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是学堂还是衙门

来源：百度文库编辑：神马文学网时间：2024/04/28 16:39:58

大学是学堂还是衙门 上海交通大学熊丙奇教授致力于研究高等教育问题，曾经出版过《大学有问题》、《体制迷墙》等多部有影响的著作。中国人民大学张鸣教授近年来也发表了多篇批评大学顽症的文章，受到读者好评。近日，两位教授进行了一场对话，对当今大学里的种种怪现状进行了剖析。熊丙奇：去年，中国人民大学聘请原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赵启正先生担任人大新闻学院院长。赵启正先生后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他接到的聘任书上，新闻学院院长后面还有一个括号，里面写着“处级”。这个细节耐人寻味。院长后面加上括号写上处级，反映出高校对官位的重视和强调——这个院长可是“处级”的！赵先生是从部级退下来应聘做院长的，院长本是学术职位，聘书上却有一个“官衔”，这可能出乎他的意料，而且他对处级官衔压根不在乎。我们觉得他的话很“幽默”，但这“幽默”听起来却让人痛心。学术圣地，却成官场，怎么幽默得起来！张鸣：目前的大学完全是行政导向，完全是一套衙门体系，而且越来越强烈。比如说福利，大学分房子、分办公室，教师一个等级，教授一个等级，然后是副院长、院长，都不一样。一位大学教授曾对我说，要是一辈子干一个研究所的所长（最多是科级），绝对被认为没有出息，于是这个所长干了两三年，就想方设法去谋求副院长、院长，自己的学术也就随之荒芜（确切地说，是自己水平下降，但成果依旧不断，有别人帮他干）。熊丙奇：教授们渴望当官——当不上处长，科长也愿意——不是为了徒有“官名”，而是这个“官”可以给自己带来诸多实惠，获取课题经费更容易，享受职务津贴更高，房子分得更大。一个教授即使当上一个副处长，其争取学术资源的能力也会因此而提高若干倍；而先当上“长”再反过来做教授，则更容易。这是与我国大学的资源配置模式密切相关的。目前我国的大学不是教授治校，而是行政治校，资源配置权牢牢地掌控在行政官员手中，而且现行体制对这些行政官员的权力缺乏有效约束。所以，在大学里，教授们对院长、处长俯首恭听、唯唯诺诺的现象甚多，因为你的资源（包括招生、课题、津贴、荣誉等）被他们“配置着”，就得受他们钳制；反过来，一个没有多少学术成果的人走上领导岗位，很短时间里会积累出诸多论文、著作，由此获得学术地位，也见怪不怪——他拉来课题，自有人会帮他做；他没有论文，自有人会帮他写；他没有书，自有人来替他主编。张鸣：我国高校目前的状况表明，我国的大学与其说是办学机构，不如说是一级政府。大学里的行政化最腐蚀教师队伍，你跟着走就有钱，你听话就有好处，不听话你什么都没有。熊丙奇：所有的大学办学，均围绕书记、校长在转，教授的意见常常得不到体现。我们看见，每次所谓的国际学术会议，不论校长是不是这个领域的专家，他大都是会议主席；我们还看见，每次集体合影，政府官员、书记、校长总是焦点人物，端坐前排正中，教授们则安排到老远；我们还看见，一些学术精英们整天思考的，就是怎样打动领导、投领导所好，以此从领导那里获得支持。张鸣：除造成腐败外，还对高校办学定位、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等产生根本性影响。行政管理，强调的是政绩。高校看重的是能彰显政绩的论文发表数量、课题经费数量、专利数量。因此，对教师的考核均采取数量指标，要求教师一年发表多少论文、申请多少课题或者申报多少专利，显然这是有违学术研究的规律的。同时，这也严重损害了大学的教学风气。熊丙奇：记得你写过一篇文章《“倒霉”与“王帽子”》，讲清华大学老校长梅贻琦认为自己就是京剧“王帽子”（饰帝王的）的那个角色，一出场总是前呼后拥，煞有介事，但戏的真正主角却不是坐在中间的王帽子，看戏的也不要听他唱，他有幸搭在一个好班子里，人家对这台戏叫好，他自然也“与有荣焉”。这说明梅贻琦从来不把自己看作是一个官员。这说明，在上世纪40年代以前，中国高校的衙门化现象还不是那么突出。张鸣：在建国之前，中国大学是三足鼎立，一个是国立大学，一个是教会大学，一个是私立大学。到解放的时候，中国的大学在世界上已经非常有地位。彻底的行政化是1952年以后，国家进行私有制改造，对大学进行合并、拆分，三足鼎立没有了，全成国家的了，把体系打乱，完全照搬苏联那一套，又安上行政级别。到了1962年基本上形成一套苏式的大学管理模式，完全行政化了。从文革后到80年代，相对来说大学的行政化稍微弱了一点。但是90年代中期以后，教育主管部门通过项目拨款、设立博士点、评审等手段，加强了对大学的管制。例如，现在教育主管部门掌握着巨额资金，按项目形式往下拨款，可以拨多拨少，也可以不给。熊丙奇：政府不但直接掌握着对高等教育的投资，而且以拨款为条件直接参与高校具体的办学，甚至细节到专业设置、课程设置等。这种拨款方式严重影响了高校办学自主权，学校领导不得不走上层路线，花大量时间与上级政府搞好关系，迎接政府组织的各种行政性评估。张鸣：我国近年来进一步强调了高校的行政级别，到目前为止，已经有30多所部级高校。这些高校的党委书记、校长都是副部长级干部。另外，几乎所有公立高校，都有行政级别，本科院校的党委书记、校长为正局级，专科院校的党委书记、校长为副局级。不少专科学校不顾办学特色、办学定位，一心想升为本科，晋升一级官衔是十分重要的原因。熊丙奇：很多大学党委书记就是从政府部门司局级干部岗位调动过去的。政府将大学领导作为一级官员，进一步助长了大学的官僚空气，在自上而下的行政氛围中，政府的强化、干部的得势、教授的屈从，造成衙门化现象日益激烈。张鸣：在上世纪50年代的大跃进过去40多年后，我国的教育又出现了一次“高校大跃进”。政绩思维下的办学，直接导致了当前大学“高大全”的办学定位。在短的时间中，把学校办高（高的标志是：专科变本科、本科变出硕士点、硕士点变出博士点），办大（大的标志是：学生规模大、校园面积大）、办全（全的标志是：单学科到多学科、多学科到全学科）。熊丙奇：过去几年我国高校的大扩招，完全是按照行政办学校的思维来办教育的，是典型的行政化办学思维。行政要求学校扩招多少，大学就马上扩招多少，造成学校师资力量远远不够，有的高校生师比达到40∶1！这样的办学，怎能保障办学质量，又谈何学生素质呢？张鸣：大学生失业问题与高校行政化密切相关。大学不重视人才培养与市场需求相结合，不关心学生的职业生涯发展规划，不重视教育质量。高校的官本位，把学校置于“强权”一方——有机会给你读书，已经不错了，不少学校只顾一心扩大规模，根本不关心学生几年后的就业情况。熊丙奇：一心追求政绩的学校，早已顾不得大学应以人才培养为中心，怎么可能在师资力量的配置、教材的编写、课程的更新上下功夫呢？学生在一些学校领导那里，只不过是描绘学校规模的一个数字而已。张鸣：在目前这种体制下，很难有真正的教育家。高校培养的毕业生与社会需求不匹配。转型期在没有具备能力的情况下扩招，没有那么大的能力来培养，却大量培养然后抛到社会上，社会又没有那么快的吸收力接受，当然会造成大学生失业。熊丙奇：目前我国的高等教育已经开始从追求数量逐渐转变到追求质量上来，要真正实现这个转变，首先要消除高校行政化现象。不消除高校行政化现象，就不可能实现高等教育由追求数量到追求质量的转变。消除高校行政化现象，关键在于政府要改变对高等教育资源的垄断，改变对高校的定位，取消高校行政人员的行政级别。不这样做，就不可能根治高校官本位现象。问题是，教育行政部门愿意这样做吗？张鸣：高校应该学术自治、学术自由、民主治校。不用往前看，回头看就是了。比如，回到蔡元培时代的北大。蔡元培才是真正的教育家，他尊重教授的自治权，回到他那样的时代就足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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