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心安何处\\我们都 “被信仰” 了？

今天，当中国经济从“杀出一条血路”到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时，中国人开始追求“和谐”和“幸福”了。毕竟，“和谐”和“幸福”不是物质指标可以量度的，它在人的心里。中国人开始问自己：心安何处？

中国人，心安何处

来源：南风窗  日期：2010-02-11  浏览：1466   　　人在饥寒交迫时，首先是要活着，为生存而奋斗。温饱之后，他会问：“为什么活着？”社会从物质文明到精神文明总是循序渐进的。今天，当中国经济从“杀出一条血路”到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时，中国人开始追求“和谐”和“幸福”了。毕竟，“和谐”和“幸福”不是物质指标可以量度的，它在人的心里。中国人开始问自己：心安何处？
　　开始，是我们努力鞭策自己要努力工作，加油，加油，实现自我价值！然后，在某一晚办公室落地窗外星光与华灯的交相闪烁中，我们忽然瞥见了无比落寞的自己，恍然醒悟，我们已经沦为不留在这里加班就无处可去的一群；当火热的爱情在婚姻里变得温吞吞，我们再次意识到，正如从自己身上无法获得安宁，从另一个人身上也无法找到喜乐……
　　让我们回到那句朴素的俗语里吧——“心安是福”。古语依然智慧，只是问题已经改变，曾经为中国人提供心安之所的传统文化，濒临分崩离析。你我不可能把心安在农业文明里，尽管那些典章金句在市场经济的大潮冲刷下仍会亮眼，但却与现代社会难以水乳交融，更无力重整在社会骤然转型的失序状态中失魂落魄的心灵。
　　而中国的复杂在于它几乎总是最复杂的那一个。人们安心的努力正遭遇各个方向上的拉扯，即使已经认识到终极事物不可替代的价值，已经飞上半空感受到信仰才能让个体在多变的现实面前拥有最自由的幸福能力，却依然不得不低头看着脚下，解开捆绑的带子，那带子下面坠着沉重的包袱，里面装着民主参政、收入分配、社会保障、法治精神……政治全能主义的触角甚至一直没有放弃对精神领域的塑造与控制倾向。
　　现实种种，让“心安何处”叩问温饱之后的中国人，嗡然震颤每颗渴望幸福的灵魂。又过年了。国家教育部早有通知，要求全国各级各类学校，于春节期间组织学生参与网上“给祖国母亲拜大年”活动。1月10日至2月19日，中国文明网、央视网、光明网、新浪网等主流媒体，将向学生征集春节吉祥物、春联、拜年短信、各地民俗云云。
　　拜年的内容是，一拜壮美河山，二拜炎黄始祖，三拜历代英杰，四拜革命先烈，五拜英雄模范，六拜亿兆黎民。
　　千百年来，中国人拜年都是老百姓自愿自主的习俗，向与公共权力无涉。

我们都 “被信仰” 了？

作者：李向平  来源：南风窗  日期：2010-02-11  浏览：748   　　又过年了。国家教育部早有通知，要求全国各级各类学校，于春节期间组织学生参与网上“给祖国母亲拜大年”活动。1月10日至2月19日，中国文明网、央视网、光明网、新浪网等主流媒体，将向学生征集春节吉祥物、春联、拜年短信、各地民俗云云。
　　拜年的内容是，一拜壮美河山，二拜炎黄始祖，三拜历代英杰，四拜革命先烈，五拜英雄模范，六拜亿兆黎民。
　　千百年来，中国人拜年都是老百姓自愿自主的习俗，向与公共权力无涉。可是，今年“给祖国母亲拜大年”成了一项政治任务。其间批评如云，不仅事关过年，更与当今中国人如何安心紧密相关。
　　
　　如何给祖国拜年
　　 “年”在远古时，曾是传说中会给人们带来坏运气的怪兽。“年”一来，万事不吉；“年”一“过”，事事如意。用鞭炮轰，贴红春联，“年”就过去了。这就形成了千年相传的“过年”与“拜年”的信仰：“先拜天地，次拜祖宗，再拜高堂……
　　今年不一样，政府创新要给国家拜年。
　　中国人的信仰习俗中，还没有给祖国拜年这一说。曾有“天地君亲师”的祭拜惯习，把中国信仰象征性地建构为五种信仰关系。1911年共和之后，“君”被“国”取代，以“天地国亲师”代表安定中国人心的五种祭拜对象。不过，这一传统很快就被淡忘。1960、70年代，它们则被替代为“个人崇拜”，拜年甚至成为禁忌。即使在1990年代前后，春节放鞭炮也一度被禁。近年来经济发展，这些信仰习俗被公权解放，国家就充当了要被祭拜的信仰对象。
　　但是，没有庙堂，也没国庙，怎么去给抽象的祖国拜年呢？试想，一拜壮美河山，漫天沙尘算什么；二拜炎黄始祖，历史传说遥无期；三拜历代英杰，故居瞻仰门票贵；四拜革命先烈，纪念空间商业化；五拜英雄模范，华盖蒙头成贵族；六拜亿兆黎民，贫富分化农民工……另外，在官方的六项拜年指示中，从一拜到六了，唯独父母爹娘不拜。是不是父母双亲太卑微，无法代表祖国母亲？为此，这一“拜年指示”无法得到民众认同。
　　改革开放30年了，中国人的日子较前好过多了，但人心总未有归属。如拜年的对象，纯属官方定义，国人无从选择，必然就只是一种国家信仰的表达工具，不具备人心归属与信仰认同的意义。中国发展了，却无法解决信仰危机问题。因为中国人有信仰，却无法认同，无法自由表达。我们都“被信仰”了。
　　
　　人俗国家圣的象征性支配
　　 中国人国不离家，家不离国；爱国如家，移孝忠国，故能视家如国。至于在祖国与国家间，却有不同的社会学或政治学意涵。祖国是一融政治、伦理、道德和信仰为一体的象征价值体系。人可为她生，也可为她死。但现代国家，则是一个法律概念。中国学人把天下视为中国文化信仰的载体，而把国家当作世俗权力的统治者，仅因为天命信仰的制度建构总未能够完成，总是被那些身为人王、亦是教主的天子，把这一象征性支配，改造为对象征性的支配，而使知识分子失去了自己独立的信仰方式。
　　因此，家国一体，实际上是把国家伦理化，把权力亲族化。当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正式建立了国家祀典，从此成为一朝一建、历代奉持的权力信仰传统。20世纪民国初年，国民党也有此作为，整顿信仰体系。可以说，家族亲子化的权力逻辑与国家伦理化的信仰逻辑，两者始终是彼此整合的。
　　在此亲子伦理的实践逻辑里面，给祖国拜年，等同于给母亲拜年，恰好因祖国是一个融权力、伦理和信仰为一体的象征体系，无形中也赋予了对国家体系公共权力的认同。
　　依照中国人的习俗，同是一家亲，必烧一炷香。而我们今日给祖国母亲拜年，必然就是同烧一炷香，天下一家亲了。如果说，祭祀仪式能创造人们信仰与崇拜的神灵，那么，给祖国母亲祭拜的仪式，也能创造出当今中国人信仰与崇拜的象征体系。在此，人与超越者的信仰关系，就能转换为人与母亲、人与国家的关系信仰。国家与个人的区别消失了，成为了“神圣的存在”。在祖国“被拜年”的同时，老百姓就“被信仰”了。其中，信仰与被信仰的逻辑差异，一字之差，何止千万里。信仰的个人自由，纳入了国家信仰之中。
　　给祖国母亲拜年，本无大错，但此举出自公权力的制度性要求，似在说明公权宗教性的建构取向。信仰是不能随意创新的。虽然，权高王为峰，人俗国家圣，但信仰不是国本，更非治国之本，它们仅仅是公民社会之本，无法成为象征性支配的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