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才是最早的“社会主义”国家

美国才是最早的“社会主义”国家？

2010-02-12 11:14:59

19世纪上半期的美国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试验园”。从20－40年代，在美国试验的乌托邦计划多达200多个。马克思说：“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不起源于德国，而是起源于英国、试验于法国、生根于美国。” 其后，这才有了欧洲“遍地”的社会主义。至于前苏联，不少学者将其定义为“国家资本主义”或“新帝（党或军）国主义”。所以，马克思留下疑问：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参见：大同小康论：理想与现实）

1825年英国罗伯特·欧文在印第安纳的纽哈蒙尼建立了“新和谐村”移民区，企图通过合作社使富人和穷人一起和平过渡到新社会。

40年代傅立叶的信徒霍勒斯·格里利在美国建立了40个共同劳动，集体消费，没有雇佣劳动的手工业协作社，推行农业和平计划。

40年代法国社会主义者卡贝则在得克萨斯、密苏里、艾奥瓦等地建立了共产主义移民区。

1846年德国共产主义者威廉·魏特林则在美国鼓吹平分土地，认为只要把14亿英亩土地交归劳动大众，“美国贫困现象可以一举消灭。”尽管社会主义广泛流行于北美，但它的试验幷没有成功。这就给了世人一个疑问，社会主义的先驱——欧文，为什么把实验园地定在美国呢？

罗伯特·欧文（1771—1858年）是英国19世纪伟大的社会主义者和改革家。1824年，他带着他的四个儿子，乘船漂洋过海。到达美国，进行“新协和”共同体实验。同年，他在美国印第安那州买下“拉皮特”共同体的土地和财产，幷于第二年建立了“新协和”共同体实验地。

欧文的“新协和”共同体位于印第安那州的瓦巴什河畔，占地2万英亩，其中2000英亩是正在耕种的土地，其余是荒地。共同体初创时共有900名男女成员，其中包括作家、医生和工程技术人员。这些人员大都来自美国的各个地区，也有少部分来自欧洲国家；他们基本上是应欧文的邀请而来的。在共同体创建的头几个月内，欧文与其二子威廉。欧文建立起代议制式的政府，幷实行财产公有和合作劳动制度。

但是，为时不久，共同体在组织上就发生严重冲突，幷因此分裂成几个独立的单位，每个单位都有自己的组织机构。

共同体的分裂给其倡导者欧文以沉重打击。他从中得出这样的教训：如果群众未受到良好的道德教育，在完全新的环境下，共同体是没有希望获得成功的。当欧文看到共同体不可能达到他的目的时，就返回了英国，共同体也于1827年以失败而告终。

欧文在美国建立的“新协和”共同体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欧文的“新协和”共同体的成败与否，不是本文讨论的重点，本文主要探讨的是欧文为什么要选定美国作为他的“新协和”实验地。对于这个问题，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至今还没有取得充分和一致的认识。

有的历史学家认为，欧文之所以到美国去建立“新协和”实验地，是因为他在英国的改革和政治活动遇到了困难，遭受了挫折。

在政治领域，他在1819和1820年曾经代表“拉纳克”合作社竞选英国议会代表，但没有被选上。1820年，他发表了关于“拉纳克”问题的报告，进一步阐明了关于建立合作社的理想，幷对私有制和旧的劳动制度进行了猛烈的抨击。这份报告虽然是他重要理论著作之一，幷且得到部分工人的支持，但遭到资产阶级的强烈反对。

在实践上，他于1821年在伦敦进行建立新的合作社的实验，幷创办了宣传其主张的报纸《经济学家》，但两者都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

在这种背景下，欧文离开英国而到了美国。但是，这种情况严格来说只是有可能促使欧文到“别国”去开辟新的实验场地，幷不能构成他到“美国”。

那么，欧文为什么要到美国，而不到法国或加拿大去进行共同体的建立和实验呢？对此，当然也有学者进行过认真的研究，幷从不同角度提出了他们的观点。

在19世纪的20到40年代，美国社会主义共同体运动不仅对欧文的改革具有吸引力，而且也在某种程度上受到欧文思想的影响，甚至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思想的影响。

早在欧文建立“新协和”共同体之前，在美国已出现了许多“乌托邦”式的共同体。但它们大都是小型的，人数也不多，其成员一般也都是海外来的或在海外出生的。他们过集体生活，幷且通常不把传统的宗教信仰放在眼里。但这一运动的高峰期是在20到40年代。

在此期间出现了100多个共同体，其中包括欧文的“新协和”共同体。就这些共同体总的情况来观察，有些是宗教团体的扩大，有些则以世俗思想为指导思想。但不管怎样，有的共同体显然受到了欧文思想的影响。除此之外，法国社会主义思想家傅立叶的思想也很时髦。到40年代，出现了28个以傅立叶思想为模式的共同体。

不过这些共同体大都是小规模的，而且是短命的。十分明显，本时期美国的空想社会主义共同体运动肯定对欧文产生过影响，具有一定的吸引力，尽管他的思想和实践也对美国的运动发生过重大的影响。

但是，更重要的是美国的环境可能对欧文具有更强烈的吸引力。到19世纪初，美国仍然是个年轻的共和国，其幅员辽阔，但人口相对来说不多，土地价格便宜，而且各种限制又少，这无疑为改革家，特别是欧文那样的改革家提供了有利条件和进行实验的广大舞台。

最后，共同体运动是此一时期美国各种改革运动的一部分，它理所当然地受到整个改革运动的影响和支持。与共同体运动同时发生的还有废除奴隶制的改革、禁酒、宗教改革以及教育改革运动等。这些改革把成千上万的改革者卷了进去，从而也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欧文的改革和创新。

如前所述，欧文之所以能在较短时间内，聚集上千人参加他的“新协和”共同体，是与美国当时的改革形势分不开的。事实上，在欧文的“新协和”共同体的1000多名成员中，有些人本身就是改革者。

这样看来，欧文选择美国作为其建立“新协和”实验地的原因已经找到了？不然。因为，至今人们还没见到欧文本人关于在美国进行共同体实验的理由的说明，前文所讲的一切显然也都是探索性的分析。

在欧文到美国之前，他本人对美国的政治形势、环境特点以及风土人情等，究竟了解与否；如果他已有所了解，那么他了解到什么程度，人们都不得而知。例如，人们事后得知，即使在美国土地价格十分低廉的情况下，欧文在购买土地、财产和其他费用上还是花掉了20多万美元，以致更加重了他的经济负担。因此，关于欧文为什么选择美国作为其建立“新协和”实验地的问题，还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参考：关于革命的思考：法国式革命与美国式革命比较）

共产主义在美国的实践

当今世界上的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制度，可以说是处在一个水乳交融的状态，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中国为了发展社会主义，正在不断地引进西方国家中对自己适用的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些制度；美国为了发展资本主义，正在不断实践、完善“福利国家”制度。如果让外星人来区分的话，他一定也分不清哪个是社会主义国家，哪个是资本主义国家。

二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实行了所谓“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国家”制度， 具体包括社会保险、社会福利、社会救济三大类。社会保险是政府以法律形式，强制公 民在就业期间按其应课税年工资额的一定比例向国家交纳的社会保险税，用于投保者因 规定的原因丧失收入以后，向他们及其家属提供一部分补偿收入和服务，以保障他们维 持基本生活。其种类主要分为养老保险、失业保险、疾病和健康保险、工伤事故保险等 。社会福利是由政府以拨款形式提供给公民的各种补贴。这是不以个人经济状况为转移 的带有普遍性的公共财政补贴，有针对孕妇、母亲、学龄前儿童的保护和照顾的家庭补 助；也有对中小学生提供免费教育、供给免费午餐、给予助学金或无息贷款等学生补助 ；此外，还有房租补助、食品补助、遗属抚恤等。如美国的中小学生每天可享受一顿免 费热午餐，法国规定所有职工都可以获得每月固定的交通补贴等。社会救济是针对部分 生活困难者和贫困家庭提供的带有生活救济性质的补贴，如对失去收入或收入低微的老 弱病残者给予特殊照顾的补助：法国向失业者发放每天22法郎、外加失业前工资42%的 救济金；瑞典给丧失劳动能力者提供救济金等。

目前，西方国家的社会福利内容丰富、种类繁多。据统计，英国社会福利项目不下60 种，美国公民从出生到死亡可以享受2000多种政府福利。战后各国财政预算用于社会保 障的经费稳步上升，逐渐成为政府支出中的最大开支项目。1972年，欧美14个发达国家 中央财政支出平均48%用于平价住宅、社会福利、社会救济及医疗保险费用上；1988年，中央财政用于社会保障和福利的支出，美国为44.3%，联邦德国为69%，英国为44.9% 。20世纪九十年代，西方国家每年通过税收集中起来的国民收入大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1/3左右，欧盟国家则达到50%，其中一半以上用于各类社会福利开支。

除此之外，资本主义国家富有特色的各类非政府组织、企业、基金会和慈善机构所从 事的公益活动，对于平衡社会矛盾、弥补政府不足、特别是给最底层人民提供各种切实 的帮助，扶持弱势群体方面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据统计，1998年美国共有160万个 非营利机构，其中120万个机构中有73万个分支慈善组织、12万个福利团体和35万个宗 教组织，捐赠及慈善收入总额为6214亿美元。1999年6月，英国登记注册的慈善机构也 有161万个。慈善组织和慈善活动构成了当代资本主义别具特色的一道风景。许多企业 直接进行广泛的社会慈善事业，如总部设在伦敦的“大都会公司”是一家经营食品、饮 料的跨国企业，它每年在社会公益方面投入约1300万英镑。创建于1835年的贝塔斯曼将 “直接地为实现公共利益而工作”作为公司的宗旨之一，并把大部分股份交给贝塔斯曼 基金会，其收益可以用于开展各类社会公益和慈善事业。

比尔·盖茨等人在对待财富和资本的态度上有别于以往的资本家。无论是作为文明进步，还是人性的趋善 ，现代西方主流社会中的一部分人在对待财富的态度上，已经不是我们以往所理解的穷 奢极欲、挥霍浪费或腐朽堕落，相反，他们个人生活可能十分节俭，对子女严格要求， 重视回报社会。他们向慈善机构或公益事业捐款一掷千金，出手不凡。据《商业周刊》 对美国前50名慈善家的排行榜显示，比尔·盖茨作为世界上最富有的人，同时又是捐助 慈善事业最慷慨的人。自1998年以来，盖茨已经捐赠或承诺捐赠的现金达256亿美元， 占其所有财富的60%，他并且决定把自己99%的遗产捐献给社会。

我们还注意到，此种善举已不是偶然的和个别人的行为，而是带有普遍性的社会现象 ，受到大多数人的赞誉和欢迎。美国从1996年开始，一年一度评比“60善人榜”作为彰 扬。2001年，来自个人捐款的总数高达1610亿美元，来自遗赠、基金会和企业的捐款达 到了2120亿美元，捐款数额在过去十年里增长了50%。这不应该是一个被忽略的现象。 在发达国家，多数现代企业家只有在汲取了人类文明成果并接受先进文化熏陶之后才会 成功致富，他们并不仅仅只是历史前进的“负数”，他们的风貌也是社会进步的标志之 一，他们不仅参与物质文明的创造，同时也在参与精神文明的创造。他们的财富归根结 底都是属于社会的，不论消费、投资、捐赠还是破产，所有的归宿最终离不开社会。比 尔·盖茨现象是社会走向进步的产物，同时也是社会文明在某个侧面的表现。

在美国最典型的共产主义制度就是遗产税，例如美国对富人的遗产要征收（共产）46%的遗产税。2001年，奉行“新保守主义”的小布什上台，削减福利开支，准备逐步取消遗产税。方案一出台，比尔·盖茨的父亲联合索罗斯、大卫·洛克菲勒等150位富豪签名，表示反对，理由为取消遗产税会对美国的慈善事业产生破坏性的影响。巴菲特（6月25日，世界第二大富豪、美国投资家巴菲特宣布把自己的大部分财产捐赠给慈善基金，市值370亿美元。这是美国历史上收到的最大一宗个人慈善捐款。在此之前，纪录由世界首富比尔·盖茨保持，他已经捐赠了260亿美元，并于日前表示将退出微软公司，全力投身慈善事业。）也属于这一“反对阵营”，并且把问题看得更加严重:取消遗产税不仅损害公益事业，而且破坏了美国赖以立国的社会基础，那就是凭个人能力而不是凭家世致富。最典型的“共产”主义精神就是比尔·盖茨的共产主义精神，他准备将自己99%的遗产“共产”给社会。

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中国政府和美国政府的理念有99%以上的交集，最大的交集和心声是：让我们最广大的人民都过上幸福的生活。

我也有一个梦：毛主席亲笔题了词：向比尔·盖茨同志学习！学习他大公无私的共产主义精神！

毛主席说;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如果大量的资金财富都流到少数人受手里,滞留在那里,甚至在那里腐烂,污染我们的环境,而行不成有效健康地流动,那么这个世界就不会和谐和平安。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如果比尔·盖茨的共产主义精神，能够形成燎原之势、在全世界流行起来的话，那么我们的世界将是一个大同的世界、一个可持续发展、良性循环、和谐的世界。

殊途同归，那一天还远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