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熙东：干么这么着急？总局领导是难辞其咎

　　要说中国体育出点事，也不必大惊小怪，因为在发展体育运动的方针政策上，总局领导和老百姓很难想到一块去。

　　要说中国足球出点事，那简直是再正常不过的，因为中国足球从来是一帮无法无天无知识的人管着。

　　南勇、杨一民出事了，更不值得大惊小怪，他们出事是必然的，早晚的事儿，不出事才怪呢！随着反赌打黑的深入，再揪出什么更高层的领导也不必大惊小怪。因为没有他们的授权和任命，南勇他们想出事也没有舞台。再说在这种环境里，谁能保证高层领导就都那么洁身自好？

　　周五，体育总局领导急促任命韦迪接替南勇作足管中心主任、足协专职副主席。这事令人费解。2009年1月崔大林宣布南勇上任，时值一年，南勇就身陷囹圄。陟罚臧否何其速也，而2010年1月20日宣布南勇出事，21日就任命了韦迪，其速度赶上川剧变脸儿了。

　　干么这么着急？从南勇浮沉已经证明了总局有关领导的工作失误，用错了人，使中国足球蒙羞含垢，这位领导是难辞其咎的。现在又匆忙换马，万一一年半载之后，又爆出猛料，当何以善其后？当然，这不是乌鸦嘴，妨人家韦迪。韦迪在重竞技中心和水上中心干的是很不错的。之所以提出上述设问绝无针对韦迪之意，关键在于任用人才的出发点和选任程序。从大的方面说，尽管足代会无限期推迟，但终究是要开的。假如通过这次反赌打黑，彻底纯洁了足球的环境，出台了更彻底的体制改革方案，选拔出更适合的人选，韦迪又当何去何从，这是对人家的不负责任。

　　从小的方面说，刘鹏主任在针对足球问题的讲话中也提到了外行领导内行的问题。怎么就又匆忙调来一个外行来管足球？再说，在反赌打黑步步深入的时候，领导考虑的不该是再换一个替罪羊的事儿，而是应反躬自省，配合公安机关一查到底的事儿。当然，出事儿归出事，足协的活儿还得有人干。但现实的情况的确不是足协班子大换血的时候。找一、两个既懂业务，又被实践证明是廉洁奉公的好人临时顶上来，比如反聘王俊生、郎效农。这样既不耽误足协工作，又能使涉事的人专心配合反赌打黑。待今后足代会召开时，再重组足协班子是最合理的做法。为什么非要匆忙选一个外行走马上任，这只能贻误足协的工作。对比崔大林一年之间任命和罢免南勇两次讲话，难道不是打嘴现世，滑天下之在大稽吗？

　　话又说回来了，象郎效农这样廉洁奉公勤勤恳恳的专家型人才为什么始终不能提拔到应有的岗位上？而总局任命的人却又无一不在耽误中国足球，难道责任都在历任中心主任身上，都在专职副主席身上吗？难道总局分管足球的领导、甚至足协主席就不应该好好查查吗？真象有人所说的那样，当官的是一拔，干活的是另一拔人，干活的甭打算升官。这难道公平吗？

　　是什么原因使总局领导在中国足球问题上屡管屡错，恶性偱环呢？是体制。中国的改革到了体育口就改出了怪胎。改革前，国家体委只有四、五个正局级业务单位；改来改去，改出了三、四十个正局级单位，局级干部从原来的十几个人膨胀到今天的百人之多。各项目协会同时套着管理中心。有的项目中心不止一两个正局级干部。请注意，这种越改越膨胀的决策，正是在朱镕基总理领导国务院精简机构、精简干部的时候做出的。说他们无法无天难道错了吗？

　　这种膨胀式的错误的改革，其结果就是总局领导大权独揽，各项目中心人浮于事，乡党结盟，办事拖沓，相互推诿。这还不算，这种一拔人马两块牌子的做法，使各协会一马双跨。一脚体制内，一脚体制外。一只手握有体制内的权利和政策，一只手到市场上去捞钱，两边好处全要，而且理直气壮。这种双面胶试的身份或叫体制。弄好了，总局领导沾光，弄砸了板子打在中心协会实际负责人身上。这种现象在职业化改革先行者足球、篮球项目上最为突出。原篮管中心主任李元伟在改革中尊重市场规律，尊重篮球规律，搞出了成绩，老百姓高兴了，可领导不高兴了，其退休后，新领导立刻改弦更张，退回到总局领导高兴的那一套，使中国篮球水平每况愈下。

　　谢亚龙下台时，被总局领导任命为中体产业集团董事长。年薪丰厚。老百姓口诛笔伐；一个把中国足球毁到惨不忍暏的人怎么能不罚反奖呢？圈内人的一席话为我们解开迷团：谢亚龙实际上是总局领导的挡箭牌，把所有的罪过和错误在前边替领导扛起来，球迷、媒体认为谢亚龙有罪，而总局领导却认为谢亚龙是功臣，而且还受了天大的委曲。所以得好好安抚，好好安排。

　　您瞧，如此天壤之别，说总局领导想的和老百姓不一样，难道说错了吗？中国足协如此匆忙换人，无非是再找一个挡箭牌而已。如果上述体制怪胎不能彻底改变，再换多少人中国足球照样还是上不去。在这种体制下，中国足球照样还会有更多的南勇、王珀、尤可为们不知不觉地滑向犯罪的泥沼。也因此，如果在反赌打黑过程中，再挖出南勇们的上级领导，您也不必大惊小怪。(毕熙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