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科学发展本质探究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8 04:37:22
科 学 发 展 本 质 探 究
----兼谈公平与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地位问题
穆 如 标
学习和贯彻科学发展观，目的是为了指导走科学发展道路。对科学发展本质问题的认识，是关系能否正确把握科学发展重点和如何高效实现科学发展的核心问题，是识别与检验当前政策制度和改革思路是否符合科学发展要求的是非标准问题。对科学发展本质界定的认识层次，是我们党走科学发展道路思想认识境界是否成熟的重要标志，它不仅是党的高级专家、高级领导要研究和牢牢把握的方向问题，也是我们基层党员在学习科学发展观过程中要清楚理解的首要问题。但令笔者忧思的是，由于我们党的意识形态长期把公平的性质内容与社会主义制度形式本末倒置，未能彻底领悟和突破“左”的精神困扰，不得不用关于发展普遍规律问题的一般发展理论，与形形色色的唯心思想作斗争，理应专门研究高级发展问题的科学发展观，还滞留在阐述诸如“要不要发展？”这类低级低效问题的一般发展思维层次上，科学发展本质定义的高级理论问题反而有待拨云见日。
一、科学发展观中几个基本观点的疑议与思考
1、科学发展观是研究普遍发展的一般发展观，还是专门研究科学发展的特殊发展观？
理论是主观对客观的反映，客观决定主观，正因客观有决定性地位，对理论的命名，一般是以研究对象的特征为依据。顾名思义，科学发展观应是以科学发展为研究对象的系统化理论。而根据党的十七大报告(以下简称《报告》)解释，“科学发展观，是对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报告”所讲的科学发展观，是指党关于发展问题的指导方针和战略思想，好象并未明确是专门研究科学发展的理论，而根据“报告”中另一段话“更加自觉地走科学发展道路，奋力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的精神理解，“报告”的本意还是要走科学发展道路。这就让人对科学发展观研究对象问题产生了疑惑，科学发展观是研究普遍发展问题的一般发展学说，还是专门研究科学发展的特殊发展学说？
发展、发展观、科学发展、科学发展观这是四个不同的概念，为了提高讨论问题的效率，我们有必要先理顺它们之间的关系。
发展一词有多种解释，最广义的哲学解释是指“事物由小到大、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的变化”（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P369）。事物有自然与社会之分，发展也就有自然发展与社会发展之分，科学发展观中的发展，显然是特指社会发展，是指社会在人类实践活动作用下发生的变化。
发展观是关于发展问题普遍规律与方法的学说，它是把人类的所有发展现象都作为自己的认识对象，从中研究发现发展的一般规律与方法，正因它是研究发展的普遍性问题，我们也可把发展观称为普遍发展观或一般发展观。
有的同志提出，发展观是关于发展问题普遍规律与方法的学说，既然能称为学说，那它必须是科学的，发展观就是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与普遍发展观没有区分，我们把自己的发展观称为科学发展观，那别人的发展观是不是科学发展观？
要弄清科学发展观与一般发展观有无不同？关键是要澄清科学发展与一般发展之间有无区别。笔者认为，二者之间是有区别的。
发展是指社会在人类实践活动作用下发生的变化，而实践活动是在人的主观思维主导下对客观世界的改造。同样的客观世界，会因思维方式的差异，实践活动的变化结果有优、劣之分，改造客观世界的发展方式也就有高级和低级之别，思维的科学性程度决定发展的高级性程度，在科学思维主导下，人的主观能动性充分发挥的发展，是区别于一般发展的高级发展方式。人们为了强调和尊重科学性思维对高级发展的决定性地位，可把高级发展尊称为科学发展；换言之，为了强调高级发展是科学性思维的目标方向，也可把科学发展称为高级发展，科学发展与高级发展是等同概念。
为了有效地指导人们走高级发展道路，我们有必要把特殊的高级发展方式，与一般发展方式区别开来并进行研究，可以把这种专门研究高级发展问题所形成的系统理论称为高级发展观，并可尊称为科学发展观。当然，一般发展观虽然不是专门研究高级发展问题的理论，但普遍发展理论是指导全部发展问题的正确、科学认识，从宽泛的尊重意义上理解，人们也可把一般发展观尊称为科学发展观。因此说，科学发展观可以有两种理解，从广义角度理解，它是认识和研究全部发展问题的一般发展观；从狭义角度理解，科学发展观是特指专门研究高级发展问题的高级发展观。
广义的科学发展观与狭义的科学发展观在理论上是有不同研究对象的不同体系，它们都是指导发展的科学理论，只是因研究对象的范围不同，在指导发展的过程中各有所长。广义的科学发展观因其具有普遍性，在同发展理论中形形式式的唯心思想作斗争时具有广泛适用性；而狭义的科学发展观是以广义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高级发展为研究对象的系统理论，它是以广义科学发展观的形成为前提，是专门对高级发展问题进行更具体、更深入的认识，其指导高级发展的理论价值层次自然是高于广义的科学发展观，指导高级发展的实践也更具有效性。
科学发展观，既可以广义理解，也可以狭义理解，但它作为一个一元化的科学概念，不能同时囊括两种理解。
笔者认为，从狭义角度理解科学发展观文从字顺，比较合适。科学发展观如果不是专门研究和指导科学发展的高级理论，其理论的高级价值又如何体现，它又如何有效指导科学发展？
我们在明确科学发展观是特指高级发展观的同时，能不能把并不具备高级性特点，但属于党在新的历史时期关于发展普遍规律问题的新认识，一并列为科学发展观？答案是不能直接列入的。科学是系统化的理论，系统理论的形成要以研究对象的一元化为前提，若把普遍发展与高级发展同时作为科学发展观的研究对象，就不能形成以高级性为特征的一元化、系统化理论体系，其结果不仅会把科学发展观降低到一般发展观层次，而且会导致理论的混淆和自相矛盾。我们要想把发展问题的新认识一并列为科学发展观，就必须把发展的新认识，由一般层次，挖掘、提高到高级层次，才能融入科学发展观理论体系。
2、党执政兴国具有时代特征的第一要务是一般发展问题，还是如何科学发展问题？
物质是第一性的，意识是第二性的。“要不要发展？”问题，这是哲学常识就能认识的一般问题，是如同“人要不要膳食？”一样的简单问题。我们要提高发展效率，重点不是去探讨“要不要发展？”这样的低级问题，关键是要抓紧探索如何实现科学发展问题，要把一般发展转变为科学发展，科学发展才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可《报告》是将“必须坚持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列为标题进行阐述。
“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这是一句永远都不会错的普遍真理，但普遍真理往往失之于空。要使普遍的真理有针对性和有效性，必须把普遍真理赋予鲜明的时代特征，“文章合为时而著”，谈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谈的应该是具有时代特征的第一要务。
如果把一般的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具有时代特征的第一要务，不论高级、低级，只要发展就行，那我们党也就没有什么太大的压力和担子。因为发展既受人的主观努力影响，也有社会客观的自身运动影响。党即便不作为，社会也在变化、发展。变化发展是永恒的，关键是发展能否合乎人们的高级性目的。随着国际政治的多极化趋势进一步发展，世界变得更加复杂，世界的竞争和斗争更加激烈。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在这种激烈的世界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是不能满足于一般的发展，必须使自己迅速强大起来。强大自己最科学、有效的办法，就是走高级的科学发展道路。我们必须有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要自加压力，把科学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具有时代特征的第一要务。
走高级的科学发展道路，是社会发展的大势所趋，那我们为什么还把目光滞留在“要不要发展”这个一般问题上？为什么“发展是硬道理”能如响彻云天的惊雷？其社会历史背景是有中国特色的。
由于中国人民曾饱受封建帝国主义的压迫与侵略，有强烈的阶级仇恨。解放后，不是冷静深思资本主义国家为什么有能力侵略自己，激励自己要学习先进、赶超先进，而是从主义出发，把社会主义当性质坚持，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即便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时代，“左”的敌视资本主义制度的思想仍盛行，思维病态到把资本主义制度中的先进制度也作为自己仇视的对象而对立和拒绝，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前，发展因“仇资”情结在“姓资”、“姓社”问题上纠缠不清，简单、低级的要不要发展问题，当时反而成为党执政兴国的敏感矛盾。
“要不要膳食问题”，在正常人是不用考虑的问题，但在膳食前先要看看膳食里有没有主的标签，或膳食里有没有邪魔的精神病人身上，要不要膳食问题就是一个大麻烦。
邓小平同志的南巡讲话，不是其道理有多么深奥、高级，而是其以超人的胆识，冲破了政治上长期压抑人的“左”的精神枷锁，代表全国人民心声，喊出了人所不敢言的“发展是硬道理”这一时代的最强音，它产生的效果是惊人的，但用的其实只是治疗主观主义疾病的一般发展理论。领会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的重要意义，关键是要学习他老人家的胆识和魄力，以及他解决问题的艺术魅力。我们要把“发展是硬道理”的普遍常识作为有力武器，和那些不从发展的实际出发，偏爱从主义出发的人，进行“是”与“非”的理论斗争，不可误把发展的一般常识，当成科学发展的高级理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不能滞留在“发展”的一般提法上，应把科学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具有时代特征的第一要务。
3、科学发展观分述了几个基本观点，那究竟什么是统帅基本观点的一元化本质？
什么是科学发展？《报告》指出：“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从报告表述的方式看，这是在回答什么是科学发展观，但从其内涵的四个观点看，它又似回答什么是科学发展。如果按其是在回答什么是科学发展观，不是在回答什么是科学发展理解，那就有一个究竟什么是科学发展的疑问，若科学发展观不回答首要的科学发展本质问题，科学发展观也就没有了科学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报告》中的“四个观点”像是谈科学发展本质问题，笔者下文也依其是解答科学发展的本质来理解。然而，本质的认识必须是归为一质的一元化定义，《报告》分述了四个观点，这又产生了“统帅科学发展观四个观点的一元化本质究竟是什么？”的新困惑。
“第一要义”、“核心”、“基本要求”、“根本方法”都是本质问题的基本观点，如果我们根据四个观点重要性的细微差别去思量，“核心”最象统帅“本质观”的“本质”，依此可推出：“科学发展的本质就是以人为本”的定义。发展的最终目标不是为了物，更不是为了神，而是为了人，“以人为本”是发展目标的本质，但发展的实践过程是客体主体化与主体客体化的双向过程，实现发展目标的手段行为既要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但也必须尊重客观规律。在科学发展本质定义问题上，如果只强调“以人为本”，似有只见主体不见客体的片面性问题。
孤立地理解四个观点中的每一句话，每一句话都不能成为科学发展本质的科学定义，那我们把四句话联系起来又将如何？
众所周知，定义的形式是“邻属”+“种差”，“发展”显然是科学发展的“邻属”， “种差”只能是 “以人为本”、“ 全面协调可持续”、“统筹兼顾”。据此，可把四个观点变形为“科学发展就是以人为本、统筹兼顾、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的一元化定义。冒昧地说，根据这样的定义理解，看不出科学发展区别于其他一般发展的高级性，尤其是它难以推理出市场经济道路是科学发展必由之路的科学结论，落后的计划经济发展方式好象也合乎它的要求。计划经济为主体的模式就是特别重视人的“人力化”经济，而且也一贯提倡走群众路线，和“以人为本”思想并不矛盾；计划经济也坚持全面、协调、持续、快速发展的要求，符合“全面协调可持续”精神； “统筹兼顾”思想更是计划经济特色，计划部门主要任务就是计划“统筹兼顾”方案。
由上可见，现行的科学发展观，对科学发展本质的认识，还没有形成一个概括高级发展特征的一元化定义，科学发展本质问题还有待探究，这也正是本文讨论的核心问题。
4、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发展的科学性在科学发展观中居什么地位？
“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这是《报告》的重要论断。但《报告》的下文，又是论述“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是发展”。
要务是实践活动中的重要任务，要义是指“重要意义；实质性要点或要旨”，要义和要务是有区别的不同概念。由于《报告》作出了“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的论断，但又没有进行理性阐述，这就留下了“为什么说发展是科学发展第一要义？”的悬疑。
在此悬疑问题上，科学发展观的辅导材料避而未谈，网上看到的一些解释，有的是前后不一，有的是偷换概念，错误的形式多种多样，由于这些解释不是权威性、规范性答案，笔者不去一一否定。现在只从“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的判断本身进行辨别。
“第一”， 是一个相对概念，不是绝对概念，要弄清“发展”是不是科学发展的第一要义，我们必须找到与“发展”相对应的对手才能考察。发展遇到的“对手”不同，它的地位是不同的。科学发展是具有高度科学性的发展方式，与“发展”对应的矛盾对手只能是“科学性”。
事物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在科学发展概念中，发展是普遍性，科学性是特殊性，普遍性与特殊性都是事物质的规定性，考察普遍性的发展与特殊的科学性谁是第一性的问题，也就是要搞清普遍性与特殊性在事物的质中，谁更有决定性地位。
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中指出：“物质的每一种运动形式，必须注意它和其他各种运动形式的共同点，但是，尤其重要的，成为我们认识事物的基础的东西，则是必须注意它的特殊点，就是说，注意它和其他运动形式的质的区别。只有注意了这一点，才有可能区别事物。任何运动形式，其内部都包含着本身特殊的矛盾。这种特殊的矛盾，就构成一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特殊的本质。这就是世界上诸种事物所以有千差万别的内在的原因，或者叫做根据。”
根据特殊性决定事物本质的矛盾论原理，科学发展的第一要义，不是普遍性的“发展”，而应是发展的科学性。按一般发展原理，“发展是硬道理”，而按科学发展原理，“硬发展是没道理的”。我们天天讲科学发展，发展的科学性在科学发展观中怎能没有位置？
5、根本方法是必要条件与充分条件的统一，统筹兼顾具备科学发展的充分条件吗？
“科学发展观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这是科学发展观的又一重要论断。笔者认为，《报告》针对发展中长期积累的矛盾和问题，提出统筹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五个统筹”思想，切中时弊、非常必要，科学发展要坚持统筹兼顾方法是正确的，但把统筹兼顾概括为科学发展的根本方法似有以偏概全问题。
根本方法是必要条件与充分条件的统一，说统筹兼顾是科学发展的根本方法，就可以说，要实现科学发展目的，就必须实行统筹兼顾方法；实行了统筹兼顾方法，就一定能够实现科学发展。
什么是统筹兼顾？统筹：通盘筹划；兼：本义为一手执两禾，引伸为同时进行几桩事情或占有几样东西；顾：照顾。统一筹划，全面照顾。根据统筹兼顾的本身含义理解，它的系统观、全面观是科学发展必要条件没有问题，但它作为科学发展的充分条件，至少有以下几点值得商榷：
第一，目标模糊。它没有回答筹划、考虑和照顾要达到的具体的目的标准，对如何统筹兼顾事实上是没有可检验的准绳，人人都可把自己的思想和决策行为称为统筹兼顾，这必然会导致操作上各取所需的随意性。
第二，手段不明。方法是目标与手段的统一，统筹兼顾虽然对目标没有明确的标准，可毕竟对目标已经有了筹划、考虑和照顾，但对手段问题只字未提，这就是说，发展手段既可以是法治方法，也可以是人治方法，既可以是市场经济为主体模式，也可以是计划经济为主体模式。
第三，效果不佳。由于统筹兼顾存在目标模糊、手段不明的不足，理解和执行都有随意性，怎能保证发展方法的高级性，也就很难有理想效果。党中央非常重视统筹城乡发展，把三农问题作为重中之重，但缩小城乡差距问题为何收效甚微？原因在于统筹兼顾方法没有明确有效的目标和高明有力的手段。
再从发展的历史看，统筹兼顾并不是新的方法，“统筹兼顾，各得其所。这是我们历来的方针。”注：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
科学发展方法是可以实现中华民族繁荣昌盛、伟大复兴的特殊的高级发展方式，是以高级美好发展目标与高明有效发展手段为特别要求的确定性方法，而统筹兼顾方法是正常人行为决策的普遍思维方法，是可长可团、可进可退的不确定性方法，在未赋予美好的定数目标与高明的定规手段之前，灵活无型的统筹兼顾方法本身尚不具备科学发展的高级特征，自然也就不能构成科学发展的充分条件。
事实上，我们研究科学发展的本质，就是研究发展的高级方法，科学发展的本质就是科学发展的根本方法。我们搞清了科学发展的本质，也就掌握了科学发展的根本方法。
6、中国是选择走社会主义性质的道路，还是选择走高级的科学发展道路？
根据《报告》中 “更加自觉地走科学发展道路，奋力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理解，我们党既想走高级的科学发展道路，又要坚持走社会主义性质的道路。然而，社会主义道路是以社会主义为出发点，以公有制为主体，以消灭剥削为目标特征，以主观判断性质“姓社”为要求的发展道路；科学发展道路是以客观发展为出发点，以高效的市场经济为主体，以可以实现的理想为目标，以发展方式高级为要求的发展道路。这两条道路不是等同关系或包含关系，而是交叉关系。
从发展的实践角度看，道路有多条，但我们只宜选择一条理想道路。同时走两条交叉的道路，走的必然是弯路。从发展的理论角度看，发展的具体实践是多元化的，但抽象的理论必须是一元化的，如果把不分低级与高级的社会主义，与高级的科学发展一并作为研究对象，理论上必然会自相矛盾。不管是从实践还是从理论上看，我们只好在社会主义与科学发展两条交叉道路中择一而行。
走高级的科学发展道路，是人类社会共同的美好愿望；社会主义虽不是以高级发展为特征要求的道路，但这是社会主义的性质问题，而性质问题是旗帜问题，也不能不坚持。
关于“中国为什么一定要坚持社会主义”的文章，在中国的主流媒体上是铺天盖地，
中国究竟是从主义出发，选择走社会主义性质的道路，还是从发展的客观实际出发，选择走高级的科学发展道路？
在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我们党被“姓资”与“姓社”问题所困扰，而今，在科学发展道路上，我们又遇到了社会性质问题这一拦路虎。
社会性质问题是让人苦恼的大问题，过去一直说不清这个问题。令人鼓舞的是，对发展目标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以人为本”思想，是对“社会为本”思想的重大突破，为我们认识社会性质这个大问题打开了新思路。
鉴于社会性质问题的重大与复杂，本文第二部分先专门探讨社会性质问题。
二、正确认识公平与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地位问题
1、“公平”是检验社会性质的唯一标准。
《报告》在论述“以人为本”思想时指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党的一切奋斗和工作都是为了造福人民。要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泛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保障人民各项权益，走共同富裕道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根据“以人为本”思想，检验社会性质的最终标准必须是“人心”，当然，这个人心不是哪个个人的私心，而是广大人民群众人心所向的“公心”。公心有多方面的要求，但有两个基本方面，一是发展生产力，过富裕生活，简称发展；二是在创造财富的机会面前和劳动成果分享过程中，大家享有平等的权力，简称平等。发展与平等都是大家的公心要求。发展与平等在公心中谁居决定性地位？显然是平等。如果有两种发展模式必择其一，一种是社会在发展，自己反而处于被压迫的不平等地位。一种是因生产、技术水平等原因，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偏低，但大家的社会地位是平等的。大家宁愿选择后一种模式，没有人会愿意选择前一种模式，这就是古人所说的“不患寡而患不均”。
平等是公心的稳定性和必然性要求，社会平等与否，是社会的性质问题。平等在公心中具有质的特征和地位，它是划分社会性质的标志，平等的社会一定是政治进步的社会，不平等的社会一定是政治落后的社会。政治落后的程度如果达到社会成员不能容忍的极限，人们就会不顾流血牺牲与之抗争，人类社会波澜壮阔的斗争史，就是广大人民群众为改变自己不平等命运的抗争史。
发展是公心中的变异性和程度性要求，在公心中具有量的特征，发展的量变不是社会的性质问题。当然，如果收入分配两极分化问题过度，量变引起质变，它也就决定社会的性质，但之所以会有两极分化的量变，其根本原因还是因为权力的不平等。可见，对社会性质的检验，不管是先检验权力平等问题，还是衡量发展的量有没有形成质变，归根结底、唯一检验的就是公心中的平等问题，平等是是检验社会性质的唯一标准，但平等标准不是简单、机械的平均主义，它是根据公心的目标愿望和公心的不同手段，采取不同的平等方式，例如，在社会秩序面前是适用法律人人平等，在市场竞争面前是创业机会人人平等，在享有公共保障面前是被保障条件人人平等。为了强调平等是属于公心中的平等，人们是将公心中的平等概括提升为公平。同理，我们也有必要将“平等是检验社会性质的唯一标准”提法，提升为“公平是检验社会性质的唯一标准”提法。
把“公平”作为检验社会性质的唯一标准，不仅符合科学发展观中的以人为本思想，也与人们对公平的通俗理解一致。人们在评论政策制度合理不合理时，事实上都是以公平不公平为标准的，公平就是理，符合公平要求的行为才是正义的公正行为。公平是百姓心中衡量社会性质的一杆秤，是广大人民群众识别社会发展性质方向的眼睛，是所有文明进步的国家都应始终高举的正义旗帜。
公平问题是社会性质问题，是方向、旗帜问题，但公平问题常常被含冤误解和曲解，如“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分配原则，把效率与公平不当对立，就是对公平的极大误解，鉴于该分配原则在《报告》中已经淡化，本文不再对其错误展开讨论。
2、公平与社会制度在性质问题上是内容与形式的关系。
公平是社会性质的标准问题，社会制度在社会性质中居什么地位？社会制度是为了满足人类基本的社会需要，在各个社会中具有普遍性、在相当一个历史时期里具有稳定性的社会规范体系，它是为实现社会公平愿望的服务形式，它与公平的关系是形式与内容的关系。公平的内容，需要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形式，先进的内容需有先进的形式，但先进的形式不是唯一的，是可以多样的，可以交叉的，可以结合的，在不同的领域、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时期，可以采取不同的制度，“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就是最好的证明。社会制度形式可以作为分析比较社会性质优劣的参考，但不能作为检验社会性质的标准。性质问题是是非问题，它的标准只能有一个，如果把社会制度形式作为唯一标准，就会犯排斥其他制度形式的形式主义错误，最终必然要走向唯心主义。邓小平同志在南巡讲话时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事实上，不论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的制度形式，都是为公平服务的手段，真正区分社会性质的标准，只有公平问题。那怕是资本主义国家，它的制度如果体现了公平，代表了大家的公心，那这个制度也是先进的制度。反之，即便是社会主义国家，制定的制度如果违背了公平的愿望和要求，即使有社会主义标签，这个制度仍是落后的制度。我们要学会用公平的标准去甄别制度性质问题，即便是我们仇恨的剥削制度也要用两点论去看待。
“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1992年1月18-
在剥削问题上，我们必须肯定剥削有消极性一面，特别是带有阶级压迫性质的剥削还有其反动性一面。但即便如此，也不能把剥削问题一棍子打死。因为公平的愿望，既有追求平等的性质愿望，也有发展生产力的程度愿望。当无产阶级取得胜利，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稳定后，人与人之间在政治上已经平等，公平问题的主要矛盾已经不是政治问题，而是发展生产力问题。要加快生产力的发展，就要调动一切生产要素的积极性，调动积极性的最有效办法，就是让生产要素在创造财富的同时，让各种生产要素也能相应剥取利益成果之削，这是我们必须遵循的人类社会的历史规律，也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公平愿望。
一个有平等政治权力的人，他是选择没有剥削，但一天只有10元人民币的保障收入，还是选择经济上虽被资本、技术和管理剥削，但自己一天能有100元收入的生活？大批待业的人，多么渴望自己能有后一种被剥削和参与剥削的就业和创业机会。
既想马儿跑，又想马儿不吃草，是不现实的。既能消灭剥削，又能实现生产力高度发展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一百年也实现不了的目标。人的平均寿命未超过100年，按以人为本位的思想，100年都实现不了的愿望，可以进行研究和探索，但不能作为现实的客观制度。所以说，既能消灭剥削，又能实现生产力高度发展的社会主义制度，在当代社会是没有客观根据的制度。根据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状况，社会主义制度概念所想指的没有剥削性质的非盈利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在中国只能定位为初级阶段，尚不具备成为全面的或主体的制度条件，更不能把这类非主体的、片面的制度形式绝对化为是非性质问题坚持。
3、公有制为主体的集权管理制度与公平要求背道而弛。
建国以后，中国是按照消灭剥削的主观愿望，参照前苏联的计划经济管理模式，建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的集权管理的社会主义制度。计划经济管理模式的落后性已被证明和认识，但以公有制为主体的集权管理制度的落后性并没有被充分重视和深刻认识。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有资产管理制度改革经历了一系列的改革和调整，集权的程度和公有制经济的比重都有所下降，但我国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集权管理制度模式的现状和性质并没有彻底、根本转变。
平心而论，共产党是代表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党，强调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制度，大多是出于“公有制比私有制公平”的“公心”认识，而且，在建国初期的特殊时期，国家为了稳固政权，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的集权经济制度，作为过渡政策是必要的；即便是在市场经济时期，保留部分公有制经济，适当的集权也是可以理解的。问题在于，人们万万没有想到，当初认为无产阶级被剥削的根源在于生产资料的私有制，要改变可恨的剥削制度，必须实行公有制，公有是公心，那私有就是私心，按“私有制是私心”推出的“公有制比私有制公平”的“公心”结论，恰恰表明我们思维的简单与低级，是对公平之心的特大误解。殊不知，公心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愿望，它不是独立、自在的客观事物，而是来源于大家共同的私心。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私心与公心并不是对立关系，与公心对立的私心只是少数贪图或损害他人权利的私心。符合公心的私心与不符合公心的私心有着本质的区别，为了区别这两种不同的私心，我们可以把后一种私心特称为贪心或坏心。
由于我们只看到了公心与私心的对立，却忽视了公心与私心的统一，出于“公心”否定私有制的社会制度，在否定贪心与坏心的同时，也因噎废食否定了广大人民群众与公平之心相统一的正当的私心。没有看到，广大人民群众并不反对自己拥有生产资料和得实惠的私有制，并不反对别人在公平政策下，用勤劳节俭的正当手段积累资本促进发展的私有制；反对的是容易使坏人用不公平、不正当手段完成资本原始积累的社会制度，反对的是财富向少数人过度集中的两极分化制度，反对的是让少数人占有生产资料，大多数人受剥削的私有制，反对的是不利于社会和谐发展的一切不公平政策制度。我们以“私有制就是私心”的绝对、机械思维为出发点，全盘否定私有制，推出的“公有制比私有制公平”的“公心”认识，并未真实代表广大人民群众内心深处渴望“公平私有制”或“和谐私有制”的公心；相反，我国现行的公有制为主体的集权管理制度，事实上已有较多成分是代表既得利益集团特权的私心。
本来，国有的财富是全民的财富。如果出于公心，实行民主经营，财富主体上为民众所有，走藏富于民道路，既体现民主，又产权清晰、责任明确，政府不用担心资产流失问题，民众会珍惜自己拥有的泉水，会利用这点泉水为自己的生存与发展增强活力，广大人民群众对经济资本的渴望犹如久旱盼甘霖。然而，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的集权式经济管理制度，大量的资源、资本、财政被以国家的名义集中、垄断，走集富于权的道路。庞大的财富让少数有权人掌管、裁决，但这些资财又不属于掌权人个人所有，在特权机会面前，有很多忘记了胡锦涛总书记“三个为民”思想，不能战胜自我的人，自然会产生“有权不用，过期作废” 的贪图享受思想，他们慷国家之慨，挥金如土、大手大脚、奢侈浪费，过着养尊处优、有权就有一切的锦衣玉食生活，有的人还犹显不足，觉得产权虚置的公共大草堆，谁不扯谁吃亏，有的拿全民所有的资产做系统内部职工的人情，挖空心思花钱，高工资、高奖金、高福利、高补贴、高费用，中央国有企业职工的收入水平长期数倍于中国普通劳动者的平均收入水平，令人瞠目的是，一些国有企业高管的年薪有的已经是数以百万计的天价，人民群众已把一些因不公平政策制度而获取高价薪酬的国有企业高管，愤怒地比喻为“不逮耗子也有鱼吃的‘肥猫'”；中央机关的“公仆”岗位已成世人羡慕的金饭碗；中国公款吃喝、公车私用、公费出国旅游的“三公”消费领先世界，屡禁不止。“公有制”把本应由全国人民共享实惠的国有资产和财政，不少已变为国有企业内部独享实惠的私有地和掌权人的安乐窝与摇钱树。更有甚者，有的当权者趁机以权谋私、中饱私囊、贪污受贿，不仅自己建老鼠仓，而且还内外勾结、里应外合，一起变戏法似地蛀空国有资财。
高度集权的公有制经济体制，表面上是“大公”无私的社会主义社会，实际上是剥夺了广大人民群众自我作主的经济管理权力，将真实的民主变为虚化的民主，将民主社会变为权力社会、关系社会。你要想加快发展和过富裕生活，就要学会和权力结亲。集权制度让权力有了兴风作浪的法宝，公有制节外生枝的产权虚置问题，又为腐败之风的盛行打开了方便之门，以至改革开放的成果，正既有明火执仗的形式，也有悄悄的方式，加速向权力腰包真实集中，广大农民由于远离政治中心，不易攀上权力的高枝，难以充分享有改革的成果，社会两极分化日益严重，经济运行中的矛盾日趋加深，并不断扩散。
社会主义是防止两极分化的共同富裕制度，中国两极分化程度反而超过资本主义国家，反证的事实充分证明，高度集权的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模式，与广大人民群众的公平愿望和要求是背道而弛的，是一种极不公平的落后制度。
4、将制度形式当性质坚持是中国发展落后的重要原因。
建国后，在怎样建设新中国的问题上，由于我们在思想认识上至今都有思想误区，没有意识到公平与社会主义制度在社会性质问题上是内容与形式的关系，把公平与社会制度的性质地位本末倒置，错将社会主义制度形式当作性质问题长期坚持。在思想路线上，把社会主义制度形式奉为神灵不容怀疑，紧锢人们追求真理的探索，甚至对怀疑和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人实行政治迫害，即便在改革开放的新时代，也始终把坚持社会主义当作原则，什么制度都要贴上社会主义标签，民主不称民主，要称社会主义民主；市场经济不称市场经济，要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甚至对已经是没有争议的和谐美好社会，也要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说资本主义一万句不好的话没有事，公开说社会主义制度一句不好，都要怀疑你党性有问题，意识形态领域左倾思想泛滥到人们只敢反右而不敢反左的严重程度。令人欣慰的是，邓小平同志的“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的一针见血讲话，舒缓了一下紧张的政治空气，加之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的第四代领导集体广开言路，从善如流，笔者今天才敢在“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牺牲精神激励下，怀满腔热血，冒政治风险，探讨和质疑有碍中国发展的形式主义理论。思想是无罪、自由的，如果反映人民心声的言论甚至思想都不自由，这样的社会制度，怎能是先进的制度？
改革开放前，由于思想的片面和僵化，一切都要与资本主义对立，对资本主义国家实行的制度，不论其先进与否，一概拒之门外，走不切实际的大锅饭养懒汉发展道路，国家被引向贫穷落后。
改革开放后，实际上走的是尊重和承认资本在经济发展中要素地位的改革道路，但由于我国一直打的是社会主义旗号，引来了改革姓资与姓社的争论，使改革走的是进三步退一步的弯路。更遗憾的是，反对派和改革派都没有意识到社会主义制度只是形式问题，双方都争着打出“社会主义”的旗号，一个以“违反社会主义原则”、“背离社会主义道路”为借口来攻击改革，一个以“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来为改革辩护。而问题的症结恰恰就在他们都没有争议的社会主义制度上，把可以多样化的制度形式，误成唯一性的性质内容。
在我们国家长期被意识形态的精神问题所困扰，思想僵化和经济发展落后的同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反而采取实事求是的务实态度，融合社会主义制度中积极的内容，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修正和完善，缓和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矛盾，迎来了资本主义国家的繁荣、稳定发展。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有差距是可以理解的，但新中国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六十年，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融合背景下，差距的程度之大是不应该的，我们理应反省自身的思想、制度原因。
5、“社会主义”定义多元化是形式主义泛滥的理论根源。
将社会主义制度形式当性质坚持，把国家的发展引向落后，我们为什么还要毫不动摇地坚持社会主义发展方向？问题的理论根源在于社会主义概念定义的多元化、唯心化！
根据童星主编、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一书介绍，“社会主义”这一概念在人类历史上几经演变，它在科学的意义上具有三个涵义：一是关于无产阶级解放的历史条件、基本途径和根本任务的科学理论；二是无产阶级领导广大被压迫阶级和被压迫民族推翻资本主义统治、建设新社会的现实运动；三是胜利的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以后建立的以消灭剥削、发展生产力、实现共同富裕为目标的社会制度。因此，社会主义是科学理论、现实运动和社会制度的统一体。现实中，人们对社会主义概念也基本上是这样理解的。
科学是一门运用概念的“艺术”，它的细胞是概念，概念必须明确、一义，否则会导致思维的混乱。说“社会主义”有三个涵义，首先在形式上就违背了概念的一义性要求，已经有了唯心的嫌疑。根据上述三个涵义的最后一句总结，社会主义是科学理论、现实运动和社会制度的统一体，“统一体”的解释在形式上虽然可以解决概念的多义性问题，但这种“统一体”的内容必须有内在统一的客观性，不能凭主观愿望任意统一、概括。我们可以对具有相同属性的不同概念向上概括出“统一体”式的属概念，但概括是有极限、有原则的，不能对属于不同哲学范畴中的概念再进行概括。因为哲学范畴就是将种概念概括到不能再概括的程度所形成的概念，它是外延最广的概念。第一种含义是科学理论，属于主观范畴；第二种含义是现实运动，属于客观范畴，第三种含义是社会制度，也属客观范畴。主观与客观是哲学中的一对矛盾范畴，我们不能将科学理论与现实运动、社会制度三个涵义概括为社会主义“统一体”概念。科学理论与现实运动、社会制度之间是可以统一的，但这种统一，不是直接的同一，而是有区别的、对立的、辨证的统一。如果我们平时随便说说，为了叙述的简便，把“三种涵义”都称为社会主义也就罢了，但既然作为性质、原则、旗帜问题，那必须用准确的概念去区分，不能把他们同称为社会主义。这就象张三照镜子，镜子里有一个反映张三的影子，如果不讲究，可以说镜子里的影子是张三，但严格地讲，镜子里的影子不是张三，影子不具有张三的人性，它只是张三形式的影子。张三属于人的范畴，张三的影子属于影子范畴，如果把张三与反映张三的影子概括为张三的统一体，这个“统一体”一定是变化莫测、令人恐怖的怪物。
张三与反映张三影子的“张三统一体”概念是不存在的虚伪概念。同理，三位一体的“社会主义统一体”，也是不存在的概念。
由于我们没有认识到社会主义概念三个涵义的原则区别，对社会主义概念按主观愿望想当然定义，把理论、实践、制度等多元性问题，一律武断为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概念已经可以根据人的主观需要，成为时而是主观、时而是客观、时而是内容、时而是形式的“超级概念”，在意识形态领域也就能“随心所欲”、“战无不胜”。
科学认识社会主义，必须对多元化的社会主义概念进行一元化的修正、规范，首先要搞清社会主义究竟是属于什么范畴的概念！
从社会主义概念的演变看，把社会主义理解为第一种含义（即社会主义理论）比较合适（为区别概念，下文将一元化理解的社会主义全称为社会主义理论）。也就是说，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理论的简称，后两种含义不是社会主义理论，为防概念的混淆与误解，它们也就不应再简称为社会主义，可将似是而非的社会主义制度改称为人民民主制度。
我们将多元化的社会主义概念，修正为社会主义理论的一元化理解，再看依“社会主义是救国救民的必由之路”推出的“毫不动摇地坚持社会主义发展方向”观点是否正确？
中国革命的胜利，离不开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社会主义理论确是起到了帮助中国人民救中国的作用，但如果严格讲，仍不宜说是社会主义理论救中国。从本质上说，中国革命的胜利，是中国人民为公平斗争的胜利，是民主斗争的胜利，救中国的是中国人民自己，是人类自己解放自己的胜利。如果没有中国人民的浴血奋斗，仅凭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能救中国吗？退一步，从感恩角度说，在当时的斗争环境下，社会主义理论代表了广大被压迫人民渴望解放的公平愿望，对于鼓舞中国人民斗志，加速中国解放事业，确是发挥了重大作用，我们可以承认“社会主义是救国救民的必由之路”，但即便如此，逻辑上也不能推出毫不动摇坚持社会主义发展方向的必然结论。这就象张三得病后，是吃药救了张三，张三病好后，难道还必须坚持天天吃药吗？社会主义理论是关于无产阶级解放的科学理论，中国已经解放六十年，主要矛盾早就不是解放问题，而是发展问题，我们还把六十年前指导我国解放的理论作为毫不动摇的坚持方向?
解放前，“三位一体”的社会主义超级概念，尽管有多元化的唯心性问题，但由于建国前还没有遇到如何建设国家的主要矛盾，对社会主义的理解主要是应用如何解放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而一元化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指导中国人民解放运动过程中的作用确实是有效的，也正因中国人民在流血牺牲的长期斗争中，终于找到了救国救民必由之路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对社会主义有意犹未尽的深厚感情。建国后，自然是毫不犹豫地走社会主义道路。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的注意力逐步由解放问题向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制度国家问题上转变，对社会主义的理解，也由原来一元化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不知不觉演变为“三位一体”的多元化社会主义概念。中国人民也就由原来信仰一元化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变为信仰后来的多元化社会主义。
多元化概念不符合人类的认识规律，对包含三种涵义的社会主义，没有人能作出经得起逻辑推敲的严密定义。按理，人们应对没有科学定义的多元化社会主义进行理性反思，“三种涵义”的社会主义概念多元化矛盾虽然深奥，但在反思过程也是能发现的，可中国已把社会主义视为信仰问题，而信仰问题是“不能”怀疑的，即便“社会主义究竟是属于主观范畴还是客观范畴的概念”这一基本问题都没搞清，也要在探索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社会主义在中国已被拔高为只能探索不能怀疑的原则性问题。
概念的多元化问题，在理论上本来就相当绕人，国家又一直把社会主义制度当社会性质问题，谁既能、又敢用一元化的科学思维和发展变化的怀疑目光去冷静、仔细、理性思考社会主义概念多元化问题？多元化的社会主义也就成为国人的思维定势，成为党统一人们建设新中国的思想路线。其结果是导致中国意识形态领域教条主义（动辄引经据典）、形式主义、主观主义、封建主义的阴影挥之不去，为后来的“大跃进”和“十年内乱”，埋下了“左倾”、“幼稚”、“狂热” 等可怕种子，严重延误了中国走向民主、富强的进程。中国若没有邓小平用“中国特色”的绝妙提法，对唯心、极左的社会主义思想路线进行事实上的模糊与调整，完全走“正宗”的社会主义道路，其后果必定是不堪设想。
6、要用一分为二观点评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社会主义是救国救民的必由之路”，不能作为论证“毫不动摇地坚持社会主义发展方向 ”的根据，那我们再来看看“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的观点，能否作为毫不动摇地坚持社会主义发展方向的根据？回答这个问题前，请先耐心看一个“肉药”的例子。
张三有一次误食不洁肉食后上吐下泻，吃了中草药后，不吐不泻。张三从此认为，肉食是有毒的，是中草药救了他的命，之后再也不吃肉，天天坚持吃中草药。张三由于长期不吃肉，营养不良、身体虚弱，如果有谁劝他停药吃肉，他就要跟谁玩命，而且还坚持宣传说，肉里有毒，自己就是被肉毒过的，肉不能吃，是中草药救了自己的命，这是铁的事实，自己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吃中草药。张三由于吃药不吃肉，身体日益虚弱。此时，有一位智者，想出了一个办法，把肉搅碎掺在药里，说这是新配方中草药，张三吃了新药后，身体虽不如正常人强壮，但毕竟是一天天好转。试问，“只有新药才能使张三身体强壮”的观点对不对？
根据张三的实际情况判断，张三的思维方法或精神已经有问题，如果按正常人思维，直接劝其停药吃肉，理论是对的，但将遭到抵抗和攻击，不能解决实际问题；而智者采取的肉药办法，是用非理性的精神思维办法，让拒绝吃肉的人不知不觉吃肉，达到了有效解决实际问题的目的，“只有新药才能使张三身体强壮”观点，在特定的条件下是正确的。但肉药的办法是对付精神病人的绕眼法，对于正常人来说是麻烦、累人、低效的不可取方法。张三的身体和自己的过去比是好转的，但由于他过的仍然不是正常人的生活，加之是药三分毒，他的身体也不能和正常人比，长久之计必须想办法让张三能象正常人一样健康生活。
改革开放前，尽管以计划经济为主要特征的社会主义制度把中国引向落后式发展，人民过着苦行僧的生活，但人们思想封闭保守，不知道外面的世界很精彩，过的是轻发展、重精神的“革命”岁月，在极左思潮泛滥的特殊时期，改革的领导者如果不打“革命”的社会主义旗号，甚至会成为被革命的对象，不管你正确与否，都将无法推行改革。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和历史背景下，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改革，相当于让有精神毛病的人吃“肉药”，是用主观的办法对付主观主义，达到客观发展的进步目的。“打左灯，向右拐”在当时是有效解决实际问题的创新方法，这种处理问题的艺术性也是令人佩服的。从权宜之计角度看，“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的观点是积极的。不容回避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虽然在事实上起到了对社会主义进行务实化修正作用，有向客观、正确发展方向靠近的重大积极意义，但由于它的旗号形式与其改革内容有不统一现象，这一方面使中国改革的理论是非争议不断，不能及时理清深化改革的思路，会影响改革向正确方向推进的准度和力度，仍然会延误中国改革的进程。更重要的另一方面，由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仍然把社会主义制度形式当性质问题坚持，集权的公有制经济在国家管理中长期占主体地位，这不仅让依靠权力寻租的人从容饱餐改革成果，而且让享有特权的既得利益集团始终有社会主义制度的唬人大旗，对怀疑和否定公有制的舆论与理论进行限制甚至管制，改革的思索需要绕开集权的公有制这类敏感话题，而这些问题恰恰又是症结性问题，以至出台的政策制度往往都有夹生饭问题，科学发展机制无从构建。宏观经济政策长期实行虚置的产权制度、集权的财政制度、粗放的税率制度、左偏的分配制度、不均的保障制度……集权经济体制使利益部门化成为痼疾，腐败之风盛行不衰，国有资产漏洞难防，社会两极分化纠正不易，企业不能充分发挥其应有的生机与活力，中小民营企业生存环境艰难，市场经济的自由大道，已被权力异化为崎岖不平的狭窄弯道，经济的增长不是走良性循环的可持续发展道路，不少是以国有资产的流失、物质资源的大量损耗、稀缺资源的贱卖、环境的污染、生态的破坏为代价，经济运行中的深层次矛盾始终难以解决，改革的实践道路走得异常艰难曲折。可见，如果我们用一分为二的全面思维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虽比“正宗”的社会主义道路明显进步，比资本主义道路更符合中国的国情，但由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号中仍有“社会主义”的主观性成分，使不公平的垄断集权行为有了赖以坚守的公有制为主体制度堡垒，它在发展性质上始终有不符合广大人民群众公平发展愿望的成分；它在发展方式上也没有充分体现高级发展的科学性特征，它并不是人类社会最理想的发展道路。
科学发展道路是高级发展道路，是人类社会的必由之路，科学发展才是中国人民的人心所向。从长远看，科学发展旗帜，应是一面统帅发展战略全局的旗帜，它不是从属于和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帜，而应是脱胎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但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客观、更公平、更高级的旗帜，是一面引领中国走向美好未来的新旗帜！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在主观主义思想盛行时期的适宜、可行路线，只能是特定发展阶段具有积极意义的过渡性旗号，它不仅不能作为论证“毫不动摇地坚持社会主义发展方向 ”的必然根据，而且还要通过科学发展观的深入学习，逐步淡化和转变有历史局限性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路线，中国应不失时机地变“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高举科学发展伟大旗帜”！
三、在目标与手段的辨证统一中把握科学发展本质
1、科学发展属于发展范畴。
事物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发展显然是科学发展的普遍性特征，发展是科学发展的第一层含义。第一层含义与第一要义有着本质的区别，后者是指事物本质，而前者只是认识事物本质的顺序，不能将二者混淆。我们解决问题要从问题的本质、症结入手，而认识问题则是由表及里的过程。第一层含义只是认识本质的思维顺序，是对事物本质的现象性、浅显性认识，不是科学发展的内在本质。明确科学发展属于发展范畴，是对“发展是硬道理”更理想的落实，是为了明确科学发展走的是客观发展道路，而不是走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等主义道路。
关于科学发展属于发展范畴的认识，是不需赘言的简单问题。但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发展”一词有多种解释和理解，在讨论问题时极易产生误解。如“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的十余字论断中，“发展”概念就出现了两次，而这两次出现的发展概念其实不是同一个发展概念，前一个概念我们开始就已经明确是特指社会变化，后一个发展概念的本意实际上是特指生产力增长。强调“第一要义是发展”观点，目的是要把科学发展与意识形态领域脱离生产力增长的唯心主义思维划清界限。
为了和唯心主义划清界限，强调生产力增长是第一要义的观点是正确的，问题在于，如果是为了与唯心主义划清界限，这又不是科学发展观要讨论的范围，而是一般发展观（广义科学发展观）的讨论范围。科学发展观讨论研究的是特殊的高级发展方式问题，生产力增长是不是第一性问题，在科学发展观眼中早应不成为问题，科学发展观研究的对象，不是要不要发展这样的低级问题，而是如何把生产力的增长方式，由低级向高级变化的问题。
由于我们既把一般发展观与科学发展观讨论对象的范围混淆，又没有注意把不同的发展概念进行名称区分，加之把“发展是硬道理”的胆识当高级理论，人们又顺理成章地把后一个特指生产力增长的发展概念，看作比科学发展外延更广的“属”概念，就这么一误再误，推出了“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这一科学发展观中未强调科学性特点的矛盾观点。
2、科学发展是高级性发展。
把高级性特征引入科学发展概念，不仅把它与各种主义式发展区别开来，而且还把它与其他不分级别的一般发展区别开来。发展的高级性才是科学发展的第一要义，人类社会的实践活动是不是科学发展问题，已从发展性质的正确与否问题，上升到发展程度的高级与否问题。正因为科学发展有高级性特征，科学发展才有魅力，把握科学发展观，就是要在科学发展比一般发展更美好、更高级、更讲究、更高明、更有效、更能抓住主要矛盾的关键问题上着眼，从而推动社会更好发展。
明确科学发展是高级性发展，对科学发展本质虽然仍是笼统粗浅认识，要全面理解科学发展的高级性，我们还必须深入其具体内涵分析它如何高级，但统一科学发展的“高级为本”思想，对科学发展本质特性的把握就有了展开研究的共同原点。
3、科学发展是高效发展。
高效，是科学发展目标的高级性特征，发展的高效与否，是衡量科学发展的第一标志。衡量一个国家是不是科学发展，首先看它是不是效能、效益最大化的高效发展，如果不是高效发展，也就不是科学发展。有人可能会这样理解，科学发展的第一标志是高效，高效必须以生产力的增长发展为第一要务，所以说，发展是科学发展的第一要义。若有这样的认识，不仅是存在概念的误解问题，而且还存在没有注意科学发展标与本的区别问题。
关于发展的目标，科学发展观中有“发展是又好又快发展”的论述。科学发展观把过去的又快又好发展，调为又好又快发展，是对发展目标认识的进步，但把又好又快作为发展目标，对目标的认识仍然有诸多需要讲究的地方。这里的高效概念与其“快”相近，都是对事物外延数量的反映，但“快”不如“高效”准确、具体、客观。
从准确角度看，高效是反映目标水平的绝对指标，是计算相对指标的依据；“快”则是根据绝对指标计算派生的相对指标。在本质定义问题上，我们必须从根据出发使用“高效”概念，不能舍本逐末使用“快”的概念，否则，有时会推出错误结论。如果我们用“快”来比较科学发展状况，快就是科学发展，慢就不是科学发展，假使中国的GDP年增长速度为7%，美国的GDP年增长速度为3%，不是要得出中国的科学发展水平比美国高的结论吗？用“高效”取代“快”的提法，不仅关系认识结论的准确性问题，而且有利于我们树立正确的思维心态，既要看到我国改革开放后纵向“快”的成绩，也要看到我国发展水平的横向“低效”差距，要用水平的横向高效思维认识我们的外在竞争压力。
从具体角度看，“快”是高度抽象的速度概念，它把数量的具体内涵“效”也给抽象掉了，存在抽象过度问题。具体事物是多样性的统一，同一事物需要从不同方面进行量化，量化的结果多是有的方面快，有的方面慢，仅用“快”考察事物，就会让人莫衷一是，我们必须用同质的“效”去对具体事物进行综合反映，从而考察事物变化发展的科学性。树立了“效”的观念，人们就会认识到，即便是同一指标，快的速度相同，由于其内涵的“效”不同，它的科学性也是不一致的。如GDP的增长，就不能局限于看它增长是不是“快”，关键还要看它的增长方式是不是有“效”，要结合资产的占用、资源的消耗、环境的污染等具体情况，全面分析它的效用、效能、效果、效率、效益等“效”的问题。
从客观角度看，指标有正指标与逆指标之分，正指标是快比慢好，逆指标（如资源消耗）则是慢比快好，把“快”作为科学发展的目标有时还有不客观问题。
4、科学发展是和谐、高效发展。
高效是科学发展的外在目标，和谐则是科学发展的内在目标。前面对又好又快中“快”的问题进行了优化，事实上，又好又快提法还有其他不足之处。好与快是从质量好、速度快省略过来的，但经过省略后的好与快概念已不是并列关系。好包含快，快是好的一个具体表现，将好与快并列是不当的。这还是简单问题，更重要的是，“好”是一种价值判断，与“科学”基本等价，研究科学发展，就是要找到“好”的特征，寻求科学发展思路，如果还用“好”表达质量特征，说明我们还没有领悟“质量好”的真谛。
什么是质量好？质量好中的质量问题实质上是事物的内部结构问题，质量好就是事物的内部结构好，是可以实现社会良性循环的稳定、美妙结构，是社会系统中的各个组成部分、各个构成要素彼此之间处于一种相互依存、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理想结构状态，而这种结构状态就是胡锦涛总书记为我们指明的内涵丰富的和谐社会。和谐，必定要以人为本，和谐中的“和”首先谈的就是“人和”，要对资本与人实行区别化政策，采取综合措施防止出现不和谐的两极分化问题；和谐，必定要有全面的思维，没有全面，就没有结构；和谐，必定是协调的，因为它是可以产生和谐之音的理想状态；和谐，必定是可持续发展的，可持续发展是可能性问题，可能性必须从现实性中找根据，现实根据就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和谐抓住了可持续发展问题的本，解决了可持续发展要求的不可检验问题；和谐，必定是统筹兼顾的，也是统筹兼顾思想的最高级追求目标。科学发展的和谐目标，既是对科学发展观中“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和“统筹兼顾”思想的浓缩提炼，又涵概和保留了科学发展质量目标应有的特征信息。
和谐与社会主义讲的都是社会发展的方向目标问题，但和谐目标比社会主义目标客观、全面。
针对劳动者与资本剥削之间分配关系的矛盾，社会主义概念的内涵，是沿用战争年代的阶级斗争思维，对资本剥削采取片面化、绝对化、斗争化的“消灭”手段，表面上看，它代表着积极、美好、革命，但由于它否定了资本在发展中应有的地位，违背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运行的结果必然是适得其反，南辕北辙，与其所要否定的资本主义相比，社会主义恰恰是既未实现“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高效目标, 又未实现“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和谐目标。
同样是面对劳动者与资本之间的矛盾，和谐坚持的是尊重社会发展客观规律思维，对待资本剥削问题采取的是一分为二态度，既要在生产领域利用资本促进发展，又要在分配领域坚持以人为本，通过科学的结构方法，保障人的必要权利，让大多数人受益和得实惠，限制资本收益的过高比值，让劳动者与资本之间由尖锐的对立矛盾走向和谐共存，共同促进社会的高效发展。
和谐方向目标，是用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客观、务实办法对待资本剥削问题的高级思维，它既否定了社会主义中脱离实际的唯心成分，又用积极的态度保留了社会主义愿望中可实现的目标。此外，如果我们将和谐方向目标展开研究，和谐目标还包含着社会主义概念内涵中没有特征信息的可持续发展内容。
5、科学发展是机制引导下的和谐、高效发展。
科学发展目标是引导发展的方向问题，是把握科学发展本质的首要内容。现行科学发展观对科学发展的目标问题高度重视，论述的四大观点也基本上是从正确的目标作眼，尽管它对科学发展本质还没有一个圆满的一元化定义，但其内涵的科学目标观已经露出真理的霞光，为人们把握科学发展本质指明了方向，启迪了思路。不过，科学发展是目标与手段的统一，从认识要完整统一和不断升华的高要求角度看，全面认识科学发展本质，把握科学发展目标固然重要，但仅回答对科学发展行为具有引导意义的目标是不够的，还必须深入把握对科学发展结果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行为手段。在科学发展的目标与手段关系问题上，寻求科学发展的高明有效手段，才是科学发展的更大难题和矛盾焦点。与科学发展目标相比，科学发展手段是科学发展中更深层次的矛盾本质。在科学发展目标方向未明确时，科学发展的首要矛盾是如何优选目标方案，而一旦明确了科学发展目标，科学发展的重头戏就是如何选择和实施能充分实现科学发展目标的高明有效手段。
什么样的手段才是科学发展的高明有效手段？高明有效的手段莫过于机制的手段！
人手不如虎爪厉害，但人为什么能制伏老虎？是因为人不仅有一双血肉之手，关键是人善用工具，创造了可以弥补人手弱点的“工具手”，用“工具手”代替人手对付厉害的对手，是人类特殊的高级智慧。同理，按制度办事，用机制自动、功率强大、标准规范的“机制手”，代替人力推动、效率低下、因人而异的“人治手”，从人治社会向法治社会转变，是实现科学发展目标的现代化高明手段。
我们寻求科学发展高级目标时要以人为本，把人作为万物的尺度；建立科学发展的机制手段，也离不开人的科学思想，但实践证明，靠人思想治国的人治手段，有个人差异性、波动不定性、多样矛盾性、随意无序性、执行情感性等一系列缺点，而依法治国的机制手段，具有智慧结晶性、标准确定性、系统协调性、规范程序性、实施原则性等众多优点，科学发展的手段建设显然应是“机制为本”。
树立手段建设“机制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就要将科学发展手段与按思想治国的人治手段划清界限。人的科学思想是构建科学发展机制的前提条件，但科学思想本身还不能称为科学发展的高级手段，只有把复杂、易变的思想程序化为系统、规范的机制，才是科学发展可操作层面的高级手段。以统筹兼顾方法为例，如果它仅停留在思想层面，那它就不符合科学发展手段的机制性要求，更谈不上是科学发展的根本方法。
强调手段建设“机制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就要在国家管理中淡化人对发展的直接作用，控制“闲不住”的“人治手”对社会发展的人为干扰，把人的作用力主要放在机制建设上，让发展在包涵了和谐、高效目标信息的科学发展机制手段引导下，自动轻松运行，达到“人手无招胜有招”的“无为而治”境界。
中国人智商并不低，各级领导干部更是社会精英人才，他们个人的组织协调能力在世界范围比较也不逊色，但中国社会发展为什么会出现不和谐结果？关键是我们国家对机制建设重视和认识不到位，没有注意到，科学发展在目标问题上是“以人为本”，在手段问题上则要突出“机制为本”。由于我们在推动社会发展的手段上，还没有形成“机制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没有正确处理机制与人的主辅关系，没有建立有利于机制研究人才脱颖而出的用人激励制度，在领导干部的选拔上，对高级的机制建设人才等闲视之，沿用一般发展思维，注重考察干部的勤奋工作精神、人际关系协调能力、单位内的民意测评得票率、书面考试成绩以及面试时的机敏程度，恰恰没有把最重要的机制理论建设水平及成果作为考察干部的重要条件，以至我们国家干部队伍看起来是人才济济，领导干部相机决策的组织协调能力也是人人不凡，但就是没有建立理想协调的科学发展机制，社会经济管理中的矛盾不断重复“昨天的故事”，发展始终处于需要事后反复协调的艰难运行状态。
机制建设重要性问题早已为党的高级领导所察觉，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初期便强调制度建设，***进一步提出建设法治国家的任务，胡锦涛更进一步提出依宪治国的战略。这些都说明我们国家正在向着法治社会的道路发展，机制手段的高级性特征是一点就明，科学发展观也可能因此认为，机制优点的道理在其他地方已经论述，在阐述科学发展基本观点时不用重复叙述，以至科学发展观的四大观点中没有列出机制观点。问题是，科学是系统化的理论，如果某一理论观点不符合某一科学的系统化要求，即便它是新的认识，我们也不能把它归入某一科学的理论体系，换言之，某一理论观点如果符合某一科学的系统化要求，即便它是老的认识，我们也必须老调新谈，把它摆到应有的位置，才能保证理论的逻辑严密性和系统完整性。
6、科学发展是公平机制引导下的和谐、高效发展。
科学发展是机制引导下的发展，我国在社会生活、经济生活、政治生活中的各个方面都面临着制度建设的问题，或者是面临着完善制度的问题。但是，我们在社会生活、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中是否完全没有制度呢?如果我们去考察一下，就会发现，在这些方面原来都有着许多制度、法规、规范。有些制度、法规、规范还制定得非常细致和详尽。当一般人民群众涉及社会生活、经济生活、政治生活的各种事务需要解决时，人们就会感觉处处、时时都受到各种制度、法规和规范的制约。从人们的切身感受来说，各种制度、法规和规范不是太少而是太多，甚至往往会感觉到要办成一件事处处是障碍，艰难得很。但是，当所有这些制度、法规、规范遇到腐败分子做坏事的时候，却变得软弱无力，形同虚设。
相同制度在一般民众与权力面前效用不同的现实反复警示我们，社会发展需要机制，但需要的是能代表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和平等权力的机制，需要的是能对公权有刚性约束力的机制。如果机制不是上述的公平机制，而是公权包裹着私心，机制是包藏着决策人和决策部门自身利益意志的不公机制，那它对社会发展的危害与侵蚀比没有机制更可怕、更危险。机制如锋利之剑，当它被赋有公平性质时，它既是广大人民群众走科学发展道路的护身符，又是悬在官员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让想越公平之轨的官员心生畏惧。反之，当这把剑没有了公平的性质，以至膨胀的部门利益都能公然入法，它会反过来成为伤害公平之心的帮手。
公平机制问题既是社会性质问题，又关系性质问题的演变程度和速度，它是科学发展对手段问题的基本要求。
科学发展观中，把“全面、协调、可持续”作为基本要求，说明已重视和谐发展问题，但把属于事后结果的“标”当作基本要求，在事前的实践中，往往是无从下手，难见效果。要想实现目标，最终必须把思维转移到从事前原因的“本”上找对策。如果把建立公平机制作为科学发展手段的基本要求，比直接将“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目标作为基本要求，能更深入科学发展的基与本，更能抓住问题的症结，也就能更准确地对症下药，就会有药到病除的效果。
“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邪之所凑，其气必虚”。当前，中国经济运行比较艰难，其原因不仅仅是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重要的深层内因是中国经济内在结构的不协调，而结构不协调背后的更深层原因则是政策制度的不公平。最明显的如城乡二元化政策问题，农民是从事弱质产业的低收入阶层，最需要国家财政的特殊照顾，可农民是最没有权的弱势群体，不要说特殊照顾，就连公共服务的均等权力都难以兑现。这种明显不公政策的日积月累，形成了城乡两极分化的不和谐分配结果，不和谐分配结构必然导致消费需求结构的畸形，畸形需求结构先会形成需求早熟，诱导生产能力的一窝蜂盲目投入，接着出现的需求断档性早衰，又让企业已经形成的生产能力处于外部需求不足的进（国外市场）退（农村市场）两难尴尬处境，畸形需求结构对经济的先“诱”后“杀”，导致国内经济难以走上良性循环的科学发展轨道。
如果居安思危地说中国经济面临危机，那它面临的最难解决的危机，其实不是金融危机，而是公平危机。为什么胡锦涛总书记倡导的和谐社会目标能深得民心？因为公平是实现社会和谐的必然要求，要实现和谐目标，必须采取公平手段。构建和谐社会目标，抓住了当今社会目标方向的主要矛盾，也让人们看到了公平手段的症结性问题将被高度重视的希望。
7、科学发展是公平、先进机制引导下的和谐、高效发展。
科学发展是和谐、高效双重目标的统一，它既要和谐发展，又要高效发展。公平机制是体现公心和平等的机制，是实现系统和谐目标的有效手段，是实现高效发展的必要条件，但由于人们自身认识水平的局限，系统内的群体出于公心建立的机制，不一定能代表广大人民群众内心深处的公心（如公有制为主体制度，就是一种出于“公心”建立的不公平机制），不一定能实现科学发展的高效目标。要实现科学发展的高效目标，必须在公平的基础上，用先进的思维建立有外在竞争力的先进机制。先进机制虽以公平为要求，但由于它是对系统自身传统、落后机制的否定与突破，初期往往是由少数人发觉、发现、发明、发展，不被人们普遍认识、理解和接受，表面上是与大多数人的认识不同，不具备公平机制的广泛认可性特征，但由于先进机制是能实现和谐、高效目标的机制，与广大人民群众的最终愿望是一致的，随着其运行效果的显现和人们认识水平的提高，人们会逐步理解和接受少数人先觉先知的新生机制，先进机制也会逐步内化为广大人民群众公心愿望的公平机制。
各国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的差别有多方面原因，但人们主观上所能控制的最关键因素是机制的先进性问题，古今中外的历史充分证明，有了先进的机制，弱小的国家可以发展为强大国家，落后国家可以赶超发达国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为何能取得举世瞩目的成绩？关键是我们国家用开放的思维，对落后的计划经济体制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中国改革开放已经长达三十年，与西方发达国家之间又为什么还有明显差距？其重要原因之一，是我们国家还没有建立当代社会最先进的科学发展机制。发展成功与不足的关键，都是机制的先进与否问题。
既然落后的国家完全可以建立先进的科学发展机制，那我们国家为什么还没有健全科学发展机制？其根本原因是我们国家由于受社会主义思维定势的长期影响，没有形成科学发展观的思维环境。科学发展的思维方法，应是选择走客观的科学发展道路，先从具体的、多元化的发展现实中总结概括出一元化的科学发展本质，理清科学发展的方法思路，把远大而又现实可行的和谐、高效发展作为理想目标，以建立公平、先进的机制作为实现目标的手段，从而胸有成竹、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实践。而我国在改革开放前，引导发展的社会主义目标远大但不切实际，改革开放后，难能可贵地走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务实发展道路，但由于一直把社会主义作为原则，思想领域落后的条条框框仍然太多，严重束缚人们的思想，更谈不上真正建立尊重和培养有创新思维的人才机制，常常把有逆向创新思维的人看作是思想不成熟的异类，导致思想领域不能展开想象的翅膀，认识不能畅所欲言，未能在改革实践前形成系统、深远、先进的科学发展理论，改革实践走的是摸着石头过河的经验主义道路。走经验主义改革道路，比不改革的保守思想积极，比盲目冒进的改革稳妥，但是，由于它不是在科学发展系统理论指导下的系统推进，往往是哪里暴露问题就解决哪里的问题，哪个问题好解决就解决哪个问题，哪个问题能在自己的任期内能有看得见的效果就去抓哪个问题，以至把一些原来可以轻松解决的内在小问题拖成老大难问题，使改革常常是按下葫芦冒起瓢，不仅走了很多弯路，付出了不少不必要的代价，而且遗留的深层次矛盾越积越重，结果使改革越来越难改，中国改革开放已经三十年，可人人喊改的二元经济结构制度问题至今也未解决。
如果我们不树立公平、先进的科学发展观，仍然坚持走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道路，不仅会延误改革，而且由此建立的机制至多是二三流水平机制，永远都不可能建成世界上最先进的高级发展机制。没有先进的科学发展机制，即便是再过三十年，中国也难以成为世界上的一流先进国家。
四、构建当代社会公平、先进的科学发展四大机制
1、市场经济为主体机制。
研究机制首先要研究主体机制，不管从理论的逻辑推理看，还是从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与发展中国家落后的历史教训看，以市场经济为主体的机制，是最符合客观经济规律的机制，是最能发挥人民群众民主创造力的机制，与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进行总体比较，它是更加公平、先进的高效机制。
1992年，以邓小平同志南巡谈话和党的十四大为标志，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入了新的阶段。党的十四大从根本上解除了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的思想束缚，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事实上确立了用市场经济体制取代计划经济体制的主体地位，它具有划时代的思想解放意义，这是我们党领导人民经过艰辛探索而取得的极为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成果，也是我们党的一个伟大创举，这是必须肯定的，但笔者也斗胆认为，由于党的思想解放不彻底，在修正市场经济体制不足的过程中，将主观的社会主义嫁接在客观的市场经济体制上，所派生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有其难以统一的内在矛盾。
不可否认，市场经济体制并不是全面、万能的白璧无瑕机制。正因市场经济机制自身有弱点和局限性，我们并没有将市场经济体制作为发展的统帅机制，而是把科学发展机制摆在统帅地位，只是把市场经济体制作为科学发展手段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其在经济运行中的地位及作用范围等，将其定位为科学发展的主体机制。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对市场经济为主体机制中的缺憾，我们本来只要采取相辅相成的科学方法进行完善即可。然而，由于我们国家意识形态领域社会主义思想已是无所不在，不是深刻反思社会主义制度自身的唯心化性质问题，对以公有制为主体的集权经济必然会产生严重腐败的不公平性问题视若不见，反而在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派生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概念。在市场经济体制上贴社会主义标签，那它必然要坚持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这就是说，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概念中，已经隐含了市场经济为主体与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双主体矛盾事实。
市场经济是以民有民营为要求的民主经济体制，公有制经济体制是以国有国营为要求的权力经济体制，二者是对立的体制，他们可以并存、结合，但不能以双主体的形式并存、结合。双主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无法实现主体的有机统一，必然是一个不和谐的排异机制，双主体会在机制系统内不停地碰撞与摩擦，现实中暴露的问题已不胜枚举：
---双主体直接分化了市场经济体制的主体地位，干扰了市场经济为主体机制的内在统一性，使市场经济体制的高效性不能充分发挥。
---双主体的相互结合，使易生腐败的“权”有了更加方便、高效的“兑利”环境，腐败的风险收益倍增，诱导一些掌权人铤而走险，腐败分子“前仆后继”。
---本应流向市场的稀缺资源及公权美差，不少已被权力垄断和事先瓜分，流向市场的部分更加稀缺，这既会导致公权的奢华、腐败、浪费等恶疾丛生，又会使市场竞争过度激烈和残酷，有碍社会和谐。
---市场经济体制是高收益与高风险相伴、高享受与高付出相随的利弊均衡公平机制，而现在的权力经济体制，是高激励、高享受与低风险、低付出的一边倒不平等机制，一般人都向往成为有利无弊的权力经济体制成员，不得以才走市场经济道路，双主体体制导致了市场经济与权力经济的冷热反差，降低了广大民众走市场经济道路的激情，人们会更加迷信官本位思想，社会的公平正义之气难以树立。
---权力既是为人民服务的工具，也可成为腐败的工具，权力经济体制成为主体，使本应严格限制的权力有了可以自我扩张的依据，它既挤占市场的空间，削弱反腐的力量，又使体制对反腐败有耐药性和抗药性，降低反腐败的效率。
可见，要想科学发展，必须识别和排除唯心主义的干扰，分清和摆正市场经济体制与公有制体制之间的主辅关系。只有突出市场经济体制的主体地位，才能充分发挥市场的地位和作用，保证生产要素按市场供求的均衡价格公平交易，尊重市场经济的价值规律，使资源在竞争中高效配置，从而实现科学发展的和谐、高效目标。
2、宏观调和为先导机制。
市场经济为主体机制是最有活力的科学机制，但从全部意义及宏观角度看，市场经济体制也确实不是完美无缺的机制，它对经济总量的平衡、宏观经济结构的调整、生态平衡和环境保护等的调节周期过长，有时是无能为力；市场机制的自发作用容易造成经济失衡和出现盲目性，导致资源的浪费；市场规律的作用会引起贫富差距的扩大和出现两极分化等现象。
为了弥补市场的自身缺陷与不足，必须建立相得益彰的完善机制。现在，我国主要是以建立和加强社会主义宏观调控体系为对策，在这一对策机制中，有“调控”、 “宏观”和“社会主义”三个思想要点，“调控”表明政府是“有为”的政府， “宏观”表明政府是对市场经济的有限、间接调控，“社会主义”的观点在本质上虽然有不现实的主观性问题，但它所倡导的重视保障及防止两极分化精神是没有问题的。从这三个思想要点看，社会主义宏观调控是有积极因素的，加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也有把市场经济改革作为目标取向的积极方面，两方面积极内容的结合与累积，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已经成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加速了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进程，面对经济领域复杂的内外矛盾，取得了宏观调控战役的一次又一次胜利，成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历史上重要的里程碑。也正因如此，有的人把社会主义看作是治疗市场经济固有缺陷的“一剂良药”。
社会主义宏观调控机制有诸多积极的因素是毋庸置疑的，但它的落后性因素与问题也不能不察。
第一，它有社会主义的主观色彩。关于社会主义的主观性，以及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经济体制容易腐败的不公平性，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双主体矛盾，笔者在前文已反复阐述，不再赘述。
第二，调控的目标仍有不明之处。宏观调控明确了调控的宏观性，这是对调控事物范围的明确，但是，调控的根本目的是要调控发展变化的方向，宏观调控的方向目标究竟是和谐为主，还是高效为主，宏观调控提法并没有回答这一重要问题，在宏观决策中极易产生大的分歧，方向不定、揣摩不透的调控决策，易使企业无所适从，坐失良机。
第三，它没有强调调控的前瞻性。调控如同养生治病，称之为中医经典的“圣经”之作 《皇帝内经》中有云：“是顾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此之谓也。夫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锥，不亦晚乎？”这段话是说，医学的最高境界不是治疗已发生的疾病，而是预防疾病的发生；政治家的高明不是体现在治理已形成的乱，而是体现在未乱之前即加以预防。如果病已产生再去治疗，乱已形成再去治理，那就好像渴了才去挖井、临战才去铸造兵器，这岂不是太晚了吗？同理，调控有无前瞻性是衡量调控手段是否高明的重要标志，事前胸无成竹，事后才研究对策的“马后炮”，已经不是科学发展的“上医”思维。
第四，“控”的手段会干扰主体手段正常运行。调控手段是辅助手段，辅助手段的至高境界是“润物细无声”，不干扰主体机制的正常运行。“控”是一种发展手段，但它是不得以而为之的低级手段，是喧宾夺主的粗暴强硬管理思维，在与市场经济为主体机制的结合过程中不易柔和，容易为不甘寂寞的行政权力干扰市场经济正常运行埋下伏笔，宏观调控提法中如果再添上“加强”二字，更会使留恋权力经济的计划经济思维模式趁机“抬头”。
正因社会主义宏观调控机制既有积极因素，又有不容忽视的不足之处，使我国经济发展呈现成绩与问题交织的错综复杂局面，经济虽然明显增长，但并不是理想化的健康发展。经济领域宏观调控战役的胜利，解决的仍然是表层的症状现象，各种深层次矛盾并未得到有效调控，一旦与外在的诱因同步，就会形成剧烈的共振效应，影响社会的稳定与可持续化发展，近些年来，我国公共领域中各种群体性事件此起彼伏，经济运行难度加大，与过去的宏观调控政策治标未治本，经济领域内在结构不和谐矛盾没有得到根治不无关系。
我们究竟应如何建立弥补市场经济体制缺陷的科学发展辅助机制？笔者认为，应对社会主义宏观调控机制进行扬弃，建立“宏观调和为先导”的科学发展机制，宏观调和为先导机制与社会主义宏观调控机制相比，至少有三大进步：
一是机制中去掉了主观的社会主义成份，使机制成为客观机制。我们只有拔开社会主义的主观迷雾，才能用客观、公正的阳光思维看清公有制为主体机制是导致社会腐败严重的根源性问题，才能看清公有制为主体机制已更多地成为维护特权集团利益挡箭牌的严重现实，才能强化加快经济领域国退民进改革步伐的自觉性，才能为建立“大市场、小政府”的先进管理社会扫清障碍，才能把政府打造成廉洁、高效的人民政府。
二是明确了“和”为调控的目标与手段，可解决调控的两难矛盾。市场经济是“争”的机制，争是最有效率的高效机制，但过度竞争导致矛盾激化就会影响和谐，最终还会影响高效，必须对争的程度进行调控。调控既要在宏观上防止竞争对系统和谐大环境的破坏，保障社会稳定与可持续发展；又要在微观领域防止调控对市场正常竞争的干扰，以保持市场机制的活力，处理这种两难矛盾的最好办法是“和”。将宏观调控改为宏观调和，既明确了调控目标的“调和”方向，又可以正确处理调控与干扰之间的手段矛盾，使市场与调控有机结合，实现经济又和谐又高效发展。
三是对宏观调和机制作出了先导性定位，强调了调控政策的前瞻性价值。宏观调和机制的根本目的是保证发展的方向问题，方向问题必须先导，要争取做到“未病先防、已病防变”的“治未病”要求。如果我们能用公平与先进思维设计发展的方向盘，加大对既得利益集团的改革与监管力度，把缩小贫富年度相对差距列为国家战略目标，事前制定抑制两极分化趋向的防微杜渐政策制度，建立内敛化的宏观调和分配机制，也就不会出现当今社会两极分化严重的不和谐局面。
3、精研机制为新风机制。
市场经济为主体与宏观调和为先导相结合的机制，是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更客观、更公平、更高级的机制，它为科学发展手段建设指明了方向，有利于加快科学发展机制手段建设的效率，但科学发展机制不是自发自在的，要依靠人的创新探索与研究，而对它的创新研究不像写信息、分析等动态报告那样，可以“借鉴”别人、别处观点，结合当地、当时情况，进行快速加工复制。机制创新研究价值的高级性特征之一是认识的首创性，要获得有价值的成果，需要对稳定的传统进行突破创新，需要对事物本质或规律进行深层次细致研究，它对机制创新者有较高要求，既要有把握事物本质的思维能力与理论水平，又要有破旧立新的科学发展意识，还要忍受寂寞与孤独，付出呕心沥血劳动，机制创新成果来之不易，精品化机制理论创新成果更是珍贵难求。
机制创新成果如同农业生产上的优良种子一样重要和难得，可机制创新理论（泛指包括机制设计创新及指导机制设计创新的科学发展观创新、普遍发展观创新、思维创新，下同）与一般物质产品的创新发明不同，因其自身价值具有基础性和公益性特点，人们即使有幸研究出创新成果，在以金钱为价值的市场竞争社会中，其价值也不能直接在市场中实现，难以直接转化为创新人的现实物质利益。
针对机制建设理论创新成果难得，其珍贵价值不能在市场中实现，机制理论创新研究极易被冷落的特殊情况，国家理应制定调动人们机制创新研究积极性的公共激励政策，并把这种政策列为科学发展机制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按机制设计的要求加强建设。
党的十六大以来，党中央提出了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目标，并以中共中央决定的方式下发了有关文件。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出台，１６个重大科技专项陆续启动……说明国家也已意识到激励创新问题的重要。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机制是制度化了的方法，它从属于制度，但它比一般制度有更高的要求，机制是制度能够在较长时期正常运行（长效机制也不是一劳永逸、一成不变的，它随着时间、条件的变化而不断丰富、发展和完善），并发挥预期功能的配套化制度。建立体系化和配套化的机制创新研究激励机制，就要重视改变有碍调动人们机制创新研究积极性的不利环境，尊重机制创新成果与人才的价值，用利益驱动原理调动人们精心研究机制的激情，努力实现科学发展机制建设体系的精品化目标。然而，由于我们还没有树立科学发展手段建设的“机制为本”思想，中央出台的鼓励创新政策，多是把产品科技创新作为激励重点，对机制创新价值的尊重并没有达到应有的目标高度，现行的机制创新研究激励制度，如果严格讲，更多意义还是宣传鼓动的人力式推动，尚未达到发挥制度预期功能的机制性要求。
在我国，机制创新研究激励机制已是科学发展机制建设体系中的一大漏洞，冷落机制理论创新研究价值和人才的外部环境令人无奈：
首先，机制创研有难以克服的制度障碍。长期以来，由于我国一直把社会主义当原则坚持，制度设计的着眼点不是以公平与先进为原则要求，而是偏向于维护公有制的主体地位，设计的制度存在一系列错综复杂的漏洞和成堆问题，如果用科学发展的思维要求，科学发展机制建设是百废待兴，任重道远。解决复杂的制度落后问题必须对症下药，可社会主义制度已经成为政治禁区，人们只能在根基不实的现有制度框架下修修补补，而不解决制度基础不实不牢问题，任何人也设计不出最先进的系统化机制，先进机制的价值与魅力难以充分展示。
第二，“人治手”不思机制创新研究。为了应付无权改变的落后制度，人们不得不让灵活自如的“人治手”去变通落后制度，“闲不住”的权力之手自然是喜不自禁、当仁不让，“人治手”变通制度既可树促进发展的“勤政”形象，又可假公济私钻制度漏洞谋取私利，公私“兼顾”的权力，不仅赢得了普通民众的敬畏与攀附，也受到权力的自我尊重。一些公权部门不思把建立创新协调机制作为治本之策，反而是不惜精力与财力，一起参与构筑权力社会的关系网，用于提高权力变通制度的协调能力。可以使人名利双收的权力，已经成为现实社会衡量人成功与否的价值标准，权力之手已经乐此不疲（有时甚至是讨了便宜又卖乖）、乐不思蜀（如果不是迫于外部上下压力，有些部门可能早把机制创新问题忘到九霄云外）。
第三，机制创研之风被官本位思想风气排挤。在权力炙手可热的社会，如果你没有一官半职，你就是有国家级甚至国际级的先进思维或创新成果，你也不如公权部门的一名科级干部更遑论县级干部的价值。如果你不是在权力的授意下研究机制，而是怀着“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 的纯真思想去研究机制，那你最终大多是劳而无功。有些有权评价和决定机制的部门，首先关心的是如何巩固和扩充本部门的权力地位，不是把如何建立和谐、高效的科学发展机制放在首位，因为科学发展机制普遍是简政放权的减权、减事、减人、减钱机制，不符合权力的扩权、扩事、扩人、扩钱的扩张动机。更麻烦的是，权力为了把扩张动机变为现实，他们也需要维护自己行为的理论，权力需要理论根据，也就会有理论去献媚权力。在思想领域中，以权力为靠山的“唯上”、“唯书”思想，不仅是大行其道，而且多已盘根错节，它们虽不能长成科学发展机制理论的参天大树，但却是根深蒂固、枝繁叶茂，足以阻碍科学发展机制幼苗的培育和成长。
第四，国家对特别重要的机制创研工作没有常设机构。在国民已脱盲的和平环境与网络时代，机制理论创新研究问题比宣传问题更重要，矛盾更突出，可中央设的是宣传部，而不是创宣部，极其重要的机制创新研究工作反而没有统一归口的常设机构。可喜的是，中央已经成立中央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
第五，国家没有建立科学发展理论汇编突破奖赏制度。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科学发展要取得辉煌成果，需以精品化的机制创新成果为动力，国家理应以科学发展为统帅，尊重机制创新研究对推动科学发展的价值意义，有高级别的专门机构，定期对指导科学发展机制建设的科学发展首创理论，以及科学发展机制创新理论，统一进行体系化的纪录与汇编，将理论突破观点“入编”科学发展理论体系的创新人才，视为推动国家科学发展的有功人员，在入编的创新突破观点没有被别人否定之前，对机制理论创新人员发放令人心动的机制理论创新津贴，吸引更多人加入科学发展机制创新研究队伍。可事实上，机制创新理论基本上是由部门当副业分散管理，部门往往不分理论内容的价值层次，漠视机制理论文章内容的珍贵，把它与普通的动态信息及分析文章按采用的形式同等评价，文章即使被刊登，对基层作者而言，除了不足挂齿的一点稿费外，也就无声无息，不了了之，严重挫伤人们研究深层机制问题的积极性。
第六，机制创新理论研究缺乏讨论阵地。机制创研理论是对传统机制的系统性突破，机制文章是系统性文章，而要改变人们原有的、已成定势的“系统化”思维，它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让人理解与接受，因此，机制创研理论文章一般比较长，需要宽阔的理论阵地，可是，机制创新理论不能直接产生经济效益，刊用机制理论的杂志同样会面临经济宭境，经济后盾不强的阵地本就狭窄，刊登了上层领导与名人的文章后就已所剩无几，无名之辈的机制研究文章不易刊登，出人意料、激进突破的“黑马”式创新理论更是难觅展示舞台。
第七，国家用一般发展思维海评劳动模范。国家建设要尊重所有劳动者的劳动价值，但尊重高级的机制建设创新人才，比尊重一般劳动者更符合科学发展的迫切要求，也更有价值。可我们不是把驰骋科学发展机制理论建设疆场，一般人难以企及的“骏马式”创新人才，直接树为推动科学发展的功臣模范，给予较高级别的荣誉表彰，而是变“赛”为“评”，用一般发展思维海评劳动模范。普通的、比比皆是的“黄牛式”勤廉干部能被评为国家最高模范，而凤毛麟角的、难得的“骏马式”创新人才，反而会“骏马耕田不如牛”，不一定能被“评”为劳动模范。
第八，“变味”的民主易使高级人才坐“冷板凳”。用人标准是社会发展的重要价值导向，现行的领导干部选拔标准，与劳模评选上的问题类似，看起来条件很多，但并没有把科学发展理论水平和机制突破创新能力作为重点要求，多是一般发展思维的泛泛要求，大多数人都能符合条件。既然是大家都符合条件，那也就等于没有了门槛，没有了衡量人才价值的高低标准，提拔谁都可以。这容易导致用人上的不正之风姑且不论，就是“公道”的选拔，多是以单位领导的印象和同事的测评得票率为决定胜负的标准，而系统内和单位内小圈子、小范围的民主投票，会掺杂个人感情与社会关系的干扰因素，看似民主的民意测评，实际上并不能真实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民意，充其量只能是系统内或单位内部的民意。已经“变味”的民主，会使部门本位思想膨胀，把干部的注意力吸引到谋本部门、本单位的利益及关系上，心系部门外更多没有单位领导关心、没有投票影响权的广大人民群众疾苦，潜心机制协调理论思索、研究的科学发展人才，容易坐冷板凳。如此，谁还把科学发展机制创新研究问题放在心上？既然不放在心上，又怎么能研究出精品化机制？
……
在机制创新研究积弊深重的环境下，机制自身的科学性与严肃性地位有时都得不到尊重，机制创新研究对个人而言，更是在经济上没价值，在政治上冒风险，在认识上有障碍、没舞台、易争议、无结果，辛劳创新价值不易得到社会的应有尊重，谋“制”（机制理论创新）与谋官的价值效应不能相提并论，谁甘愿去做这种吃苦不讨好的“傻事”？ 聪明的中国人多把“争果子”作为现实选择，爱好研究机制的“傻子”也就越来越少。
喜悦的果实来源于优良种子，没有尊重研究“种子”人才的励精图治机制，机制建设靠少数“傻子”偶然探究和“官差”应急草就，科学发展精品化机制体系又如何构建？中国也就形成了中国人的智商并不低，但国家因机制粗放导致发展方式落后，没有走上高级发展道路的无奈结局。
中国要创建精品化科学发展机制，一方面，必须解放思想，用科学发展观对机制创研外部思想环境进行系统性优化。用“公平是检验社会性质唯一标准”的认识，消除形式主义思维产生的制度性质障碍；树立手段建设“机制为本”思维，高度重视和尊重科学发展机制创新研究的珍贵价值，改变人们内心深处机制创新不如产品科技创新重要的潜意识；树立机制建设比个人奋斗更重要的科学发展价值观，树立各级官员只是为人民服务的公仆，科学发展机制创新研究人员，才是推动国家科学发展功臣模范的高级人才观。更重要的另一方面，是要建立能与官本位之风匹敌的“精研机制为新风”的科学发展激励机制，用有形的先进机制改变人们无形的落后思想，用有效的手段对愈演愈烈的官本位之风进行降温，兴起精心研创科学发展理论和科学发展机制的社会新风尚。
“精研机制为新风机制”是激励人们研究机制的机制，在科学发展中的地位，如同工业生产中生产生产设备的重工业一样重要，它是调动人们机制创新研究积极性，健全激励机制自身建设追求的高级目标，也是提高科学发展机制体系建设质量的高级手段。精研机制为新风机制是否建立并发挥了激励机制的预期功能，是透过发展目标是否和谐与高效的现象，看一个国家是否高级发展、能否高级发展的本质标志，是检验科学发展观学习与实践成效高低的重要依据。
建设“精研机制为新风”机制，根本任务与主要矛盾是要双管齐下，改变谋“制”与谋官价值冷热反差的制度环境。既要对优待权力价值地位的制度进行调整弱化，又要建立充分尊重制度创新研究价值的激励制度。国家应高度重视加强制度建设工作，加快堵塞制度漏洞的步伐，降低权力钻制度空子的机会，大幅度压缩权力自由运作的空间，弱化“官”对人的利益诱惑，让热衷科学发展机制创新研究的“傻子”获得更多的权与利；把科学发展机制创新人才摆在比“一般劳模”更高级的荣誉位置上；坚持科学发展用人导向，把科学发展理论水平作为考察干部的硬标准，把科学发展机制创新研究成果列为衡量和选拔领导干部的优先条件；建立尊重科学发展价值的奖赏制度，改变对官浮于事的官员厚禄慷慨，而对人才难得的机制创新研究薄酬吝啬的厚此薄彼、奖赏不明格局；在国家公务员的工资结构中，把科学发展创新津贴调为重要科目，激励众多“精明”的干部谋“制”不谋官，为民不为权，把人的精力与才华从过分投入周边人际关系的协调上，吸引到热心研究机制协调理论的创新上；搭建和拓宽方便科学发展机制理论创新研究的竞赛舞台，为基层和部门外社会人员创研机制理论提供用武之地；建立即便没有职务薪水，依靠机制创新研究津贴也能养家糊口、建功立业的科学发展激励制度，为那些没有条件、关系或机会录用、提拔的科学发展人才，在官本位价值导向之外，开辟一条可以实现其人生价值的新渠道……营造机制创新研究价值“变石为玉”、环境“变冷为热”、人才“变酸（寒酸、酸辛）为香”、成果“变粗为精”的科学发展氛围，使科学发展机制建设能在精研机制蔚然成风的新环境引导下，集思广益、精益求精，永葆生机与活力。
4、民主自由为保障机制。
在上文讨论的三大机制中，建立市场经济为主体机制，需要否定公有制为主体机制；建立宏观调和为先导机制，需要实现决策的抑制强权与帮扶贫弱问题；建立精研机制为新风机制，需要荡涤官本位社会风气问题，三大机制面对的矛盾和难题实际上证明着一个共同的命题，这就是科学发展机制手段的顺利建立与有效运转，需要以公平、先进的权力运作机制为保障。
在权力运作机制问题上，中国引以自豪的是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政治制度。与封建的皇权制度相比，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从根本上解决了“一切权力归人民”的权力性质问题，人民成了国家的主人，它是构建公平社会的必要前提，具有划时代的先进性。不过，公平与先进不是绝对的，它的要求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变化提高的。在社会跨入二十一世纪的新时代，世界各国政治制度的形式虽然不同，但权力机制的建设，基本上都是以公民当家作主制度为根本，人民当家作主政治制度已经从特殊的高级政治制度，变为当代社会一般的公平政治制度。我们要建立当代社会最文明、最高级的权力制度，仅停留在有无坚持人民当家作主制度的基本条件上是不够的，需把着眼点从决定权力根源的是非性质问题上，转为考量权力机制对人民权力意愿的代表程度高低上。充分代表人民权力意愿的民主机制才是先进的权力机制！
人民的权力意愿是什么？如果不知道人民的权力意愿是什么，又如何建立充分代表人民权力意愿的民主机制？
意愿是人们的主观目的和愿望，是行动要实现的目标。权力机制建设符合人民的理想目标，就是人民的权力意愿！如果建造设计的权力机制不符合人民的理想目标，权力机制运转再积极、再勤奋，都不能代表人民的权力意愿。如果我们不能深刻把握权力机制建设目标的本质，民主政治建设就会不得要领，也就不能把握权力机制建设的准确方向和捷径路线，民主政治建设的方向就会按权力的意愿运行。
人民理想的权力机制应有两大基本目标，一是权力机制的运行要以保障实现人民的最高、最大的自由权为目标；二是要使建造设计的具有代表性特征的权力机制，能在运行过程中如同被代表的人民自己亲自行使权力一样自由。这两大目标的共同特征是要实现人民自由。自由是被束缚权力的解放，是人们的自愿行动，是权力运行的最高境界。权力最大的失落和痛苦是失去自由，权力最大的快乐和幸福是得到自由。在法律的范围内，让人民获得最大程度的人身自由、行动自由、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生产自由、买卖自由、选择自由、迁徙自由、信仰自由、政见自由、诉求自由等各种自由权，是权力机制建设的最高目标，人民民主自由是权力机制建设先进目标的本质。根据宪法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那宪法和法律修改的依据是什么？依据的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像天一样大的人民民主自由权！如果人民觉得宪法已不能代表人民民主自由愿望，可以按照程序对宪法进行修改；如果全体人民都认为无政府比有政府更自由，那就可以不要政府。当然，由于人民感到有政府比无政府更安全、更自由、更有利社会发展，任何国家的人民都是不会选择无政府主义的。
关于权力机制的目标，《报告》第六部分有“坚定不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目标论述。中国是有几千年封建专制历史的国家，封建思想根深蒂固，人们对权力问题是讳莫如深，民主政治建设长期滞后，《报告》用“坚定不移”态度发展社会主义民主，表明我们党对民主政治建设高度重视的积极态度。不过，这个标题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它又出现了“社会主义”标签的老问题，二是《报告》是把民主政治作为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而先进的权力机制所指目标，则是更具体、更前位的民主政治如何建设目标。
我们再深入《报告》具体内容看，关于民主政治建设如何建设目标，有这样一段论述“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坚持正确政治方向，以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为根本，以增强党和国家活力、调动人民积极性为目标”，在这段论述中“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只是过渡性陈述，并没有具体的目标内容；“以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为根本”则是现代民主政治的一般要求，把握权力机制的先进特征，应围绕“如何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为根本”展开。“以增强党和国家活力、调动人民积极性为目标”，是围绕“如何”二字展开的论述，但这个目标提法的先进性也值得考究与推敲。
权力包括民众自我直接当家作主的民权与代表人民间接当家作主的公权。公权来源于人民民主自由权，是人民委托的代表权，它是人民的奴仆，没有自己的特殊权力和特殊利益，它的本质是要服务于人民。权力机制运转之所以出现人民不自由现象，是间接的公权由于私心或思维水平等原因，未能最真实、最广泛地代表人民。要让人民获得最大程度的自由，有效的办法就是要最大化地扩大人民直接当家作主的民权，把间接当家作主的公权压缩在必要的范围内，而且，在压缩公权的同时，还要对公权进行有效的约束与监督，让公权戴上镣铐为人民跳舞，让公权在人民的自由监督下为人民服务。民主自由机制的鲜明立场，是让人民获得最大化的自由，时刻防止公权忘记“保障人民自由权”的义务，演变为“保障公权自身自由”的特权。正因民主自由机制是让行使公权的官员感到不自由的机制，不被一些享受着特权自由的官员欢迎，他们会有意或无意地把公权中的“代”字忘掉，忽视代表人民的国家权力与人民民主权力在权力概念上的区别，在舆论上给人产生国家权力高于人民权力的误导。一些腐败分子和既得利益集团就趁机以国家名义为掩护，以公有制的集权垄断为便利条件，轻而易举而且是冠冕堂皇地吞噬和窃取人民的利益，广大人民群众怎能不渴望建立符合公平要求的人民民主自由机制，可民主自由机制中的自由，往往又会被一些人曲解和偷换为自由主义、个人自由、无政府自由、资产阶级自由等概念，自由似乎已成威胁国家安全的敏感话题，人们不敢完全公开自由讨论。中国为什么出现民俭公奢现象？中国的腐败为什么难以遏制？其重要原因就是中国的公权过度自由，弱小的民权难以从制度上和思想舆论上对强大的公权进行有效约束与自由监督。
强化对公权的限制，是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目标的重要内容之一。党和国家的权力建设当然需要活力，但党和国家的权力又都是属于应限制的公权，党和国家已经有了强于民权的最有活力的公权，对其严格限制与监督尚且不能阻挡其火一样的活力，如果再把“增强党和国家活力”直接当作权力机制建设的本质目标，岂不是火上浇油？在科学发展的权力机制建设上，我们可以把“增强党和国家保障人民自由的活力”作为公权建设目标，但不宜不加限制地把“增强党和国家活力”直接作为政治建设目标。
《报告》中“调动人民积极性为目标”的论述，是站在人民的根本立场上谈权力机制问题，而且它的目标也没有错，权力机制的最终目标确是要调动人民的积极性，问题在于，目标是共性目标与个性目标的统一，个性目标才是目标的本质特征。调动人民积极性是科学发展手段所要解决的共性目标，我们谈权力机制的目标，要从个性化的权力方面去具体把握，要说到最重要的“点子”上，要回答权力机制究竟是如何让权力去保障和调动人民的积极性？只有让人民有自由权，才能调动人民的积极性！人民有了积极性，人民才有活力；人民有了活力，党和国家也就会有活力。《报告》中“调动人民积极性为目标”的笼统提法，由于其脱离了权力问题的个性化特征谈目标，事实上并未把握住权力机制建设的特殊矛盾，也就不宜作为权力机制建设的先进目标。
政治体制改革是关系中国改革最终成败的关键，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为何一直进展缓慢？重要的现实原因是政治体制改革面对的是最难下手的自我改革与改革自我的“改己难”矛盾，而理论根源在于我们还没有自觉地把“民主自由”作为政治体制改革先进目标的思想共识。
科学发展是破解发展难题的根本出路，而中国人民并不是没有构建科学发展机制的智慧与方法，关键是科学发展中居基础保障地位的民主自由机制，往往会受到特权自由意识的本能排挤、思想禁锢、价值漠视、是非歪曲和搪塞拖延，科学发展机制难以自由成长，这已是思想家也无法从理论上解决的立场难题，它迫切需要有伟大的政治家把科学发展观作为武装全党的思想武器，用公平与先进的思维提高执政党超越自我的崇高觉悟，切实加强党的自身建设，站在充分代表广大人民群众根本权利的公平、公正立场上，带领渴望高级发展的中国人民去冲破社会性质问题上的形式主义禁区，驱散腐败分子和既得利益集团赖以藏身隐形的主观主义思想迷雾，在科学发展观的阳光照耀下，攻克不公平的特权自由机制暗堡，早日构建人民民主自由机制，为保障科学发展机制的全面建立奠定基础。
综上所述，科学发展是在高级思维主导下的高级发展，要形成有利指导科学发展的科学发展观，需要实现认识的多次转变与飞跃。意识形态领域要从务虚的主观主义向务实的客观发展跨越，发展的性质问题要从为公平服务的制度形式向“公平为本”的内容转变，公平发展要从跟着感觉走的感性发展向讲究科学的理性发展升华，理性发展要从一般的普遍发展向特殊的高级发展飞跃，高级发展要从高级美好目标的把握向高明有效的治本手段深入，先进的手段要从普遍、抽象的概念向特殊、具体的内容推进，从而全面、深刻认识科学发展本质。
“科学发展---是公平、先进机制引导下的和谐、高效发展”，是笔者对科学发展本质的定义性认识。
“科学发展---是在民主自由为保障、精研机制为新风、宏观调和为先导、市场经济为主体的公平、先进机制引导下的和谐、高效发展”，是笔者对当代社会科学发展本质的具体化理解。
科学发展是一种客观的特殊的发展方式，它的第一要义是发展的高级性（或称科学性），它是美好发展目标与有效发展手段的统一。科学发展的基本目标是和谐、高效。和谐是科学发展目标的质量标志，和谐目标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高效是科学发展目标的数量标志，高效目标的第一要务是实现生产力的增长。科学发展的过程是良性循环发展过程，要使国民经济能保持良性循环发展，必须实现发展的和谐与高效双重目标。实现科学发展目标的高级有效手段是机制引导，“机制为本”手段与一般发展手段区别的价值意义在于，它实现目标的手段，不是直接依靠“人手”的低效推动，而是依靠“机制手”的间接引导，实现高效自动。科学发展手段的基本要求是公平与先进，公平是科学发展的性质要求，先进是科学发展的程度要求。科学发展的基本任务与主要矛盾，是如何构建符合公平与先进要求，能实现和谐、高效发展目标的科学发展机制。“民主自由为保障、精研机制为新风、宏观调和为先导、市场经济为主体”四大机制，是相互联系、协调统一的完整体系，是当代社会科学发展机制建设的原则内容，是实现科学发展基本目标的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市场经济为主体机制是最具活力的竞争机制，宏观调和为先导机制是最含奥妙的方向机制，精研机制为新风机制是最容易被冷落的动力机制，民主自由为保障机制是最关键也是最难突破的自我超越机制。
中国有人民勤劳智慧优势，有共产党统一领导优势，有发达国家先进引路的后发优势，有可以实现自我循环的大国规模经济优势，加之改革开放为中国走向高级发展奠定了必要的物质基础，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教训，而今，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又顺应时代发展要求，为中国人民作出了最有智慧的科学发展抉择，并已带领全党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出台了一系列符合科学发展精神的政策法规制度。如果我们能继续彻底解放思想，用公平取代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地位，以高级的科学发展观为指路明灯，并依科学发展本质认识，牢牢抓住科学发展机制建设的主要矛盾，倍加珍惜能推动科学发展机制建设的理论创新研究人才，用创新的思维创建系统、丰富的科学发展理论体系，结合中国特色，形成构建科学发展高效运行机制系统的目标共识，理清中国发展建设转轨变型的改革思路，创新发展模式，坚决克服讳疾忌医的心理障碍，从而充满信心、满怀激情、系统有序、不畏艰难地推进中国的各项改革事业，必将加快中国奔向科学发展的步伐，祖国的明天就会更加美好，就一定会在不久的将来发展成世界一流先进发达国家，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梦想也就一定能早日实现！
科学发展本质是指导科学发展的根本方法，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和灵魂，是中国发展建设理论中最重要的第一课题，是高级专家和高层领导的研究领域，笔者才疏学浅、身份低微，探究此重大课题是坐井观天，不自量力，错乱之处在所难免，文中诸多逆耳犯忌之言，更令家人和亲友深恐不安，恳望领导和专家能体察执着之人的赤忱之心，给予宽恕教育，为信仰和追求科学发展真理的井底傻人醍醐灌顶。
江苏省淮安市统计局 穆 如 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