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仪：生活没有赋予我恋爱的机会

年轻的时候，吴仪喜爱充满革命浪漫主义和英雄主义的苏联文学。一本《远离莫斯科的地方》不仅使她毅然选择了石油专业，而且在她心中留下了像特曼诺夫那样的白马王子。后来她说：“可能我把生活过于理想化了，其实白马王子在现实中并不存在。”就这样，年轻时过于理想化的爱情观和繁忙的工作，令吴仪一直没有寻找到爱情的温馨港湾。吴仪常说自己是一个“快乐的单身汉”。她性格开朗、兴趣广泛。在学生时代就是体育好手，曾是20世纪50年代末北京高校女子垒球队的队员。后来她学网球、学高尔夫球、学打保龄球，都被教练称为“很有悟性”。在北京市的几次钓鱼大赛都拿了冠军，惹得那些男同事们都说：“这鱼看见吴仪漂亮，专往她那里游。”吴仪直爽的性格，使她个人的一切透明度很高，唯独留下了一个大问号：“感情如此丰富细腻的人，为什么始终独身?”她的回答很简单：“生活没有赋予我这个机会，既然已经这样安排了，就不必勉强，一切顺其自然吧。”自从她担任了领导职务以后，许多人都问她：“您手下的那些男人们服您吗?”吴仪笑着回答：我一直和男同事相处得很好。她重感情、体贴下属、有男领导少有的细心之处。但工作起来却从容而果决，充满大将风度。有一位省长曾评价她说，“讲原则、重实干，我们的好部长吴仪时任外经贸部部长);讲义气、重感情，我们的好大姐。”作为共和国历史上第三位女副总理、政坛“铁娘子”、“环球20位最具影响世纪女性”之一，吴仪给人们留下了太多值得回味的东西。“假小子”与“漂亮女士”早年的亲友们，对于吴仪年轻时的仪表，很少使用“漂亮”这个词。祖籍湖北黄梅的吴仪，1938年深秋出生于武汉一个普通知识分子家庭，家里人丁单薄，上面只有一个大她8岁的哥哥。父母早逝，吴仪几乎是哥哥一手带大的。少年时代她和哥哥四处迁徙，一度寄居在重庆的亲戚家，之后跟随哥哥去了兰州，并在那里进入兰州女中(现兰州27中)读书。兰州女中老校长杜瑞兰曾回忆，那时的女生多留长辫，吴仪把头发剪得短短的，像个男孩子。“班花排不上她，我都没有注意过她穿不穿裙子。”吴仪北京石油学院的大学同学回忆道，“她瘦，皮包骨。”那时吴仪是班主席，当时班上有将近40个人，只有8个女生。“一直是短发。”吴仪的大学辅导员林世洪，3月6日在电话里告诉记者，大学时候的吴仪，一直“被人叫作'假小子'”。上世纪90年代，一名采访过吴仪的记者这样描述她的长相：“吴仪长得挺帅，皮肤白皙，五官端庄。线条虽然略硬了一点儿，却为眉宇间添上几分豪爽之气，使她的面孔更加生动。”帅，是吴仪步入政坛时的仪表特征。1988年，吴仪在电视台作为北京市副市长候选人亮相时，便穿着夹克，戴着黑方框眼镜。吴仪后来承认，她和一般女士在爱好上有一些不同：“我不像别的女同志那样喜欢逛商场。”但是，吴仪爱美的天性却和别的女性没有什么区别。1991年，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吴仪和99位正副女市长聚集杭州，成立中国女市长联谊会。当天晚上，53岁的她在出席晚宴时，冷不丁穿出一袭漂亮的旗袍，顿时点亮了以中性着装为主的晚宴。看到吴仪漂亮的衣服，好几个市长马上回房换上旗袍出场。而她出现在国际舞台以后，媒体这样描述吴仪的仪表衣着：“她出现在任何公众场合，总是衣着典雅，花白的头发梳得一丝不苟。”常看苏联小说对爱情理想化“国家强大，是实干出来的，不是空想出来的。”她对于现实主义的履行便是崇尚实干。她形容自己第一是肯干，第二是干一行，学一行，爱一行。她常说：“人前的潇洒是用人后的艰辛劳动换来的。”1967年的北京东方红炼油厂(后改名为燕山石油化工公司)，连个村庄都没有。不满30岁的吴仪以技术员的身份，坐着一辆212吉普车来到这里。她打眼儿放炮，开着推土机拓荒;她在机器轰鸣的常减压车间里当过司泵工，在一次事故中，她被气浪弹飞出去。“一叶孤舟在人生的汪洋大海里漂浮，要善于找到自己心理上的平衡点。一旦找到了，别人就不能动摇我。我比较顽强，要成为自己生活的主人，不能让舆论左右我。一个单身的女人，没有这一条，很难坚持下去”。但从青年时期开始，吴仪的身上便充满着理想主义色彩。年轻时的吴仪，是一个“文学青年”。尤其对苏联文学情有独钟，以至于一部关于石油工人铺设西伯利亚输油管线的小说《远离莫斯科的地方》，决定了她对专业的选择——一辈子干石油工业。随后，苏联电影《曙光照耀着莫斯科》里那位精明强干的女厂长，又成为她刻意追求的楷模。理想主义甚至影响到了她的婚姻。吴仪一直未婚，她曾这样解释，说自己当年看苏联小说太多了，把爱情过于理想化，因而错过了婚姻。“生活没有赋予我这个机会，既然已经这样安排了，就不必勉强，一切顺其自然吧。”吴仪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