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手记：贵州枪案的基层维稳逻辑-中国新闻周刊 刘刚-搜狐博客

2010-01-30 | 采访手记：贵州枪案的基层维稳逻辑

贵州枪案的基层维稳逻辑

文/刘刚

1月30日了，再过几天，我们就放假了，再过几天，就是春节了。

春节到了，在中国这个传统的节日，还有什么天大的事，会比全家团圆、辞旧迎新更重要的呢？没有。

真的没有么？

我不想提，但我又不得不提，1·12枪案发生已经整整18天了。官方的结论呢？公众要的真相呢？调查结论呢？

生者都能全家团圆，生者都能辞旧迎新，但在贵州那个偏远的山村，至少有2个家庭破碎了。不，甚至整个家族破碎了。

不要用世俗的眼光去衡量，一条人命换回了35万，是一个贵州山区4口之家50年的总收入。换在你的家庭，你愿意拿这35万，让你的儿子、你的丈夫、你的父亲、你的兄弟、你的朋友离开你们吗？！

我这两天在总结贵州枪案的采写得失，就像当初从四川地震灾区回到安全宁静的单位那会儿，想起一些场景，总会禁不住内心震颤，甚至难过。

我愿意与大家分享这两个场景。目的只是想请大家尊重身边的生者，尊重每一个生命。

我抵达坡贡当晚，借宿在死者家。
死者郭永华的弟弟郭永恒陪我，睡在死者郭永华生前的大床上。
这是一间建在牛圈上的卧室，需要爬木梯才能进屋，屋内灯光昏暗。
我的手机没电了，在房间里居然没有找到一个可以充电的插座。
半夜，我被郭永恒的哭声惊醒。
一个快40岁的男人，就像一个犯了错误的小孩，头深藏在被褥里，不停抽泣。
我没有打断郭永恒情感的宣泄。说实话，我也感受不了这个男人内心承受的压力。郭永华是郭永恒的大哥。事实上，就像我在枪案前传里描述的一样，这个婚事本来与郭永华没有关系，是郭永恒要给自己的儿子讨老婆。大哥郭永华的出面，在我不成熟的理解里，应该是以郭家长子的身份，继续承担起小时“长子为父”的族规，既为兄弟出头，又为家族撑腰。
第二天天亮了，我快离开郭家了。
我叫郭家找来2个死者生前的照片。
郭永华的母亲就坐在铁炉的一个角落。
她远远地看着我用数码相机对焦的相片。表情凄然。
我换着角度翻拍手上的照片。没有察觉到老人情绪的变化。
当我拍完，准备把照片交还给郭家人时，我看见郭永华的老母亲在一旁抹眼角。她应是睹物思儿。哭了。
这一幕有点像3年前的江西九江武宁。我去采访一个因公殉职警察的母亲。想拍一张照片。儿子已经去世近十年了，母亲抱着儿子的遗像，在闪光灯下，竟然失声痛哭。一问，原来，这竟是老人家这辈子第一次和儿子“合影”。
白发人送黑发人的痛与苦，我想，如果不是你亲临其境，是很难感同身受的。

郭永华生前养着一只画眉。郭死后，画眉被村里的长者领走了，就剩一个空空的鸟笼，挂在郭家门前一棵空荡荡的树丫上。
对郭家而言，受影响的，又何止一只不会说话的画眉。
我离开贵阳前一天，在贵阳的宾馆里，见到了郭涛，也就是死者郭永华的弟弟。
郭涛说，他亲眼看见，嫂子（郭永华的妻子）双手一只手拎着两条硬邦邦的乳猪，面无表情地走到门前池塘边，扔进垃圾堆。
郭永华生前养着几头母猪，照顾猪崽的大小事，一直都是郭永华这个男人负责。
枪案发生前没两天，郭永华的母猪产了一窝猪崽。
郭永华死后，猪崽无人照应，来到世间没几天，就接二连三地死去了。

回到基层维稳逻辑的主题。为什么要补偿70万，该不该补偿70万，这个不在这里赘述。
基层政府处理这次突发事件过程中，反应的速度，处理的态度，以及采取的措施，是否有意义，大家可以自己做评价。

先谈反应速度。
根据我掌握的材料，事发不到10分钟，坡贡镇长吴昕就接到张磊打来的电话，“坡贡街上有人打架，我在出警，有人抢枪，出事了，请你喊镇上的人去维护现场。”40分钟后，吴昕和坡贡镇党委书记罗兴平已从会场赶回坡贡。
下午5点，关岭自治县正在召开全县经济工作会议，主持会议的县长杨开华也接到了电话。听说两人死亡，还涉枪、涉警，杨开华当即起身，离开会场，直奔坡贡镇事发现场。
大家拿瓮安事件做个对比，街上的人群已经聚集了，开会的还在开会，完全就封闭了当初诉求的通道。

再说态度。
家属们告诉我，这次，是政府主动找到家属代表，请到书记办公室协商。当然，也不能排除，死者家属，与村支书和镇党委书记多少有亲戚关系也有关。
进屋后，家属代表和政府官员的座位，是平等的，大家相对而坐。
让座递烟上茶，这些小细节，都能缓和家属的对抗情绪。

最后说人性化措施
晚上，守尸的死者家属肚子饿了，现场离家有近10公里距离，回家是不可能的。
镇政府食堂就把储备的面条搬出来，煮给现场守尸的死者家属吃，不光是晚饭，第二天早上的早饭也一样。
镇长吴昕甚至腾出自己的办公室和床，让死者家属和年长者取暖休息。
坡贡镇政府采取的这些举措，从人性化的角度考量，多少缓解了家属与政府之间的对立情绪。

当然，引用一句我的编辑的观点，如果，这个枪案发生的地点，不是在贵州，而在广州，或者北京，那么，处理的方式，绝对不会是坡贡模式。大家要注意，2年前发生在瓮安的群体事件，已经绷紧了贵州上下维稳的神经，而瓮安离坡贡的距离，地图上看，就在200公里外。

人性化的应急措施值得肯定。
然而，一些维稳过程中采取的手段，虽然我从地方一直询问到省里都没有被证实，但仍有必要简要记录在此。

首先，关于手机信号。
死者家属们反映，1月12日，傍晚，案发后不久，有的直系亲属的手机出现打接不通的问题。最先发现问题的是郭涛。此后，郭家总结的现象是，但凡用身份证办的手机号，一直到1月13日清晨8点，多少都出现了打不出去、无法接通的技术性故障，但换成非身份证号码办的手机号，这样的问题就没有了。
家属们也很聪明，当即的应对措施，就是还掉出问题的手机号，买下一大把不需要用身份证号的手机号。

其次，关于网络。
死者家属们反映，1月12日深夜12点开始，坡贡镇网吧断网，镇上电信用户的上网业务也不能正常开展，断网一直持续到了次日的凌晨8点。
这个时间点，正好是双方签署协议的当口。
最后，关于停电。
坡贡镇上居民反映，1月13日上午，1月18日中午，等多个时间段，坡贡镇全镇停电。
耐人寻味的是，这个时间段，刚好是安顺市召开新闻发布会的当口。

因为从官方处采访未获证实，我并没有把这些细节写进我的稿子里。
因为一些客观原因，我的稿子也没有上网。
如果大家感兴趣，请关注本期《中国新闻周刊》（2010年第5期，封面：足球病人）之特别报道——
70万，安顺枪案的维稳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