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清运动的起源（二） - CHANGE A WORLD YOUNG - yccd2...

大灾荒与四清运动的起源（二）
各地的这类浮夸报告是否对毛泽东构成“误导”？笔者认为即使有些影响，也不大，因为毛可以通过各种信息渠道了解全部情况。重要的是，他需要这类报告和经验总结来证明自己的观点。毛的这种态度对各地影响甚巨，各省纷纷报来缺点、错误已被克服或战胜的消息。由王任重任第一书记的湖北省浮肿和饿死人现象极为严重。1960年 3 月，黄冈浮肿人数5 万，却宣布一周后即扑灭水肿1 万。襄阳竹山县有5500人浮肿，一周后传出消息，大部分已被“扑灭”，只剩80人。［15］
1960年4 月以后，毛泽东在继续鼓动跃进的同时，对狂热的宣传已略有不安。4 月28日，毛在一份批示中提到：在宣传报道方面，“要善于藏一手”，“防止发生不切实际的浮夸风”。［16］毛的这个批示只是提到宣传降温的问题，并不涉及已大量出现的“非正常死亡”。
1960年6 月，毛泽东似乎开始觉察到，或者是真正愿意面对农村的严重问题，起因是陶铸的一份报告。陶铸认为，解决农村问题的方法是开展一场“三反运动”，即反官僚主义、铺张浪费和形式主义。具体内容为纠正基层干部的违法乱纪、强迫命令一类错误。应该指出，干部违法乱纪确实是造成农村严重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但这些都是干部在执行上级各种命令的情况下干的，犯下这类错误的干部基本上都是大跃进、人民公社化的积极分子，仅几个月前，这些基层干部还因有力地执行了上级指示而被表扬和重用。现在领导却将自己责任遮去，而让基层干部 “背黑锅”。尽管陶铸未尝不明白造成农村危机的真正原因是政策错误，但他的报告丝毫不敢涉及这个问题。
陶铸提供的广东三反经验将打击矛头针对社队基层干部，其主题与方法和几年后的四清极为相似：运动的对象是农村基层干部；运动的重点是清理帐目、干部退赔；斗争的指导思想是以党的阶级路线来开展三反，即清除出身地富的“成份不好”的干部；打击范围掌握在3 ％之内；通过运动，最后促使干部参加劳动。［17］
陶铸的报告既不涉及修正政策，又开出了解决问题的药方，果然获毛泽东赏识，他称赞广东“提出来的问题和对这个问题的处理办法是正确的”。［18］
1960年6 月后，毛泽东对大灾荒的解释逐步清晰，他认为问题主要是由“五风”造成（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瞎指挥风、干部特殊化风）。毛的上述判断应该不错，却只涉及问题的现象层面，他所提出的解决问题之道仍是其一贯坚持的大搞阶级斗争的一套。
毛泽东提出在农村立即开展整风、整社，用阶级斗争的方法搞三反运动，同时继续坚持农村食堂。其结果是 “三反”与事无补，1960年9 月的“八字方针”也不能立即缓解大灾荒，形势进一步恶化，致使部分地区饿死人的现象在1960年下半年后已发展到“惨绝人寰”的地步。1960年6 月后，河南信阳地区已饿死人达100 万。［19］10 月21日，中组部、中监委4 名干部写出有关“信阳事件”的报告，10月24日，李富春将报告上报毛。10月26日，毛批示刘少奇和周恩来“即看”此件，“下午谈一下处理办法”。［20］“信阳事件”给毛以大震动，次日毛批转胡乔木有关推广小球藻的报告，胡称，“此举可以保证，不饿死人，减少甚至消灭浮肿病。”［21］
面临极端恶化的形势，毛泽东终于同意加大调整政策的力度，1960年11月3 日，中央下发紧急指示信（12条），提出全面反五风，允许农民保留小额自留地，允许农民经营小规模家庭副业。在当年夏天的北戴河会议上，毛虽提到“只有大集体，没有小自由不行”，却没有将其变为中央的政策，现在终于明确为具体政策。但是“紧急指示信” 仍然坚持农村食堂，此项规定在相当程度上冲淡了有关自留地的精神？
1960年11月，毛泽东开始修正“形势一片大好”的论断，改口说“三分之一的地区的形势不好”，同时毛又明确提出，调整政策后，几个月形势就会好转。［22］毛要将基调先定下来，即解释为何全国部分地区形势不好。
现在毛泽东的解释比6 月份前进了一步。他说，这是因为这些地区的“民主革命尚未完成，封建势力大大作怪，对社会主义更加仇视，破坏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23］可是有无领导方面的责任和缺失呢？毛争取主动，首先承认自己有错误。尽管1959年庐山会议后，中央层已没有任何人敢于提出毛的错误的问题，毛却知道党内外都有一股指责、埋怨他本人的空气，毛预感到自己要承受这股巨大的批评压力。与其让这股“阴风”不断蔓延，不如公开将其挑明。1960年6 月，毛在《十年总结》一文中第一次谈自己的“错误”，毛说，他的“错误”在于将过渡时期估计太快，但马上强调：“错误不可能不犯”，“有一部分错误大概也是难免的”。毛并没有忘记将其他人捎上，他说，“有些是和当事人一同犯的”。［24］1960年11月，毛在一份为中央代拟的文件里，用第三人称的方式，再次谈自己的错误，言辞和态度都非常恳切。［25］
毛泽东已作“自我批评”，各省大员纷纷表态愿承担责任、为毛分忧。仅仅半年之前，在北戴河会议期间，各省的书记们还不肯检讨，他们非要等中央检讨后，才愿承认自己的错误。华东局第一书记柯庆施极为焦急，他耐心启发华东各省的书记率先作出检讨，但是书记们就是不上钩。［26］柯庆施无奈，只能借上海工人之口说，“党中央和毛主席是对的，一个指头的毛病是出在我们手上。”［27］
毛泽东既已下“罪己诏”，各省检讨报告如雪片般报向中南海，所有的检讨都是一个调门：中央的政策是正确的，地方在执行正确的政策过程中出了偏差。毛泽东心领神会，对这类报告一概嘉许。［28］
1960年11月后，毛泽东焦急地等待各地报来“好消息”，地方领导非常理解毛的这种焦灼心情，迅速报来的各种材料，皆是“12条”下达后农村一片新气象的内容。安徽省委的报告称，传达12条紧急指示信后，全省“人人兴高采烈，生产出现了一片崭新气象”。［29］黑龙江省富拉尔基重型机器厂开展“红思想运动”，借工人之口说， “现在每月能吃大米白面，有这么多的粮食，真是上天堂了。今后我再也不吵粮食不够吃了”。［30］
此时此刻，毛泽东太需要这类反映“大好形势”的报告，毛更对“乱讲”十分警惕，他同意林彪的意见，禁止军队同志向地方领导反映对形势问题的看法。［31］
1960年11月，毛泽东的心情较为沉重，反映在政策制定方面，也显示出某种理性化色彩。11月29日，毛网开一面，批示免去资本家下放农村，改为下放城市企业。［32］如果沿着这条路继续下去，加大“罪己诏”的份量，可能会加速扭转危急局面，毛也不失为知错即改的“贤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