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几首桃花诗看中国诗的文化精神

在华东师范大学的演讲
2005年10月28日

  [内容提要]

什么是中国诗的特点？中国诗是贵族文学（陈独秀）、赤子文学（王国维）、还是士人文学（沈曾植）？中国诗中，社会历史人生信息量越少越好么？中国诗人的心灵主体，是小知小觉，还是先知先觉？是光秃秃、幽暗破碎、封闭无意识的自我，还是兴象葱笼、天机流转的心灵？中国诗学的核心概念是什么？为什么从文化心灵的角度可以更好地读中国诗？

讲演人抽样考查，从中国诗中几首有名的桃花诗入手，以“文化心灵”为路径，将诗学理论、抒情传统、文化大义、历史意象和诗性感悟，融为一炉，走进《诗经》、陶渊明、杜甫、刘禹锡、白居易、苏轼以及陈子龙柳如是等人的诗歌世界，一边散步品赏诗史上的经典风景，一边也不忘深入解答诗学中的重大问题。或许，力图提供一种超越文化研究和文学性研究的“文化诗学”，有助于重建中国诗学与中国文化思想的生动联系，有助于再认中国文化的价值系统。

一、引论

（一）何谓“文化心灵”？

文化心灵，即在代代相承的文学传统中养成的、具有悠久深厚文化内涵、具有深刻的华夏民族特点的艺术心灵。为什么要从这个角度来讲中国诗歌？这是因为，“心”是中国文化传统第一重要的概念。绘画史上的“外师造化，中得心源”（张璪，见《历代名画记》卷十），音乐史上的“高山流水”（伯牙子期，见《韩诗外传》卷九），哲学史上的“为天地立心”（张载，见《近思录》卷二），“我来看此花时，此花与我心一起明白过来”（王阳明《传习录》下），以及宗教史上的“以心传心”（《五灯会元》卷二）等等，说“心”是中国文化传统世代相承的核心价值，应是无可置疑的。中国诗是中国文化最具有心灵价值的创造，通过中国诗来理解中国文化的心灵世界，通过中国文化的特点来理解中国诗，这是题中应有之义。

（二）“兴”，是最富于文化心灵意味的诗学概念

 “兴”最重要的文化内涵，即生命与生命相接触。兴的逻辑起点，即“人神沟通”。即巫史时代，人心与来自天神的信息相通。无论是后来的“引譬连类”、“托事于物”，还是“起发己心”、“合乐而歌”，都有一个感发、接通的心理机制，此一心理机制，首先由“人神沟通”奠定，后转化而成“心物相通”，即天地万物气化生成的心理图式，最终转化而为“起发己心”的诗学。不同的生命之间，以及在古人看来代表着生命的词语，为什么具有相感发的力量？我们细思其中的奥秘，其心理动力，即生命与生命相接触。无论是人神生命的接触，还是心与自然物生命的接触，还是人心与人心的生命相接触。最近有人认为“兴”的起源，正是一种挽诗的仪式，是与死去的亲人或友人的魂相沟通的歌唱仪式，这个新说法也加强了“人神相通”的文化内核，所以，生命与生命相接触，也包括精神生命在内。

“兴”的生命与生命相接触，对于中国诗学的心灵内涵，具有决定性的贡献。因为，生命不止于小生命自身，所以有“比兴”，生命与时代社会等大生命相接触，此即先知先觉的心灵的来源。生命不止于个人，不止于当下，而具有历史的回声，与传统中生命相接触，所以有“兴喻”，此即古今相连的心灵的来源。生命不止于有限，不向下沉沦，所以有“兴会”“兴感”，此即生生不息的心灵的来源。生命又肯定人心与人心的照面，不幽闭自我，所以有“兴寄”，此即心心相印的心灵的来源。

二、桃花诗中所含蕴的文化心灵

我们可以从以下几首桃花诗来理解。作品也是潜诗学，可以补助理论的不足。于是按其表现的文化心灵内涵，可分成以下五组。

（一）人世生活的心

桃之夭夭，灼灼其華。之子于歸，宜其室家。桃之夭夭，有蕡其實。之子于歸，宜其家室。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

《周易》：夫妇，人伦之始也。《孟子》：丈夫生而愿为之有室，女子生而愿为之有家。这首诗有重要文化意蕴。“男女以正，婚姻以时，文王风化之盛”（朱子）。表明这首诗是早期中国文化成熟之际、良俗美序的表现。“送嫁和迎亲的婚姻仪式歌”（张西堂）。是人间的欢天喜地的婚典歌。 “平平常常，细思之，殊觉古初风俗之美”（崔述），个体的人生，是在一个大的背景下才得到真实意义的。从文化看，这首诗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一上来就是结婚，似乎男女交往，恋爱不重要，而直奔结婚的目的。然而这完全符合《诗经》的实际。为什么这样呢？这关系到中西文学一个根本的区别：西方文学是表现的，是顺着人生的欲望表现人生的；而中国文学是文化的，文化即教化，所谓人文化成，不是顺着人生的欲望，而是顺着人心的要求，是要来建构人生。如果不单单从表现的意义上来看，而更从人生的真实问题来看，那么，婚姻生活就比恋爱有更多的困难，更多的麻烦，须要更多的关心和指导，即现代人所谓相爱容易相处难。而恋爱生活是不需要指导的。因而，表面上看起来是一个结果的地方，其实是一个开始；表面上看起来没有问题的地方，其实是处处有问题的。所谓文学的文化性，即表现在回应人生的真实问题。

第二，美善合一。夭夭，其少壯也、舒展也。灼灼華之盛也。这是自然生命之美。蕡，實貌。这是道德人品之美。蓁蓁，至盛也，最充实的内在生命之美。这已经过了单纯的青春唯美时节，也经过了单一的道德主位的时节，这是内外合一之美。自然生命的内在化，与道德生命的自然化，一种由内而外、从内部生长出来的美与善融合之美，像一株生机盎然的树一样的美。中国诗的文化心灵，推崇这样一种从道德看过去是情感，从情感看过去是道德，人性之真与正与美的合一。

第三，兴。从人神相通，到心物合一（生命与生命的感发）。从巫术中挣扎而出。从巫师独占神意，到天意与人心和谐。心物合一的意思是，不是光秃秃的、荒漠化的心，不是孤立的破碎的心。是生命与生命相接触。一方面，不是孤立的专注于感觉世界的美，而是涵有对于人事世界自发的关注，自觉的参与，将人事世界融入其中的美。现代主义诗学或西方唯美主义诗学，认为诗是信息越少越好，这从根本上就不是中国诗；另一方面，人事世界的美，又是活的、洋溢着自然气息的，兴象葱笼、天机流荡的美。我们看这首诗对于一个好女子的歌咏，又是把她说成是一株又舒展又亮丽、又充实又生动的桃花，看见桃花，受自然生命感动兴发，灼灼夭夭，都是原始、质朴、喜气的生命相感。这就是对天地万物有情。一方面是世界的心灵化，流转化也是情意化，另一方面则是心灵的自然化、日常化。

第四，宜。合适。心灵之间的感受，一整幅的大和谐，一整幅的人心与人心相通。是给人家的感受，也是自己的感受。人与自然的和谐（及时、生命的季节），人与人的和谐（宜其家人），人与自己的和谐（其叶蓁蓁）。生命与生命相接触（自然、人心、己心）。不是平面化的心。生命意蕴的深层向度的开掘（悦形、悦意、悦神）。

第五，很明亮。没有罪感。也没有二元化。这是一个特质。你可以说人生的负面不够。但是这是反幽暗意识和黑暗的心。

（二）先知先觉的心。

杜甫《题桃树》：小径升堂旧不斜，五株桃树亦从遮。髙秋总馈贫人实，来岁还舒满眼花。帘戸每宜通乳燕，儿童莫信打慈鸦。寡妻羣盗非今日，天下车书正一家。

车书一家，是时北宼平、蜀乱息、而吐蕃退。诗人回到草堂，身心得到暂时的复苏。

黄生曰：此诗思深意逺，忧乐无方。寓民胞物与之怀，于吟花看鸟之际。其材力虽不可强而能，其性情固可感而发。

第一，志在天下、先知先觉。不是封闭的、破碎的心灵。上推天人之理，下有万物之情。仁者爱及万物。“惟君子为能通天地之志”（《易》）。“诗者，天地之心”（《诗纬含神雾》）“通天地万物为一心，更无中外可言；体天地万物为一本，更无本心可觅”（刘宗周）。“盈天地皆心也”（黄宗羲）。“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凡天下疲癃残疾，惸独鳏寡，皆吾兄弟之颠连而无告者也。”（张载）。

第二，中间四句是一个结构：宇宙与人心。高秋来岁，是春去秋来，天地自然之永远的仁意。帘户儿童，则是与人心世道之不舍的善心。尽管，“每宜”是一个命定的善，而“莫信”则是一个祈使（实践）的善（需要干涉儿童的行为，参与善的过程），表明人心世道的善既是信仰，又是人的现世活生生的实践，所谓苦口婆心、所谓有一分热发一分光。而宇宙与人心，在仁爱上统一，成为一种诗人对此世的大信。所以才会有最后两句：一句说历史的恶，一句说人道正在进行的善。两句是说尽管历史是恶的，可是在这个背景下，人类向美善的努力永远也不放弃。（《說文》烏，孝鳥也。《本草》禽部有二種烏鴉。慈鴉以呉地所産，驗之慈鴉，即反哺者，其頸白，鳴聲啞啞，人亦不惡之。）“忧乐无方”，是说诗人想得很深，内心痛苦而光明幸福。可以称为忧乐圆融的文化心灵。中国文化的心灵，即不是罪感，也不是乐感，而是忧乐圆融。

陶渊明《桃花源记》：晋太元中，武陵人捕鱼为业。缘溪行，忘路之远近。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歩，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渔人甚异之。（略）《桃花源》诗：嬴氏乱天纪，贤者避其世。黄绮之商山，伊人亦云逝。往迹寖复湮，来径遂芜废。相命肆农耕，出入行所憇。桑竹垂余?，黍稷随时艺。春蚕收长丝，秋熟靡王税。荒路暧交通，鸡犬互鸣吠。爼豆犹古法，衣裳无新制。童孺纵行歌，斑白欢游诣。草荣识节和，木衰知风厉。虽无纪厯志，四时自成岁。怡然有余乐，于何劳智慧。竒踪隠五百，一朝敞神界。淳薄既异源，旋复还幽蔽。借问游方士，焉测尘外地。愿言蹑轻风，髙举寻吾契。

第一，对秦文化的批判，即对于专制社会的批判。“嬴氏乱天纪，贤者避其世”，天纪即岁月日星辰五纪，即宇宙的根本大序。这里用来比喻秦的大逆不道，违反宇宙人生的根本秩序。“自云先世避秦时乱”。“贤者辟世，其次辟地”（《论语  宪问》）。辟地即找一个地方地方藏起来，而辟世则是创造另一个世界。“淳薄既异源”，即文化的不同源，从源头上就有重大的歧异。桃源人生与秦代专制世界是根本对立的。蒙文通。后来的桃花诗，有不少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陶渊明的诗意。

第二，自由精神的歌唱。春蚕收长丝，秋熟靡王税。这是平等，无君的社会。童孺纵行歌，斑白欢游诣。这是王道荡荡，充满了歌声与游乐的世界。前者是从物质生活压迫中解放出来，后者是从精神生活压迫中解放出来。虽无纪厯志，四时自成岁。这是超越了时间，放弃了人为，进入自然而然的生命节奏的世界。

陶杜，一个是对历史人生的纵贯的透视，一个是对时代人生的全幅的关怀，十字打开，都是志在天下，都是士的文学精神。这是中国文学中国诗最深度的文化心灵，最重要的抒情传统。对天下有道的向往，对自由精神的追寻，对一个美好的世界念兹在兹的想像与追求，是中国诗人先知先觉的心灵表现。有些现代人，只从自己浅薄的人生出发，说杜甫一生只是哀愁可怜，说陶渊明只会逃避现实，实在是都不能顺着中国文化的脉络来讲，都是不过是在文化心灵的外面来看他们。

（三）古今相连的心。

自由精神有不少变体：

问余何意栖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闲。桃花流水沓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李白）

春来遍是桃花水，不辨仙源何处寻。（王维）

这是神仙化、唯美化的自由精神。消解了其中有历史文化真实人生的严肃内容，化而为准宗教的解脱意味。解放变而为解脱，与唐代道教文化的广泛影响有关。

神仙有无何渺茫，桃源之说诚荒唐。……人间有累不可住，依然离别难为情。船开棹进一回顾，万里苍苍烟水暮。世俗宁知伪与真，至今传者武陵人。（韩愈）

这是世俗化、儒家化的自由精神。一方面不相信，另一方面又能体会其中的美好。一方面企想乌托邦，一方面又不舍世俗。

一来种桃不计春，采花食实枝为薪。儿孙生长与世隔，知有父子无君臣。渔郎放舟迷逺近，花间忽见惊相问。世上空疑古有秦，山中岂料今为晋。闻道长安吹战尘，春风回首一沾巾。重华一去寜复得，天下纷纷经几秦。（王安石《桃源行》）

这是重回陶渊明的自由传统。明确表示对于迄今以来的历史，都是专制的历史。宋诗比较重思想。

传统诗学中，有“以古为新”、“高古”、“夺胎换骨”、“古典今典合一”、“诗犯古人”、“比兴寄托”等，这表明，诗人主体，并不是孤立的自我主体，而是有历史回声、人文共同体有的主体。

（四）生生不息的心。

忧乐圆融也有不少变体。

刘禹锡《赠看花诸君子》：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自叙云：正元二十一年春，除为屯田员外，此观未有花。是岁出牧连州，居十年，诏至京师，人人皆言有道士植仙桃满观，遂有前篇，以志一时之事。旋又出牧，于今十四年，重逰玄都，荡然无复一树，惟兎葵燕麦，动摇春风耳。因再题曰：百畆庭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种桃道士今何在，前度刘郎今又来。

通过前后对比，写出人比花更有生命力。写出经患难而不衰的志士气格之美。

白居易《游大林寺口号》：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长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

苏轼《和蔡景繁海州石室》：芙蓉仙人旧逰处，苍藤翠壁初无路。戏将桃核裹红泥，石间散掷如风雨。坐令空山出錦绣，倚天照海花无数。花间石室可容车，流苏宝盖窥灵宇……。

说的是宋诗人石曼卿做海州通判时，山岭高峻，人路不通，植树不易。有一天忽发奇想，叫人将黄泥巴裹着桃核为蛋，一个个往山岭上扔。这一两年下来，竟然桃花满山，烂若锦绣，而正是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接下来桃花树中间的大石室，可以停得大车、可以看得天宇。

这里当然也更可以看出苏东坡的刚健人格，以及宋代诗学的转悲为健。东坡的这一品质，是对于生命无明、历史无明的一个回应。这也是我最喜欢的一个诗品：表明中国文化的一个意思：在任何无理、无文、无序的沙漠之地，总有人文思想的希望的绿洲。

（五）心心相印的心

有一支相当个人化、灵心化的诗学。友朋、情人间的心灵对话。

孟棨《本事诗·博陵崔护》：清明日逰都城南，得居人庄，叩门求饮，女子独倚小桃，斜柯伫立，属意殊厚。及来岁清明日，径往寻之。门院如故而扄锁。崔因题诗左扉曰：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

柳如是《西湖八绝句》：垂杨小苑绣帘东，莺阁残枝蝶乘风。最是西陵寒食路，桃花得气美人中。

这首明清之际著名的诗，是一首很美的情诗。背后隐藏着美人与英雄的刻骨铭心的故事。这里不仅用了苏小小《歌词》：“何处结同心？西陵松柏下”，以及冯延巳《蝶恋花》：“百草千花寒食路，香车系在谁家树”；也不仅用了崔护的“人面桃花相映红”，而且更是“心灵秘史”。据陈寅恪先生的考证：是今典（本事）古典（故实）的融合。有暗码系统。

我们再来细读这首诗吧：

在暮春时节的西子湖畔，桃花快要凋残了，这时，忽然走过来一位风流放诞、神光奕奕的女子，一下子将那奄奄欲死的桃花，全都照回过神来，全都救活转来了！中国的古老文化，常常说，人在大自然中可以采气，得气，但是却从来没有说过，大自然也居然可以在人身上采气、得气。那么，说这句话的人，该是何等自负。

这样读，不能算是读懂了这首小诗。“最是”二字，是什么意思？最使人难忘？最令人伤心？最教人动情？最让人销魂？或者，简单的就是：最使人高兴？

明明是在西湖的六桥，她为何要写那个“垂杨小院”，还有什么“绣帘”、“莺阁”？分明都是一些很具体的地点呀。她又为什么要写“西陵寒食路”？那个“何处结同心，西陵松柏下”的苏小小，就是在六桥的附近，莫非只是地点上的相关，而没有“何处结同心”的含义么？

崇祯十二年春，柳如是二十二岁，却深有一幅暮春之感。看见好看的花，她的心也似乎正在一片片的飘零。虽然，有汪然明老先生一番黄衫豪客的侠情美义，也有或慕名而来，或真诚通好，或试探问候，或纠缠执着的求爱者、多情人、或好事之徒，但是，柳如是越来越失望伤心。那昔日的桃花，正在心头凋残，那一份永结同心的希企，正变成一个渺然无痕的春梦。而“桃花得气美人中”的良辰美景，也只不过是掩盖了“人面不知何处去”的伤怀往事而已。

这样读，读懂了么？还没有。据陈寅恪先生的发现，陈子龙《寒食》七绝（崇桢八年春）：“今年春早试罗衣，二月未尽桃花飞。应有江南寒食路，美人芳草一行归。”“垂杨小苑倚花开，铃阁沉沉人未来。”以及陈子龙《春日早起》（崇桢八年春）：“独起凭欄对晓风，满溪春水小桥东。始知昨夜红楼梦，身在桃花万树中。”皆此诗的今典。这样看来，陈子龙的诗是理解柳如是桃花诗的钥匙。

那个垂杨小院，那个铃阁，那个寒食路，都是很具体、很真切的所在，都包含着一段不想人知、不必为他人道的铭心刻骨的情事。

原来，柳如是与陈子龙，崇祯八年春天，曾在松江城南门内徐氏生生庵别墅之南楼，同居数月。后来，大概是陈子龙妻张孺人奉陈子龙母亲高老夫人等的命令，将子龙如是驱出南楼，于是棒打鸳鸯两分散。陈子龙之所以不能与柳如是终成眷属，主要是他不能最终违抗其母高老夫人和其妻张孺人的旨意，经济上也不能独立，而柳如是心高气傲，不愿意作小妾寄人篱下，也是其中一个原因。

这样就有了长久的相思，以及深深的痛。

所以，“桃花得气美人中”，是借“人面桃花相映红”的故事，来表达对于四年前那段旧情的追思怀想。“最是”的确解是：最难忘生命中如花绽放的那个不复返的春天。

于是，柳如是为崇祯十二年西子湖的春天，画出了最明丽的一笔。

这首诗表明：真正的情诗，是心灵与心灵的相印。陈寅恪先生对于陈柳姻缘诗的考证，给我们理解中国诗的文化心灵的启示是：

“兴”是中国古典诗歌的诗学原点与根本大法。每一次诗兴，都成为不可重复、不可替代的创造。从经验（而非超验）出发的场合，以及某一特定、不可重复的时刻的强烈感受，不仅可以保证中国诗歌情感的真挚，可以保证中国诗性艺术的新新不已，诗与真的统一，与这种不可重复、不可替代的的个人性，在明清诗学的发展中，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这也正是中国文学心灵性的新高度，正是中国文学抒情传统成熟精妙的重大标志，也可以说是中国文学的内在的现代性的重大标志。江南才女的心灵歌唱，不仅如高彦颐（Dorothy ko）那样，可以改写五四史观关于妇女史的论述，而且可以挑战五四文学观关于旧文学的定义。譬如以陈独秀为代表的知识分子们认为，中国古代文学都是山林文学、贵族文学和庙堂文学，这种观点对此后的文学研究影响甚巨，他们的一个根据就是古典文学只有风花雪月。而陈寅恪先生所创立的古典今事的研究方法则是我们重新解读古典文学的得力工具，尤其是对于“今典”即当事人具体情境与事件的发现，使得表面上看来是风花雪月的文字，原来背后有人物有故事、有活生生的生命。因此，二十世纪以来对古典文学的大规模的发覆工作，必将使五四的反传统文学观念受到的挑战。陈寅恪先生晚年研究和颂扬柳如是并非休闲无聊之事，反而有很深的精神寄托。这也是诗学研究意义上的“诗兴”。

三、结语

中国诗学的文化心灵的特点：有展开的存在，有根源的生命。展开即历史与丰富的过程、变化的细节，根源即古今不变的价值。先知先觉、古今相连、生生不息、心心相印，都既是展开，也是根源。每一种心灵维度，都含有展开与根源，但不是二重性，是即根源即展开。先知先觉的根源是士，展开也是士。古今相连的根源是“文”，展开也是“文”。生生不息的根源是“气”（宇宙），展开也是“气”刚健。心心相印的根源是“性情”，展开也是“性情”之灵妙无方。前者是翕，后者是辟（熊十力）；前者是阴，后者是阳；诗的文化心灵，就是二者的应答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