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与困难时期的粮食进口

                              □ 唐正芒　《党史天地》 2007年第10期
　　由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左倾错误，在粮食上高估产、高征购加上办公共食堂放开肚皮吃饭的浪费，再加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使粮荒很快威胁着中国。在严重困难时期，陈云力谏从国外进口粮食，为度过粮荒作出了重要贡献。
　　
果断献策 　　
　　1960年是三年大跃进时期粮食最困难最紧张的时候。饥饿、逃荒、浮肿病、人口的非正常死亡等情况的出现并呈增加趋势。都因为粮食的极度匮乏。国家对粮食的调度可谓千方百计，迫不得已时甚至采取拆东墙补西墙的办法。如某一地区粮食脱销了，向中央告急，中央立即把原定发给另一地区的粮食，掉转列车车头，紧急调往脱销地区。还采取“以早济晚”、“以晚济早”的季节性调剂，如将南方早熟的粮食调往东北，接济东北秋粮登场前的市场供应，再在冬春季节将东北晚熟的粮食又调给关内缺粮地区度过春荒。又大力号召老百姓“低标准，瓜菜代”，发起制作粮食代食品的运动。总之，国内粮食潜力已挖到尽头。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陈云果断向中央提议，挤出一部分外汇，向国外进口粮食，以缓解严重粮食危机。
　　吃进口粮在当时是个禁区，我们一直强调自力更生。更何况，自建国以后，我国每年都出口粮食，现在搞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早已宣布解决了粮食问题，甚至说把全世界的人口都集中起来中国也能养得活。而今来个180度大转弯，突然说要进口粮食。这在国内外会造成什么影响可想而知。然而，人总是要吃饭的，没有饭吃，那就一切都谈不上了，而不进口粮食，饥荒就无法度过。饿死人的情况就会更趋严重，那样，造成的政治影响将会更大。所以为了搞到粮食。是禁区也得闯。
　　陈云先向国家粮食部负责人谈了这个问题。粮食部党组经过讨论赞同陈云的意见。决定向中央提出进口粮食的建议，并将报告送交分管粮食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又经周恩来请示毛泽东，中央终于同意了陈云的建议。1960年12月30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公开表示赞成陈云进口粮食的意见。对此，当时在粮食部工作的杨少桥(注:副部长)有过回忆。他说：
　　“进口粮食这个措施是我们当时不敢设想的。当时一些人认为吃进口粮是修正主义。决定进口粮食是由陈云同志提出、总理同意的，可能总理也跟主席讲了，并且很快就决定了。从决定进口到第一船进口粮运到天津只用了一个月时间，可见事情办得是很果断很迅速的。”
　　
亲临指导 　　
　　第一船进口粮食是从澳大利亚购来的，运到天津新港，时间是1961年2月。离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公开表态赞同进口粮食仅一个多月时间。陈云不仅对进口粮食抓得果断、迅速。而且他对粮食进口的每个环节都抓得细、抓得紧。1961年2月7日至11日。陈云亲自到天津新港码头视察卸船装车情况及河北省对这批粮食的安排。特别是对如何卸下这一船粮食。他也亲自过问、指导。对此。陈云于2月11日写信给周恩来专门谈及此事：
　“新港码头去看了一下，估计外国轮船可能不同意我们用铁‘抓斗’，因为容易碰坏船。这次捷克船就碰坏了三处，修好后出港。不用铁‘抓斗’，就用‘帆布抓斗’，由于不能自动化的‘抓’、‘放’，工效差百分之五十，这就可能延长卸粮时间。但熟练后工效也有可能略有提高。河北省和天津市都用了很大力量在对付港口工作，要求粮食来后早卸。”
　　周恩来也十分重视这件事，第二天就将陈云的信批送刘少奇、彭真、谭震林阅。并在“不用铁‘抓斗’就用‘帆布抓斗’”处批注：“已告陈国栋注意此事”(陈国栋时任粮食部党组书记。引者注)陈云亲自过问并亲临视察到港粮食的卸船和接运情况，其对进口粮食工作之重视和细心，可见一斑。
　　
统筹进出 　　
　　要进口粮食就需要外汇，要外汇就得有东西出口，而且还要压缩别的东西的进口。为此，陈云又亲自抓外贸出口工作。当时中国出口换汇主要靠农副土特产品和传统手工业产品。对此，陈云阐析说：
　　“现在有进口200万吨(阅注：40亿斤。毛批的是20亿斤。)粮食的可能，已经快要签合同了；如果能再多进来一些，我们也要。那么，这里就发生一个问题，有些东西要出口，比如核桃、瓜子、红枣等，国内吃得就少了。我们现在究竟要顾哪一头?我看，要顾进口粮食这一头。如果顾那些零零碎碎的吃的东西，是解决不了大问题的，还不如把这些有出口市场的东西都集结起来，换粮食进来。”“总之，顾了东头顾不了西头，要有所得就会有所失。如果这也舍不得丢掉，那也舍不得丢掉，结果什么也得不到就是了。”
　　为了搞好产品出口，争取进口更多的粮食，陈云作了周到的考虑，提出要建立出口商品基地。“全聚德的烤鸭，东来顺的涮羊肉，张小泉的剪刀，苏州的檀香扇。杭州的绸伞等等，过去都有较固定的原料供应基地，现在我们都打乱平分了，是不符合经济原则的。”他提出要用一年半的时间，把出口商品基地搞起来，以便能稳定出口，争取外汇，增加粮食进口。       由于粮食紧张，造成棉农的棉花生产也下降，致使穿衣也成为国计民生中的重要问题。但当吃饭与穿衣、进口粮食与进口棉花发生矛盾时，陈云坚决把进口粮食放在第一位。当时老百姓的布票已经很少，但陈云说：“讨论进口粮食的时候，我们还是定下来每人再减少一尺布，每人减少一尺布，就可以多进口10亿斤粮食……我看宁肯每人减少一尺布，多进口10亿斤粮食。”因为吃饭、穿衣两相比较，吃饭问题又更紧要。所以陈云把进口粮食放在第一位，作急务来安排。
　　
增辟粮源 　　
　　确定进口粮食决策后。陈云同周恩来一道，与粮食、外贸等部门负责人一起，多次商量进口粮食数量。并使进口数量逐渐增加。1960年底曾定进口大米150万吨，陈云根据灾情和粮食紧张程度，争取增加到250万吨。1961年周恩来分析国际市场上粮食行情，认为可进口粮食400万吨，陈云当即按这个数量筹划。1961年3月广州中央工作会议又决定增加到每年进口500万吨粮食。以后连续5年都大致稳定在这个数。在那个年代，向哪个国家进口粮食也是有所选择的。美国虽是世界粮食市场的大供应商，但因中美关系尚未解冻，大家都似乎有意回避。只从加拿大、澳大利亚、法国订购粮食，而不从美国进口。在1961年8月的庐山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又向毛泽东提出，可否通过当时同中国关系比较密切的法国，转口购买美国粮食，毛泽东表示可以。不久后，美国粮食就通过法国，而源源不断地运进了中国。
　　从1961年到1965年，国家每年进口粮食500万吨(阅注：100亿斤，据另一份专文，扣除出口的，为84亿斤)左右，进口的这些粮食占我国当时粮食总量虽很小，但它在粮食的调度上，作为国家掌握的大宗粮源，是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的。它保证了市场的稳定，尤其是起了应急的作用，如1961年6月20日以前抢运到国内的215万吨粮食(43亿斤)，就避免了京、津、沪、辽和重灾区粮食脱销的危险。此外，这时的进口还补充了部分国家粮食库存，对国民经济的调整和恢复起了一定的支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