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中宣部部长朱厚泽：中国需要宽容的文化精神

　　安库雷

　　我的第一份工作有一些特殊的时刻：在特别重大的日子，头版编辑得等《人民日报》传版过来，再据此安排自己的版式。这个时候，我所敬重的一位前辈就会感叹：80年代的报纸好看，连头版都好看。

　　我就是从他的口中知道了朱厚泽的名字，知道他1985年7月由贵州省委书记调任中宣部部长，并在这个位置上干到1987年2月。我喜欢在网上乱逛，那时的互联网也没有现在这么多打不开的链接，有一天，我偶然闯入了朱厚泽先生的博客。他的博客太低调了，只有ZHZ三个大写字母，几乎没什么人知道。

　　后来于光远先生的秘书胡冀燕告诉我，朱老在很早就开始学习打字，等到互联网风起云涌时，他用电脑已经用得很溜了。我看到的第一篇博客叫《中国需要宽容的文化精神》，是朱老2007年11月在北京一次会议上的即席发言，里面提到他初到中宣部时不敢讲话，当时的总书记胡耀邦就关切他“放开一点嘛”。那半年，他“到处与学术界、文化界、新闻界的同志们接触，认识人，交朋友，了解情况，听取意见，也听到一些尖锐的争论和反复多年的争吵”。

　　1986年，他开始讲一些话。有一次，他说，“要使一个社会充满生机、充满活力，有一件事情恐怕值得引起我们注意，就是：对不同的意见，不同的看法，与传统的东西有差异的观点，不要急急慌慌做结论……完全钢性的东西是比较容易断裂的，它不能抗冲击。而社会生活中的冲击随时都会有。保持一点弹性、柔性，不但有利于发展，也有利于抗‘冲击’。”

　　我用一个叫抓虾的网站订阅了朱老的博客，但是到2008年后它却没再更新了。熟悉朱老的施滨海先生说，从1989年夏天退休一直到2008年，朱老身体一直很好，“每年365天，大概有200天在外面走。”“他是一个非常热爱生活的人，”胡冀燕说，“热爱摄影，热爱唱歌，他是非常好的男高音。”

　　2009年春天，朱厚泽被查出患有淋巴癌，今年1月，淋巴癌恶化扩散为肺癌，那时，他刚刚度过自己的80岁生日。对于5月11日自发前往北京医院吊唁的900多人来说，朱老5月9日0时16分的逝去是极为突然的。“都没想到他会走得那么快，” 施滨海说，“他今年80岁，刚刚好把70多岁和90多岁两头的‘改革老人’连接起来。”

　　这一天的上午，医院西门吊唁厅，没有哀乐低回，关牧村与廖昌永演唱的《多情的土地》一遍遍地播放。人们回忆最多的是朱老在任内提出的“宽松、宽容、宽厚”的“三宽方针”。

　　朱老曾经这样回忆，“(在‘清污’的背景下)我的办法是化整为零，分步来，毛毛雨、微微风，东讲一点、西讲一点，路线纲领那些东西不要搞，我们搞点氛围总可以吧。‘三宽’就是在这个情况下提出来的。我先把意识形态上兵将对立的局面解开、松开一下，有点互相可以对话的氛围，然后就可以谈话了。……这是一种策略，也不仅仅是策略。思想问题怎么能够下命令呢？警察指挥交通用红绿灯，思想问题是不能用红绿灯的。”

　　与朱厚泽在中宣部共事的郑仲兵先生记得他有一次当面质疑朱：“你要搞三宽，必须要排除不三宽的环境。”朱严肃地回答他：“我的三宽，就包括对反对三宽的人的三宽。”

　　郑仲兵记得两任中宣部部长的宽容，他在电话里告诉我，胡耀邦任部长时，他们下到地方，“很多人愿意和我们中宣部的人谈思想，讨论问题。”而朱厚泽虽在任不过一年多，“但就像闪电一样把人的压抑给打开了。”

　　这更像是一个忧伤的聚会，从衣着就能看出来，一些人的日子过得并不好。老人们红着眼睛，握手，拥抱，合影，或者默默无语。我看见了轮椅上的李普先生，还有需要人搀扶的杜导正先生。杜老竟如此清瘦，他在离开前对我们说：年轻人，要勇敢一点。不止一位受访者告诉我，朱厚泽晚年最关注的就是所谓“中国模式”的真伪问题。姚监复先生1月份探望了朱老，“他对我说，21世纪的大争论开始了。20世纪初‘苏联模式’曾经吸引了很多左派，现在21世纪，‘中国模式’又开始引起世界的注意。”

　　10点17分，朱老的灵车驶出了东交民巷，我突然想起了他的第一篇博客，那是2005年11月24日，他写道：“这是向传统封闭空间告别，进入网络空间的开始。这也是一个试验，是对生命活力的一次检验。是重返由一出生的那个自然家园前的最后飘泊与游玩。不会有太长的日月，我将获得永久的安眠！”

　　用我们自己的光芒，照亮脚下的路！

　　知道他身体不好，但走得这么早，还是觉得突然。在他那一代政治家中，他其实算是比较年轻的，应该有更多的时间。我们都等着下一次，等着他从北京的医院出来，我们还是乘着那辆银灰色的老捷达，一起去到珠三角的青山绿水中穿行；我们都等着下一次，等着万寿路甲15号院的某扇门咿呀着轻轻敞开，他穿着一件灰色夹克站在门口，笑盈盈地向我们伸出手。

　　但是，这一切都落了空。本来以为他的这次住院，不过就像一次旅行，总有归来的时候。没成想他会就此一去不复返，而我们还有那么多路没赶，那么多的话没说，那么多问题没有讨论清楚。

　　跟老人家交往多年，印象最深的，一直是他的厚重、大气和智慧。他曾在时代的潮头，用全部的生命去搏击，不是为自己，而是为了我们整个民族，但命运不给他机会。其实那时他的要求并不高，宽厚，宽容，宽松，不过是多点点弹性，多点点人情味而已，不过是给沉闷的斗室注入一缕清风而已，并不是马上破门而出。但这么卑微的要求，竟那样石破天惊，让他付出了几乎是一生的代价。

　　但老人家没有就此放弃自己的责任，没有放弃对中国道路的关注。不能不作为旁观者，但他反而更加目光如炬。很多评论说他是一个开明的政治家，但事实上他早已经超越了开明的层次。他是1980年代的代表性人物，但他并没有停留于1980年代，回归平民生涯之后的20多年，是痛苦思索的20多年，他在痛苦思索中一步步地完成了对自己的思想革命，凤凰涅槃，最终彻底融入了现代文明，那么坚毅，那么决绝，他因此远远超出同时代人的思想水平，站到了当代中国思想史上的最高峰。

　　跟老人家的每次对话，都有醍醐灌顶的快感，都不能不为他的思想穿透力折服。但遗憾的是，老人家一直惜墨如金，述而不作，他的思想结晶，只有极零散的记录。好几年前的一次长谈之后，我们中的一位曾极郑重地给他进言：是到系统总结自己一生的时候了，您不能把记忆都带走，不能给历史留下那么多黑洞。但是，老人家终究还是没有答应。老人家何尝不知自己的思想的价值，但我想，也许是他自己都不曾料到，他的生命之灯会那么早关闭吧。

　　时间的风太狂暴太无常，而生命实在太脆弱，灯正在一盏盏地关闭，那是生命之灯，更是智慧之灯。李慎之老，任仲夷老，现在则是朱厚泽老。有他们在，这世界就有重量，这世界就有支撑，这世界就有光芒。但是，现在他们一盏灯接一盏灯地飘走了，只把我们，留在苍凉的旷野中。

　　历史的担子是落到我们的肩上了。我们别无选择。那么就把我们自己变做灯，用我们自己的光芒，照亮脚下的路吧。从遥远的南方，我们这样在心底里默默誓言。这是我们对朱厚泽老的誓言，更应当是我们对整个世界、尤其是后人的承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