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这些祸国殃民的‘砖家’都说些什么

房地产是否有泡沫？什么叫小康，小康概念要拥有两套房，应该鼓励中国人购买两套房，在家住一套，出去休假时住另一套。房价涨得快是正常现象，说明居民的收入多了。以前投资的房产升值了，是好事。
　　——厉以宁（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如果有机会向总理建言，我一定要说“三个不要轻言”，不要轻言经济过热，不要轻言房地产泡沫，也不要轻言人民币升值。中国现代化的标志是北大教授拥有轿车和别墅。
　　
　　 ——萧灼基（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保守地说，今后10年，中国的大城市，无论是上海、北京还是南京，房价要涨3倍；大胆地说，10年房价要涨5倍以上。
　　
　　——王建（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中国宏观经济学会研究员、常务副秘书长）
　　
说房地产炒过头，那是胡话。
　　
　　——李扬（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所长）
　　
国有资产怎样改制？在改革过程中，国有资产的流失是必然的，不必大惊小怪。只要把企业财产经营权改为“法人财产权”，国有企业的一切难题就迎刃而解了。为了达到改革的目标，必须牺牲一代人，这一代人就是3000万老工人。8亿多农民和下岗工人是中国巨大的财富，没有他们的辛苦哪有少数人的享乐，他们的存在和维持现在的状态是很有必要的。中国应该用就业促进就业，因为有一批人就业了，赚了钱他马上会花掉，另外的人就有了赚钱的机会。
　　
　　——厉以宁

许多国有资产是冰棍，不用也会自然消失的，只有运作起来才会产生效益。管理层收购国企，实现了产权和管理权合一的效果。即使是“零价格”甚至负价格转让，国家也不一定吃亏，因为很多国企都有很多的负债和职工负担，这就好比你带着女儿改嫁和你单身一个人改嫁时的谈判能力肯定是不一样的。
　　
　　——张维迎（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北京大学网络经济研究中心主
　　任和北京大学工商管理研究所所长）
　　
国有企业迟早要卖。既然如此，得先卖效益好的，不然，以后效益不好就没人要了。
　　
　　——樊纲（中国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京城四少”之一）
　　
不妨把这些公共财产看成无主之物，谁先把它拿来卖，这公共财产的产权就算他的。你如果正好当一家国有企业的厂长，就可以和主管部门合伙把这家工厂卖给有钱人，产权就变成私有了。
　　
　　——盛洪（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                                                                                                                                  第一，应将属于政府或者国有企业集团的上市公司的股票平均分发给中国的人民。这些股票大约价值每人4000元人民币。对于农村的家庭来说，这些钱相当于三年的收入。

　　第二，大型国有企业(比如银行、铁路、电信、水利和采矿公司)应该尽快上市。尤其是那些拥有采矿权的公司上市时应该包含采矿权，并且地方政府不应该把这些采矿权出让给新的公司。上市后，这些公司可能价值每人1500元人民币。这又是一个标准的农村家庭一年的收入。

　　——谢国忠(原大摩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

　　在公有制下，官员索取剩余可能是一个帕累托改进;因为它有利于降低监督成本，调动官员的积极性。私人产品腐败的存在，对社会、经济发展来说即使不是最好的，也是次优的、第二好的。反腐败力度要把握适当、要非常适度，如果力度把握不适当，间接带来的负效应也非常大。

　　——张维迎(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工商管理研究所所长)

　　以资产换特权，促进私有化。我曾对中央政府说，最好干脆给这些人一大笔钱，把这些权力买下来，叫他们以后再不要利用这些权力了。中国最上层没有什么贪污腐化，下面却有数不尽的贪污腐化。

　　——张五常(香港大学教授)

　　改革初始，只有权力没有市场……前半部分：权力创造市场……金融资本阶段在性质上是资本发展的最后阶段，只差一个国际化没有完成。至此中国体制转轨的任务可以说基本上完成了前半段——以权力创造市场;中国旧体制下积累的财富基本转移完毕，中央政府直接能够控制的资源不多了……后半部分：权力退出市场;中国改革的前一半任务就算基本完成，应该开始后一半：权力退出市场，健全平等竞争的市场经济。

　　——杨帆(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我国当前贫富差距的主要矛盾不在于富人太富，而在于穷人太穷。因为城里也出现了穷人，才有了收入分配不公。不应该有仇富心理。目前我国个税征收有很多漏洞，以至于一些富人并没有按章纳税。因此，我们要完善目前的征税体系，而不是说我们应该用征税的方式缩小贫富差距。

　　——林毅夫(原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我把堵车看成是一个城市繁荣的标志，是一件值得欣喜的事情。如果一个城市没有堵车，那它的经济也可能凋零衰败。(1998年特大)水灾刺激了需求，拉动增长，光水毁房屋就几百万间，所以水灾拉动中国经济增长1.35%。

　　——刘伟(北大经济学院院长，“京城四少”之一)

　　治穷先治懒、治懒必须逼、逼民先逼官。

　　——钟朋荣(北京视野咨询中心主任，“京城四少”之一)

　　把当年侵略中国的八国联军的八个国家找过来，这八个国家，每一个国家建一所学院，就建在圆明园的遗址上，形成一所联合大学!就叫做圆明园大学或叫八国联合大学。简称八国联大。

　　——王建国(北大国情研究中心副主任)

　　不妨把这些公共财产看成无主之物，谁先把它拿来卖，这公共财产的产权就算他的。你如果正好当一家国有企业的厂长，就可以和主管部门合伙把这家工厂卖给有钱人，产权就变成私有了。

　　——盛洪(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

　　旁观者说

　　不要指望经济学家都为公众代言

　　在如何对待像吴敬琏、张维迎等专家言论问题上，我以前一直认为，应该从其专业角度出发，而不能单纯从“社会良知”等难以考量的道德标准来衡量。但一些原本被视作社会良知的经济学家，近年来时有“惊人之语”。难道国内那么多经济学家，都整日关在书房写济世文章？

　　这些经济学家既不缺乏专业常识，又不可能偏离日常现实，还不能先入为主地认为他们缺乏道德良知，那么问题出在哪里？很可能的一个原因，就是近些年来随着市场化改革的进程，国内经济学家群体自身发生了变化：这群人已经分化蜕变了，而公众还用过去的眼光来看待他们、要求他们。

　　国内市场化改革初期，社会结构相对简单，倡言市场化的经济学家的言论，往往既迎合时代的要求又客观上维护了公众利益，同时也与执政思维步调一致，自然受到公众的普遍赞誉。但在当下，社会结构多样化、利益博弈复杂化，经济学家从其自身学术角度或个体动机出发，不可避免地成为某一个阶层的代言人，由此内部自然会产生分化。原来被视作“社会良心”的学者，现在站到了富豪阶层或权贵阶层的一边，也不值得奇怪。特别是，那些一直致力于推动市场化改革的学者，出于维护市场化的初衷，有时候顾不上穷人（换言之，就是那些在改革中处于劣势的群体）的利益，更是在所难免。

　　此时，再去责备那些早已“今非昔比”的学者，恐怕意义不大。我们所要做的，应该是抛弃他们，寻找自己的利益代言人。

　　摘自《中国青年报》作者： 魏英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