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郭巍青：领导与秘书关系的隐喻(南方都市报 2007-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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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观察之郭巍青专栏
全国人大代表潘守理近日批评党政机关里秘书太多，建议控制领导的秘书数量。《检察日报·廉政周刊》载文回应，批评那些过分依靠秘书安排工作、撰写讲稿、挡驾来访以及张罗生活的官员是“拐杖化生存”。这种生存状态会使官员们养尊处优，动手能力和亲民意识退化。
这的确是可堪忧虑的状况，应该反思。不过我觉得，仅仅着眼于个人素质，呼吁加强制度管理，是不够的。因为这么多年来，类似的呼吁已经太多，政府也不断宣称加强管理，如果官员的办公室做派乃至其素质人品依然每况愈下，那就很应该跳出传统的框架，放宽一点思路来找原因，并想点新的改进措施。
客观来说，我觉得先要承认一点，就是秘书工作来源于提高行政效率的客观需要。现代社会有很多复杂的大型组织，其结构特征之一，是领导或主管往往需要配备很多秘书和助理。秘书工作的技能、规范以及程序等等，还是一门专业学问哩。简单来说，将复杂的任务按层次、环节和流程加以分解，分别配置秘书、助理、辅助人员等等，是一种分工。分工越是细密、协调、有效，表明这个组织的理性化程度越高。所有这些，本来与个人道德无关。从道理上讲，一个组织，不会为了让领导养尊处优而设置秘书，否则组织的目的及存在是荒唐的。
然而现实的问题却在于，荒唐的确存在。设置秘书的目的及其工作性质，确实有方便领导养尊处优、增加官民隔阂的嫌疑。更有甚者，领导与秘书还可以沆瀣一气，“分工”谋私。原国家药监局长郑筱萸腐败大案中，他的两任秘书占据要害部门，为祸一方，便是最新的一例。就像给孩子讲“王子与灰姑娘”的故事，是“隐喻”美好爱情一样，现实生活中口口相传的各种“领导与秘书”的故事，成了官场道德堕落的“隐喻”。
政府是公共机构，公共机构里的工作分工如果不能促进公益与公德，反而“孵化”了个人私德中本来必须抑制的那些阴暗品质，说明这个机构的“组织理性”有问题。问题在于三个方面。
第一是权力高度集中，什么事情都想管，什么事情都要管。可是社会变化速度越来越快，问题越来越多，管不过来了。一个农民如果呆在家里，按传统的方式“管理”就行了。可是他一流动，就产生交通问题、就业问题、工资问题、劳动安全问题、出租屋问题、暂住证问题、夫妻团聚问题、子女教育问题、留守儿童问题、农村空巢老人问题，数都数不完。无法解决的问题堆积如山，会使组织负荷过重而崩溃。组织会产生应激反应，即不是去解决问题，而是极力挡住问题的进入。于是需要大量的秘书和辅助人员将问题挡在外面，整个行为刚好反过来了。
第二是上下级之间的人身依附关系。问题太多而又必须都管起来，于是领导的分管领域便越来越多，权力越来越大，越来越忙得不可开交。在公私界限不清的情况下，结果一定是，领导要支使手下安排大小事项，包括张罗生活便利。哪些是工作必须，哪些是生活享受，其实根本已经分不清。
第三是政治与行政不做必要划分而一锅煮。凡是面向公众、争取公众理解与支持的那些工作，本质上都属于政治领域，应该由专业分工的政治机构来承担，例如人大就应该是这样的机构。只要是政治官员或代表，其日常工作就是面向公众，宣传、讲解、谈判、调查甚至必要的作秀等等。在这个明确的范畴下，官员及其秘书助理等等，只会唯恐没有人来，怎么还会把人挡在门外？如果把这些事情一股脑儿堆在行政执行机构那里，行政部门既要维持内部工作秩序，又要面对不期而至的各种反映、来访、投诉等等，它必然有意无意地设置玻璃门，把事情挡住。
不认真分析和解决这三个方面的问题，“加强管理、严格制度”云云，只能是意义含混的口号。面对多元分化、问题无穷的社会，加强管理意味着政府要管更多的事情吗？如果是，领导依赖手下“安排”出一种局面的可能性就更大，从而秘书会更多，从中产生的问题例如官僚主义和腐败会更多，于是又要加强管理，形成恶性循环。
(作者系中山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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