把“稳定压倒一切”作为一个战略性的提法，这就非常不科学，也严重地违背了邓小平理论。邓小平讲了三个“压倒一切”，一个是现代化压倒一切，一个是改革压倒一切，最后一个才是稳定压倒一切，而并不是只有一个“稳定压倒一切”。把那两个“压倒一切”扔到一边，只讲稳定压倒一切，这与真正的邓小平理论是背道而驰的。“稳定压倒一切”实际只是危机时期的特殊对策，危机过后就不能再是“稳定压倒一切”了。所以，1990年以后，邓小平也不再讲“稳定压倒一切”了。到南巡谈话时，他的基本精神实际已经是“改革压倒一切”了。把“稳定压倒一切”作为战略性的提法，不分时间地点场合范围地到处讲，似乎我国年年、月月、天天都处在危机之中，这是超出了真理的应用范围，从而把真理变成了谬误。同时也对我国的国际形象也很不好。
当前中国压倒一切的硬任务实际是深化改革。深化改革的核心就是深化分配制度改革，而深化分配制度改革的核心又正是建立和发展公共财政制度。这个重中之重的改革既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新阶段的核心内容，也是整个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内容。中国未来的改革发展稳定都将取决于这一条。所以，如果仍要使用“压倒一切”的提法的话，我们现在已经只应讲“深化改革压倒一切”，特别是讲“深化分配制度改革压倒一切”，或者是讲“公平分配压倒一切”，而不应再讲“稳定压倒一切”了。长期搞“稳定压倒一切”，结果只能是稳定压倒了改革，压倒了发展，压倒了民主法治和人权，压倒了解放思想，压倒了社会的锐气和活力，压倒了执政党的宗旨、性质和活力，压倒了人民的期待、信任和党的威信，压倒了一切真正能够保障社会长洽久安的深层次的基本要素，因而最终就是稳定压倒了稳定之本身。所以说，“以改革求稳定则稳定存，以稳定求稳定则稳定亡”，这才是中国政治发展的根本逻辑，也是邓小平理论的一个核心思想。
由此可知，党和政府的中心工作现在已经应当尽快地转向狠抓分配制度改革、特别是建立和发展公共财政制度这方面来了。而且我们也己经注意到了这方面的最新可喜变化。但我们仍然不能不对未来的发展趋势继续深表忧虑。因为我们实在是不愿再看到这样一种情景了，这就是每一次高调提出的分配制度改革，居然最后都是以基尼系数继续攀升而收场的。现在实际已是新一轮改革的启动期。但能不能有效启动和真正坚持下去仍然有待观察和努力。值此关键时刻，我们特别应当象邓小平当年所要求的那样，思想再解放一点，胆子再大一点，步子再快一点，措施再得力一点，允许改革中有失误，但不允许犯不改革的大错误，从而真正在深化改革方面杀出一条血路来！
进一步看，我们讲科学发展，不仅要讲自然科学、社会科学，而且还要讲人文科学，讲发展的价值取向。徐老师强调以幸福为目标的发展才是科学发展，他所说的幸福实际指的是普遍幸福。那么，为什么说以普遍幸福为目标的发展才是科学发展呢？人的终极追求就是人生幸福，而人们幸福实际又是互为条件的，人只有在普遍幸福中才能享有最充分的幸福，所以人对幸福的终极追求实质上又是包括对于普遍幸福的追求，即包括作为个人幸福赖以实现的条件和途径的普遍幸福，这就使所谓科学发展必须是满足人的终极需要、终极追求的发展，而不是与之相背离的所谓发展。这种发展之所以是科学的，就在于它是反映和符合人性的（人的需要和潜能即是他的本性），而不是与人性相矛盾的。
我认为，展望未来，整个人类都需要在方向上做出一个大的调整，这就是要转向以普遍幸福为终极目标的新发展，而不再是以各种脱离人性需要的外在目标、异化目标为目标的所谓发展。这种普遍幸福主义的新发展观，应当就是最科学的发展观，也最有利于应对环境、资源问题。
我们需要一个大转型，追求的是普遍幸福的最大化，而不是消费主义所追求的挥霍性消费、炫耀性消费的最大化。我们现在讲低碳经济，低碳经济所需要的发展观就是普遍幸福主义的发展观。譬如，按照这种发展观，大家都骑自行车也挺好，都坐好的公交车也挺好，没有必要人人都买私家车，有了私家车也可以不常用，就象现在的荷兰那样，以普遍幸福（普遍幸福包括子孙后代的幸福）为目标，而不再是以攀比炫耀为目标，这不就是低碳经济了吗？所以，以普遍幸福为价值取向后，整个社会和整个世界才能进入到普遍和谐和普遍幸福的新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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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占阳
徐老师很敏锐地发现了科学发展观的理论与实践之间的矛盾和理论自身的矛盾。方才徐老师指出，这些年来，“中国的政治生活出现了一种怪现象：越讲和谐社会，社会越不和谐；越讲科学发展，发展越不科学！”我相信许多人都会对此深有同感。理论与实践、说的与做的、承诺与兑现之间的距离看起来越来越大，以至失望情绪已经迅速蔓延。我们都希望这种状况能够迅速改变。
导致这种现象的根子在哪里？徐老师认为，根子就在于“发展是第一要义”与“核心是以人为本”相互矛盾，前者窒息了后者。他说，“发展第一，人本核心，分属于不同的价值范畴，前者属于物本位，后者属于人本位。”“发展第一，强调的是物的增长，忽略了物的增长方式与物的成果分配。”“这是把非科学发展从前门赶走，又从后门请进。结果是在坚持发展第一的旗号下，非科学发展照行不误，而这又是符合'科学发展'的要求。所以，必然是越讲科学发展，越不科学发展。”
在这个问题上，我认为现在应当特别重视邓小平在南巡谈话后提出的新的重要思想。他说：“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分配的问题大得很。”“要研究提出分配这个问题和它的意义”“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到本世纪末就应该考虑这个问题了”，“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了。一定“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解决这些问题”，否则，“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
从这些重要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邓小平理论已经在这里开始出现了新的重大飞跃，而这种重大飞跃的基本精神就是要在适当的时机从强调“发展是硬道理”转向强调“分配是硬道理”，从发展第一转向分配第一。邓小平提出，“要研究提出分配这个问题和它的意义”。而我的研究结果之一就是，从政府职能的角度看，这种转变的实质，就是政府的经济职能应当适时地从主要抓生产建设转向主要抓分配，即以建设和实施公共财政制度作为自己的主要经济职能。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内涵就是政府的主要工作就是发展经济，而发展经济的主要内容就是搞生产建设。改革开放初期和以后一个时期，这种主张是对的。因为当时的首要任务是搞生产建设，而在计划经济及其向市场经济过渡的相当时期內，从事和推动生产建设的主要资源和权限都是掌握在政府手里的，这就使政府的主要职能必须是搞经济建设，
但从计划经济逐渐转向市场经济后，生产建设的主要职责就应由市场经济自身来承担了。由此，原来意义上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过时了。与此同时，政府的主要经济职能也已应当从抓建设、抓发展转向抓分配了。发达国家的议会和政府的大部分工作都是搞国民收入二次分配的，这是符合市场经济时代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的，我国自然也是应当向着这个方向去努力，即以建设和实施公共财政制度作为政府（广义政府）的中心工作。所以，我提出，现在应当“转向以公共财政为中心”。我的这个提法的理论基础之一，就是邓小平的上述新理论。
从这个观点来看，邓小平逝世以来，我国之所以出现了诸如贫富差距急剧扩大、社会矛盾空前尖锐、国内需求严重不足、经济增长受到严重威胁等等大问题，其根本原因之一，就是没有能够学习好、领会好和贯彻落实好邓小平的这些极其重要的战略思想。当分配问题已经成为了侵蚀制度性质、制约经济发展、影响社会稳定的头号大问题时，我们却仍然没有深入“研究提出分配这个问题和它的意义”，仍然没有在理论上给分配制度改革以应有的高度重视和相应地位，仍然在强调“发展是第一要义”，而我们的实践更是不能令人满意的。我们当前的核心工作，应当就是深入学习领会邓小平关于分配问题的重要论述，大力推进分配制度改革，以分配制度改革的重大成果拯救经济、拯救人心、拯救社会主义、拯救中国的前途和命运！
讲到科学发展观，自然要强调科学。我们现在的有些提法显然不科学。譬如，把“稳定压倒一切”作为一个战略性的提法，这就非常不科学，也严重地违背了邓小平理论。邓小平讲了三个“压倒一切”，一个是现代化压倒一切，一个是改革压倒一切，最后一个才是稳定压倒一切，而并不是只有一个“稳定压倒一切”。把那两个“压倒一切”扔到一边，只讲稳定压倒一切，这与真正的邓小平理论是背道而驰的。“稳定压倒一切”实际只是危机时期的特殊对策，危机过后就不能再是“稳定压倒一切”了。所以，1990年以后，邓小平也不再讲“稳定压倒一切”了。到南巡谈话时，他的基本精神实际已经是“改革压倒一切”了。把“稳定压倒一切”作为战略性的提法，不分时间地点场合范围地到处讲，似乎我国年年、月月、天天都处在危机之中，这是超出了真理的应用范围，从而把真理变成了谬误。同时也对我国的国际形象也很不好。
当前中国压倒一切的硬任务实际是深化改革。深化改革的核心就是深化分配制度改革，而深化分配制度改革的核心又正是建立和发展公共财政制度。这个重中之重的改革既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新阶段的核心内容，也是整个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内容。中国未来的改革发展稳定都将取决于这一条。所以，如果仍要使用“压倒一切”的提法的话，我们现在已经只应讲“深化改革压倒一切”，特别是讲“深化分配制度改革压倒一切”，或者是讲“公平分配压倒一切”，而不应再讲“稳定压倒一切”了。长期搞“稳定压倒一切”，结果只能是稳定压倒了改革，压倒了发展，压倒了民主法治和人权，压倒了解放思想，压倒了社会的锐气和活力，压倒了执政党的宗旨、性质和活力，压倒了人民的期待、信任和党的威信，压倒了一切真正能够保障社会长洽久安的深层次的基本要素，因而最终就是稳定压倒了稳定之本身。所以说，“以改革求稳定则稳定存，以稳定求稳定则稳定亡”，这才是中国政治发展的根本逻辑，也是邓小平理论的一个核心思想。
由此可知，党和政府的中心工作现在已经应当尽快地转向狠抓分配制度改革、特别是建立和发展公共财政制度这方面来了。而且我们也己经注意到了这方面的最新可喜变化。但我们仍然不能不对未来的发展趋势继续深表忧虑。因为我们实在是不愿再看到这样一种情景了，这就是每一次高调提出的分配制度改革，居然最后都是以基尼系数继续攀升而收场的。现在实际已是新一轮改革的启动期。但能不能有效启动和真正坚持下去仍然有待观察和努力。值此关键时刻，我们特别应当象邓小平当年所要求的那样，思想再解放一点，胆子再大一点，步子再快一点，措施再得力一点，允许改革中有失误，但不允许犯不改革的大错误，从而真正在深化改革方面杀出一条血路来！
进一步看，我们讲科学发展，不仅要讲自然科学、社会科学，而且还要讲人文科学，讲发展的价值取向。徐老师强调以幸福为目标的发展才是科学发展，他所说的幸福实际指的是普遍幸福。那么，为什么说以普遍幸福为目标的发展才是科学发展呢？人的终极追求就是人生幸福，而人们幸福实际又是互为条件的，人只有在普遍幸福中才能享有最充分的幸福，所以人对幸福的终极追求实质上又是包括对于普遍幸福的追求，即包括作为个人幸福赖以实现的条件和途径的普遍幸福，这就使所谓科学发展必须是满足人的终极需要、终极追求的发展，而不是与之相背离的所谓发展。这种发展之所以是科学的，就在于它是反映和符合人性的（人的需要和潜能即是他的本性），而不是与人性相矛盾的。
我认为，展望未来，整个人类都需要在方向上做出一个大的调整，这就是要转向以普遍幸福为终极目标的新发展，而不再是以各种脱离人性需要的外在目标、异化目标为目标的所谓发展。这种普遍幸福主义的新发展观，应当就是最科学的发展观，也最有利于应对环境、资源问题。
我们需要一个大转型，追求的是普遍幸福的最大化，而不是消费主义所追求的挥霍性消费、炫耀性消费的最大化。我们现在讲低碳经济，低碳经济所需要的发展观就是普遍幸福主义的发展观。譬如，按照这种发展观，大家都骑自行车也挺好，都坐好的公交车也挺好，没有必要人人都买私家车，有了私家车也可以不常用，就象现在的荷兰那样，以普遍幸福（普遍幸福包括子孙后代的幸福）为目标，而不再是以攀比炫耀为目标，这不就是低碳经济了吗？所以，以普遍幸福为价值取向后，整个社会和整个世界才能进入到普遍和谐和普遍幸福的新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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