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光远:【改革忆事】为邓小平起草讲话稿

【改革忆事】为邓小平起草讲话稿
□于光远/文《财经》网络版 [2008-01-05]




1978年12月18日，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是1949年以来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重要转折。这是邓小平同志在全会上讲话。


【编辑前言】改革30年：还原真实情境
　　自1978年到2008年，改革开放30年纪念，可称今年国人之“必修课”。《财经》杂志不敢懈怠，亦自有追求。我们就这一主题进行征文并推出专栏，试图籍回忆与反思还原历史情境，进而将以往30年的改革开放嵌入以往百余年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变迁的历史之内，以求得更深入的思考，并澄清未来30年至50年的中国社会变迁的可能路径。
　　在回首往事的时候，我们由衷希望读者和作者们不再拘泥于以往束缚了我们的思维方式：将一切事件按照“左”和“右”的简单两分法归类。因为，任何历史事件的孰左孰右，孰激进孰保守，孰正确路线孰错误路线，在不同的视角下均有相对性。对人类社会整体而言，更重要的是那些不论以何种方式呈现给大众的重要问题；而恰是那些具有根本重要性的问题，决定着历史的方向和大众的命运。
　　那么，该怎么感受到具有根本重要性的那些问题？如英国哲学家怀特海（A.Whitehead）曾言：在任何理解之前先有表达，在任何表达之前先有对重要性的感受。
　　我们知道，每一个人对于重要性的感受，依赖于他的智识与人品。而且，凡是重要的，通常必须是具体的；那些多次让我们免于灭顶之灾的，都是具体的而非抽象的。当然，我们的立场绝不是相对主义的，相对于特定的历史情境而言，绝对地可以区分“正确”与“错误”。
　　正因为此，基于回忆的历史经验非常重要，回忆之于今天的人们至关重要。在心理学的意义上，人的理智总是倾向于用概念去取代真实体验，而且人的身体总有追求舒适的倾向，从而疏于对真实状况的调查。故此，正如怀特海反复告诫的那样，我们常常陷入“错置实境”的谬误。如果某一真实情境逐渐地不再能够被生动地回忆起来，后人则有可能停留于概念，错置实境。而错置的结果就是“致命自负”的理性狂妄（哈耶克语）。因此，调查研究和实事求是，就成为我们对付理性自负的永远不会过时的药方。《财经》“改革忆事”将以此原则行事。
　　借用马克思的语言，调查研究和实事求是的另一种表述，叫做“从一般上升到具体”。我们习惯于从“个别”上升到“一般”，却疏于从“一般”上升到“具体”。可是，如果一般不能被上升到具体，它就仍是苍白的，关于它所适用的真实情境可以引发许多不同的想象，其中不乏错置实境的谬误。事实上，那些最重要的事情，其实都是具体的而非抽象的。
　　《财经》杂志和《财经》网共同推出“改革忆事”大型征文活动，正是珍惜历史赐予的难得契机，力图还原真实情境，梳理那些对中国社会变迁具有根本重要性的问题。请各项重大历史事件的亲历者钩沉史实，披露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或详述，或碎片，目的只有一个，为当代人和后代人留下尽可能避免“错置实境”谬误的具体、生动的档案。■

　　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以改革的开端载入史册的。近些年来，关于改革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止。解决问题也好，评判是非也好，最终不是还得以30年前引起巨大争论的真理标准——实践来检验吗
　　
　　2008年，正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为这次会议作了充分准备的中央工作会议召开30周年。改革开放30年来的实践充分证明，这次会议在我党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实现了历史性的转折，从此改变了中国的命运。我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次全会的意义将越来越显示出其伟大。
　　在这次会议30周年纪念日到来之际，《财经》杂志举办征文活动。作为这次会议的亲历者，我想在这里对自己所了解的这次会议的某些重要史实作一个简要的回顾。
　　我想首先说明的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和此前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的关系。这是两个会议，但由于这两个会议之间存在一种不同寻常的密不可分的关系，所以，在纪念三中全会时，不能不提到这次中央工作会议。
　　三中全会是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召开的，为期5天；中央工作会议是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举行的，为期36天。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发布的公告中，有这样一段话：“在全会前，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为全会作了充分准备。”为什么这样说呢？
　　一方面是由于这次中央工作会议的规格很高，不但当时的政治局委员全部到会，而且十一大选出的中委和候补中委中，有资格出席中央委员会全会的人的45.4%也参加了。参加这次会议的还有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全国政协副主席、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即现在所说的“三副两高”中的党员。除此之外，参加会议的还有中央军委常委，各省、市、自治区，各大军区、各中央直属机关、各中央国家机关、各军委直属机关、各军兵种的主要负责人。许多问题在这样一个范围内取得共识，也就意味着整个中央委员会的成员基本上取得了共识。
　　二是三中全会上要确定的路线方针任务，在中央工作会议上都已经提了出来，并且有了解决问题的主张。对错误观点，如“两个凡是”，已经进行了严肃的批评。而当时党中央的主要领导人华国锋在会上也承认自己犯有严重错误，承担了责任。不仅如此，改善中央领导机构的名单也在这次会议上准备好了。邓小平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12月13日闭幕会上的讲话《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实际上也就成为几天后召开的三中全会上的主题报告。所以说，这次中央工作会议的重要意义就在于它为三中全会作了充分准备。作为这两次会议的亲历者，我想我有责任把这一点讲清楚。
　　下面，我想再讲一讲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也就是接着举行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起草的前后经过。这个报告后来被称为“开辟新时期新道路、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理论的宣言书”。
　　中央工作会议是11月10日开幕的。会议议程过了一多半的时候，大约是12月初，胡耀邦找到我，谈为邓小平起草讲话稿的事情。12月2日，邓小平找胡耀邦和我到他家里，谈讲话稿的起草问题。当时，邓小平拿出了自己亲自拟好的一个讲话稿提纲。这个提纲共三页纸，是小平同志的亲笔字。提纲一共列出了七个问题：一，解放思想，开动机器；二，发扬民主，加强法制；三，向后看是为的向前看；四，克服官僚主义、人浮于事；五，允许一部分好起来；六，加强责任制，搞几定；七，新的问题。在提纲的最前面，还写了“对会议的评价”几个字。加在一起，就是八个问题。
　　小平同志根据这个提纲，同我们谈起草讲话稿的事情。由于我当时做了认真记录，所以，今天回忆起来能够说得比较详细。他首先说：想了一下，不准备长稿子。关于对会议的评价，他说，这次会议了不起，五七年以后没有，五七年以前有，延安时期有。这个风气要传下去，这是很好的党的生活、党的作风，既有利于安定团结，又有利于防止思想僵化，实在可喜。
　　关于解放思想、开动机器的问题，邓小平告诉我们，写这个问题时要“讲点理论的重要”。他指出，这个争论（即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笔者注）很好，越看越好，越看越是政治问题，是国家前途命运问题。他强调，要解决新的问题，全党全民要开动脑筋。
　　关于发扬民主、加强法制，邓小平指出，现在这个时期更要加强民主。集中那么多年，现在是民主不够。现在大家不敢讲，心有余悸。发展经济，要实行民主选举，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工厂工人要监督，农村社员要监督。他还说，目前主要反对空头政治，反对说空话。现在是正确的意见也不落实，没有具体措施，一拖就是一年。要讲权力下放，讲千方百计，讲调动积极性。要利用每一寸土地，有一点土地种一棵树，有一块水面搞养殖，有一块草原种草。他谈到自主权与国家计划的矛盾时说，这个矛盾只能靠价值法则及供求关系来调整，否则不能自主。要靠质量，质量好会销全国。不要怕乱，市场不会乱，承认市场的一定调节。他说，经济民主，重点不只是政治，重点是经济民主。有些要用法律，如民法、刑法、各种单行法，种树应该有法律。地方也可以立法。
　　关于向前看，邓小平说，这个会议向后看解决一些问题，目的是为了向前看。不要一刀切，解决遗留问题，要快，干净利索，时间不要长。完全满意不可能。还说，安定团结十分重要。毛主席“文化大革命”中的问题，不要纠缠这个问题。“文化大革命”不要涉及，让时间来说清，过一段时间再说这个问题。
　　关于克服官僚主义，他批评了人浮于事、拖拖沓沓的现象，还批评有几多，如会议多。邓小平提出：要学会管理，培养与选用人才，使用人才，改革规章制度。好的企业必须用先进的办法管理。党委领导好不好，看企业管得好不好，看利润，看工人收入。城市如此，农村也如此，各行各业也如此。
　　关于允许一部分企业、地区、社员，先好起来，邓小平说，这是一个大问题。允许一部分先富起来，农村5%到10%再到20%，城市20%。邓小平说，这样才有市场，本身就促进开辟新行业。要反对平均主义。干得好的，就影响左邻右舍。
　　关于加强责任制，在批评了无人负责的现象后，邓小平提出：搞几定，一，什么项目；二，从哪里引进；三，定在什么地方；四，定哪个人从谈判到管理。可能六七定，开单子。并头进行，不耽误时间。现在打屁股打计委，有什么用？要打打个人。国内企业也要专人负责，专门机构搞几定，请些专家，譬如，荣毅仁就可以当专家。
　　关于新措施新问题，邓小平提出要搞人员核算标准。
　　邓小平有如此详细的提纲，又作了如此具体的谈话，我们这些起草的人就好办了。从邓小平那里回来，胡耀邦和我赶紧找了国务院政研室的林涧青等人和中央党校的一位工作人员共同起草稿子。大约两三天后，稿子就起草好了，送给邓小平审阅。
　　大约是12月5日，邓小平又把我们几位起草者找去谈话。在这次谈话中，邓小平提出，要为敢想敢做创造条件。怎样才能敢想敢做？从制度上解决，根本是民主制度。总不能随便打击同志，对新事物采取支持鼓励态度嘛！特别是学术研究、思想领域上，更需要民主讨论嘛。武断可不行，要真正搞“双百”方针。越轨怎么办？这有个信任群众、信任干部的问题。
　　邓小平再次谈了开动机器的问题。他说：开动机器，一个生产队看到一块空地没有种树，有一块小水塘没有搞养殖，睡不着觉。开动脑筋可以增加多少财富？脑筋用在什么地方？四个现代化嘛！
　　邓小平提出，要建立健全党规党法。他说；党要有好作风，无非那三个作风（毛泽东在中共七大政治报告中提出中国共产党的三大作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紧密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编者注），它本身就是制止违法乱纪的。现在看来，党规党法比国法还重要。经济民主这方面要强调，这里有权力下放问题，民主监督。讲了经济民主，选举不好，没有权力下放，党委随便干预也没有民主，也培养不出人才。认真执行党章，权利义务都讲了。没有民主就没有法制。现在没有各种法，要逐步地搞，开始粗一点不要紧，不完善的可以逐步完善。植树造林没有专门法令，经济法规没有，普通法规就做起来，不要求一下完备（修改法律），单个地搞，各个地区搞。总之，没有法不行就是了。
　　谈到向前看，邓小平说，对犯错误的人的过去不要求完备，自我批评不够，让他自己考虑，在实际工作中改正。因为过去的问题太复杂，但对以后新的错误要严一些。
　　关于新的问题，邓小平说：新的问题、新的矛盾大量出现，特别上层建筑一面，有规章制度，用人问题，有人选标准。为社会主义、为人民发展生产力是主要标准，否则，什么叫政治上强？用经济方法管理经济还要展开，不要等上层建筑，从一个厂，从专业公司搞起，农村从公社搞起。改革有障碍，包括老干部，总的赞成，具体反对。要以大局为重，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要说理。总之，方针明确，方法妥当，没有好的方法行不通。邓小平谈了权力下放、责任到人的问题。他说：有一个责任到人的问题。讲集体负责、党委负责就等于无人负责。打屁股不能乱打一通。既然责任到人就应该有权，没有权也就不可能有责任。领导得好不好，根本的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还有技术是否得到不断的更新，靠体力劳动不行。
　　谈到先富起来的想法，邓小平说：搞好城市的服务行业，大有可为。他还谈了城市规划问题，举了新加坡的例子，说，新加坡一个岛上都有卫星城市，为什么我们不搞？北京西山、石景山都应规划。日本奖金搞得好的相当半年工资，相当于一部汽车。新加坡房租相当于工资的15%，欧洲、日本相当于三分之一。
　　最后，邓小平告诉我们，稿子要短一些，不能长篇大论，语言少些，干净利落一些，反倒明确。他希望改得快一点，两天搞好，分寸恰当些。
　　大约两天后，又改好了新一稿，这一稿一共讲了四个问题。邓小平约耀邦和我等起草人员作第三次谈话。他先肯定讲四个问题基本可以，要求在开头或者中间讲一点重点转移问题，并说，这是一个主要的方针，是个大前提，是总的东西。
　　谈话中，邓小平批评了把个人摆在中央之上的新式迷信，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比“两个凡是”的问题还重要。邓小平指出，真正说来是上层建筑有问题，官僚主义是一个内容。权力过分集中，离开民主集中制的集中，脱离了组织。离开民主搞集中，这才是实质。各级组织都存在这样的问题，各个组织一直到支书，权太大，不利。我们的制度不是鼓励人们敢想敢做，精神鼓励不够，物质鼓励不够。僵化的原因，是干得好干不好一个样，而且还得全票，不得罪人，大家却觉得可以过得去。政府制度是这样，党内制度也是这样，因此，怪现象发生。邓小平特别提出，要加写一段追查所谓谣言的问题，说这是很恶劣的风气，必须制止、斗争。
　　邓小平还提出，稿子要加写按劳分配的内容。他说，包括领导干部，搞得好的，就应该多得，就应该先富起来。积极性没有经济手段调动不行，只讲风格是不行的，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个时期可以，长期一辈子不行。要用经济方法管理经济。他说：总之有赏有罚，都同经济利益联系起来讲这个问题。奖励而且物质奖励也奖到具体的人、具体的车间。通过责任制，通过赏罚，该升的升，该降的降，不合格就要降。要培养专家，专家一用就这样用下去，为社会主义事业，实际上，为人造福就是政治标准。
　　邓小平提出，要建立必要的法律，还列举了六个法律名词，说要研究国际法，不懂得国外的法律，国际交往越多，将来要栽很大跟头。
　　邓小平还在谈话中再次提到向前看的问题。他说，问题太多，只能解决得粗一些。对过去犯错误的人的处理，特别是在政治结论上可宽可严的，宁肯从宽。对过去，正面解决就行了，不追查细节，从大局着眼，对过去的人可以宽一点，但应把问题讲清楚，可以等待、思索。总结经验要时间，不要逼着马上检讨，这也是党风。我们只要把大是大非弄清楚就行了，有些小是小非一件一件弄清楚不可能也不必要。他也说到，有些人不能重用，打砸抢的、帮派思想严重的人，风派、看风使舵、找靠山的人，不能重用。要警惕教育，不能信任。
　　关于改革带来的新问题，邓小平指出，改革上层建筑，改革生产关系，都可以带来许多问题，涉及大量的人，减人、安置人，什么人学习，什么人改行，可麻烦了。等待安排，工资照发，也不会满意。这个改革会涉及大批人的切身问题。要信任群众，依靠群众，并且创造条件使其各得其所。相信群众，会取得群众的理解、谅解。他说，震动比较大。新的矛盾并不比现在的问题简单，而且会更复杂。走群众路线，信任群众，教育群众，以大局为重，可以解决。随着生产发展，社会需要方面很多（指需求增加——编者注），明年即使不大量出现，后年肯定大量出现，总之，随着生产力发展，可以得到很好解决。
　　这次谈话，邓小平对稿子看得更细，逐字逐句与起草者进行研究，意见也谈得更加具体。谈话之后，起草的同志根据他的意见，对稿子又作了修改。记不清是哪一天，邓小平听起草的同志对改定的稿子通读一遍之后说，“行了，就这样拿出去吧。”我们的起草工作也就完成了。
　　有一个细节，其他起草者都不知道。就在定稿后的第二天，邓小平把我找到他家里，要我单独起草一段话，举一些实例，专门批评追查所谓“谣言”、动不动就“立案”的错误做法。在同我们谈话时，邓小平就几次说过，有的人、有的机关听到一点尖锐的议论，就当作“谣言”，追查所谓“政治背景”，就“立案”，进行打击报复。这种恶劣作风必须坚决制止。邓小平这些话几乎原样写进了讲话稿，他考虑在讲话稿之外再用些实例说明。我按照他的要求写了一段千字文，不过，后来在闭幕会上他没有这么讲。
　　邓小平这篇讲话稿，是我们国务院政研室的同志帮助执笔起草的，不过，这个讲话稿的内容全是邓小平自己的想法，不但思路是他的，而且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那些语言也大都是他的。他不但多次看过稿子，而且在多次与政研室的同志谈意见时，不断深化和充实自己的思想，连讲话的题目也是他提出来的。虽然由于按照会议文件的统一格式，这个讲话当时没有题目。后来出版《邓小平文选》时，恢复了题目《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
　　这就是起草邓小平讲话的整个经过。尽管过了许多年，当时的情形还历历在目，保存完整的记录则使得我能够更准确地回忆当时的内容。在多年以后的今天，重温这一过程，我想对于关心这段历史的人们仍有很重要的启迪。
　　我想顺便指出一点，几年前，有一位并没有亲身经历此事的同志，写文章讲事情如何如何。可是他讲的内容，与事实存在出入。比如，讲到邓小平要我组织力量起草讲话稿时，他说是经胡乔木来找我的，而事实上，小平同志是通过胡耀邦找我的。又比如，他说邓小平与起草者的几次谈话，有时胡耀邦不在而胡乔木在，其实，胡耀邦每次都在，倒是在这几次谈话中我没有见过胡乔木。在邓小平同我们一字一句定稿之前，胡乔木与起草这个讲话稿并没有直接关系。他以一份胡乔木记录的邓小平谈话的笔记为据，但我通过与自己作的原始记录比较，认为这不是胡乔木亲自听邓小平谈话时所作的原始记录。尽管这些只是细节问题，但既然讲的是历史，就要讲求真实，讲求实事求是。因为我亲身经历了事情的全过程，而且至今保留了邓小平同志与我们每次谈话的原始记录，所以，我可以对自己以上叙述的事实负全部责任。
　　上面说的都是30年前的事了。同那时相比，今天的中国已经发生了举世瞩目的巨大变化，但是，要实现现代化（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现代化）的目标，我们面前的道路还很漫长，而且恐怕并不顺利和平坦。30年前指出的民主不够、权力过分集中、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等问题，今天并没有完全解决。有的问题根深蒂固，不是一时可以解决的，而且还出现了许多新的问题。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以改革的开端载入史册的。近些年来，关于改革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止。有些人甚至否认改革的成就，认为改革的根本方向就错了。所有这些，解决问题也好，评判是非也好，最终不是还得以30年前引起巨大争论的真理标准——实践来检验吗？如此说来，今天回顾那段历史，就不仅仅是为了纪念，而有更加深刻的现实意义了。
　　　　　　　　　　　　　　　　　　　2008年1月1日

于光远：时任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负责人之一，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