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解读俄罗斯“欧洲安全条约”倡议 //专访金灿荣:中美合作具有全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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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家解读俄罗斯“欧洲安全条约”倡议  

    5月9日,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举行的阅兵式上,俄罗斯空军飞机编队飞过莫斯科红场上空。新华社记者高帆摄

    新华网北京12月2日电(全球连线)专家解读俄罗斯“欧洲安全条约”倡议

    新华社记者

    俄罗斯近日向有关国家和国际组织发送了由俄方起草的“欧洲安全条约”草案,希望各方加以讨论并最终签署。这一条约谋求在北美、欧洲和中亚地区建立一个统一的、不可分割的政治军事安全空间,被视为俄罗斯试图改变现有的北约独大的欧洲安全框架、重塑欧洲战略平衡的重要步骤。新华社记者分别在北京、美国首都华盛顿和波兰首都华沙采访国际问题专家,对俄方发起这一倡议的背景以及条约签署前景进行分析。

  “欧洲安全条约”草案出台背景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俄罗斯中亚研究中心执行主任万成才:去年6月,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在德国访问期间,首次提出签署“欧洲安全条约”的倡议。此后俄罗斯一直在与欧洲国家进行接触,向它们推销这一想法,也取得了一些进展。今年6月,梅德韦杰夫提出召开欧洲峰会讨论这一问题,现在俄方公布条约草案,是希望推动明年召开欧洲峰会正式讨论此事。

    去年8月,格鲁吉亚和俄罗斯发生武装冲突,1年多后俄罗斯公布“欧洲安全条约”草案,显示出俄谋求和平、避免发生新冲突的诚意。此外,美国和苏联1991年签署的《削减和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即将于本月5日到期,俄美一直在就条约到期后的新方案进行谈判。俄选择在此时公布“欧洲安全条约”草案,旨在表明即使5日后不能及时达成新协议,俄罗斯仍会继续维持目前的战略稳定。

    美国著名智库布鲁金斯学会资深研究员史蒂文·皮弗:俄罗斯对北约东扩和欧洲一体化进程感到担忧,正在试图寻求一种新的安全架构,以解除这种担心。北约作为冷战中美国和西欧国家对抗苏联的一种集体安全机制,并未随着冷战的结束和苏联的解体而消亡,北约在当今国际安全事务中仍然扮演着重要角色。今天的欧洲国家,包括那些曾经深受苏联影响的国家,对俄罗斯仍十分警惕,它们认为北约仍然是可靠而有效的集体安全机制。

    俄罗斯的战略考量

    万成才:从短期来看,俄罗斯是试图阻止北约继续东扩,确保俄国家安全。因为有了共同的安全条约,北约就没有再东扩至独联体国家的必要。由于条约规定任何缔约方都不能牺牲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安全来加强自己的安全,这就能消除欧美对俄罗斯的安全威胁。

    从长期来看,这一条约能帮助实现俄罗斯融入欧洲的目标。条约所涵盖的范围既包括欧盟、美国主导的北约、欧安组织的成员国,也包括俄罗斯主导的独联体国家、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组织成员国。如果能促成这一条约的签署,就能在欧洲和北美建立起统一的、不可分割的军事政治安全空间,以彻底摆脱“冷战”遗产。俄罗斯将能从欧美国家吸收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以实现梅德韦杰夫提出的战略任务——在21世纪使俄罗斯经济“全方位现代化”。

    皮弗:在俄罗斯看来,不断扩大的北约与欧盟对俄罗斯国家利益有消极影响,因此他们希望能在一种有约束力的国际条约架构内与欧洲国家实现所谓“平等的安全”。“欧洲安全条约”草案是俄罗斯为此作出的最新努力,并且体现了国家利益层面的战略考虑。但是草案中存在着一些模糊表述,使人不易准确把握俄罗斯的具体意图。

    条约签署困难重重

    万成才:尽管俄罗斯大力宣传“欧洲安全条约”,但欧美国家普遍态度冷淡,目前尚无多少积极反响。这一条约有合理的内容,如能签署,对维护欧洲地区和平与稳定有积极作用,但签署该条约短期内很难做到。欧盟和北约希望继续东扩,美国不愿削弱自己在欧洲安全事务中的主导地位,而且美国遏制俄罗斯发展的全球战略不会改变。在价值观和文化方面,尽管俄罗斯强调和欧美相同,但欧美认为俄罗斯是“异类”。俄罗斯目前看来孤掌难鸣。

    皮弗:“欧洲安全条约”的前景还有待观察。虽然美国的决策者可能已经准备同俄罗斯方面就欧洲安全架构的问题进行对话,但美国仍强烈希望维持北约与欧盟的特权,至少美国和欧洲不会轻易给予俄罗斯否决其他国家决定的权力。

    “欧洲安全条约”的提出可能是俄罗斯与欧洲国家关系的一个新起点,可能会有漫长的谈判进程。今年夏天的北约外长会议上,北约成员国已经表示愿意聆听俄方的意见。现在俄罗斯已经把具体建议放在了谈判桌上,那么接下来就要看谈判如何进行了。

    波兰国际关系研究中心学者安杰伊:梅德韦杰夫曾多次呼吁制订欧洲安全条约,但他的努力都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目前来看,北约东扩仍然是一个趋势,乌克兰和格鲁吉亚都在积极为入约努力。俄罗斯提出的安全条约草案难以得到太多的响应。    波兰罗兹大学学者瓦诺夫斯基:美国奥巴马政府今年9月宣布放弃在波兰和捷克部署反导防御系统,得到了俄罗斯方面的肯定,这对中东欧地区乃至整个欧洲的安全都是一个积极信号。如果欧洲国家能够接受俄罗斯提出的安全条约草案,或是就此展开协商,无疑会对欧洲的稳定带来积极影响。(综合新华社记者杜逾舸、驻华盛顿记者蒋国鹏和驻华沙记者张章报道)  乔良少将:中国空军借助后发优势制造出歼10  中国空军在世界空军发展趋势下,日益前进。对于我国空军有哪些属于自己的特色的问题,空军少将乔良日前接受本网记者专访时表示,起步不晚、继承“空中拼刺刀”精神以及后发优势是中国空军的三大特色。

    乔良将军说,中国空军的特色,首先是起步不算晚。早在60年前,中国共产党人就已经开始着手培养空军骨干。1924年,中国共产党人已经在航空方面表现出一种远见卓识,派出最早的一批共产党人到孙中山创办的航空学校学习,后又连续三年派出三批人员到俄罗斯去学习。实际上中国共产党人对航空,一直到后来的航天一直表现出浓厚的兴趣。

    乔良将军介绍,人民空军的建立在整个世界空军的发展频谱上算后来者,起步比别人晚,初期的技术、训练水平可能都要比别人落后一些,但是我们有自己的优势,中国空军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一起飞就一鸣惊人、一战成名。关注空军的人都了解,当时中国空军飞行员只飞了十多个小时的喷气机,比起美军的“王牌飞行员”我们连小弟弟都谈不上。但是却一战成名,通过一场战争我们让全世界认识中国空军。从此以后,我们这些年轻飞行员在空中拼刺刀的精神变成中国空军的光荣传统,中国空军的特色其实很重要一点就是“空中拼刺刀”,这是我们一个特色,也是我们的一个传统。    中国空军的后发优势是我国的战略态势决定的。乔良将军说,我们不打第一枪,主张后发制人,这是一个“后发”。还有一个后发,我们属于后来者。后来者起步比别人晚,相对来说在别人眼里可能是劣势,但实际上,整个空军的发展,中间有许许多多的曲折。有很多成功的经验,也有很多失利的教训,包括在技术上、发展上都有可能走弯路。但是后来者可以直接汲取前人的经验教训,少走弯路。中国空军到了第二代战机时,实际上还是以仿制为主,但到第三代战机歼十,就完全是自主知识产权的,它怎么出现的?就是因为全世界的第三代战机已经有很成熟的经验,我们在此基础上,运用自己的制造理念,制造出我国第三代战机。汲取了别人的经验教训,又发挥了我们的自己的优势,歼十是第三代战机中的佼佼者,这也就是我们的后发优势所在。(黄子娟)
专家批西方“不愿看到中国海军实力增强”  

    10月30日,中国海军第四批护航编队从浙江舟山某军港起航,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接替第三批护航编队执行护航任务。

    中国海军少将尹卓的海军“补给点”提议被西方媒体解读为中国要建海外“军事基地”,言语之间对中国的力量充满担忧。中国著名军事评论员彭光谦表示,在历史上,海外基地往往被与霸权联系在一起,一般都是作为霸权国家海外扩张的跳板,因此西方媒体容易用传统大国的发展思路来套用中国海军的发展。但中国海军打海盗不是进攻行为,而是为了保护国民财产和生命安全的防卫行为,这与历史上强权下建立的海外军事基地完全不同。中国对海外补给点的需求是正大光明的。

   彭光谦强调,过去都是一个强权通过战争替代另一个强权,中国海军则是通过和平发展这一全新的方式在前进,因此面临的阻力也是空前的。西方世界的心态很矛盾,想中国海军多承担国际义务,又不愿看到中国海军实力增强,不愿自身传统势力范围受到挑战,这是典型的“又想马儿跑得快,又想马儿不吃草”的心理。对中国海军通过建补给点提升战斗效率最担心的该是海盗,而不该是同样面临海盗威胁的西方国家。    环球网31日的调查结果显示,中国网民中,认为中国应该在海外设军事基地的为91%,认为现在中国有能力在海外建立军事基地的网民比例为78%。 前驻印度大使周刚:难忘中印峥嵘岁月  中国驻印度大使馆在建馆的时候,相比较而言人员配置较高,因为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重点使馆有两个:苏联和印度。

    为了对中国驻印度使馆和中印关系有更多的了解,《瞭望》新闻周刊近日采访了前驻印度大使周刚及夫人邓俊秉。

2008年1月16日,前驻印度大使周刚做客新华网,就中印关系接受了新华网专访。新华网 张泳 摄

    互惠建使馆

     新中国成立初期建馆比较少,业务相对来说比较单一。主要负责政治往来,也有一些贸易和经济援助。相对来说,那个时候比较简单。

    说到使馆职能变化,周刚认为,现在使馆工作的职能范围是大大地增加了,不仅是传统的政治、经济和贸易,还有近些年来发展越来越快的文化、科技、金融、农业等方面的合作。有些主管部门,如农业部、发改委等等都派出自己的工作人员驻在大使馆。中印两国之间的往来越来越密切,合作的范围越来越扩大,使得现在使馆处理的事务越来越多。其中发展尤为突出的就是领事保护。

    使馆的机构也在不断地健全和完善。驻外使馆根据与驻在国的关系情况、大小和重要性来配置相应的编制,所以使馆编制有大有小。就驻印度来说,是一个驻大国的使馆,但是在一开始它的定位是地区性的,所以编制现在是60人。在组织机构上,驻印度大使馆有政治处、政策研究处、办公室、武官处、文化处,等等。

    周刚向本刊介绍说,中国驻印度使馆曾经租过房子,后来双方互惠建馆。印方给我们一块很大的地。当时这块地离市中心相对来说比较远,现在随着城市的扩建,中国使馆的位置几乎是在市中心。中国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时候就在这块地上建了自己的大使馆,距今已经三十多年了。因为很难满足现在的办公和住宿的需要了,所以又在不断地翻修、扩建和改造,还建了一些新房子。

    “那时候的办公条件与现在是没有办法比的。比如说,现在使馆有紧急的事件,拿起电话几秒钟就可以接通北京。那时候要打一个电话,要先从印度接到伦敦,再从伦敦接转到北京,有的时候很长时间还接不通,又费时又容易误事,”周刚深有感触地说。

  中印关系印象

    周刚评述道,中印关系将近60年的历史,发展是曲折的,不平凡的,有起有伏。整体看,中印两国之间的友好合作是主流,同时又非常曲折。

    从两国建交到1950年代末,双方都非常重视彼此的外交关系。这时候,中印友好非常突出。那时的中印两国政府亮出了“中印人民是兄弟”的口号。周恩来总理1954年6月份访问印度,同印度总理尼赫鲁发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成为日后逐渐被国际社会认可、处理国与国关系的准则。

    从上世纪50年代末开始,双方关系恶化。在周刚看来,西藏问题,达赖问题,成为中印之间的一个隔阂。另外一个方面,印度在中印边界问题上,不断向北蚕食中国的领土,甚至不断地制造摩擦,造成边境形势急转直下。这两大因素最终导致了1962年10月中印大规模边界冲突。印方在1961年撤回大使,中国也在次年撤回大使。“直到1976年双方恢复互派大使,这14年中,两国间没有一笔直接的贸易往来,可以说是‘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状态”,周刚回忆道。

    从1976年到1988年底,中印关系重新走向正常化。1988年底,印度总理拉杰夫·甘地访华。应该说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事件,使中印两国中断了30多年的高层交往得到延续。同时表明印度的对华政策出现一个比较大的变化:原来是把解决边界问题和两国关系挂钩——除非边界问题解决了,否则关系不能正常化,而现在变成为一方面解决边界问题,一方面发展两国关系。

    从1989年开始到2001年,这10多年应该是两国关系全面正常化的过程。这个阶段中间有一个插曲,出现了1998年的印度核试验。据周刚介绍,印度核试验把中国的所谓威胁作为它进行核试验的借口,使得处在发展势头上的中印关系受到了严重挫折。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作出了必要的反应,使得印方同意在中印新的共识基础之上,恢复双边关系,使之回到正常的健康的发展轨道上。这个共识就是:双方都不构成对对方的威胁,双方关系的恢复应该建立在双方共同倡议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之上。2000年5月底,印度总理纳拉亚南访华,江泽民主席提出两国恢复和发展关系的4条意见。可以说对于印度核试验造成的影响是一个总结,开启了一个新的篇章。    进入21世纪之后,这一时期的中印关系可以说过一段时间就上一个台阶,稳步向前发夫妻履职化解危机

    周刚在回忆驻印度大使馆如何应对1998年核试验危机时说,使馆作为代表国家在印度的唯一外交机构,它肩负的任务就是贯彻和实施中央的政策,努力推动两国关系回到正常的轨道上。通过和印方的交涉,说明中国的政策,说明中国不构成对印度的威胁,把中国当作印度核试验的借口,这是不合理的。“我当时在很短的时间内连续作了一百场报告。”

    “因为中印关系是媒体报道的一个热点,记者有兴趣,见到就问,这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做工作的机会,所以中国大使当时在印度的媒体上出现的频率是很高的。而在工作中,我们要注意贯彻国内的指示,又要遵循国际的惯例。正面地阐述中国的政策和立场,”周刚回忆道。

    当时,周刚的夫人邓俊秉也在印度积极开展夫人外交,组织夫人活动。夫妇二人作为夫妻工作团队,为两国修好作贡献,一时传为佳话。    邓俊秉在一同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说,夫人外交的好处在于可以间接地拉近彼此的关系,也可以给她们的丈夫带来潜移默化的影响。正式的、官方的工作是由丈夫完成的,夫人是做软性的工作。“周恩来总理的夫人邓颖超大姐跟我们说过,你们不能起红花的作用,你们应该起绿叶的作用。红花是你们的丈夫,你们是绿叶,绿叶要扶持红花。你们不要盖过丈夫,但是你们也是不可或缺的。”怀念前总统纳拉亚南

    周刚夫妇在驻印度工作期间,经历了风风雨雨,但都对印度前总统纳拉亚南印象深刻。纳拉亚南从1997年至2002年担任印度总统,他一生都在为中印两国友好相处而努力,为中印两国关系的正常化作出了极大的贡献。然而,纳拉亚南总统和中国的缘分不只是在他担任印度总统期间。1976年中印两国恢复互派大使时,他是第一任驻中国大使。他对中国有着深厚的感情,对中国国情国策也非常了解。

    在印度进行核试验后不久,两国关系一度陷入低潮。印度方面对中国大使到任之后递交国书作出了一种特殊的安排。但是纳拉亚南与周刚进行了非常友好的谈话,周刚记忆犹新。他对本刊记者说,纳拉亚南一贯主张对中国友好,长期以来他都坚持一个观点:一个新生的中国,对于印度这个发展中国家是一个支持,一个帮助。他从这个角度来看待中国的兴起,非常赞赏中国这几年的发展和成就。纳拉亚南曾经说:“邓小平说得好,印度不对中国构成威胁,中国也不对印度构成威胁。我们应该在这个共识的基础之上来重塑我们的关系。”

    在一次家宴上,纳拉亚南对受邀的周刚说道:“很高兴看到我当年跟大使谈的那些话使得今天两国关系得到了恢复,各个方面都得到了发展。我很愿意继续为印中关系的发展而努力。就算我将来退休之后,我也要以个人的身份到中国去访问。”在中印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50周年的时候,他以前总统的身份参加了国际研讨会。“那时候他就已经不良于行了。在杭州分别的时候,他和夫人一直陪着我们走出宾馆大厅,很长的走廊,送到楼梯口,跟我们拥抱告别,一直捏着我们的手不放,看着我们开了车门上了车,再挥手告别。情景非常感人。”周刚夫妇唏嘘道。纳拉亚南于2005年11月9日逝世,享年85岁。    如今,中印两国的国际影响力与日俱增,都属“金砖四国”之列。“两国关系成为一组对彼此非常重要的外交关系,产生的影响不仅仅是地区性的,而且是全球性的,”周刚最后说。□(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黄海霞 实习生胡晓龙) 专访金灿荣:中美合作具有全球意义   

美国总统奥巴马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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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网北京11月11日电 专访:中美合作具有全球意义——访国际问题专家金灿荣

    新华社记者陈俊侠

    “美国总统奥巴马执政头一年就来中国访问,说明他对中国十分重视,这在美国历史上是不多见的,”在奥巴马即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前夕,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金灿荣教授在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说。他认为,随着中国国力提升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美国愈加重视美中关系,而两国的合作无疑具有全球意义。

    奥巴马将于本月中旬开始对日本、中国和韩国进行访问,并将出席在新加坡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金灿荣认为,对中国的访问将是奥巴马此次亚洲之行的重中之重。他说,据有关机构统计,中国今年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将达到50%,而美国仍然是世界第一经济体,在金融危机背景下,双方的合作对整个世界而言很重要。虽然美国亚洲政策的基石仍是美日同盟,但在实践上美国对中国的依赖加强。

    金灿荣预测,在奥巴马访华期间,中美双方将把焦点集中在经济合作上。他认为,访问活动无疑将推动中美在能源、气候变化、反恐等领域的合作,尤其在新能源开发领域,双方都有强烈的合作愿望。他同时指出,中美两国将趁此机会协调一些重要问题,如美国可能在知识产权、人民币汇率、市场开放等方面向中国施压,而中国则可能要求美方保证中国的市场经济待遇,并放松中国企业在美投资的政治制约。
“奥巴马访华将进一步建立与中国领导人的个人友谊,加强高层互信,有利于两国的合作。此外,他此次访华时间较长,其间还将参加一些社会活动,必然对中国有更深刻的认识,”金灿荣说。

    在谈到奥巴马执政后美对华政策有何新变化时,金灿荣做了如下总结:一、美方在姿态上更加重视中国。奥巴马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这是自尼克松以来美国领导人对中美关系的最高评价。二、在许多国际问题上,美国加强同中国协商。在奥巴马之前,美国多位重要官员联袂访华,双方就一些重大问题进行协商的频率很高。三、在重视中国的同时,美国对中国提出了更多的要求,希望中国在反恐、核扩散、气候变暖等方面与美国加强合作。四、在一些具体的双边问题上,奥巴马对国内一些利益集团的态度比布什更软,而对中国的态度则更强硬。比如双边贸易问题,由于美国经济仍处于低谷,奥巴马政府可能对中国产品设置更多贸易壁垒。

    关于亚洲在美国外交战略中的地位,金灿荣说,亚洲目前甚至已经超过欧洲,成为与美国利益关联度最高的地区。目前,美欧贸易额只有美亚贸易额的一半,随着中国的崛起,亚洲在美国地缘战略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美国必须处理好与亚洲的关系。

    他说,奥巴马此次亚洲之行的目的,一是巩固、加强同中国的关系,二是调整与日韩的盟友关系,三是进一步表明加强区域合作的态度。在朝核、伊核、反恐等问题上,美国都需要与亚洲国家协商,尤其要与中国协商。    金灿荣指出,奥巴马上任后走访了东亚以外的很多地区,随着亚洲在美国整体外交战略中的地位上升,造访东亚已成为他必须做的“家庭作业”。
王世杰说最大遗憾是未见巴以和平满意进展   外交部发言人秦刚昨天宣布,自4月1日起,孙必干大使将接替王世杰大使任中国中东问题特使。昨天(29日)下午新老两位特使与中外记者见面时,孙必干表示,自己感到荣幸的同时,也明白这是一份“沉甸甸”的使命。

    王世杰2002年9月被任命为中国中东问题特使。在任职三年多时间里,他八次出访中东。王世杰在昨天的记者见面会上说,最大的遗憾就是“在任职的三年多里,中东和平进程没有取得令人满意的进展”。

    “三年多的使命中,我深深感受到巴勒斯坦、以色列双方人民都是渴望和平的。”王世杰说,中国同中东地区所有国家都有传统和现代的牢固友谊,并进行各方面合作。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对国际和平与安全负有责任。

    孙必干则表示,自己将在王世杰已建立的工作基础上,尽最大努力忠实履行使命,劝和促谈,推动中东和平。“我面临中东地区空前复杂和变化多端的局面,不仅矛盾依然存在,矛盾双方本身也发生了重大变化。掌握形势、驾驭形势发展本身就是很大的挑战。”他说,目前正在考虑在何时访问中东地区,但现在还没有任何安排。

    针对哈马斯赢得巴立法委员会选举,王世杰说,“我国的一贯立场是尊重有关国家、有关地区人民的选择。我认为哈马斯赢得选举,是巴勒斯坦民意的反映,国际社会应该给予尊重和承认。”孙必干则对以色列大选发表评论说,“选举结果是以色列人民的选择。不管哪位领导人当选,都应该寻求通过谈判解决问题的道路。奥尔默特已有积极表示,我们对此表示欢迎。”

    孙必干1965年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大学,后被公派至叙利亚大马士革大学学习。曾先后担任中国驻沙特、伊拉克、伊朗大使。2003年5月美军宣布结束对伊拉克大规模军事打击后,中国政府着手进行驻伊使馆的复馆工作,已经退休的孙必干临危受命,任复馆小组组长。中东特使是目前中国唯一常设特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