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统总部资料：百万日军被歼 俘虏只有六十人

从军统总部得来的资料显示，自1937年抗战开始以来，虽然已经有一百万日军被歼，但是中国政府手里的日本战俘只有六十人（编者按：依前后文，统计截止时间当为1939年3月）。蒋总司令看来已意识到战俘的作用，因为根据现有的规定，每活捉一个日本士兵，就能得二十元中国钱的奖励。尽管有这样的奖励，下层士兵还是情愿把敌人给干掉。其实，我们也无需对这样的状况大惊小怪，因为日本人是一群野兽，犯下了无数的滔天罪行。

我建议把这些分散在各地的战俘集中到重庆来，对他们进行审问，以获取与我的工作相关的技术信息。我的请求被拒绝了，给出的原因是这些战俘全都只是普通士兵，不可能知道这方面情况。后来，成都传来一个消息说，有一架日本轰炸机掉了下来，机上所有的人都死了，除了投弹手。听到这消息，“笨驴”便带上一个会说日语的学员飞到成都，把日俘带回来。现在他被关押在我原先居住的公馆里。他是个瘦小的坏蛋，整天闷闷不乐的。后来我坚持必须给他吃好喝好，还不时给他一瓶酒，他便开朗起来。他能说普通话，把许多我们原先不明白的日文军事术语缩写词，替我们翻译成中文，因此还算有点价值。

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并没有从他身上了解到任何技术内容，或许是因为他本来就一无所知。为了安心，我想在他身上使用东莨菪碱和阿美托钠作确认。以我的亲身经验，我对由中国医生来使用这些药物是无法放心的。我问吴他怎么想，他建议说，应该和“笨驴”以及军统内部的医生一起开个会。于是，我们便在医生的办公室里安排了一次会议。

医生是个小个子，三十岁左右，总是笑容可掬，颇为幽默。他在德国受过教育，但这能否说明什么问题，就见仁见智了。外国大学一般都让中国学生过关，不管他们是否真的合格。据说这么做是基于这样一种理论，那就是，这些中国学生多少总会学到一点知识，而有知识总比没有好。但这样的理论用到医生、药剂师和工程师等行业，那就非常危险了。

在吴的翻译下，我向医生和“二号”讲述了使用东莨菪碱和阿美托钠成功调查犯罪的案例。从美国来中国时，两种药品我都带了，但我建议先使用阿美托钠，因为这种药在使用时比较容易控制。使用时，将一克阿美托钠溶于二十毫升蒸馏水中，用针筒以每分钟一毫升的速度，将药物注射到血管里。通常只需注射十到十二毫升的溶剂，角膜反应就会消失，这时就可以停止注射了。接受注射者必须在五分钟后被叫醒接受审问。这药能使人的推论能力和抑制力瘫痪，所以，如果能将麻醉的程度掌握得恰到好处，被注射的人就会真实地回答提问。问话之后，可以让犯人睡几小时，等他清醒之后，只能模糊记得曾经被审问，而想不起自己的回答。我告诉他们，大脑被认为是思想和意志的中心，压抑大脑，就可使一个人的抑制力丧失。但大脑却没有一个用来控制说话和记忆的中心，所以当推理判断能力暂时瘫痪时，大脑将会自动回答由听力细胞接收到的问题。这时，大脑中的一个控制器给关闭了，因此就不会对回答的内容先作审查过滤。

那位医生就算医学知识再贫乏，总比我更明白这其中的原理，所以就由他继续向“笨驴”作解释。但“笨驴”看上去还是一脸怀疑。

医生问我：“你的日本犯人会拒绝注射吗？”

“那就把他给绑起来。”吴建议。

“不用，”我说，“那个犯人有疟疾。我们就告诉他注射是为了治疗他的疟疾。”

“好主意。”医生说。

于是，“笨驴”和吴及医生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

“‘二号’还是对这个做法有怀疑，”吴告诉我，“他认为整个想法是荒唐的，他反对。”

我觉得“二号”的反对肯定另有原因。这难道不是为了破坏我的可信度吗？我问吴翻译：“用你做试验怎么样？”

“我不行。”吴笑着说。

“总得找个自愿者。有什么建议吗？”

“没有。”

“你们因为不了解，所以都在瞎猜。对那头“驴”说，顾问我接受过许多次这样的注射，这药是无害的。另外告诉他，既然他不相信这个药，他可以亲自作尝试，来证明这药没用。”

“那我跟他说说看吧。”吴说，对“笨驴”使用这药的结果满怀憧憬。

“多向他灌输一些别在外国人面前丢面子之类的话。”

吴一定是把我的话全盘照搬给“笨驴”了。他那呆滞的表情慢慢地变得坚定起来。这一刻，我几乎有点喜欢他了。“他说好。”吴翻译道。

“你一定费了不少口舌吧。”

“不然怎么办！”吴努力地忍着笑说道。

我递给医生一瓶阿美托钠。当医生给“笨驴”量血压和检查心脏时，“笨驴”开始冒汗了。说句公道话，他虽然愚蠢，倒也遵守游戏规则。医生开始准备药物溶剂，“笨驴”也开始*准备接受注射，吴和我走出房间。

医生把我们叫进去时，“笨驴”盖着毯子躺在一张简易床上。药的溶剂被盛在一个刻有分度的玻璃瓶里，通过一根胶管和大针头，利用重力原理以吊针的形式输入静脉。医生手法熟练地将十二毫升药液输到“笨驴”右臂的静脉里，一边观察着他的眼睛，最后拔出针头。我们让他睡了五分钟，然后示意医生用冷的湿毛巾擦他的脸。“笨驴”睁开眼睛，似乎对周围环境一片茫然。

我告诉吴先跟他说些闲话，结果他马上变得话很多。这时就该测试他的抑制力了。为了证明药的效力，有必要问一些他平时会回避或不可能真实回答的问题。起先我想不起该问些什么，后来突然想起，我在美国西北大学对一个女孩做药效测试时，问的是她的性生活情况，而她也很爽快就承认说，曾打过两次胎。于是我就对吴说：“上个星期二和星期五他分别和两个漂亮的中国女孩在我的小屋吃晚饭，就问问这个。一开始先问他简单的问题。问他上星期二是否和一位女士吃过饭？星期五是否和另外一位女士吃过饭？她们是否都住在重庆？她们叫什么？看他怎么说。”

接下来的是一段非常生动的对话。

吴和他问答了一阵后，转脸对我说：“这药果然像您说的那么有效。那两个女孩都结婚了，是他手下无线电操作员的妻子。他说她们进了他的卧室。”

“问问他们都谈了些什么。”

吴眼里的怀疑早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逗乐的神情。医生则在一旁咯咯地低笑。

“那头‘笨驴’说他们没谈什么，直接上了床。”

“两次都是吗？星期二和星期五？”

“他说是的。”

“他会把两人一起娶了吗？”

当被问及这个问题的时候，“笨驴”笑了。

“他说不会，”吴翻译道，马上又紧张地问我，“他会记得我问过他什么吗？”

“不会。”我再向他保证。

“即便我叫他‘笨驴’，他也不会记得吗？”

“不会的。请告诉医生，这足以证明药的效能。‘二号’一向小心谨慎，正常情况下，绝不可能像刚才那样肆无忌惮地说话的。”

医生表示，他对药效完全满意。吴则继续对“笨驴”问话。最后他终于问完了。

“怎么样？”我说。

吴脸色阴沉道：“我又问了他一些问题，他全部回答了。他的势力比您想象更大。他之所以能够控制这些女孩，是因为她们非常怕他。她们的老公都是他的手下。”

我担心我们有点过火了。我们无法用将军的坦白来向他证明药的效力。我让吴告诉医生小心，医生倒很善变通。

“医生建议，”吴道，“我们让‘笨驴’睡一会儿，让他从药中恢复过来。等他醒了以后，医生会告诉他部分信息，只要足以让他信服就行了。”吴又惋惜地说：“看来勒索是没戏了。”

完全没戏了。虽然知道将军在玩忽职守，我们却无法从中渔利。但是，知道这些也没什么不好。在紧急情况下，或许可以用作自我保护。而且，知道了他的罪恶，我就不再为利用他的无助而受到良心谴责了。他根本就不配受尊重。

医生告辞时，在门口鞠躬，与我握手道别。我说：“明天你必须在日本犯人身上用药。”他一口答应，并保证会说服“笨驴”。

“那医生还喜欢吟诗作赋，”吴告诉我，“他说：‘女人是为了男人的满足而存在的，追求女人的献身并不丢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