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周惠同志

                                                   □ 田聪明《百年潮》2005年第10期
        2004年11月18日上午11点刚过,接到周惠同志病危的电话,我即往北京医院赶。一进病房就下意识地向监护仪器望去——心电图的轨迹已呈现出平行直线。我已难以说出话来,便急匆匆走到他枕前,伸手从前额抚摸到脸颊,确认他已经走了,我泣不成声。

冬去春来更逍遥
        由于类风湿关节炎的疾患,周惠同志的最后十多年基本上是在轮椅上度过的。进入2004年则基本在床上躺着,只有精神好些时才能起来趴在移动的平板桌上坐一会儿。但他的头脑一直很清醒,思维很敏捷,说话也很利索。我每次去看望,他总是聊个不够。 
       2003年下半年,他多次同我说,他不想死但不怕死。有一次很认真地对我说:我们相处这么多年了,你说说对我的评价。我就根据这些年的接触和对过去的一些了解,通过一件事一件事谈了他的长处,也谈了他的不足。他点了点头。后来又几次同我谈及墓志铭,主要谈及古人的墓志铭和后人对墓志铭的感受。再后来又几次谈到如果他自己给自己写墓志铭该如何写?去年上半年,有一次去看望他,他要来一张16开纸竖写了四行字:“人世沧桑近百年,匆匆忙忙春去了,风吹雨打花落地,冬去春来更逍遥。”他一笔一划地写,我边看边琢磨。他手抖写得比较慢,但每笔每划都很认真。从这几行字不仅可看出他流畅的书写风格和字体特点,而且明显感到他对自己一生概括的思想境界和文字表述韵味。他还一字一句地讲了他的考虑。特别最后一句中,原来是“冬去春来也逍遥”,经过反复推敲后改为“冬去春来更逍遥”。他说这样好像更积极些。一字之差真实反映了他的生死观。
        2004年7月23日上午我去看望,我们聊得时间比较长,而且基本上是听他说。他聊得很认真,坐起来过两三次。12点过了,家人两次说吃饭吧,但他摆摆手后继续说。先是聊围绕台海局势有关的事。后是聊了有关“人生”的一些事。其中聊到他在“庐山会议”上没有检讨,但到了第二年批得更厉害了,感到不“检讨”不行了。在一个晚上和老伴一起“到院里咬耳朵”,还是要顾忌“党票”啊。特别谈到一位与他一直要好的同志,在“庐山会议”前期一再要求他做的一件事,他虽然只做了不算太紧要的一点,但他对那个事是赞同的。“风向”转了以后,这位同志一开始还想由他一人“扛”着,可后来大概是扛不住了,“把咱供出去了”。这件事一直没有说也不想说,今天也给你说了,你知道就行了。人啊,很具体。他躺下后说:我们认识二十几年了,不错。稍歇会儿后说,你也该回去吃饭了。
        过了两天我出差了,又过了几天周惠同志住院了。8月6日中午得知他住院,可当我赶到时已经上了呼吸机。此后的三个多月里,我有空就去看看,可只能用眼睛交流,只见到他的嘴在动,没能再听到他的声音。每忆及此就想掉泪。

伴此“君”非伴虎
       我是1980年正月初三上午开始与周惠同志直接接触的。自那以来的25年里,在他的领导下工作,和他聊天、谈心……从未间断,无拘无束。由于他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近19年,所以我们谈的更多的是工作以外的事,海阔天空,随意道来。但所有这些都使我能够更深刻地了解他一生未变的人格,理解同他共事中一些事的决策过程。老人走了,但我却经常不觉老人已经不在世,多年同老人相处的情景,不断地在脑海中反复浮现。老人求真务实,爱憎分明,宽厚待人的形象更加清晰逼真。
        1979年农历腊月27日下午,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宝音图秘书长找我,说拟调我到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周惠同志身边工作,侧重文字方面。还说一过年,也就是1980年正月初五就要跟随周惠同志到北京参加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我一时为这一很突然的问题而惊讶呆了,觉得“这不可能”,可又不知该怎么说。冷静了一会儿自觉找到了“充分”的理由:一说我是记者,自由活动习惯了,做秘书不适合;二说我性情锋芒毕露,好坚持自己认准的意见,做秘书不适宜;三说我属总社管的干部,分社社长已回山东过年去了,正月初五肯定赶不上。那时,我对新闻业务刚刚开始“入门”,并已见到了些成果,特别是对新华社记者这个职业已经深深地爱上了。加之“伴君如伴虎”的世俗观念和现实生活中的一些现象,越想越觉得不能去。所以,对以上三点我反复向宝音图作了陈述。可腊月29日中午,宝音图下班顺路到我家说:已同总社联系上了,总社党组已经同意,要我正月初三上午就与他一起去见周惠同志。这天下午,分社也将总社的通知转告了我。
        对这一调动我确实很不情愿,但组织已经决定了,我想说的话只好咽到肚子里。初三上午9点多,宝音图领我去了周惠同志的家里。当时正好有位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副主席和他在办公室里说话。周惠同志只问了我哪里人?什么学校毕业?什么时间入党等。然后说跟他去中央开会,并叫来机要秘书交待和我做些携带材料的准备。对给他做秘书的事却只字未提。所以,包括五中全会期间,不论直接间接,一有机会我还总是强调那些不适宜做秘书的理由,可他仍未有半点表露。         在会后返回呼和浩特的火车上,周惠同志让警卫员把我叫到他的包厢里。只见小桌板上摆着一瓶半斤装茅台酒、一小盘猪头肉、两个小酒杯、两双筷子。坐下后周惠同志说,睡前喝点酒能减少小便的次数,咱们一起喝吧。周惠同志能喝点酒,我当时也可以喝点,便边喝边聊。大概喝了三四杯,老人便很郑重地说:小田,调你来帮我工作,思路差不多。至于有不同意见可以讨论嘛!原来湖南省委秘书长同我常讲些不同意见,我们也常争论,可我们关系很好。我顿时又说不出话来了,特别是对自以为锋芒毕露,爱讲不同意见这一条最不适合做秘书的理由,说到家了,我还好说什么呢?与此同时,一种崇敬感油然而生——亲身感受到了这位老人当年在“庐山会议”上讲真话、报实情的高尚品格。由此也使我讲话更放开了。聊着聊着,我就冒出了几句话:周书记,那我对您就没有不可说的话,但我们记者有条规矩,就是事实讲错了我负责,而认识上有错是允许的;如果我的错误认识被您采纳了就应该是您负责,而不是我负责。他没有任何犹豫,一边喝一边点头,并非常轻松地说了声“那当然”。这时我凝视着他的一举一动,想象着“庐山会议”上不顾个人安危而捍卫党的原则,反映真实情况和人民群众呼声的情景,心里想:“伴此君非伴虎,可能是近良师益友。”

靠实践统一认识
        在十一届五中全会期间,我是华北组整理简报的内蒙古工作人员,周惠同志的文件和生活由另一位同志管。可他有空就叫我去他的房间闲聊。当时我没有任何“包袱”,所以不论全国的事还是内蒙古的事,只要我知道的,问我什么就说什么,有话茬也说些我不适合做秘书的意思。在返回呼和浩特的火车上说我“思路差不多”的结论,大概也就是这么得出来的。我后来开玩笑说,我反复强调的不适合做秘书的理由大概是周惠同志认为“最适合”的条件。
         确实,周惠同志听意见,首先看真话还是假话,然后才论是对话还是错话,而且是只论对错,不计较态度、方式。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托克托县中滩公社1978年冬就悄悄搞“口粮田”、“责任田”(集体)的改革。公社书记马崇发有点胆识,硬抗住了1979年春天那场批判农村“资本主义复辟”的“倒春寒”,取得了当年出乎预料的好效果:“口粮田”单产成倍地超过“责任田”。所以,1980年不仅中滩公社由“口粮田”、“责任田”发展到了“大包干”,而且县委书记还要在全县推广。这是自治区首府城市的一个郊县,所以,一时间引来好多说法。这年4月份,周惠同志到这个公社调查,随同调查的一位领导干部就有不同的看法。当公社书记、县委书记谈到他们的做法时,这位领导很激动地说,这不真是“资本主义复辟”了吗?而公社书记和县委书记则用充分的事实和理由加以阐述。周惠同志越听越高兴,笑着说他们讨论得很热闹,鼓励他们继续讲。但周惠同志的观点是很清楚的,正如耀邦同志所说,他是全国搞“包产到户”最早的三个省(区)委书记之一。周惠同志所以高兴就是觉得他们都讲的是真心话。最后还说讨论得好,当然也很明确地表示可以试验,特别强调看看如何搞才能使老百姓吃饱肚子。     

    内蒙古东部的呼伦贝尔盟、哲里木盟和昭乌达盟1969年至1979年曾划归东三盟管辖。东三盟的农村改革明显比西部晚一些。1982年春天，周惠同志到呼伦贝尔盟阿荣旗调查，听说音河公社和平大队党支部书记盖广义同志坚决反对“包产到户”，周惠同志坚持要去看看。盖广义面对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毫不掩饰地说：队里有人说要“包产到户”，俺就说要将队里欠信用社的贷款也一并包到户。这下他们就不敢包了。然后他还很得意地说：俺让你包?!周惠同志听得直笑。到离开时周惠同志也没有批评盖广义，只是深情地对他说，现在这个搞法我们已搞了二十多年，老百姓吃不饱肚子，欠的贷款却越来越多，总得想个办法呀!“包产到户”也可算一个办法吧?  

    盖广义是个老党员、老农村干部，人很好，很热爱集体。周惠同志与盟旗领导说，不能责怪这些基层干部，我们搞了这么多年的“一大二公”，影响根深蒂固，这说明思想解放的任务还很重，最终还要靠实践来统一人们的认识。多年后周惠同志还常提到这位老盖，并说他是好人，称赞他敢讲真话。

    我在周惠同志的直接领导下工作了六年。不论是任自治区党委政研室副主任、秘书长，还是副书记，没有向他说过一句假话。我刚到周惠身边工作时，他能吃、能喝、能睡，也很健谈，但毕竟已62岁，加之坎坷经历，头发少而全白，牙齿也很不好。出于责任，也出于尊敬和同情，总想尽可能为这位长我25岁的老人多分担点具体事务。在他身边工作的三年里，每次为他起草讲话，听他讲，我也讲，一遍一遍地修改后送他；报送他处理的一般文件我也都是先认真看，送到他手里时不仅讲清是什么事，也讲我的意见；有些事我主动找他讲，有些事他找我交代或询问……。这期间不同意见是常有的。记得我到他那里工作不久，内蒙古一个县不是候选人的同志当选了县长。这在当时确算得上是一条“新闻”了，所以人们议论纷纷。我对这个县的书记和县长候选人及当选县长都比较熟，我怎么认识就怎么说。周惠同志在一次常委会上说：“对这个问题我和小田曾发生过激烈的争论。”这个话传出后，不少要好的同志提醒我说：“没有你这么当秘书的。”可他们不知道的是，周惠同志这话是用赞赏的口气说的。

 

敢为人先不觉先  

    在内蒙古很多人都记得周惠同志的一句名言，叫“从大青山出发”。大青山是《敕勒川》里提到的阴山的一个支脉，呼和浩特市就在大青山脚下。1981年中央就西藏问题向全国发了一个文件，周惠同志认为其中一些做法不适宜内蒙古，所以，当有同志提出如何在内蒙古实行的时候，他就脱口而出说，内蒙古的事要从大青山出发。从此，人们常用这句话来说明周惠同志凡事从实际出发，讲究实效的作风。

   周惠同志是1978年7月到内蒙古工作的，当时中央任命他为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第二书记、革委会副主任。在从北京赴任途中就下火车开始深入农村牧区调查研究。在调查研究中他很快发现牧区和畜牧业在内蒙古不仅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工作指导上也同农村和农业有很大的不同：牧民基本是蒙古族等少数民族，牲畜对牧民不仅是生产资料，也是生活资料。同年10月周惠同志任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革委会主任后，区党委就决定从第二年开始大幅度调整牧民自留畜政策，每户牧民可牧养的自留畜数量，包括小畜大畜都放宽了许多。这在全国几大牧区是第一家。过了两年，牧民的自留畜发展很快，在牲畜总头数中的比例迅速上升。各种说法又多起来了，不少人担心偏离“社会主义”方向。当周惠同志弄清楚牧区牲畜总头数增长后，他却很欣慰地说，只要整个畜牧业发展了就好说。

     1980年下半年中央下文允许“三靠队”(吃粮靠返销、花钱靠救济、生产靠贷款)，实行“包产到户”。周惠同志就向中央领导讲，我们内蒙古可否说是“三靠省”?这位领导同志只笑了笑，这下他心里更踏实了。所以，到1981年底，全区农村土地“大包干”已呈“席卷之势”。可牧区怎么办?而且不只牲畜还有草场呢?周惠同志继续进行深入调查，特别注意到内蒙古牧区大多三年一黑灾(旱灾)，五年一白灾(雪灾)；近半数牲畜循着夏饱、秋肥、冬瘦、春死的圈子转；畜群大多需夏营地、冬营地(需储草和棚圈)等。他逐步从这些实际中形成了两点认识：一是自留畜发展以后集体畜要实行承包，不然就会成了“后娘的孩子”；二是牲畜承包以后草场吃“大锅饭”不行，也得实行承包，而且有利于轮牧定居相结合。这就是内蒙古首先实行，后在全国牧区推行的草畜“双承包”责任制。

    到了1982年秋，自治区党委研究室的同志汇报说，呼伦贝尔盟陈巴尔虎旗、昭乌达盟巴林右旗等地一些嘎查(生产大队，牧区是嘎查核算)，自留畜已经或将近超过集体牲畜，而且自留畜的繁殖母畜比例和牲畜膘情等普遍比集体畜好。有的嘎查因此将集体牲畜作价归了户，牧民大多很赞成。所以，许多基层干部想推行这一做法，问行不行?我当时是研究室副主任，就如实向周惠同志作了汇报。周惠同志详细问了情况后说，牲畜总头数发展了，说明自留畜政策和“草畜双承包”政策是正确的。如果作价归户能使牲畜数量增加，质量提高，就可以试。这个问题还没有来得及经自治区党委和政府讨论，可周惠同志的意见就传开了，牧区的牲畜作价归户很快大范围推开了。这当时无疑会在各方面引起不同反应，有的“纲”还上得很高。这些意见也反映到了中央领导那里。1983年初夏，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书记处研究室主任、中宣部部长邓力群到内蒙古视察，我当时任自治区党委常委、秘书长，分管区党委研究室的工作，就决定由我向邓力群同志汇报牧区“草畜双承包”和牲畜作价归户等问题。我用统计数据汇报了周惠同志所问过的那几个问题，如牲畜数量增加了，质量提高了，牧民收入增加了，集体牲畜变成了钱，也没受损失等。邓力群同志听后说，那就证明你们搞对了。这也是后来在全国牧区推广的做法。

    周惠同志由于坚持求真务实，心中有数，所以他敢为人先不觉先，面对风险不畏险。

 

亲情、友情都在真  

   周惠同志十分尊崇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很重亲情、感情。周惠同志在弟兄中排行老七，他三哥惠浴宇1982年以前任江苏省省长，人们都称他“惠老”。中央每次召开有省委书记、省长参加的会，周惠同志的业余时间就基本上交给他三哥了，不是一起去看熟人，就是兄弟俩一起聊。惠老退下来后到内蒙古去过一趟，周惠同志没让惠老住宾馆而是住在他的家里，并且是把他老伴的卧室腾出来给惠老住。对此，我当时很受感动。1980年6月，周惠同志率党的工作者代表团出访罗马尼亚，提前一周全团在北京万寿路中联部招待所集中。一天晚上，他和一些熟人一起吃饭，喝了点酒，回来就睡了。可11点多来了一个长途电话，我不得不把他叫醒。

    大概是晚上吃饭时与熟人聊到了往事，又喝了一些酒，接完电话后老人的话多了起来。我一边给他茶杯里倒水，一边听他讲。周惠同志先是说我们过去党内斗争中的一些教训，记得主要谈到了小平、陈云、彭德怀、黄克诚等老同志受到的不公正对待。当谈到陈云、黄克诚等因讲真话多次挨批无法工作，拨乱反正后可以工作了，可他们的身体却不行了。这时他掉泪了，而且泣不成声。我也跟着掉泪，从中受教育、被感动。他再一次泣不成声是谈到他的孩子，那是在“文革”中，他被关起来了，四个孩子相继下乡插队，经过再三交涉才允许他们见一面。他说他当时给孩子们讲了三层意思：一是你们的爸爸、妈妈都不是反革命；二是不论走到哪里，相信老百姓能生活你们就能生活；三是任何情况下都不必寻短见。这个时候我也泣不成声了……。我们都只穿着背心裤衩，一直聊到第二天凌晨两点多钟。

    我参加工作后父母一直跟我一起生活。我父亲50年代开始就患有肺病。1981年6月下旬，我随周惠同志参加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全会结束后的7月2日上午，中央在怀仁堂召开省委书记会，专门讲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实行离退休制度和成千百万培养选拔中青年干部的问题。陈云同志讲文件，小平同志讲话，耀邦同志主持会议。这时接到家里电话，说我父亲病重，周惠同志得知后一定要我快回去。我3日赶到家，送父亲住院，18日就去世了。父亲受了很多苦，刚刚生活好一点却去世了，我和母亲及全家都悲痛极了。当天周惠同志就到我家里，含着泪安慰我妈妈，安慰我们全家。这么大的“官”为一个老农民去世来看望，我们全家，特别我妈妈非常感动。后来，包括到北京以后，周惠同志几次到我家，和我妈妈聊天。我妈妈是个一字不识的老农，可两位老人好像很能聊得来。周惠同志还说我妈妈是个“农民政治家”。大概也是这个原因，周惠同志对我曾有过一个评价：“知道老呀、小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