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毛泽东思想永远是制约腐败的正义利剑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7 03:28:11
在毛泽东思想中，群众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他一直代表底层人民和多数群众。在他的一贯话语中，给了群众极高的地位。人民至上，他始终代表人民，因此他是最神圣的。他让“为人民服务”五个字成为共产党人和他的国务院总理戴在胸前的座右铭，从而使它直到今日仍然是检验共产党合法性的公认标准，群众至上与群众天然正确，几乎成了不言而喻的公理，而对群众利益的任何忽视都被视为严重犯罪。
在忠于人民利益方面，毛泽东害怕自己的官员腐败伤害最基层的人民。他将其伟大的思想通过现代意识形态手段普及给下层广大群众，转变为群众手中的“思想武器”，再以群众作为他的思想之运用者，最终达到防止权力集团背叛和腐败的目的。
文化大革命就是他这种尝试的集大成。他给了底层人民“政治挂帅”的理论根据、“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的护身符、“造反有理”的合法性、“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权利。在他的结构中，官僚集团头顶将始终笼罩着“群众运动”的威慑，并且通过“七八年一次运动”对官僚进行“吐故纳新”，保证其不蜕变为“修正主义”和“新生的资产阶级”。毛赋予人民的造反意识和斗争手段，被那个年代的群众广泛接受和普遍使用。今日的满目腐败在那年代少而又少。而毛以一人之力的想象力和勇气，使他在绝对多数中国普通人群眼中始终保持着超凡脱俗的人格魅力。
毛泽东为什么至今仍是中国民众精神偶像了呢？ 九十年代后。一方面以“致富”为唯一目的的行为受到最大程度的放纵，另一方面建立民主法治的制约迟迟不能推上日程，这种失衡关系必然大大促进权钱交易、官场腐败及社会不公的程度，加上改革成本已到支付期，开始出现众多社会成员利益受损。曾被定位于“领导阶级”的工人已经沦为今天最失落的阶级。怀念毛泽东的思潮就是伴随着92年的“改革”高潮开始流行的。伟大的毛泽东重新回到人们心中，成为底层社会表达不满的理论根据和捍卫自身利益的思想武器。人们不再去记得过去时代的政治压力，而是为今天所失而去怀念那个时代的对应物——社会平等、生存保障、意识形态赋予群众的地位、对官僚主义造反有理的权利，以及社会的相对廉洁等……时间距离使那些幻象被美化，他们宁愿相信他们愿意相信的。
曾经被充分意识形态化的中国社会，保持稳定离不开意识形态的支撑，而执政集团的内部也需要靠意识形态凝聚。在其意识形态的解构中，意识形态的空壳化起了重大作用。把“实践”奉为唯一标准所导致的回避行为与意识形态的分裂固然有效，却由此腐蚀了意识形态之所以可以立身的基础──信仰的真诚。
没有了意识形态，还能靠什么保证。。集团“内部人”的忠诚和效力呢？于是又得回到利益。在不能给社会各阶层同时得利的时候，就得更加倚重“内部人”的强力，也就是必须要用更多的利益去交换其效忠。如果有足够的利益，这似乎也是一条可行的路。然而问题一方面在于，原有的意识形态虽然已经成为空壳，却仍然存在，并仍需经常在口头上当作原则宣称，那就使得至少在形式上不能有太多利益，否则就不能与“人民公仆”和“奉献”的宣称相符；另一方面统治机器规模越来越大，提供太多的利益财政也不堪重负。所以现实的情况是，“内部人”从正常渠道得到的利益并不比普通百姓多很多。
那么用于维系忠诚的利益从哪来？不难想到的就是腐败。追求利益者的效忠效力，吸引他们的不在于那点工资，而是附加在权力之上的利益。那往往是工资的百倍甚至千倍。那些利益有合法的（符合规定的各种待遇），有非法的（贪污受贿、权钱交易），也有介于合法非法之间的“灰色”部分，但总之都是权力带给他们的。这一点不奇怪，官员首先是人，当整个社会都在使用“私”的机制时，唯独要求官员“一心为公”，在逻辑上是不通的。然而对失去了意识形态之自觉约束的官员，如果再没有一套完整的制度约束取而代之，那是不可能不腐败的。
中央政府早认识到腐败的危害，也在不断加大反腐败的“力度”，所抓的“大案”、“要案”无论在规模和数量上都是空前的,但就为什么会越抓越多越抓越大?今天看起来反腐败只能是有限度的,原因在于官场腐败，这是失去了信仰维系的社会之所以不能真正消灭腐败的根本原因所在。
腐败失去民心，这是当前高层对腐败问题的主要担忧所在。其实还有另一个至少值得同样担忧之处，即腐败会导致政权的“内卷化”。这个数学上的术语形容这样一种情况：政权面对不断增强的社会压力而需要增强控制力，控制力的增强靠扩大国家机器，然而由于组成国家机器的“内部人”之腐败谋私，扩大机器并不能获得成正比的控制力，大部分用于扩大机器的支出将被新增加的腐败吞食，新增加的人相当于又在内部增加蛀虫，由于扩大机器得到增强的控制力，很大部分又必须消耗在新增加的腐败所引起的那些矛盾和问题上。
如果说失民心还只能在理论上描述腐败对政权瓦解的趋势，更多地是道义否定，而不能定量地分析必然性，“内卷化”却可以非常清楚地说明为什么腐败一定瓦解政权。“内卷化”是一个恶性循环的边际效益递减过程，将使政权保持控制力的成本高到负担不起的地步，引起财政的破产甚至整个社会的经济危机。而且达到一定时候，即使还有继续投入的财政能力，加强控制力的效益也会接近于零，再也起不了什么作用。而若这时社会的不稳定还在继续增加，超过国家机器所能控制的程度，后果也就可想而知了。
执政集团丧失意识形态忠诚和信仰，还有另一个特点，那就是“内部人”的唯利是图所产生的投机性质。在有利可图时，似是铁板一块，一旦有一天没了利益，就可能顷刻之内众叛亲离。这一点，从共产党高官一夜变成共产党掘墓人的叶利钦式人物，在苏东变化中岂非比比皆是？
今天，中国社会已经进入了绕不过去的“工农怎么办的深水区”， “摸石头和白猫黑猫抓老鼠的”方式埋设的隐患开始浮出表面，到了要为前面的“便宜”偿付代价的时候。其中，国有企事业职工下岗失业和失去社会保障是最突出的问题之一。对于中国，那不仅仅是一个难以解决的经济问题，还构成了一个巨大的社会变迁。
从社会功能的角度分析，国有企事业单位的职工相当于毛泽东时代中国社会的“骨干阶级”。然而今天，这个“骨干阶级”在中国已经沦落。国有企事业职工失去了以往工作权利,他们中间很多人收入低下，饭碗朝不保夕，生老病死失去保障，对今天社会的主流价值也不再认同,但改革不得不承认的事实就是"权钱交易"制造了少数市场经济的成功者和新贵族;原有的工农阶级沦落，新的资本买办阶级形成，这一事实从侧面说明了社会分配存在的不公——经济发展的成果大部分被少数人的“暴富”吸纳而去。这一点，凡对中国社会的现实有所了解的人都十分清楚。
造成少数人暴富的机制初始可以促进经济发展，到一定时候，却会走向反面，成为限制经济继续发展的因素。多数人收入低下会造成社会消费力萎缩，导致市场萧条、开工不足，企业进一步亏损、更多职工失业下岗、“绝望者阶层”扩大和生活贫困状态蔓延，不幸的是，中国目前已经进入了这样的循环。
伴随着自身地位下降和前途失去保证，国有企事业职工的心理失衡也与日俱增。对比权钱合污的腐败和国有资产被瓜分，很容易使他们回想起毛泽东的论断和当年的术语——“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新生资产阶级”、“资产阶级法权”、“走资派还在走”,今天的现象已经是活生生的现实。
毛泽东时代的民主程度虽然远高于XXX以后的中共，但毛出于其改造社会之理想，给群众对官员表达不满和进行监督设置了日常渠道。如果说“七八年搞一次运动”的允诺也有点鞭长莫及，“大字报”却是从宪法上给予保证的权利。虽然那顶多算是小范围的言论自由，却因为随时可以被每一个人运用，由此而对各级官员（尤其是基层官员）构成了相当的威慑。以至在那时群众的确可以在局部对官员行为进行颇有效的监督和约束。
然而今日为了维护经济社会的秩序，劳动群众不仅被要求遵守法律和制度，更是绝对不被允许“有过激言论”的。如果他们违反此规则，宽松就不再存在，这时的群众虽然从阶级斗争被放弃获得了日常自由，但因为以否定阶级斗争的方式取消了他们的“领导阶级”的地位和对“当权派”进行监督制约的权力，他们反而会认为阶级斗争正是当年他们的曾经拥有的政治权利，是他们今天所能想到的唯一可以用来为自身利益而斗争的武器。这种事过境迁使得过去受阶级斗争之苦最多的群众，今天反而有了再进行阶级斗争的冲动。
这应该成为一种提醒，堵塞群众表达不满的渠道，并不能消除不满。如同把锅炉的出口焊死，最终结果只有爆炸一样。当群众的不满无法通过程序化的方式得到解决时，最终的出路就剩下造反。而对造反，无论从动员、方法以及指导纲领上，都没有比毛泽东思想更合适的意识形态，那又恰恰是这一代中国人普遍熟知、亲身经历并且目前又重新有所思念的意识形态。在新意识形态阙如的情况下，什么能成为凝聚社会不满的旗帜，什么能成为动员群众的政治共识——不幸地，目前唯一具有整体整合能力的，只有一个毛泽东思想。
中国社会如果有危机发生，十有八九将以经济危机发端。中国的经济状况发生以金融危机为先导的经济危机不是没有可能，且可能性并非很小。一旦有一天，经济危机使多数社会成员陷入困境甚至生活无着，那时的中国人将不仅限于挤提存款或抢购，更可能的是，还要用毛泽东思想进行清算！
在毛泽东时代，中国人——尤其是国有企事业单位的职工——从来都被告之，国有资产属于全体人民。然而在改革的旗号下，国有企事业单位的职工被告之，以前是国家养活你们，现在改革了，你们从此得自己养活自己，国家也再不承担过去许诺的保障了。而在职工痛切地感受被抛弃的同时，国有资产却在大量地被挥霍瓜分。如果生活还有起码安全，人们对这种不合理可能仅停留于抱怨，然而若是基本稳定和起码安全也丧失了，积累的不满和对未来的恐惧就可能一块爆发。
可以想象，一个合理的思路就是人们将要求在国有资产中得到自己该有的份额，作为应付危机的资源和未来生活的保证。那无论是以私有化的方式，还是以建立保障基金的方式，都需要对国有资产有一个重新核算。如果上面不进行这种核算或者其核算不被群众信任，各企业的职工完全可以自己组织起来核算自己的企业，甚至在这个旗号下接管企业。然而只要是脱离了黑箱的核算，现实情况立刻就会昭然于天下——所谓的国有资产只剩下了一个空壳，里面已经被淘空（甚至连几万亿的居民储蓄都被贴在了里面）。其实不用核算也已经看得很清楚，绝大多数国有企业目前已经是这种结果。
那时会怎么办？对重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中国民众而言，最为顺理成章不就是早已耳熟能详的老办法——剥夺剥夺者;“反腐败”将成为最初的启动，对这种义正词严的要求，没有什么理由敢于和能够阻挡。各地各单位的群众很可能自发形成形形色色的“接管”组织，解决本地本单位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不用再详细设想运动会怎么发展，凡是了解群众运动的人都不难立刻在脑海展现一幕幕熟悉的场景。以“斗争”哲学为核心的毛泽东思想一旦重新被举为旗帜，在那旗帜下凝聚起来的群众运动，那将是一场人民自己上演的“经济文化大革命”。 这种清算将会迅速波及到中国社会其他阶层，与农村基层政权一直尖锐对立的农民也有可能在失控的状态下发泄他们长期积累的不满，清算干部对集体财产的贪污和挥霍;
事实上，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那样自上而下地行动,群众从来都不会是乐于“造反”的，往往走投无路才被逼到那步。群众运动的最大受害者从来是群众自身，能够避免群众运动本身就是群众的最大受益。从这一点出发，只要给群众提供表达意见的合法渠道，使他们能够地参与选择和对权势集团的监督，就应该能够避免“经济文化大革命”。人类已经创造出的民主法治之现代文明，已经具有使中国从“造反”老路上解脱的理论，不需要非让中国民众再度去选择“大民主";
今天的中国因为这样那样的问题出现,导致毛泽东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再一次渗透在中国广大民众的血液里;在这方面，中国的上层阶级应该意识到现在社会是绝对多数的人民无法享受改革成果外又增加新四五座大山,只有理性清醒的看待存在的问题用毛泽东思想永制约腐败,这样才可以让每个中国人平等享用社会福利,阻止社会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让中国更加稳定.
在忠于人民利益方面，毛泽东害怕自己的官员腐败伤害最基层的人民。他将其伟大的思想通过现代意识形态手段普及给下层广大群众，转变为群众手中的“思想武器”，再以群众作为他的思想之运用者，最终达到防止权力集团背叛和腐败的目的。
文化大革命就是他这种尝试的集大成。他给了底层人民“政治挂帅”的理论根据、“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的护身符、“造反有理”的合法性、“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权利。在他的结构中，官僚集团头顶将始终笼罩着“群众运动”的威慑，并且通过“七八年一次运动”对官僚进行“吐故纳新”，保证其不蜕变为“修正主义”和“新生的资产阶级”。毛赋予人民的造反意识和斗争手段，被那个年代的群众广泛接受和普遍使用。今日的满目腐败在那年代少而又少。而毛以一人之力的想象力和勇气，使他在绝对多数中国普通人群眼中始终保持着超凡脱俗的人格魅力。
毛泽东为什么至今仍是中国民众精神偶像了呢？ 九十年代后。一方面以“致富”为唯一目的的行为受到最大程度的放纵，另一方面建立民主法治的制约迟迟不能推上日程，这种失衡关系必然大大促进权钱交易、官场腐败及社会不公的程度，加上改革成本已到支付期，开始出现众多社会成员利益受损。曾被定位于“领导阶级”的工人已经沦为今天最失落的阶级。怀念毛泽东的思潮就是伴随着92年的“改革”高潮开始流行的。伟大的毛泽东重新回到人们心中，成为底层社会表达不满的理论根据和捍卫自身利益的思想武器。人们不再去记得过去时代的政治压力，而是为今天所失而去怀念那个时代的对应物——社会平等、生存保障、意识形态赋予群众的地位、对官僚主义造反有理的权利，以及社会的相对廉洁等……时间距离使那些幻象被美化，他们宁愿相信他们愿意相信的。
曾经被充分意识形态化的中国社会，保持稳定离不开意识形态的支撑，而执政集团的内部也需要靠意识形态凝聚。在其意识形态的解构中，意识形态的空壳化起了重大作用。把“实践”奉为唯一标准所导致的回避行为与意识形态的分裂固然有效，却由此腐蚀了意识形态之所以可以立身的基础──信仰的真诚。
没有了意识形态，还能靠什么保证。。集团“内部人”的忠诚和效力呢？于是又得回到利益。在不能给社会各阶层同时得利的时候，就得更加倚重“内部人”的强力，也就是必须要用更多的利益去交换其效忠。如果有足够的利益，这似乎也是一条可行的路。然而问题一方面在于，原有的意识形态虽然已经成为空壳，却仍然存在，并仍需经常在口头上当作原则宣称，那就使得至少在形式上不能有太多利益，否则就不能与“人民公仆”和“奉献”的宣称相符；另一方面统治机器规模越来越大，提供太多的利益财政也不堪重负。所以现实的情况是，“内部人”从正常渠道得到的利益并不比普通百姓多很多。
那么用于维系忠诚的利益从哪来？不难想到的就是腐败。追求利益者的效忠效力，吸引他们的不在于那点工资，而是附加在权力之上的利益。那往往是工资的百倍甚至千倍。那些利益有合法的（符合规定的各种待遇），有非法的（贪污受贿、权钱交易），也有介于合法非法之间的“灰色”部分，但总之都是权力带给他们的。这一点不奇怪，官员首先是人，当整个社会都在使用“私”的机制时，唯独要求官员“一心为公”，在逻辑上是不通的。然而对失去了意识形态之自觉约束的官员，如果再没有一套完整的制度约束取而代之，那是不可能不腐败的。
中央政府早认识到腐败的危害，也在不断加大反腐败的“力度”，所抓的“大案”、“要案”无论在规模和数量上都是空前的,但就为什么会越抓越多越抓越大?今天看起来反腐败只能是有限度的,原因在于官场腐败，这是失去了信仰维系的社会之所以不能真正消灭腐败的根本原因所在。
腐败失去民心，这是当前高层对腐败问题的主要担忧所在。其实还有另一个至少值得同样担忧之处，即腐败会导致政权的“内卷化”。这个数学上的术语形容这样一种情况：政权面对不断增强的社会压力而需要增强控制力，控制力的增强靠扩大国家机器，然而由于组成国家机器的“内部人”之腐败谋私，扩大机器并不能获得成正比的控制力，大部分用于扩大机器的支出将被新增加的腐败吞食，新增加的人相当于又在内部增加蛀虫，由于扩大机器得到增强的控制力，很大部分又必须消耗在新增加的腐败所引起的那些矛盾和问题上。
如果说失民心还只能在理论上描述腐败对政权瓦解的趋势，更多地是道义否定，而不能定量地分析必然性，“内卷化”却可以非常清楚地说明为什么腐败一定瓦解政权。“内卷化”是一个恶性循环的边际效益递减过程，将使政权保持控制力的成本高到负担不起的地步，引起财政的破产甚至整个社会的经济危机。而且达到一定时候，即使还有继续投入的财政能力，加强控制力的效益也会接近于零，再也起不了什么作用。而若这时社会的不稳定还在继续增加，超过国家机器所能控制的程度，后果也就可想而知了。
执政集团丧失意识形态忠诚和信仰，还有另一个特点，那就是“内部人”的唯利是图所产生的投机性质。在有利可图时，似是铁板一块，一旦有一天没了利益，就可能顷刻之内众叛亲离。这一点，从共产党高官一夜变成共产党掘墓人的叶利钦式人物，在苏东变化中岂非比比皆是？
今天，中国社会已经进入了绕不过去的“工农怎么办的深水区”， “摸石头和白猫黑猫抓老鼠的”方式埋设的隐患开始浮出表面，到了要为前面的“便宜”偿付代价的时候。其中，国有企事业职工下岗失业和失去社会保障是最突出的问题之一。对于中国，那不仅仅是一个难以解决的经济问题，还构成了一个巨大的社会变迁。
从社会功能的角度分析，国有企事业单位的职工相当于毛泽东时代中国社会的“骨干阶级”。然而今天，这个“骨干阶级”在中国已经沦落。国有企事业职工失去了以往工作权利,他们中间很多人收入低下，饭碗朝不保夕，生老病死失去保障，对今天社会的主流价值也不再认同,但改革不得不承认的事实就是"权钱交易"制造了少数市场经济的成功者和新贵族;原有的工农阶级沦落，新的资本买办阶级形成，这一事实从侧面说明了社会分配存在的不公——经济发展的成果大部分被少数人的“暴富”吸纳而去。这一点，凡对中国社会的现实有所了解的人都十分清楚。
造成少数人暴富的机制初始可以促进经济发展，到一定时候，却会走向反面，成为限制经济继续发展的因素。多数人收入低下会造成社会消费力萎缩，导致市场萧条、开工不足，企业进一步亏损、更多职工失业下岗、“绝望者阶层”扩大和生活贫困状态蔓延，不幸的是，中国目前已经进入了这样的循环。
伴随着自身地位下降和前途失去保证，国有企事业职工的心理失衡也与日俱增。对比权钱合污的腐败和国有资产被瓜分，很容易使他们回想起毛泽东的论断和当年的术语——“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新生资产阶级”、“资产阶级法权”、“走资派还在走”,今天的现象已经是活生生的现实。
毛泽东时代的民主程度虽然远高于XXX以后的中共，但毛出于其改造社会之理想，给群众对官员表达不满和进行监督设置了日常渠道。如果说“七八年搞一次运动”的允诺也有点鞭长莫及，“大字报”却是从宪法上给予保证的权利。虽然那顶多算是小范围的言论自由，却因为随时可以被每一个人运用，由此而对各级官员（尤其是基层官员）构成了相当的威慑。以至在那时群众的确可以在局部对官员行为进行颇有效的监督和约束。
然而今日为了维护经济社会的秩序，劳动群众不仅被要求遵守法律和制度，更是绝对不被允许“有过激言论”的。如果他们违反此规则，宽松就不再存在，这时的群众虽然从阶级斗争被放弃获得了日常自由，但因为以否定阶级斗争的方式取消了他们的“领导阶级”的地位和对“当权派”进行监督制约的权力，他们反而会认为阶级斗争正是当年他们的曾经拥有的政治权利，是他们今天所能想到的唯一可以用来为自身利益而斗争的武器。这种事过境迁使得过去受阶级斗争之苦最多的群众，今天反而有了再进行阶级斗争的冲动。
这应该成为一种提醒，堵塞群众表达不满的渠道，并不能消除不满。如同把锅炉的出口焊死，最终结果只有爆炸一样。当群众的不满无法通过程序化的方式得到解决时，最终的出路就剩下造反。而对造反，无论从动员、方法以及指导纲领上，都没有比毛泽东思想更合适的意识形态，那又恰恰是这一代中国人普遍熟知、亲身经历并且目前又重新有所思念的意识形态。在新意识形态阙如的情况下，什么能成为凝聚社会不满的旗帜，什么能成为动员群众的政治共识——不幸地，目前唯一具有整体整合能力的，只有一个毛泽东思想。
中国社会如果有危机发生，十有八九将以经济危机发端。中国的经济状况发生以金融危机为先导的经济危机不是没有可能，且可能性并非很小。一旦有一天，经济危机使多数社会成员陷入困境甚至生活无着，那时的中国人将不仅限于挤提存款或抢购，更可能的是，还要用毛泽东思想进行清算！
在毛泽东时代，中国人——尤其是国有企事业单位的职工——从来都被告之，国有资产属于全体人民。然而在改革的旗号下，国有企事业单位的职工被告之，以前是国家养活你们，现在改革了，你们从此得自己养活自己，国家也再不承担过去许诺的保障了。而在职工痛切地感受被抛弃的同时，国有资产却在大量地被挥霍瓜分。如果生活还有起码安全，人们对这种不合理可能仅停留于抱怨，然而若是基本稳定和起码安全也丧失了，积累的不满和对未来的恐惧就可能一块爆发。
可以想象，一个合理的思路就是人们将要求在国有资产中得到自己该有的份额，作为应付危机的资源和未来生活的保证。那无论是以私有化的方式，还是以建立保障基金的方式，都需要对国有资产有一个重新核算。如果上面不进行这种核算或者其核算不被群众信任，各企业的职工完全可以自己组织起来核算自己的企业，甚至在这个旗号下接管企业。然而只要是脱离了黑箱的核算，现实情况立刻就会昭然于天下——所谓的国有资产只剩下了一个空壳，里面已经被淘空（甚至连几万亿的居民储蓄都被贴在了里面）。其实不用核算也已经看得很清楚，绝大多数国有企业目前已经是这种结果。
那时会怎么办？对重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中国民众而言，最为顺理成章不就是早已耳熟能详的老办法——剥夺剥夺者;“反腐败”将成为最初的启动，对这种义正词严的要求，没有什么理由敢于和能够阻挡。各地各单位的群众很可能自发形成形形色色的“接管”组织，解决本地本单位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不用再详细设想运动会怎么发展，凡是了解群众运动的人都不难立刻在脑海展现一幕幕熟悉的场景。以“斗争”哲学为核心的毛泽东思想一旦重新被举为旗帜，在那旗帜下凝聚起来的群众运动，那将是一场人民自己上演的“经济文化大革命”。 这种清算将会迅速波及到中国社会其他阶层，与农村基层政权一直尖锐对立的农民也有可能在失控的状态下发泄他们长期积累的不满，清算干部对集体财产的贪污和挥霍;
事实上，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那样自上而下地行动,群众从来都不会是乐于“造反”的，往往走投无路才被逼到那步。群众运动的最大受害者从来是群众自身，能够避免群众运动本身就是群众的最大受益。从这一点出发，只要给群众提供表达意见的合法渠道，使他们能够地参与选择和对权势集团的监督，就应该能够避免“经济文化大革命”。人类已经创造出的民主法治之现代文明，已经具有使中国从“造反”老路上解脱的理论，不需要非让中国民众再度去选择“大民主";
今天的中国因为这样那样的问题出现,导致毛泽东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再一次渗透在中国广大民众的血液里;在这方面，中国的上层阶级应该意识到现在社会是绝对多数的人民无法享受改革成果外又增加新四五座大山,只有理性清醒的看待存在的问题用毛泽东思想永制约腐败,这样才可以让每个中国人平等享用社会福利,阻止社会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让中国更加稳定.
毛泽东思想永远是制约腐败的正义利剑
总书记的讲话是催人奋进的号角，是斩向腐败的利剑
制约腐败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正义是可能的
正义是可能的
央行加息是房地产宏观调控的利剑
程序正义是实体正义的保证，实体正义是程序正义的延续。
正义是可能的orz
正义是可能的PP
正义是我们大家的
毛泽东思想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根本指导思想
毛泽东思想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吗？
毛泽东思想的核心是为人民
毛泽东思想是中华民族振兴的法宝
一场正义与腐败的权力博弈：秘书长
一场正义与腐败的权力博弈：秘书长
一场正义与腐败的权力博弈：秘书长
一场正义与腐败的权力博弈：《秘书长 》
说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这是误解
还原真相是走向正义的第一步
法是合乎正义的生命体验
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
真懂得毛泽东思想的人是不会支持儒家思想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