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鲁士军队的缔造者：“铁血君王”腓特烈大帝 - Qzone日志

    
    弗里德里希二世（1740-1786年在位），普鲁士国王，史称腓特烈大帝。他是十八世纪中后期欧洲颇有影响的一位君主。在他的统治下，普鲁士强盛起来并加剧了军国主义化。弗里德里希二世的雄才大略在西洋军事史上留下了如此难以磨灭的烙印，以至于我们今天再度回首，仍然会感到普鲁士军队那激越的战争脉动。
    
    从1618－1648年，欧洲大陆的封建君主们在德意志的土地上进行了一场旷日持久的“三十年战争”。这场战争使英国资产阶级逃脱了欧洲封建君主们的干预而获得了胜利，却使德国彻底衰落。战争结束后，德意志仍然只是一个四分五裂、残破不堪、诸侯林立的名义上的“国家”。当时在德意志境内，共有360个独立的邦国和1500个半独立的领地。绝大部分的邦国版图都很小，比如在威斯特法里亚地区，每个邦国平均只有20多平方英里。在这种空前的民族分裂局面下，一个社会有秩序、中央有权威、政府有效率、军队有战力的普鲁士就显得十分与众不同。而弗里德里希二世和他的百战雄师，正是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登上了历史舞台。
    
    整军经武
    
    三十年战争之前，德意志境内还没有普鲁士国家。真正意义上的普鲁士王国，是靠弗里德里希二世的祖父在1700年的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中为哈布斯堡皇室效劳，争得了皇帝敕封的“普鲁士国王”头衔后才由侯国升格至王国形成的。新兴的普鲁士王国周边分布着瑞典、俄国、奥地利、法国等强邻，作为一个家底薄弱的小国，普鲁士被列强戏称为“铁罐堆中的一只陶罐”，随时都面临着国破家亡的危险。因此从1701年建国伊始，历代普鲁士统治者就把强化军队作为自己生存发展的主要手段。1740年弗里德里希二世即位，在他的铁腕统治下，普军人数在二十多年间由原先的8万人激增至20万，占全国人口9.4%，军费开支每年要花去政府全部预算的4/5。当时的普鲁士面积在欧洲仅居第十位，人口居第十三位，但它的军队却排到了全欧第四的位置。“突出军事，强化军队”是弗里德里希二世施政纲领的核心内容，为此他采取了一系列旨在贯彻这一方针的军事改革措施。
    
    弗里德里希时代的欧洲军队，火器已成为主战装备，但冷兵器尚未完全退出历史舞台，兵力多寡依然是克敌制胜的关键。有鉴于此，弗里德里希终其一生都在坚持不懈的扩充军队规模。普鲁士的扩军行动主要分为两个阶段：首先是第二次西里西亚战争与七年战争之间，也即1748-1756年，这一时期普军总兵力由10万人增至15万人；第二阶段则是七年战争结束（1763年）后，普鲁士军队很快扩充到20万之众，也正是在这一年，弗里德里希颁布了有关加强未成年人军事训练的《学校法规》。
    
    军队人数的急剧增加，使得靠自愿入伍的人组成军队的办法发生很大困难。为征到足够的兵员，普鲁士王室可谓不择手段，他们的募兵官甚至把活动范围扩展到德意志其他各邦去，其募兵办法实际上就是一种有组织的强夺人力。这种变相的绑架行为是如此猖獗，以致于有些邦国需要颁布专门法令，通过动员民兵来制止此类行径。尽管如此，作为当时德意志各邦国中最强大的军队，很多有雄心有抱负的外邦青年还是被吸引到普军来服役，这其中就涌现出后来像沙恩霍斯特这样的一代名将。通过这种在各邦国间征兵的方式，一盘散沙的德意志民族加强了内部联系，普鲁士军队也变成了名副其实的整合民族力量的纽带。
    
    

    
    普鲁士军队的迅速壮大，并没有使弗里德里希冲昏头脑。他既追求兵力的庞大，同时也丝毫不放松对部队军事素质的严格要求，弗里德里希极力要求军队具有铁的纪律和高度机动的能力。他训练的骑兵能保持整齐的队形长距离奔驰，并在冲锋后迅速重新编队，这支强悍的骑兵后来在著名的罗斯巴赫与洛伊滕战役中曾多次出奇制胜，为普军最终以弱克强立下了汗马功劳；弗里德里希麾下的普鲁士军队，很快成为欧洲效率最高的军队。恩格斯后来评价说：弗里德里希的军事组织“是当时最好的，其余所有的欧洲政府都热心地效仿它”。

由于普鲁士军队的募兵性质，官兵之间的对立十分尖锐，士兵逃亡现象非常普遍，因此弗里德里希二世把“严明军纪”上升到了“军魂”的高度。当时普军的各级军官全部由崇尚武功的容克组成，弗里德里希二世着重培养他们的忠诚服从精神和军人荣誉感，并通过他们和严厉的军法来控制整个军队。弗里德里希二世对士兵的训练异常严格，简直到了非人的地步，皮鞭加棍棒的野蛮军法充斥整个军队。不过弗里德里希二世绝非头脑简单的武夫，他在士卒面前始终能够以身作则，严于律己，从不逃避艰苦和危险，一次战斗中他骑乘的马匹两度被击毙，但他却依然毫不畏惧，继续坚持在火线指挥战斗，正因为有了如此巨大的个人感召力，当时的普军士兵都以玩忽职守为耻，绝对服从为荣，宁愿战死也不临战脱逃。当然，弗里德里希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建立一支完全盲从于他的军队，这一点连他本人也不否认：“要使士兵怕他的排长的棍子甚于怕敌人的子弹，如果士兵都开始有思想，就没人愿意当兵了”。
    
    弗里德里希刚即位时，普鲁士军队的武器装备非但不能自给，而且还必须花费大量资金从国外进口。为摆脱这种受制于人的不利局面，弗里德里希在登基第二年便着手发展军事工业，对其免税并给予津贴。在官方扶持下，普鲁士军工生产连创佳绩：以炮兵为例，1740年普军装备有各式火炮2731门，等到1786年弗里德里希去世时，这一数字已攀升至6224门。除数量增长外，普军的武器性能也有很大提高，仍以火炮为例，七年战争前配发普军的新式12磅炮仅重375公斤，而旧式12磅炮却重达1600公斤，火炮重量减轻的同时，部队机动性得到提高。
    
    弗里德里希的技术革新往往与战术改革相配套。他在提高滑膛枪射击速度的同时，对步兵作战编队也进行了相应调整。弗里德里希还根据古希腊军事家伊巴密浓达的楔形阵，结合自己军队的火器性能，发明了斜行战斗序列，使古老的线式战术重新焕发出光彩；弗里德里希高度重视各兵种的协同作战能力，并且首创了骑炮兵，让骑兵装备轻型火炮，这样就将骑兵的高度机动与炮兵的强大火力完美的结合在一起。军制改革方面，弗里德里希二世也走在了时代的前列。他在位期间所设立的侍官总署与先前已存在的军需总监部一起，共同奠定了后来总参谋部制度的基础，这在当时无疑是一个极富远见的创举。除完善指挥体制外，弗里德里希二世还将普鲁士的军事传统进一步发扬光大，真正确立了全民皆兵的国防动员体系。当时曾有人这样描述普鲁士：“对其他国家来说，是国家拥有一个军队；对普鲁士而言，则是军队拥有一个国家。”
    
    中国有句老话叫“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尽管文化背景迥异，但所有的东西方军事家都不约而同的对军事后勤投以了极大关注，弗里德里希二世自然也不例外。为保障战时庞大的物资供应，弗里德里希二世打破了单纯依赖兵站进行补给的传统模式，而改之以新型的复合保障制度，其具体做法是：由单兵携带可供自身消耗3天的口粮，团属补给车队携带本部8天的面包定量，而最高一级的军补给车队则为全军携带一个月的食品供应量。同时，弗里德里希又在柏林、尼斯等交通枢纽设置仓库，预先将大量战备物资储存在内。通过以上措施，普军形成了一套严密高效、机动灵活的后勤保障体系，从而为弗里德里希频繁的王朝战争提供了强有力的物质支持。
    
    戎马生涯
    
    17和18世纪是普鲁士迅速向外扩张的时期。夺取土地、人口和资源成为历代普王的首要任务，而摆在弗里德里希面前最大的课题，就是如何“结束德国分裂状态与实现德意志民族的复兴”，而要结束封建割据，实现民族统一就必须有强大的武装力量。纵观近代欧洲，任何国家的崛起都不是温情脉脉、和风细雨的曼妙之旅，在那个弱肉强食血雨腥风的动荡年代，普鲁士从一开始就注定要用火与剑来铺就它的王者之路。
    
    弗里德里希是位马背上的国王，他统治普鲁士46年，却有2/5的时间是在战场上度过。据统计，他在位期间共发起组织或参与了六次重大的对外军事行动，即第一次西里西亚战争、入侵波希米亚、第二次西里西亚战争、七年战争、瓜分波兰和巴伐利亚王位继承战。这些战争前后跨度将近40年，1778年的巴伐利亚王位继承战是弗里德里希一生参加的最后一次大战，那一年他已66岁高龄。
    
    弗里德里希的军事战略是典型的“先发制人”，这主要是由普鲁士较弱的国力，以及所处的不利地理位置所决定的，这一情况直到弗里德里希去世20年后依然没有明显改观，当时的普鲁士著名军事家沙恩霍斯特曾在一份报告中指出：“普鲁士鉴于其地利条件，以及缺乏人工和天然防御手段等原因，使它无法进行防御战”，因此，为避免两线或多线作战，弗里德里希二世经常在战争中采取主动攻势：1740年12月，弗里德里希挥师突袭奥地利，一举夺取了富庶的西里西亚省；1744年，弗里德里希撕毁布雷斯特和约，以闪电般的攻势取道萨克森侯国，直捣奥地利波希米亚省首府布拉格，进而兵抵维也纳城下；1756年8月，弗里德里希指挥普军以迅猛动作突然侵入萨克森，率先挑起“七年战争”。

在具体战术上，弗里德里希善于发挥普军高速敏捷的机动能力，在敌人作出反应前，于关键性的阵地和方向上集中优势兵力打击敌人，力求速战速决，以此来争取和创造有利于己的战场态势。弗里德里希这种战术思想在“七年战争”（1756-1763）中得到了最充分的展示。1757年11月5日，著名的罗斯巴赫战役打响。战斗开始后，弗里德里希顺应敌情变化，指挥普军迅速重新部署兵力，其移营速度之快竟然令敌方误以为其是在全面撤退，结果在贸然发起进攻后落入了普军的口袋阵，最终四万五千法奥联军被区区二万二千普军杀得落花流水，大败而归。
    
    

    
    这场战役刚结束，弗里德里希二世便打破欧洲军队就地宿营过冬的惯例，立即挥师东进，经15天强行军后于11月下旬进抵西里西亚，并在12月3日突然逼近驻扎此地的奥地利道恩元帅部。弗里德里希的高速机动令道恩大感意外，只得离开冬营，匆忙率军西进应战。次日，奥军进至距普军营地20公里的洛伊滕镇一线。道恩曾在科林战役中凭借坚固防御阵地力挫弗里德里希，因此虽然奥军兵力是普军的二倍半，但他仍然采取了守势，将八万三千名士兵和210门火炮以洛伊滕镇为中心向南北两翼展开。弗里德里希敏锐捕捉到“敌方战线的正面过于宽大且兵力分散”这一致命缺陷，在12月5日凌晨将手下的三万六千普军分为四个纵队，并由他本人亲率五千步兵和六千骑兵为前锋，沿公路迅速向洛伊滕挺进。
    
    天将破晓时，在弥漫大地的雾气掩护下，普军先头部队突袭奥军北翼前哨阵地波尔尼得手，奥军前卫部队被击溃，八百余人被俘。波尔尼是个地势突出的村落，从这里可以清楚的看到奥军从北到南的整个防线。于是弗里德里希将指挥所设在此处，命令前锋骑兵追击溃军，并大张旗鼓的进攻奥军北翼，以造成普军主力毕集于此的假象。同时他让后续跟进的主力部队变四路纵队为两路纵队，借波尔尼高地及其以南的丘陵和村落树林的掩护，迅速向南斜插，迂回奥军防线南翼。此时道恩已得到警讯，但由于普军的前锋骑兵“表演逼真”，他误判北翼为敌军主攻方向，并将手中的预备队和部分南翼骑兵调往北线驰援，而这正中弗里德里希下怀。因视线为丘陵和树林所阻，道恩未能及时发现普军主力的运动，他甚至认为敌人已经畏战逃走，于是奥军紧绷的神经也松懈下来。谁知正午刚过不久，大队普军突然出现在奥军南线阵地前方，并立即以纯熟的动作排成斜行战斗序列发起进攻。普军各兵种间的高效密切协同在这场战斗中表现的可谓淋漓尽致――步兵在己方火炮掩护下率先出击，紧接着两翼的骑兵开始冲锋。当普军前锋从中间和南端切入奥军防线后，后续步兵立即整营的压上，由敌方阵地缺口果断突入，同时炮兵也迅速跟进延伸火力。普军的攻势实在太凌厉了，以至于战斗只进行了半小时，奥军南翼阵地便宣告易手。
    
    普军追逐逃跑的奥军，开始由南向北进攻。在这种不利局面下，道恩不愧为奥地利名将，他迅速变更部署，仍以洛伊滕镇为中心重新构筑了东西一线的阵地。弗里德里希指挥普军三面进攻，遭到对方顽强抵抗。激战至下午四点，弗里德里希投入最精锐的近卫军，但仍未能攻下奥军阵地。正在双方僵持不下的时候，向西迂回包抄普军的奥军主力骑兵却落入了弗里德里希的埋伏圈，损失惨重。奥军步兵见己方骑兵溃败，军心浮动，终于斗志崩溃，几万大军顷刻间土崩瓦解。普军乘胜追击，一直追到通往布雷斯劳的里萨镇为止。12月7日，弗里德里希又挥师包围了布雷斯劳要塞，经十余日围困，12月19日一万七千奥军开城投降，至此，洛伊滕会战以普军的大胜而告终。从11月5日到12月19日的短短45天里，弗里德里希在敌军四面合围的极端不利条件下，打破冬季用兵禁忌，率领普军以劣势兵力连续取得两场大规模会战的胜利，洛伊滕战役是弗里德里希二世军事生涯辉煌的顶点，也是西洋军事史上的杰作之一。拿破仑后来评论说：“这次战役在运动、机动和决断三方面都是一个杰作。仅此一战即足以使弗里德里希名垂千古，并使他跻身于世界名将之林”。
    
    光环散去
    
    弗里德里希二世信奉“强权即公理”，在他的铁腕统治下，普鲁士的国力迅速上升，在很短的时间内便跃居欧洲强国之列。在此基础上，弗里德里希二世不断进行对外战争，扩张领土。18世纪中期，他借口奥地利王位继承问题，参加对奥战争，击败奥地利并夺得西里西亚；1772年，他又伙同俄、奥瓜分波兰，攫取了3.6万平方公里土地和58万人口。到1786年他去世时，普鲁士的领土扩大了1.6倍，人口也由300万增至500万。普鲁士的迅速崛起，为19世纪下半叶德意志的统一和复兴奠定了基础。弗里德里希二世通过开明专制和以重商主义为核心的经济改革，促进了工场手工业的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新兴资产阶级的政治要求。就这几点而言，弗里德里希二世的“先军政治”思想是德意志历史中进步的表现，而他本人也被西方史学界誉为“腓特烈大帝”。
    
    但是，与其他新兴的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相比，军事强国的光鲜外衣下，普鲁士实际上是一个政治、社会、经济诸方面都大大落后的国家。例如普鲁士仍在实行自古沿袭下来的等级制度，农奴制依然盛行，政治上没有一部宪法，更谈不上有人权和公民权。即便是普鲁士最引以为荣的军事也存在着诸多缺陷，比如士气低落、战术老化过时等等。只不过在弗里德里希统治时期，这一切都被普鲁士的军事胜利与显赫的封建王权所掩盖和压制罢了。
    
    历史终究是无情的，弗里德里希去世仅仅20年后，普鲁士便在拿破仑战争中一败涂地，不但损失了将近一半国土，而且还要向法国支付巨额战争赔偿。抛开个人因素，拿破仑的胜利实质上代表了新兴资本主义对封建制度的革命性优势，一场拿破仑战争便让普鲁士国家的种种弊端暴露无遗。光环散去，人们必须面对的是普鲁士何去何从的问题。明眼人都知道不改革是没有出路的。从1806年起，普鲁士的一批政治家发起一系列广泛的改革运动，意在把普鲁士建设成一个适应新环境的现代国家，从此德国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纵观普鲁士的非和平崛起模式，最突出的便是其毫无节制地挑战现存霸权和国际体系，以军事扩张来解决经济资源的短缺，以及在制度和文化因素中的扩张特征。普鲁士的军国主义性质是如此的鲜明，它的好战性直接促成了后来俾斯麦“铁血政策”的出台，并进而成为了两次世界大战的远因。从这个意义上讲，弗里德里希和他的军队所给予我们的最大警示与启迪，也恰恰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