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周刊 中国公民精神被灾难唤醒

　　译者注：《时代》杂志的Simon Elegant撰写了一篇长文，展现一个西方记者对汶川地震的种种关注点。这篇摘译着重两个部分：公民社会在地震中飞跃，地震在改变中国自我感知的同时至少暂时地改变世界（西方）对中国的感知。

　　通往映秀的公路裂开的口子大得足以吞没小孩，而且到处是被压扁的卡车以及巨石。一位母亲带着儿子离开尸体腐烂、学校倒塌、道路被埋、一排排家园被毁的地狱场景。但这些没有令两个朋友止步。他们坐火车、坐汽车、最后步行到这里帮助地震灾民。他们身上穿着“我爱中国”的白色体恤，他们决心走进灾难的核心地带。他们当中一位36岁的物理教师吴光雷（音译，Wu Guanglei）表示，在看到灾难的新闻后，他们就决定过来帮忙。28岁的吴向平（音译，Wu Xiangping）请假来参加救援工作，“我们中国人越来越团结在一起，因此，国家的道德也在升华。”

　　这些简单的表述带着希望和自豪，在很大程度上表达了中国作为一个国家在过去两周对自己的了解。8.0级的地震是这个国家三十多年来最大的自然灾难，至少5万人死亡，500万人无家可归。从灾区传来的可怕画面迫使中国人正视深渊。画面也反映出一个超出很多人想象的、富有同情心的国家形象，在那里，千千万万的中国人排队数小时捐钱捐物，在那里，成千上万像上述两位吴先生那样的人们离开工作岗位，离开家人，赶赴灾区帮助他们的同胞。通往灾区的道路拥挤不堪，当局不得不拒绝一些志愿者。捐赠的衣服堆得高高的。几天之内，来自中国私人企业（过去它们并不以慈善闻名）已达十亿美元，而且还在增长。

　　源源不断的支持富于启示性。多年来，中国公民没少看社会较为黑暗的一面，国家在奔向富强过程中的出现贪婪、不计后果——使用童工，腐败，假冒伪劣产品，受污染的食品、危险的玩具等等。但这场巨大的人类危机中焕发一种新的自我意识，中国民众富有同情心的、慷慨崇高的精神。正如艾伯塔大学政治学家姜文然（Wenran Jiang）所言，这场地震是一次“意识震撼”，集体顿悟。

　　当然，当国家紧急情况缓和下来，中国基本上将回复到它平常的样子。但一些基本的东西变了。普通中国人为建设更具良知的社会作贡献，敦促政府做正确的事情的能力（甚至责任）焕发新的信心。大多数志愿者是第一次从事这样的工作，很多人表示他们渴望在未来做更多的社区工作。姜文然表示，这是中国公民社会成形中的重大飞跃，这对中国民主化进程的未来至关重要。这不是说汶川地震将在未来几年直接引起选举，但执政者与日益活跃的中国公民之间复杂而不断变化的关系将很可能演变成专制控制与西式民主之间的某种妥协。

　　这场地震不仅改变了中国的自我感知，而且至少暂时改变了世界对中国的感知。此前很多国家怀着恐惧与怀疑看待中国日益增长的经济和军事实力。中国与民主西方之间的关系在西藏事件和火炬传递风波后特别紧张。但这场发生在缅甸飓风十天后的地震展现了中国政府的另一面。缅甸偏执的军政府阻挠外国援助，表明一个压制政权对自己民众的痛苦可以多么无情，多么无能。但中国对地震的迅速反应甚至赢得批评者的钦佩。

　　反过来，世界各国向中国展示的同情，现金和物资的捐助，以及外国救援队、医生和其他人员的派遣让中国一些最仇外的网友也感到震惊。一位驻北京的西方高级外交官表示，源源不断的国际善意“改变了一切”。“现在很多人将为中国人欢呼，希望他们在奥运上取得成功。那对中国的自信以及它对自己在世界上的位置的感知至关重要。”

　　如果说这场危机有一个定义性的时刻，那就是地震发生一周后，5月19日下午2点28分那一刻。整个国家停顿了三分钟。交通停顿，降半旗，各处的中国人含泪为汶川地震遇难者默哀。司机鸣笛，警报声发出寄托集体痛苦的悲鸣。这个仪式标志着为期三天的全国哀悼期开始。

　　这种国家悲痛的流露有助于拨开那种认为中国缺乏公民精神的想法。学术界长期认为，强调家庭责任的儒家理想历经千年已经变异为一种这样国民心态：认为帮助非亲非故的人是浪费宝贵的个人资源。在中国，来自个人和企业的慈善捐款约占GDP的0.09%，而在美国，这个比例为2%。

　　但中国已经表明，它的民众不仅知道如何悲伤，而且知道如何给予。慈善不仅来自私营企业和富裕的公民，而且很多捐助来自作出巨大奉献的中国穷人。

　　和新闻报道的自由同样惊人的是报道的成熟。电视广播全天候报道，报纸推出特别版。一位新闻节目主持人甚至在节目播出时责备一个留恋酒店房间而没进灾区的记者。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中国媒体专家萧强（音译，Xiao Qiang）表示，“三五年前，国有媒体和互联网世界根本没有精力、经验和技巧去做这样规模的报道。在未来三到五年，它会取得同样巨大的进步。这不是说媒体完全自由，但这是增强中国公民社会的一大步。”（作者 Simon Elega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