晏阳初与定县乡村建设

晏阳初与定县乡村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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晏阳初（1890―1990)，平民教育家，四川巴中人，1916年赴美，曾就读于耶鲁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1920年8月回国后,即投身平民教育运动，号召“除文盲、做新民”；1923年3月26日组织成立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以下简称“平教会”），任总干事。

在平民教育运动中，晏阳初深感占国家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受教育程度太低，于是决心搞乡村建设。他选择了河北定县（今定州市）作为试验区，带领一批教授、学者、医务人员进入农村，从认字开始帮助农民触摸现代文明。他们的努力使定县成为当时闻名世界的乡村建设实验区，直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定县实验才被迫中止。由于在乡村建设中取得的成绩，晏阳初于1943年在美国曾和爱因斯坦一起被选入“现代世界最具革命性十大伟人”。对于自己献身乡村建设的原因，晏阳初在1940年有过动情的表述：“中国的农民负担向来最重，生活却最苦：流汗生产是农民，流血抗战是农民，缴租纳粮的还是农民，有什么‘征’，有什么‘派’也都加诸农民，一切的一切都由农民负担！但是他们的汗有流完的一天，他们的血有流尽的一日。到了有一天他们负担不了而倒下来的时候，试问：还有什么国家？还有什么民族？所以，今天更迫切的需要培养民力、充实民力的乡村建设工作。”

“民族再造”的乡村建设思想

晏阳初认为，乡村建设的使命既不是“救济乡村”，也不是“办模范村”，而是要立足于“民族再造”这一艰巨而长期的使命。他说：“中国今日的生死问题，不是别的，是民族衰老，民族堕落，民族涣散，根本是人的问题，是构成中国的主人，害了几千年积累而成的很复杂的病，而且病至垂危，有无起死回生的方药问题。”乡村建设就是为解决这一问题而起，“所以说中国的农村运动，担负着‘民族再造’的使命。”

如何完成“民族再造”的历史使命呢？晏阳初认为，中国社会的症候是人民有“四大病”，即愚、穷、弱、私。他提出以“除文盲，做新民”为宗旨，以“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为核心，实施生计、文艺、卫生和公民“四大教育”，即以文艺教育攻愚，培养农民的知识力；以生计教育攻穷，培养农民的生产力；以卫生教育攻弱，培养农民的强健力；用公民教育攻私，培养农民的团结力。具备了这四种力，才可以算作“新民”，才可以达到“固本强国”的目的。

在实施四大教育的过程中，晏阳初特别指出，必须坚持两个原则：一是四大教育不能独立开展，必须连锁进行，整体推进，一环扣一环。二是四大教育应切合农民生活，从真正为农民解决实际问题出发，“要在生活里实地试验，要看是否真能帮助农民的生活，换言之，研究试验的对象与结果，必须切合（农民）生活。”遵循这两个原则，实际上就避免了当时一些人在乡村建设运动中一味鼓吹向西方学习，照搬西方模式的做法。

与四大教育相配合的是运用“三大方式”来具体落实四大教育。所谓“三大方式”，即学校式、社会式和家庭式，在《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定县试验工作报告》中，他写道：“四大教育的实施方式，有学校式以教育青年为主要工作，因青年是国家今日建设之主力军；同时又顾到教育儿童，因儿童系民族复兴的后备队。学校式之外有社会式及家庭式，其目的在使整个社会尽是教育的环境，以免一曝十寒之弊害。”

晏阳初的乡村建设思想立足中国农村社会实际，无论是在宗旨、核心内容上，还是在具体的实施步骤上，都尽力做到符合中国农村和农民的习惯与要求，在实践和工作方法上，注重深入农村、社会调查、研究实验、训练人才、表证推广等。

定县模式

1929年晏阳初带领平教会一批志愿者，在河北定县开展各项平民教育活动及乡村建设实验，受到当地民众的欢迎，及社会各方面的肯定。1932年国民政府第二次内政会议后，定县又被河北省政府划为县政建设试验县。因定县实验在当时产生过较大的社会影响，被许多地区仿效学习，因此其经验亦被称为“定县模式”。

晏阳初及平教会同仁在定县乡村建设中，十分重视社会调查，掌握第一手材料。第一步是先调查每村的情况，包括的项目有每村位置、家数、人数，村长副村长姓名、年龄、职业，可作平民学校的地点，耕地亩数、主要农作物、寺庙及宗教信仰人数等等，非常具体详细。通过艰苦细致的工作，最后摸清了全县的基本情况。

在社会调查的基础上，制定出了切合实际的乡村建设方案。1930年7月晏阳初制定了一个定县乡村建设“十年计划”方案，其实施的主要内容及方式贯穿了四大教育与三大方式。文艺教育方面，在定县实验中主要致力于平民文学、艺术教育和农村戏剧。编辑农民喜闻乐见的文学作品以及简单易认的认字教材，并办了《农民报》。建立广播站，成立农民剧团等等。其中特别注重对农民进行科学知识的传授。生计教育方面，在定县实验中主要致力农民生计训练，设立了生计巡回训练学校，培养“表证农家”，起到示范带动的作用；建立合作组织，至1935年冬，全县成立合作社达130多个；推广优良品种，棉花是定县的主要经济作物，因此主要在全县推广优良棉花种子；改良猪种和鸡种。卫生教育方面，主要致力于保健制度的建立，定县的保健制度分为三级，第一级是保健员，负责村单位的保健卫生工作；第二级是保健所，为区单位卫生机关，负责约3万人口的区域；第三级是保健院，为全县卫生之最高机关。公民教育方面，主要致力于国族精神的培养。

以上四大教育的开展，多采取三大方式进行，即学校式教育，创办初级平民学校、高级平民学校等，其实施的导生传习制度，是定县乡村建设运动中一大特色，目的是以最经济、最快捷、有计划、有组织、能持续、能自动推进的教育方法，来普及大众教育，达到扫除文盲的目的。社会式教育，定县成立了“社会式教育委员会”（后改为社会式教育部），定县的社会式教育有其特定的含义，主要是为了解决农民尤其是平民学校毕业生的继续教育问题，通过同学会这一组织使平民学校的学生毕业后能继续接受四大教育，并通过他们把四大教育推广到农民中去，发挥他们作为乡村建设运动骨干力量的作用。家庭式教育，是联合各个家庭中地位相同的分子施以相当的训练，以增强家庭责任感，实现“家庭社会化”，另一方面使家庭中的所有成员都能得到相当的教育，从而成为有知识、有文化的“新农民”。

定县在县政建设方面也探索了一定的经验，其改革宗旨是建立一个廉洁高效的行政组织。根据这一宗旨，定县所设计的新县政机构分为三级，第一级为公民服务团，是最基层的组织，其主要职能是“培养民力、组织民力、运用民力”。第二级是乡镇建设委员会，代替传统的乡（镇）公所，设委员6―12人，“以本乡镇之小学教师为当然委员及秘书”，同时有乡镇公民大会，对委员会予以监督制约。第三级是县政委员会，委员7―11人，由县长与县政建设研究院院长（晏阳初任院长）商量聘任，同时对原来县政府进行改革，撤销合并原来的机构，仅设立民政、财政、教育、经济、公安五科，精简了人员，提高了效率。

定县乡村建设的困境

定县乡村建设的成就引起国际国内的关注，海内外很多关心农村农民的民间人士与政府官员纷纷到定县考察取经。国民政府专门派官员去定县考察，晏阳初也被邀请到南京中央军校高级班演讲，介绍定县经验，蒋介石亲临听讲，并对定县的做法予以高度肯定。

但是，定县乡村建设过程中也遇到无法解决的问题和矛盾。在实践中，晏阳初逐渐感到要完成定县的研究实验及平民教育的推广工作，仅靠一些学者从学术层面上进行研究实验是不行的，“乡村建设计划，如果不考虑乡村地区的政府和乡村生活中的文化、经济、保健等方面的关系，那就是不完整的和无效的。”另外，当时中国农民处境悲惨的症结在于土地问题，土地问题不能解决，其他改革都是技术层面的努力，无法根本改变农民的命运。对此，晏阳初也明白，1937年他在《十年来的中国乡村建设》中说：“农村经济问题中最严重的，莫如土地问题。”但这个工作显然非一个学者或一个学术团体所能完成的，这牵涉到社会制度的变迁。1985年和1986年，晏阳初两次回到改革开放后的定县，他看到中国农村的巨大变化，感慨地说：“中国农村建设工作做得实在是好，变化出人意料，比较起来，我当年搞的只不过是一种方法的研究。要真正改变广大农村的面貌，还得有现在的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