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仍需逼近现代典范

中国，仍需逼近现代典范 

（本文是FT中文网2009年中国年度报告的最后一篇，该系列文章包含了FT中文网对2009年度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等领域的观察与分析，在读者中引发了热烈的讨论，在此感谢广大读者的关注——编者）

2009年至今，中国政经的内在难题日益凸显，而政经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多。通过诸多因素已经可以看出，中国社会已处在一个新的变局面前。而各方对于变局的认识却呈现出相当的差异。

在国人烘托出中国模式的热门话题之际，秦晓的现代性与中国社会转型论也开始引发重视。在中国转型的关键时刻，秦晓此论，不失时机地将转型的关键问题呈献给关心国家命运与前途的人们。

“中国问题”、“社会转型”属于80年代的论题，“现代性”可归之于90年代的言说。尽管秦晓的论说仍未能脱离曾经的话语范畴，但他的论道背景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其之所以引起坊间热议，大抵有两个原因：一是中国崛起话题盛行之时，秦晓以社会转型的全面性艰巨性，凸显出转型缺乏共识，任重道远；二是在高层政商人物以警惕的眼睛注视普世价值的氛围中，秦晓还敢于发出召唤普世价值和宪政民主的声音。

其实，秦晓的论道还有深层含义在。那就是，他想再次确证，中国社会发展到一个新的拐点之际，是不是仍然需要典范。这是个80年代的老问题，但在90年代被所谓学术导向、复杂现代性叙事等等翻转后掩盖久矣。在80年代，中国刚刚全面启动现代转轨，现代认知的粗糙有目共睹。但中国从官方到民间以对“现代”的敏锐直觉，把握住了古今中西之维中，国家发展的基本目标和模式——市场经济、民主政治、自由精神成为中国人浪漫式认同现代的观念坐标与制度取向。

但80年代末戛然中断了这样的共识。在政治压力之下，学界与政界的改革同盟分裂了，率尔学界自身的脆弱共识也瓦解了。学界不约而同地声讨80年代的所谓思想取向，声称要回归书斋，以精致的学术还人文社科研究以尊严。于是中国人直取现代基本目标的大方向几乎无人问津了。倒是以学术面目横移西方文献以解读中国的研究不断问世。真正的中国问题被所谓多元现代性的论说严严实实地掩盖起来了。政界中人则以稳定话语占据舆论导向，各种揭示中国问题实质的论说被排斥在主流话语之外。

到了21世纪，似乎形成了官民不约而同但却相当一致的共识：中国正在开辟一条不同于西方的现代发展道路。国家崛起的言辞、中国奇迹的申论、中国模式的阐述，在引导人们拒斥所谓“西方的”现代方案。中国现代发展独辟蹊径的特殊论，对中国融入全球现代洪流的普遍论，不战而胜。

在这种舆论环境中，秦晓之论不啻一声棒喝。他断然拒绝中国特殊论，决绝主张中国必须认同诸如自由、理性和个人权利这类现代核心价值。中国社会转轨必须以市场经济、宪政民主和民族国家建构为目标，仅仅着眼于经济的单兵突进，已经不足以推进中国的现代转变大业。秦晓此论，既是80年代还魂之论，也是跨世纪中国人审视近20年来国家发展成败的不易之论——既然中国是要从传统中走出而融入现代，那么像80年代那样直觉式地把握住转变实质就是必须；既然中国近20年回避社会政治转型问题而专注于经济发展却无法保证国家长治久安，那么我们就绝对没有理由拒绝现代典范提供的核心价值和基本制度。

中国的社会转型，是一个后发外生的现代国家对原发内生的现代国家的学习或模仿过程。这是一个不分左右、不论官民都会认同的事实。这一学习或模仿的最终目标，当然是要超越学习或模仿的对象。但当中国还处于一个学习或模仿的状态之中的时候，我们就没有理由拒绝学习或模仿。

自然，中国的社会转型作为学习模仿现代国家的过程，不是一个机械照搬西方国家的过程。对西方各国也好、对非西方如前苏联那样的国家也好，具体的某一个国家都不堪为中国法。中国的学习肯定是对现代典范的创新性学习。但对学习对象的要点把握、宏观了解、典范意义必须了然于心。这就势必像秦晓那样，以申述现代核心价值向现代典范的观念逼近，以建构市场经济、宪政民主和民族国家向现代典范的实践逼近。中国人的现代发展，只有先学爬才能再学飞。换言之，逼近现代典范才能指望自作现代典范。无论我们喜欢还是不喜欢这种申述，它都是中国社会转型所必须面对的问题——这既回答了古今中西纷争不断的学术问题，也回答了前程迷茫的中国转型如何前行的方向性问题。

然而中国的转型之路，绝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方向性争议，更是一个复杂的现实性困局。这就注定了，思想界不单单需要厘清价值的混乱与倒错，更重要的是基于对现实的转型困局深思熟虑的具体方略。

从较长的历史维度来看，如果说中国的转型之路是一个中央集权体制走向宪政民主的制度安排，那么具体的宪政布局与切实的破局入口则构成了当前政治最大的难题。

从官方和民间主流学者的话语来看，都是在大谈要从党内民主到人民民主。宪政民主如何安顿尚有变量，但撇开话语的表面繁荣和实际转型的滞缓，这背后仍然透露出了三重信息。一方面彰显出在强人政治末期，传统政治权威逐代递减，导致授信方式逐渐失效的情况下，中国政治面对的一个具体的权力承继问题。另外，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中国民间力量不断生长，经由媒体搅动的公共空间日益壮大，已经逐渐撑开了国家、市场和社会的三元空间，民间力量不断加大对中国政治转变的现实诉求已经迫使官方给出制度性回应。再则，国际社会，港台的示范效应也日益催生转型局面。这种庙堂江湖同声共求，高调谈论民主呼唤民主，固然显示了官方对于现代民主制度建立的必要性认可，更多的则是凸显了中国政治当前的内在难题。

不管是主动求解，抑或半推半就，还是最终被迫上车，从中国社会心理和社会结构的角度来看，中国已经到了一个政治决断，宪政布局的关键时期。

在此宪政转轨的关键时期，既需要进行转型方向的指引，更需转型的现实推动。这种基于现实的具体谋动，既要有宏观视野，以保证转型的方向明确；又要有重点措施，以保障转型的关键环节不致遗漏；还需要加强微观调控，以保证转型的风险控制。

单纯的道德义愤绝不能骂出一个转型局面，而祈望圣主的浪漫乡愿也绝不会使得不受约束的公权力大发善心而主动受缚。更积极的转型局面只能基于中国政治的内在难题，而当务之急是使得这一内在难题日益公共化。这一切都有赖于民间力量的持久推动。近年来民间社会的成长可圈可点，点滴累进固然重要，而值此深度转型之际，基于中国现实政治的总体筹划则尤显必要。

然而随着时局的深入发展，知识界却显得与时局日益疏离。一方面是由于潜心于实证研究的知识分子声音尚未得到有效关注，更大的原因则在于文革后知识界作为一个整体从现实政治的实际后撤，至今仍然保持着静守书斋的清高传统。知识人多专注于精致的道德文章，而恪守政治理性并苦心孤诣探寻转型真问题的学者过于稀缺。当前思想界除延续了上世纪90年代的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理念纷争外，并没有给中国转型提供过多的具体径路参考，这也是进入转型关键期后一直雷声弥漫而少见雨点，长久地徘徊摸着石头过河阶段的重要缘由。

不含糊地讲，中国知识界对于现实政治的关注力度不够，对于未来政治的准备尚且不足，而对于中国的宪政转型的智识贡献太少。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正如任剑涛教授所言，在宪政转型时期，需要有更多的知识分子走出书斋，跳出文本工夫来承担转型理论的国家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