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敬宜：胡绳的最后一篇文章

胡绳的最后一篇文章

范敬宜

    从2000年第12期《百年潮》杂志上读到魏久明悼念胡绳同志的文章，其中提到胡绳在最后日子里写的一篇文章，是为一位名叫黄克定的老同志的音韵学专著《从〈诗经〉到〈中原音韵〉》写的序言。读后异常激动，以至夜不成寐。因为黄克定是我的患难之交，而我又是他殚精竭虑撰写这部著作整个过程的见证人。我万万没有想到，在黄克定逝世三年之后，重病中的胡绳还念念不忘完成故交当年的嘱托。

    《百年潮》的文章是这样概述此事经过的：2000年秋天，胡绳同志已进入病危阶段。他自知来日无多，便带着一部分未了的心愿来到烟台和上海，边疗养边工作，其中就包括为早年上海复旦中学老同学黄克定著作写序言的“任务”。文章说，“这位老同学，1944年在浙江老家参加新四军。解放战争时转战到东北。新中国成立后，在辽宁省从事教育、财务工作。他爱好文学和古代汉语，有深厚的古文根底。但他一直处境艰难，特别是‘文革’中下放在辽西偏僻落后的农村，在饥寒和艰苦劳动的条件下，每天更深夜静妻儿熟睡之后，在小油灯下，研究很少有人问津的一门冷僻枯燥的学问——汉语‘音韵学’，写出一部学术专著：《从〈诗经〉到〈中原音韵〉》。这部书，从中国最早诗歌总集《诗经》优美自然和谐的音节谈起，一直写到元代反映北方语言的巨著《中原音韵》，概述了从远古周秦汉魏晋南北朝，到唐宋元时期汉语音韵的沿革和发展，历史跨度二千多年。黄克定完成书稿后，想请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的老同学胡绳同志写序言”。“胡绳答应为他写序，并不是因为黄克定是他的同学，而是黄克定刻苦钻研的精神使他感动，对他从事学术研究有独到见解表示赞扬。……他从烟台到上海，常常思考这篇序言如何写。有时半夜醒了，睡不着，起来提笔写这篇文章。我们几次用别的办法，分散他的精力，劝他把写序言的事放一放，但没有达到目的。最后在上海，在2000年国庆节前夕，终于把这篇序言写完了”。这时胡绳同志“如释重负，有一种说不尽的轻松愉快，一笔‘老账’还了。这是胡绳用心血写出的最后一篇文章”。

    在魏久明同志的悼念文章中，胡绳为黄克定写序只是一个事例，写得这样详细，已经很不容易。但是作为一个“知情者”，我觉得还有必要做一些补充。

    黄克定完成这部专著，前后历时30年，最艰苦的是“文革”中的10年，他以超人的毅力战胜了常人难以想像的恶劣环境和生活条件。当时我家和他家同时被流放在辽宁省最贫瘠的西部山区——建昌县二道湾子公社，两家仅相隔一个山头。我们亲眼看见他冬天在滴水成冰的破屋里，裹着棉袄、拥着棉被，蜷缩在炕梢一角，靠着一盏油灯，不分昼夜地写作。饿了啃几口玉米饼子，困了纳头睡几十分钟。除了他的夫人，周围谁也不能理解他在那样的政治形势下做这类学问为的是什么。许多人在背后说他是神经病，连我这个多少读过一点音韵学的人，都劝他停止这种“无效劳动”：“你与其写这种永远不可能出版的书，还不如帮你老伴干点活。你看她累得多可怜!”可是他夫人总是说：“你别阻挡他，他做的是非常有意义有价值的事情，将来会有用的。”

    黄克定请胡绳为这部著作写序，绝不是想利用“名人效应”。他是一位十分清高的知识分子，从来鄙视攀高结贵。因此在写书的过程中，从未求助于人。而且他和胡绳只是中学时的同学，几十年没有来往，彼此都记不清对方是什么样子了。只是到了80年代书已完稿之后，联系出版社到处碰壁一筹莫展，加上突发脑血栓瘫卧在床的时候，才万般无奈地向胡绳这位老同学写信求援。偏偏由于一个意外原因，胡绳在一年之后才看到这封信。在这等待的过程中，黄克定已感到无望，我还对他泼过冷水：“现在胡绳同志身居要职，恐怕不可能为一个普通老同学做这样的小事了。”谁也没有想到，后来胡绳为此书的出版和序言操了那么大心，出了那么多力。

    胡绳同志为黄克定著作的作序和出版如此认真负责，绝不仅仅是出于同窗情谊，主要是被黄克定的精神所感动。他说：黄克定投身于音韵学这一冷僻艰深的研究领域，“其条件之艰苦，毅力之强，用功之深，处处表现了一种学人对学术事业的执着追求和献身精神，是值得称赞和佩服的。”最近，我才看到胡绳为写序和出版事与黄克定本人及其家属的五六次通信。每封信都写得很长，充满热情的关怀、安慰、鼓励和承诺，甚至对联系出版的每一个细节都交代得详详细细。这种古道热肠，在当今社会实在已属罕见。

    在胡绳同志的倾力支持下，黄克定的这部专著最近即将由辽宁出版社出版。

    可惜作者本人和胡绳同志都不能看到它的问世了。这个带有传奇色彩的故事，既是学术界、出版界的佳话，又留下了令人心酸的遗憾。作为一个目睹这个故事全过程的朋友，行文至此，只能祈祷这一类遗憾今后少些再少些。

    2001年1月

收入《思慕集——怀念胡绳文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11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