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祖堂集語言研究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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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堂集語言研究概述
張美蘭
【內容提要】 《祖堂集》是研究晚唐五代口語的第一手語料，深受學界關注。本文重點概述語言學界研究《祖堂集》的成果和方法，並在此基礎上探討《祖堂集》所反映的晚唐五代漢語的特征以及它在漢語史中的重要地位，同時也就有關問題談談筆者的研究心得。
《祖堂集》是現存最早的一部禪宗史，序寫於南唐保大十年（952）。書中所記主要是福州雪峰義存禪師（822～908）一系在福州、泉州、漳州的曆史，所記錄的其他宗派大多活躍於湖南、湖北、江西、廣東、浙江一帶。作為重要的禪宗語言資料，成書又比宋《景德傳燈錄》早五十年，並且書中所記錄的禪師大多數是九世紀的人，所以倍受國內外學術界的關注，把它當作研究唐五代時期禪宗史、漢語白話口語、方言、社會史、文化史等方面的重要資料。
語言學界很重視這部書。正如日本漢學家太田辰夫所說，‘從語言學的角度看，此書是系統了解早期白話的唯一資料’。早在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日本學者就開始對《祖堂集》的語言進行了研究，其中要數太田辰夫的研究成果，他的《中國語曆史文法》（江南書院，1957年）運用了很多《祖堂集》的材料，他的《〈祖堂集〉口語語匯索引》（1962年）收集了約2500條詞語。隨後他還編著了《唐宋俗字譜》（《祖堂集》之部，汲古書院，1982年）。他在《漢語史通考》（日本白帝社，1988年）中還專章設有‘《祖堂集》語法概說’，是在他1956年和1981年開講座課講義的基礎上補寫而成的，第一次較為系統全面地描寫了《祖堂集》語法的現象。中國學者則多是在八十年代初才見到《祖堂集》並開始研究它的語言現象，從發表的一系列的研究論文及出版的相關論著看，有專題研究《祖堂集》的，有以《祖堂集》為參照材料作共時或曆時研究的。尤為可喜的是方言研究界、現代漢語研究界對《祖堂集》表現出極大的興趣，從地域方言、近代漢語與現代漢語對比溯源等視角來研究《祖堂集》，推動了《祖堂集》語言研究進入一個新階段。限於篇幅，本文側重於對漢語學界研究《祖堂集》方面的論文進行回顧總結。從論文所表現的內容看，有這幾方面的特色：
一、 注重對《祖堂集》本體語言的專題研究
這組論文可分為兩類：一是專題考釋《祖堂集》的詞語；一是專題闡述《祖堂集》的語法現象。
《祖堂集》的詞匯很接近當時的口語，為此出現了一組詞語（包括部分虛詞）考釋的論文。如：蔣紹愚《〈祖堂集〉詞語試釋》【《中國語文》，1985年第2期，142～147頁。】、袁津琥《〈祖堂集〉釋詞》【《古漢語研究》，2001年第4期，65頁。】等。另外多零散見於有關近代漢語詞語考釋類論文中。江藍生、曹廣順編著的《唐五代語言詞典》【《唐五代語言詞典》，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年。】、袁賓《禪宗著作詞語匯釋》【《禪宗著作詞語匯釋》，江蘇古籍出版社，1993年。】等詞匯訓釋的專著中也收錄許多《祖堂集》中的口語詞。‘這些詞語不但在《祖堂集》中經常使用，而且也見於唐代其他反映口語的文獻資料，可見它們是活在唐五代的口語中的。’【見前揭蔣紹愚文。】這些口語詞大都在唐五代時期具有新義或特殊含義，不僅對漢語史研究有價值，還可以幫助掃除閱讀唐五代乃至宋代禪宗文獻的語言文字障礙。因為離開語言方面的研究，我們無法真正理解禪宗的旨意。
研究《祖堂集》語法的論文相對要多一些。詞法方面所涉及的內容有：代詞（疑問代詞、隱名代詞）、助詞（語氣助詞、動態助詞）、副詞、詞尾（形容詞、副詞）、動量詞。如：孫錫信《〈祖堂集〉中的疑問代詞》【《漢語曆史語法叢稿》，漢語大詞典出版社，1997年，10～21頁。】，曹廣順 《〈祖堂集〉中的‘底（地）’、‘卻（了）’、‘著’》【《中國語文》，1986年第3期，192～203頁。】、《〈祖堂集〉中與語氣助詞有關的幾個助詞》【《語文研究》，1986年第2期，115～122頁。】，常青《〈《祖堂集〉副詞‘也’、‘亦’的共用現象》【《天津師大學報》，1989年第1期，79～80頁。】，李崇興《〈祖堂集〉中的助詞‘去’》【《中國語文》，1990年第3期，71～74頁。】，王紹新《〈祖堂集〉中的動量詞》【《課餘叢稿》，北京語言文化大學出版社，2000年，140～152頁。】。
句法方面有：正反問、選擇問、被動句、動補句等。如：伍華《論〈祖堂集〉中以‘不、否、無、摩’收尾的問句》【《中山大學學報》，1987年第4期，80～89頁。】，袁賓《〈祖堂集〉被字句研究》【《中國語文》，1989年第1期，53～63頁。】，李思明《〈祖堂集〉中‘得’字的考察》【《古漢語研究》，1991年第3期。】，劉利《〈祖堂集〉動詞補語管窺》【《徐州師院學報》，1992年第3期，61～65頁。】，刁晏斌 《〈祖堂集〉正反問句探析》【《俗語言研究》，1993年創刊號，29～33頁。】，劉勳寧《〈祖堂集〉反複問句的一項考察》【《現代漢語研究》，語言文化大學出版社，1998年，150～162頁。】；張美蘭《〈祖堂集〉選擇問句研究》【香港《中文學刊》，2000年第2期，139～154頁。】。
詞語訓釋方面的論文我們不多介紹了，下面我們重點來看幾篇語法方面的論文：
１. 孫錫信《〈祖堂集〉中的疑問代詞》
文章較為全面地闡述了《祖堂集》中疑問代詞唐五代時的新特點，指出：
（1）《祖堂集》中新產生的疑問代詞可分為三類。一是體詞性的：阿那個（問人，‘那’作疑問代詞時前面一般要加詞頭‘阿’）、什摩（問事物）；二是副詞性的：爭（問理由）、作摩（問理由、方式）、為什摩（問原因）；三是謂詞性的：作摩生（問方式）、作什摩（問目的）。這些疑問代詞的語域及語法特點各不相同，起了多方面的語法作用，從使用頻率看，遠遠超過了由曆史繼承下來的疑問代詞，顯示了強大的生命力。表明唐代的疑問代詞體系已發展得相當成熟。疑問代詞分工明確，不同用途已分由不同的疑問代詞來完成，這逐漸成為疑問代詞使用的新的規範。使漢語長期以來一個疑問代詞兼有多種用途的情況發生了變化。
（2）‘爭’的出現比‘作摩（生）’略早。‘作摩’的使用比‘爭’自由。‘爭’在唐代詩文中運用相當普遍，《祖堂集》中亦多次出現，意思為‘怎麼’，表反詰，要求對方說明某種行為的理由。‘爭’產生初期只能用在單音節動詞之前，中唐以後‘爭’使用增多，但也仍用於單音動詞前，也可用於否定詞前，《祖堂集》中‘爭’的使用情況是如此，如‘爭知、～解、～得、～獲、～奈’等。而‘作摩’既可用於單音動詞前，也可用於雙音動詞前。至於‘作摩生’在使用上比‘作摩’更加自由。因此從語法功能的發展眼光看來，‘作摩’、‘作摩生’應比‘爭’晚出。又《祖堂集》中‘什摩’也寫作‘甚摩’。《祖堂集》中慧能語錄無‘作摩’，只在其門徒的語錄中才能見到‘作摩’。‘作摩’很可能是‘爭’出現數十年後語音變化而產生的新詞。
（3）‘作摩’常用於反問，也表示詢問方式，可作狀語，可作單獨成句，可用於句末。‘作摩生’是‘作摩’的變形，專用於詢問行為的方式或事物的狀況。‘作摩’加語助成分‘生’即成‘作摩生’，十分了然。
按：李如龍在《閩南方言的代詞》【李如龍、張雙慶主編：《代詞》，暨南大學出版社，1999年，263～288頁。】一文中指出：閩南話的指示代詞在口語中常常帶有後綴。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後綴，不同的指代詞也有區別。如‘生’：在潮汕地區多見，如‘只樣生’、‘許樣生’， 廈門話‘這樣’說‘安呢生’。早期閩南話戲文寫為‘障生’、‘向生’。這個‘生’在唐宋間常作為‘怎’的詞尾。說明後綴‘生’在今閩南話中被保留下來了。
（4）‘爭’分化出‘作摩’是由於方言音變的結果。‘爭’‘怎’同‘作摩’意義相同，語音相通（爭和怎均為莊母，爭屬耕韻，怎屬沁韻，均收鼻音，爭為怎的語源），一般是唐代用‘爭’，宋代用‘怎’。這是語詞間源流關系的重要依據。繼‘作摩’後還有‘則麼’、‘子麼’的形式，說明在不同時代、不同地域，同一語詞發生音變及形變的情況是不足為奇的。基本反映唐代及其前後時期口語的文獻主要有兩大類：一是敦煌變文，出自石窟，其時代為南北朝至宋初約一千年，反映了當時北方方言的面貌；另一種為禪宗語錄，由於禪宗自慧能後南宗勢盛，傳承很廣，而北禪繼神秀以後數傳便告衰竭，故禪宗早期主要在南方流行，禪僧的語錄也較多地記錄了當時南方方言的詞匯用語及語法現象。‘爭’和‘作摩（生）’的運用就反映了此種情況。敦煌變文中‘爭’使用62次，但‘作摩’和‘作摩生’不一見，僅‘怎生’使用6次、‘甚生’使用1次，且同在《維摩詰經講經文》一篇中，篇末署有‘廣政十年八月九日在西川靜真禪院寫此第廿卷文書’字樣，表明抄寫時間在公元947年，距‘作摩（生）’開始運用（‘作摩’最早見於神會語錄[約當713～755年]，其形式是‘作沒生’、‘作勿生）已近兩個世紀了。但在禪宗語錄中則不然，如《祖堂集》中‘爭’雖多處運用，而‘作摩’、‘作摩生’ 更是不勝枚舉，這種情況表明了‘作摩’和‘作摩生’的方言特征。
２. 曹廣順《〈祖堂集〉中的‘底（地）’、‘卻（了）’、‘著’》
（1）文章指出：‘《祖堂集》中“地”只是“底”字的一個附屬，其分布和功能都被包含在“底”裏。’‘如果誠如《祖堂集》所示，早期“底、地”功能本無對立，“地”只是“底”在部分語法位置上的一個變體，那就應當有理由推論，宋代出現的“底、地”之別，不是來源有異，而只是由於功能不同而產生的分工。目前解決這個問題的材料尚不充分，結論也難以得出。’
按：馮淑儀就此問題提出己見：首先‘地’的來源早於‘底’。如：《世說新語·方正》：‘使君，如馨地寧可鬥戰求勝！’而‘底’在唐代才開始見到零星的特殊用例，‘底’在萌芽階段就表現出與‘地’很不一樣的性質，可見兩者來源並不相同。一般學者同意‘底’來自‘之’或‘者’，至於‘地’來源不明。其次，‘地、底’一開始就有明確的分工，但隨著‘底’字的迅速發展，其功能漸漸擴展到‘地’上，出現相混現象。根據祝敏徹（1982）對《朱子語類》 ‘地、底’的全面考察看兩者的語法差別是很明顯的，界限很清楚。‘底’為606例，作判斷句的表語，‘地’卻幾千例。用法與《敦煌變文集》很接近。（《敦煌變文集》‘底’或寫為‘低’只有9例。在句中作定語、主語、賓語。‘地’22例都作狀語）朱熹是徽州婺源（今江西婺源縣）人，出生在閩延平（今福建南平市），晚年徙居考亭（今福建建陽縣內）講學。撰寫《朱子語類》底本的門人，絕大部分是福建、安徽、湖南等地的人，按理他和他的門人都會受南方方言的影響，且這種方言應該與《祖堂集》很接近，為什麼在‘地、底’的使用上，《朱子語類》近於《變文集》而異於《祖堂集》？這類問題還有待通過其他文獻資料來說明。
（2）文章指出：助詞‘卻’在句中有兩種格式：‘V+卻’、‘V+卻+賓’。‘卻’是《祖堂集》中唯一的完成貌的助詞。現代漢語完成貌助詞‘了’在《祖堂集》中還是表完成的動詞。
（3）指出：《祖堂集》已出現表持續貌的助詞‘著’。
３. 劉勳寧《〈祖堂集〉反複問句的一項考察》
文章對《祖堂集》中反複問句作了統計，指出《祖堂集》中反複問句的主要形式是‘V+不’（186次）、‘V+也無’（276次），相同的動詞、相同的句子內容、相同的句式中均可用這兩個問句，從這些句子的答語中也看不出兩者的差別來。‘這兩種形式在語法上是等價的，二者數量如此之高，根據語言經濟的原則，我們認為它們是一個系統裏自然長出的兩個同義格式。唯一的可能就是語言混雜的結果。’‘《祖堂集》雖然是和尚口語的記錄，但並不是實況錄音的轉寫。作為一部個人著作，它的語言基礎主要取決於作者的語言和材料的來源。《祖堂集》所記上自佛祖，下至同代和尚，上下近千年；即使從慧能和尚算起，也有幾百年，書中所敘不可能全是作者親聞親見。所以這部書的語言來源不可能是單純的。’‘《祖堂集》的作者是操“V也無”方言的，但它的材料相當大的部分是來自“V不”方言的。’‘《祖堂集》成書的語言基礎是以下四種反複問形式：V不V、V不、V也無、V也未。’
劉文通過對反複問兩種同義結構使用情況的調查，探討了《祖堂集》成書的語言基礎，觀點基本上是正確的且角度新穎，讀來很受啟發。不過，闡述過程中有幾處，我們認為需要加以說明：
（1）關於‘V也無’與‘V無’式，因為《祖堂集》中‘V+無’問句只有4例，而與用例多的‘V+也無’ 在表達方式上沒有什麼大區別，‘V+無’無疑是那時反複問的主要形式，因此認為：‘相形之下，我們不能不懷疑“V+無”是刻書時的遺漏所致。也許可以給一個寬容的解釋，當時語氣詞“也”輕讀，易被連續的語流吞沒，因而造成書手的遺漏。總之，在沒有充分的理由之前，似乎不便把“V+無”看作是一種獨立的句式。’
按：從曆史文獻曆時發展的角度看，漢語反複問句應該是先有‘V+無’句，後有‘V+也無’句。孫錫信曾對此類句式有過探討。從六朝時起‘無’就可用於句末構成反複問。唐代這種用法甚為常見，且用於一般動詞後，如：‘庭中犢鼻昔嘗桂，懷裏琅[王+幹]今在無？’（李頎詩）‘幕下
用‘無’和用‘也無’的區別僅在於：‘無’是直接放在一個陳述之後構成反複問，而‘也無’則是在一個陳述之後先綴以‘也’，表示陳述的終了，然後再綴以‘無’構成反複問。‘也’和‘無’長期連用後，‘也無’成了表達反複問語氣的慣用形式了。這正如在五代時‘不’用於句末往往也作‘已不（以不）’。其中的‘已（以）’原也是助成前面文字的陳述語氣，然後再綴以‘不’表示反複問語氣，久而久之‘已不’、‘以不’便成了表達反複問的慣用形式。伍華指出：唐宋詩詞中一般單用‘無’，禪宗語錄中則多以‘也無’連用，用‘無’與不用‘也’沒有什麼語法差別，主要是口語習慣的問題。類似的形式還有‘也摩’，如：‘若要求聞微妙法，隨我山中得也摩？’（《妙法蓮華經講經文》）
語言運用是一個相當複雜問題，如：敦煌變文中 ‘V無’有5例，而‘V也無’僅2例。我們能不能說其中的‘VP無’也有刻書時的遺漏訛脫問題？所以我們認為不要輕易以某種標准來下結論，既然語言中已存在‘V+無’的問句，還是把‘V無’句看作問句的一個分支罷了。又如《祖堂集》中‘V否’問句，僅4例，劉文認為這是轉文的說法，或者抄自前代典籍。因為拿‘否’作反複問的否定部分正是前代佛經的特色。但得承認‘V否’式是當時的一種問句，在敦煌變文有多達29例‘VP否’式問句（‘VP以/已否’問句也有31例），同唐詩中的‘V+無’問句現象相似；再如《祖堂集》中問句‘V以不’（2例）與‘V已不’（1例）：合起來只有3例，當是同一形式的不同寫法。劉文指出：毫無疑問它們是由異方言滲入的，因為在敦煌變文中這種形式大量使用。敦煌變文中‘V不’26例，加‘V以不、V已不’共35例。
（2）關於反複問句的方言類型：‘V不’方言、‘V也無’方言。劉文指出：‘《祖堂集》所記主要是福建、江西禪宗的曆史，我們很懷疑“V也無”的句型與這一帶的方言有關。恰好，今天的閩語還是使用“V也無”的，正與北方的“V不”不同。這從另一方面向我們證明《祖堂集》是操南方方言的人寫成的，寫作時參考了不少北方話的材料。’‘在統計句子的過程中發現最前面的佛祖當中除了最後一位慧能和尚以外，所用的句型都是“V不”型。特別是第二十八祖菩提達摩和尚，所出12例全是“V不”型。關於佛祖的文字與全書迥然不同，顯然是承襲的前代典籍。“V也無”句大大多於“V不”句，所以我們說《祖堂集》的作者是操“V也無”方言的，但它的材料相當大的部分是來自“V不”方言的’。
按：劉文觀點可取，《祖堂集》的語言來源層次不一，這是不爭的事實。關於佛祖的文字，顯然是承襲的前代典籍，這在高麗木刻本《祖堂集》的夾注中已注明，如介紹佛祖姓名後常有：‘具如傳中、具如《寶林傳》、具如本傳’等語。同時我們要注意，考察每一位和尚的機緣對話，也不能按照該和尚的籍貫，因為相當多的和尚不是在一個地方生活的，他們常雲遊諸地求經訪道，禪師傳教所遇的學生也是來自不同的方言區的。有的和尚可以從方言區來考慮，但是大部分和尚的方言問題不容易說清楚。例如卷十六《溈山和尚》只有兩例‘VP不’句，兩例為‘VP也無？’，但在卷十八《仰山和尚》章‘VP不’為23例，‘VP也無’為5例。溈山和尚（福建人771～853，在湖南傳教）與仰山和尚（廣東人807～883，長期在閩贛一帶傳教）對話時溈山和尚用的幾乎多是‘VP不’式（10例）、‘VP也無’（1例）；仰山用8例‘VP不’，2例‘VP也無’，1例‘VP也未’。幽州僧用2例‘VP不’，趙州和尚（778～897）有11例‘VP也無’其中7例是籍貫不明的僧人的問話，有3例為趙州和尚語錄；南泉和尚（748～834）是趙州
除了強調方言因素以外，我們認為還應考慮句式產生的時間層次問題。從現有的文獻材料看，反複問 ‘VP不’的產生時間早於‘VP也無’式。在中古尤其在佛經中‘VP不’就是一個相當成熟的句型。遇笑容、曹廣順（2000年）指出【《中古漢語中的‘VP不’式疑問句》，紀念
從統計可見‘VP不’、‘VP否’式是最多的，而‘VP無’少。那麼‘VP不’問句就是北方方言特色的問句呢？還是當時漢語通語底層層面的反複問句呢？我想似乎將它們看作通語底層層面的，而不用‘V不方言’、‘V也無方言’之類的術語為好。
二、探討《祖堂集》所反映的方言和它的語言基礎
《祖堂集》是一部在泉州編成、主要記錄雪峰義存一系在福建傳播的禪宗史，因此可以看成是九世紀語言的記錄，而且可能帶有南方方言的色彩。有學者指出‘自隋唐以來，泉州一直是州府的所在地，五代時泉州和尚編的禪宗語錄《祖堂集》反映了不少早期泉州話的特點。’（見李如龍文），認為它是‘為漢語史、閩方言研究提供了第一手的史料’（見張雙慶文）。所以許多學者在論及《祖堂集》時，總自覺不自覺地將它與今閩南方言聯系起來作比較，探討《祖堂集》所反映的閩南方言特點以及閩南方言用法的曆史線索。這方面的論文有：
１. 張雙慶的《〈祖堂集〉所見泉州方言詞匯》【《第四屆國際閩方言研討會論文集》，汕頭大學出版社，1996年，162～168頁。 】
文章指出：今日泉州話和《祖堂集》的詞語間確有關系，這種關系可以概況為兩點：一是《祖堂集》的口語不是方言口語，但帶有泉州方言成分；二是閩語，尤其是泉州話中許多的方言成分是經曆了千年的曆史了。由於《祖堂集》有閩語的背景，其中的口語詞和句式有不少可見於今日之閩語，其中一些是現代閩語所共有的，如詞匯中的‘共’（同、和）、‘解’（會）、‘伊’（他）、‘盡’（很、都）；句式中動詞加‘去’表完成等。有些只見於閩東（如‘覷’、‘晡時’、‘橛’等’或莆田（如‘勘’、‘聽聞’等’。更多見於今閩南話，尤其是泉州話。張雙慶共列舉了五十個詞條：共、報、縛、盡、今、趁、明明、即、解、不著、身命、了/了後、笠子、相共、許（可惜許）、兼、一搭、了然、時節、祖公、伊、所在、十數年/人、煎茶、弄師（獅）、出、糞掃堆、性地、相諍、徹、無來去、一個半個、當初時、豬母子、耳重、腳手、作麼、汝儂、放尿、索【按：汕頭話、海口話也說小便為‘放尿’，說繩為‘索’，見陳鴻邁《海口方言詞匯的特點》，《第四屆國際閩方言研討會論文集》，汕頭大學出版社，1996年，214～225頁。】、未是、火箸、下底、裏底、倒、聖、死屍、長長、唱曲、苦切。
２. 李如龍《泉州方言的‘體’》【張雙慶主編：《動詞的體》，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吳多泰中國語文研究中心，1996年，195～224頁。】
文章指出《祖堂集》有早期泉州話的特點：
（1）表示動作的完成或事件的結束，普通話通常在動詞之後加‘了’。這種句式在泉州話裏一部分是用‘去’來代替‘了’的。例如：那塊破厝倒去嘮。（那座破房子倒了） 鎖匙拿唔著支去。（鑰匙拿錯了） 我拍破去一塊碗。（我摔破了一只碗）‘去’用來表示動作的完成，《祖堂集》卷二《僧璨》有‘與摩則無聖去。’句；卷四《石頭和尚》：‘憶師兄哭太煞，失卻一只眼，下世去。’
（2）在連謂句裏，兩個謂語一先一後，前一個動詞的完成體在泉州話裏用‘動詞+嘞’表示，‘嘞’在句中的地位，只能放在賓語和補語的後面，不能放在賓語、補語之前，這和‘去’的用法不同，和普通話的‘V+了+賓語’的句式也不一樣。例如：汝著想好勢嘞則說。（你要想好了才說）我頌一領衫嘞就去。（我穿件衣服就走）這個‘嘞’在泉州話都可以替換為‘了’，泉州話連謂句中的‘了’是‘完畢’‘後’的意思，應是動詞補語而非完成體標記，不過輕聲的‘嘞’也可能是從這個‘了’演變而來的。《祖堂集》裏有此類句子，如：卷四《丹霞和尚》師曰：‘當時百丈造典座，卻自簡分飯與他供養，其僧吃飯了便去。’其中的‘了’置於賓語之後和現在泉州話‘嘞’的位置相同的。按：梅祖麟、楊秀芳《幾個閩語語法成分的時間層次》一文論述晚唐層次的成分時，也談及《祖堂集》中此類句式，文章指出與閩語語法有關聯的晚唐層次的成分有：（a） 表示新情況的句末語助詞[.a也]的‘VP也’式，如：‘自得五陰後，忘卻也。’今閩南話有‘VP也’式；（b）‘V（O）了也’式，如：‘僧問：“吃飯也未？”對曰：“吃飯了也。”’‘問則問了也。’今閩南話無，只有‘（O）V了也’式，疑來源於‘VO了也’。（c）‘VO了，VP2’。如：‘其僧吃飯了便去。’今閩南話不僅有此式，還有‘OV了，VP2’式。所以閩南話有兩點與其他方言不同：第一，還保存著[VO了，VP2]句式，以及晚唐[VO了也]‘了’作補語的用法，不過賓語已前移為[OV了也]。第二，閩語雖然有連接詞‘了後’，也有‘洗了’、‘食了’、‘煮了’等帶‘了’字的動補結構，但‘了’字沒有變成完成貌詞尾，閩語也沒有其他虛詞用作完成貌詞尾。閩語一直沒有‘動詞＋狀態補語＋賓語’這樣的結構。可見閩語最接近晚唐的語法【《梅祖麟語言學論文集》，289～291頁。】。
３. 李如龍《閩南方言的代詞》
文章在論及閩南方言代詞用法時常追溯聯系到《祖堂集》，如：
（1）‘若’：‘若’普遍用於謂詞性疑問代詞。在泉州、廈門，問原因的‘呐’本字也應是‘若’，單用讀陰聲。這種用法與唐代的‘若為’大體相當。《祖堂集》有不少這種用例，如卷三：‘和尚佛性若為全不生滅，南方和尚若為半生滅半不生滅’，這些地方的‘若為’就是‘如何，為何’。
（２）‘做乜’——‘怎’：粵瓊閩語的‘做乜’、‘作乜’（為什麼）為‘怎麼’來自‘做什麼’提供了絕好的論證，而且和唐代口語十分一致，在《祖堂集》寫為‘作摩’、‘作摩生’；在《景德傳燈錄》寫為‘怎生、作麼生’。
（３）在閩南本土，有些疑問指代詞普遍都可以加上前綴‘阿’或後綴‘仔’。漳州話和廈門話的‘按怎’（為什麼）其中的‘按’就是‘阿’的前綴。這個‘為什麼’、‘怎麼’在漳泉廈各地還可說‘按呐’或‘按哪’，這種說法和唐宋間的‘阿哪’的說法十分相近：阿那甘心入死門？（《敦煌掇瑣四十一種》） 師雲：‘阿那是維摩？’（《祖堂集》卷十八）許多疑問代詞之前都可以加上‘阿’讀為入聲，如泉州話所說：阿什麼儂去恰好勢？（什麼人去合適？） 阿底時蔔行？（什麼時候走？） 阿若久則會來？（多久才會來？）
４. 梅祖麟《唐代、宋代共同語的語法和現代方言的語法》【《梅祖麟語言學論文集》，商務印書館 ，247～285頁。】
文中指出《祖堂集》這部在泉州編成、主要記錄雪峰義存一系在福建傳播的禪宗史，語法詞匯和八、九世紀在西北邊陲寫成的敦煌變文大同小異。《祖堂集》的語法和閩南話確實有很多相像的地方；那是因為唐末北方官話的成分還保存在閩語裏，而不是《祖堂集》反映當時閩語獨特的語法。
（1）根據羅傑瑞曾經提出辨別南北方言的幾個標准中關於否定詞、第三人稱代詞、規定詞這三方面的標准，梅祖麟指出：《祖堂集》的方言基礎是早期北方官話而不是閩語。如果《祖堂集》的方言基礎是閩語，第三身人稱代詞應該用‘伊’，遠指詞用‘許’，方位介詞用‘著’。但事實上《祖堂集》第三身人稱代詞主要用‘他’，間或用‘伊’；遠指代詞用‘那’不用‘許’；方位介詞主要用‘在’，間或用‘著’。否定副詞用‘不’，規定詞用‘底’；這些現象都說明《祖堂集》主要是用早期官話，偶爾滲入南方話的成分；禪宗南宗各種宗派之間交談爭論用的可能是方言，但寫下來的語錄都是早期官話。
（2）在福建寫成的《祖堂集》中有句末‘也’、‘了也’，《變文集》有‘OV了也’。在華北寫成的《山西軍前和議奉使錄》、《老乞大》、《樸通事》也有。陝北清澗話一直到今天還有表示新情況的‘也’，也有‘了也’。閩南話也有‘也’、‘了也’。清澗話在西北，閩語在東南，都有句末‘也’、‘了也’，參照文獻上的分布，也是華南華北都有，可見‘也’、‘了也’曾經是四方之通語。閩南話的‘也’、‘了也’是唐末從中原傳入的。
（3）句末的‘了後’、‘了手’在《祖堂集》中有，《變文集》中有‘了手’。按：梅祖麟的論述比較客觀地反映了《祖堂集》的語言構成過程。我們認為《祖堂集》主要反映的是當時的通語。即使是《祖堂集》的某些語言現象在今天閩南語中仍用，但從曆史層面看有許多是唐五代的通語現象的存留。略舉幾例，如：
‘作麼’。此詞最早見於神會語錄，其形式是‘作沒生’、‘作勿生’，一般說來學界把《祖堂集》中的‘作摩（生）’是有方言特征。因為‘作摩’和‘作摩生’在同時期的敦煌變文中不一見，僅‘怎生’使用6次、‘甚生’使用1次，且同在《維摩詰經講經文》一篇中，篇末署有‘廣政十年八月九日在西川靜真禪院寫此第廿卷文書’字樣，表明抄寫時間在公元947年，距‘作摩（生）’開始運用已近兩個世紀了（見前揭孫錫信文）。但並非只有禪宗語錄中獨用，楊建國在《唐詩語漫錄》【《古漢語研究》，1989年第4期，89～91頁。】一文中為我們提供了一個例證：唐．李鹹用《依韻修睦上人山居十首》：‘生身便在亂離間，遇柳尋花作麼看。’（《全唐詩》7473頁）李鹹用為鹹通年間詩人，此用例自早於《祖堂集》。
‘作物’。此詞早見於《北齊書．方伎傳》皇甫玉傳：‘大將軍不作物。’‘不作物’即‘不怎麼’。這一用例為
我們在討論方言特點時，也不能以今天方言的特點來類推唐五代時的《祖堂集》中的用法。如：《祖堂集》卷十一《睡龍和尚》：‘我今齊舉唱，方便示汝濃（儂）。相傳佛祖印，繼續老胡宗。’‘汝儂’出現在睡龍和尚（福建福唐人）的偈中，梅祖麟（1997年）指出：今閩語‘汝儂’為複數，你們，此為《祖》中的閩語成分【《〈祖堂集〉的方言基礎和它的形成過程》，《中國語言學報》，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Studies o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syntax, 1997。】。
其實《祖堂集》中的方言基礎也是不統一的，如：閩南等南方方言帶性別後綴‘母、牯’的詞，在《祖堂集》中有‘豬母（子）’，如：卷七《雪峰和尚》：‘師忽然見有個豬母子從山下來，恰到師面前，師便指雲“在豬母背上。”’但也有‘母雞’、‘牛牯’、‘羊牯’的用法。如：卷十六《南泉和尚》：‘如何是一頭水牯牛？’逍遙雲：‘一身無兩役。’進曰：‘如何是銜一莖草來？’逍遙雲：‘新舊添不得。’卷十《鏡清和尚》：‘“作摩生是牯羊角？”資福以兩手頭上作羊角勢’。（鏡清和尚溫州人，在越州傳教。師僧對話共用‘牯羊’一詞有七次。） 卷二十《五冠山瑞雲寺和尚》：‘智者說法，亦不為一人，猶如母雞抱卵，眾卵皆發。贊窠不發，可即母雞唯不愛眾卵，愛贊[占]窠。是則發與不發，唯在卵性，不是母雞抱卵之禍。一切智者，亦複如是。’
《祖堂集》中還有其他方言的滲入。如動量詞‘轉’是吳方言、閩南方言多用。
再如遊汝傑指出浙南吳語溫州話反複問句為‘V-也-neg’,中間的語氣詞是‘也’，如：西餐你愛吃也否【遊汝傑：《吳語裏的反複問句》，《遊汝傑自選集》，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9年，104頁。】？ 我們查核了《祖堂集》中溫州籍的一宿覺和尚（1例）、在溫州一帶傳教的鏡清和尚（8例），發現在他們的語錄中用‘V+也無’問句（僅1例為不帶‘也’的），這似與今天溫州方言反複問句式是相吻合的。
關於《祖堂集》一書的語言形成基礎，我認為是一個複雜問題，有幾個層面：繼承沿用了中古魏晉六朝時期常用或新見的語言現象，包括受早期漢譯佛經語體的影響；出現了唐五代新生的語言現象；以當時的通語為基礎，摻有禪僧個人或編者個人、禪僧集團活動所在地的方言特色； 出現了具有禪宗語言個性特征的語言現象等。對此我們將另文詳述。
三、將《祖堂集》作為語言研究的參照系，
或曆時溯源或共時、曆時的對比研究
這類論文較多，有從現代漢語、現代方言溯源到《祖堂集》；有從共時或曆時對比方面將《祖堂集》作參照系數，歸結其語言特點。有專題型的論文，有散見於溯源類或比較類的論文中的，略舉幾例。
1. 馮淑儀的《〈敦煌變文集〉和〈祖堂集〉的形容詞、副詞詞尾》【《語文研究》，1994年第1期，17～26頁。】
（1）在《祖堂集》中，‘～然’主要集中在口語中，使用頻率最高的是‘忽然、自然、果然、灼然’等，但可以肯定的是‘然’綴在唐代的口語中仍活躍。與《敦煌變文集》‘然’綴共時角度來看，兩集的‘～然’只有半數是彼此共有，內部的差異也頗大。這種差異應該是方言差異的反映，因為那些只出現在《祖堂集》的詞條，在現代漢語中的消亡率特別高，大大偏離了‘兩集共有’和‘單變文集’出現的詞條的發展規律。可見《祖堂集》的方言應該跟現代漢語相差較遠。
（2）關於‘底、地’兩書的情況不一。《祖堂集》中‘地’綴用例僅12例，‘形容詞+地’（共6例，且大都是多音節
B或A
B重疊式，作謂語。如：終日露迥迥地/師雲：‘冷侵侵地。’/有人嗔迫迫地。）、‘副詞+地’（共5例），‘指示代詞+地’1例；《變文集》中共22例，都作狀語，‘形容詞+地’有7例，且沒有重疊式，‘副詞+地’有15例。《祖堂集》中‘底’出現了200多次，分別附於動詞、形容詞、數量詞、名詞、代詞、副詞後頭。‘～底’可充當定語、主語、賓語、謂語和狀語。‘～底’的使用頻率大大超過‘～地’，在作狀語、謂語這兩種功能上不可以劃分清楚。而《敦煌變文集》‘底’或寫為‘低’只有九例。在句中作定語、主語、賓語。
２. 魏達純《‘所以’在六本古籍中的演變考察》
文章統計魏晉至晚唐五代六部文獻，指出：《祖堂集》是唐五代最具代表性的，其中‘所以’共有68處，作為介詞結構用的僅2例（卷二十，為同一個和尚所用），其餘66例均用為連詞，占絕對優勢。且有14句前分句用表原因的關聯詞，19句為‘所以’後用主語的，這表明前有表原因的關聯詞提起，後有‘所以’相呼應的固定形式的最後定型的時期還沒有完成。由魏晉至晚唐五代六部文獻的用法特點歸結為：連詞‘所以’大量地演變則明顯發生於《祖堂集》時期。
另外江藍生《疑問語氣詞‘呢’的來源》【《語文研究》，1986年第2期；《近代漢語探源》，商務印書館，2000年，37～53頁。】一文抓住《祖堂集》中的可貴線索，考察了‘呢’在近代漢語裏的遞嬗之跡；張美蘭《從〈祖堂集〉問句的用法特點看它對中古語法的繼承》【《漢語史學報》，2002年第3期。】則主要分析了中古問句的用法特征對《祖堂集》的滲透和影響。
通過以上的分析，我們大致了解了學界研究《祖堂集》語言的情況，在借鑒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礎上，我們認為還須注意幾個問題：
首先，運用《祖堂集》的索引進行研究時要同時核對原文，因原文無標點，所以還要注意上下文的語義，有時還得結合其他文獻、方言口語等來考慮，否則所得結論會出現偏差。
其次，運用《祖堂集》索引統計數據時，必須要核對原文。有時索引有重複或遺漏，個別地方原文書寫有誤。我們在統計數據時發現，所得數據與相關論文的數據有出入。今天《祖堂集》有電子文本、活字印刷點校本等，幾方面結合起來使用，將是較理想的。
其三，對《祖堂集》語言的研究多停留在描寫上，還應在此基礎上對某種語言現象作解釋；在共時描寫上僅將它與敦煌變文比較，不全面。還可將視眼開闊點，比如唐五代筆記小說、唐詩、全唐五代詞、唐時漢譯佛經，乃至史書等。這樣我們所下的結論就會全面些、完善些。
作為禪宗文獻，我們還可通過不同時期文獻的特點來進行對比研究。如《祖堂集》與《景德傳燈錄》相差五十年，與《五燈會元》許多片段有繼承關系，在用詞構句方面出現的異文現象，常常是我們思考問題的對象，大有文章可做。
除已有論文論及的語言現象外，《祖堂集》中還有其他語言現象也是有代表性的，可做進一步的考察。在研究方法上我們可將本體語言、方言、不同時期的曆史文獻語言、現代漢語幾方面結合起來作綜合對比，歸結其規律。如果有相關的語言學理論可以指導的話，來給予適當的解釋，那是較理想的。當然能解釋就解釋，切忌生搬硬套。進行曆史語言研究會受傳統文獻的局限，有的現象一時可能得不出理想的結論或與已有結論有矛盾，也沒關系，我們能把問題闡述清楚也行。
［張美蘭，1964年生，江蘇南通人。1999年獲南京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