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知远：世界很大我慢慢走

　　先锋语录

　　★我们的时代病了。

　　★每个人都要尽量地寻找自己。

　　★不要让年龄成为唯一的武器。

　　【简介】许知远 1976年出生，天秤座，2000年毕业于北大计算机系。曾任《经济观察报》主笔，现在是《生活》杂志出版人、专栏作家，也是单向街书店的发起人之一。出版过一些书，包括《那些忧伤的年轻人》、《中国纪事》、《醒来》等。他以其炫丽的文字风格，对当下时代的独特理解、公共领域的话语思辨，成为70后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他正在着手下一本新书《祖国的陌生人》，是一部游记。目前，他在剑桥做访问学者，阅读、旅行和发呆是他的常态。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杨梅菊发自北京 就像走路一样，许知远的语速快得离谱，碰到表达激动的地方，对方还没有听清楚，他自己先乐起来。但这属于他在亢奋状态下的上佳表现。大部分时候，他的发言严肃而稀少，关键词离不开“时代精神”“历史进程”和“世界”，中间夹杂一长串复杂的外国人名，这种气势磅礴的许氏风格，总是能让聆听者热血沸腾。

　　最近一次到北大讲课，许知远带着一本快要被翻烂了的书。

　　这本书，是临近毕业的他，从北大图书馆“偷”走的，为此，他付了十倍的罚款。这本885页的书，定价2元6角，由新华出版社1982年出版。

　　他走上讲台，翻开这本已经泛黄的书，开始朗读它的序言。投入地，充满感情地朗读。

　　这本书的名字叫《李普曼传》。许知远和它的第一次相遇是在1998年。11年后，他仍能确切地回忆起那个夏日的傍晚，当大多数同学都离开图书馆拥向食堂时，他在图书馆的传记书架上发现了这本书。

　　那一刻，这个一头乱发高个儿长腿、对于一切都满不在乎的年轻人，开始了他漫长、焦虑的青春期——事实上，这种焦虑，直到今天仍未结束。

　　从忧伤走向愤怒

　　许知远毕业已经10年。10年会怎样改变一个人？

　　“其实，一切都没有变。”许知远用一句有些虚无却也不无深意的话，总结了自己的“入世”10年。在这个几乎与中国互联网同时成长起来的10年里，许知远渐渐抛弃宏大叙事，开始从一个忧伤的年轻人变成站在中国土地上唤醒沉睡文明的思想者，他越来越悲观，但也越来越沉着，他更加不喜欢互联网，对于在开放平台上成长起来的一代，也更加声色俱厉，“愚蠢的一代”，他这样称呼那些在开心网上偷菜度日的青春。

　　2000年，在写出《那些忧伤的年轻人》时，许知远相信写作是为生活而存在，他毫不迟疑地宣称自己的知识分子身份——当所有的现代人沉溺在生计和单一工作中无暇深度关切这个世界，社会需要精英分子来梳理并告知有价值的观点，毫无疑问，许知远正在或者即将成为的，正是这样的精英。即使多年后，当这个社会已经陷入反精英化的情绪无法自拔时，许知远依然坚持自我：“我就是很精英化，精英化有什么不对吗？”

　　但是，另一方面，很精英的许知远也悄悄发生了变化。2008年，在持续了数年“虚张声势”的国际评论写作后，他渐渐厌倦了这种充满快感但常常不知所云的虚空——“我不过是那些死去的西方思想家和英文新闻媒体的传声筒，不断讲述的是二手、三手甚至四手的经验，它们遮蔽了自己的声音”。这个时候，他问自己，如果运用自己的双眼、双脚、自己的头脑，来观察、思考和触摸中国社会，我能发现什么？事实上，当他这么去做的时候，我们在《中国纪事》和《醒来》中发现了另外一个许知远：当然，文笔依然保持着某种自以为是的腔调，但是，他的内部显然更加饱满，他放弃了贩卖西方经验，而是选择用行走和观察来观照这个艰难生长的民族。

　　许知远不是没有怀疑过自我，每当他满腔的忧愤受感到现实产生的斥力，他便按捺不住自己的焦虑，他无法不让自己去注意这个社会所产生的种种问题，面对一个正在失去方向的民族，他想呐喊，可是很快被淹没，他坐不住，却又不知道站起来该走向哪里。面对记者的采访，许知远丝毫不掩饰自己的愤怒和对于现实的失望——尽管在很多人看来，愤怒是年轻人的标签。

　　时间的迁移会带走他的青春，但总有些什么，只属于许知远一个人，如果硬要总结出来什么，那一定是——一种迫切关注国家命运、迫切参与历史进程的野心。

　　学习时代开启

　　30岁那天，同事们一起吃饭庆祝。开始前，许知远先发表了一番演讲，围绕“ 国家精神”“知识分子”“思维”……他严肃地说，大家默默地听，气氛在瞬间有点飘忽。在热闹之中，许知远一如既往地保持了游离，也没人管他，反正他平时“也不是特别高兴的一个人”。几小时后，在一篇名为《地下室与阁楼》的文章中，他写道：昨日三十岁。过去的十年中，我变成了一个准知识分子，形成了朦胧的思维方式，未来十年呢，每一个创作者都会迎来自己的黄金十年，我的也要开始了吧。漫游时代结束了，我的学习时代真正到来了。

　　他以漫游的形式，开始了自己的学习时代——2007年，从黑龙江走到云南腾冲，一条对角线，将祖国整整齐齐分成两个世界，就是沿着这条线，他找寻中国遗失的自我文明，他一路走，一路写，两个月挥洒了几万字，成为后来《中国纪事》的雏形。随后，他又策划了中国海岸线之行，沿着大海的腰肢和曲线，他和同事们探求中国与世界的数次僵持与讲和，再后来，有了《醒来》。这半年，他又走了东欧和埃及，下一本书，是题为《祖国的陌生人》的游记。

　　从北京到剑桥

　　2002年3月，许知远首次出国，目的地是美国。一个月里，他从东海岸转到西海岸，采访了20个人，似乎实现了他年少时从《流放者的归来》中所了解的那种文学流浪生涯。他说，“那次旅行对我影响很大，坚定了自己成为一名知识分子的信念。”

　　相比那次仿佛头脑风暴般的美国之行，此后任何一次走出国门，都没能再激起许知远内心仿若当年的激情与野心。就像这次前去剑桥，从欢腾的北京到宁静的校园，许知远接受了外在环境的切换，但拒绝“幻想改变了一个地方，然后改变一个人”，因为，“一切都不是从前那个时代”，而许知远，也不是从前的那个自己。

　　“现在，旅行经常比读书更重要。”他说。游历成为他学习世界的方式。

　　但事实是，那么多城市里，他竟说自己喜欢北京。这个黑白衬衫、牛仔裤、纯天然乱发的瘦高男子，他曾日复一日地穿越这城市，却从未产生过了解的欲望。在自己为它所花费的稀少笔墨中，北京只不过是一座沸腾而又令人备感压抑的大城市。

　　但是，北京有他全部的朋友，有他文字的出路，以及那间干净明亮的单向街书店。

　　一切野心都其来有自

　　许知远出生的1976年，中国正处于新生的前夜。这个国家在其后30余年摸索前行，许知远则“在某个浅薄的程度上”折射了这种变化。

　　在江苏北部一个小乡村，许知远生活到7岁。1983年，邓小平决定裁减的100万军队，父亲所在的铁道兵首当其冲，于是，许知远跟随父亲来到北京。

　　1995年，整天为自己能否考上大学而忧心忡忡的许知远进入北京大学，蔡元培时代早已是昔日的传奇，大学则变成流水线式的加工厂。一切都如此干瘪，幸好一场.com风暴席卷了中国城市，它成为许知远那代人所经历的最浪漫故事。硅谷的技术天才把旧世界撕开了一道裂缝，而许知远则是全球化毫无保留的拥护者。

　　于是，毕业时，许知远成为了一名.comer，第一个月的工资相当于母亲一年的收入。网络泡沫破灭，他又成了新闻记者，彼时，中国的出版物逐步获得发言，一些以市场为基础的媒体，正学习用《纽约时报》的口吻报道中国。身处1999年至2003年的许知远，被一种强烈的乐观情绪左右着。

　　而当2010年，胡舒立和《财经》成为中国传媒时代嬗变的缩影时，远在英国的许知远内心颇为唏嘘，他一口气写下洋洋万言的文字，细数中国媒体命运的雷同与宿命。

　　在用英语采访的时候，许知远很喜欢用一个德语词“Zeigeist”(时代精神)。事实上，许知远和时代精神之间存在的最直接关系，就是他永远不能停止谈论这个词。

　　正如多年前北大图书馆的那个下午，许知远依然渴望像李普曼一样，以谈论自己身处的世界为生，并且赢得声名。后来，他将自己出版的众多书籍中的一本命名为《我要成为世界的一部分》——他从不掩饰这种充满雄心和渴望的表达方式，“出去，多读书、思考、旅行、写杰出的书”。

　　“我的内心充满不安”

　　【作者】《国际先驱导报》记者 杨梅菊 发自北京

　　《国际先驱导报》：目前你文字的出路是什么？

　　许知远：除了亚洲周刊和FT的专栏，也为我工作的《东方企业家》与《生活》供稿。

　　Q：坚持写专栏的意义和动力在哪里？

　　A：有时我经常困惑，为什么还写专栏。有时候是出于愤怒，中国让人愤怒的事情太多了。有时，纯粹是因为没耐心写更长的东西。

　　Q：你说过自己有参与历史进程的野心，现在，这种野心是否还有？

　　A：当然还会有，却也被社会现实经常打压。

　　Q：这种野心到底应该如何评价？

　　A：所有人年轻时都有野心吧？只是有人保持得稍微长一点，我没有十年前那种浅薄的乐观与自信了。

　　Q：你的批判视角和为国家担忧的情怀从何而来？

　　A：任何社会都有一批人自然而然地关心他的国家和社会的未来，我只是其中之一。

　　Q：有人说你“只训斥，不安慰，只批评，不解决”。

　　A：有很多人试图安慰这个社会，让人们对社会现实视而不见。也有很多人提出解决方案了，只是大部分解决方案是错误的也是危险的。21世纪的中国太急躁了，什么都想找快捷方案，但首要是把问题想清楚。

　　Q：在关注社会、国家等宏大身外事物的时候，是否有对于自身的反省和焦虑？

　　A：当然有，对个人的困惑远远多于对国家社会的困惑。

　　我不是个特别高兴、特别快活的人。幸福，有时候有，都是我一个人获得的，很多是在思考的时候。忘掉自己投入到某个东西里去，是最幸福的。

　　我内心充满不安。前途怎么样啊？现在获得的，和我期待的还是差距太大了。我期待能有伟大的作品，流传几代人的作品，这才是真正有意义的。但我写不了文学，得非小说、非虚构，比如历史学家、社会学家那样的。

　　Q：你说起自己这几年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具体是指什么？

　　A：更悲观了。这个现实正在让人越来越无力。

　　Q：第三极书局倒闭的事情你知道吗？

　　A：我很伤心。书局的老板是我的师兄，我们谈过对书的理想。我们的时代病了。

　　Q：对于单向街书店未来的生存是否心有担忧？

　　A：暂时不会消失吧，五年内应该不会。

　　Q：你满意现在的自己吗？

　　A：我对自己的想法与文字都不太自信，也不习惯于在别人面前谈论自己到底是怎么想的。好像写作更私人，更安全。我很羡慕梁文道他们呀，我做不了他做的事。

　　Q：想对当下的年轻人说什么？

　　A：不要让年龄成为唯一的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