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院称中国社会结构滞后经济结构15年

 社科院称中国社会结构滞后经济结构15年  核心提示：8日，社科院报告指出，目前中国社会结构落后于经济结构大约15年，这是产生当前诸多社会矛盾问题的重要原因。当前中国的经济结构已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甚至有些指标表明已经进入了工业化后期阶段。但是，社会结构指标还没有随着经济结构的转变而实现整体性转型。    

中产阶层初具雏形 2020年形成中产型社会结构？

   昨天（1月8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联合发布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之《当代中国社会结构》。报告指出，目前中国社会结构落后于经济结构大约15年，这是产生当前诸多社会矛盾问题的重要原因。

    报告指出，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是一个国家和地区的两个最基本结构。前者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基本社会形态，是观察分析这个国家或地区社会状况、社会发展水平的重要维度。而后者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基本经济形态，是观察、认识这个国家或地区经济状况和发展水平的重要维度。其中社会结构由就业结构、消费结构、社会阶层结构、收入分配结构、家庭结构、城乡结构等多个指标构成。

    现实发展中的若干重要指标表明，当前中国的经济结构已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甚至有些指标表明已经进入了工业化后期阶段。但是，社会结构指标还没有随着经济结构的转变而实现整体性转型，多数社会结构指标仍然处在工业化初期阶段。例如中国的就业结构要达到工业化中期水平大约需要25年，中国的消费结构要达到工业化中期水平需要9至16年。综合社会结构主要指标，报告根据测算认为中国社会结构滞后经济结构大约15年。
>>专家解析

    突破口是推进城市化

    昨天，参与报告发布的有关专家表示，加快社会结构的调整，改变社会结构滞后于经济结构的局面，协调经济社会发展，是当前中国社会发展的目标。目前调整社会结构的突破口是推进城市化。专家称，由于上世纪60年代初期吃了“三年困难”的亏，从此严格实行城乡隔离的户籍制度，将农民堵在城外。改革开放实行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卖方市场变成了买方市场，但城门依然关着。实践证明这不符合社会发展的规律。应该通过改革户籍、就业、社保等体制，最终实现城乡一体化。

    >>其他内容

    阶层结构调整需壮大中产阶层

    【报告】社会结构的内核是社会阶层结构。就目前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状况而言，社会政策调控的取向重点应围绕“壮大中产阶层、缩小社会中下阶层、整合阶层利益关系”展开。从中产阶层壮大角度讲，目前中国人均GDP已经达到3000美元，开始向中等收入国家迈进。但是，与此相伴而生的阶层利益分化所导致的不稳定因素也在不断显现，在阶层利益分化短时间内还很难有效扭转的情况下，促进中产阶层的壮大对于增强社会的稳定是重要的途径之一。

    【专家解析】在工业化中后期阶段中产阶层规模比例一般在22.5%至65%左右。报告课题组研究认为目前中国中产阶层规模为22%左右。达到发达国家中产阶层规模大概需要17年。壮大中产阶层应该先通过提高个税起征点、加强对教育、医疗、住房等民生领域的调控进行“减负”。
分配结构问题加深不公平感

    【报告】改革开放以来，争议最多、冲突最多、分歧最明显的社会结构因素为收入分配领域。中国居民收入分配结构历经“打破绝对平等-相对平均-相对合理-收入差距过大”的深刻变迁过程。收入差距过大成为人们不公平感加深的主因，必然影响社会安定和谐，需要从制度层面加以改革调整。    
【专家解析】报告特别指出，就目前收入分配结构调整具体操作而言，最低工资标准需要提高。面对2008年以来的金融危机，政府相关部门出台一系列应对政策，其中为了缓解企业压力，暂缓了企业最低工资标准的向上调整。需要注意的是，现在各地的最低工资标准是普遍偏低。按照国际上通用的方法(社会平均工资法)，月最低工资标准一般是月平均工资的40%-60%，而目前中国所有地区的最低工资的上限仅为平均工资的43%左右，平均水平则明显低于40%的下限。也就是说，按照社会平均工资法，没有任何一个省份达到了最低工资标准水平。因此，在这样的情况下，维持最低工资标准不变，看似有利于企业，但是这不利于消费市场的扩大，反过来，更不利于企业的生产。(张然) 社科院专家：国民收入分配严重失衡 城乡收入差距正扩大 

王德文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30年来，中国农民收入保持7%以上增速，从全球来看，这是令人称羡的成就。但有两个变化更值得关注：一是收入来源的变化，二是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

从1990年到2008年，农民的工资性收入比重从20.2%上升到40.9%，农业收入比重从66.4%下降到38.9%，工资性收入已成为推动农民增收的最重要力量。

另一方面，在经济高速增长背景下，城乡收入增长率差异导致了城乡收入差距持续扩大，按照不变价计算,两者之间比值从1985年的1.53∶1上升到2008年的2.64∶1，说明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出现了较严重失衡现象。

要素市场，特别是劳动力市场改革滞后直接制约了农民充分利用市场机制促进增收。

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促进农民增收的明确目标，即2020年农民人均纯收入比2008年翻一番，相当于平均每年保持6%的增长速度。根据预测，实现这个目标虽然有较大的可能性，但在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更快的情况下，未来城乡收入差距可能继续扩大，从而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成挑战。从统筹城乡发展的角度看，实现农民收入更快地增长，特别是探索农民收入增长快于城市收入增长的可能性，才能遏制和扭转城乡收入差距扩大趋势。

建立农民收入增长的长效机制，要求实行城乡平衡发展战略，在统筹城乡发展的基础上，通过要素市场改革，推动农户之间的分工分业，提高农业的专业化和现代化水平。同时，通过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创造更多的非农就业机会，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步伐，利用劳动力市场机制提高工资性收入，为农业和农村发展创造有利条件。

有三条途径：一是发展高效农业增加农业收入。随着农业剩余劳动力逐渐减少，农业生产中机械、种子、化肥、农药等投入大幅度上升，节约土地和节约劳动的现代要素投入，发展现代农业和高效农业的条件逐渐成熟，应该积极推动农业的生产方式向现代化农业和高效农业转变。

二是利用劳动力市场机制提高工资性收入。通过消除地区和部门之间的生产要素流动障碍，建立和规范统一的国内要素市场，劳动力流动将带来同质劳动者之间的收入均等化，从机制上创造农民收入持久性增长的源泉，进而消除城乡收入差距。

三是通过城市化和工业化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提高城镇化和工业化的就业效果是农民收入可持续增长的重要保障。我国城市化和工业化仍然处在上升阶段，通过加快要素市场改革，推动城市化和工业化，并实现其充分就业，仍然具有较大的空间。

中国正处在从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过渡的关键时期。经济结构转变为建立农民收入长期增长机制提供了历史机遇，但能否抓住这个历史机遇，提高农民收入增长对经济增长的响应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今后的要素市场发育和体制改革。目前，中国社会经济结构变化和政策环境为加快农民收入增长和缩小差距提供了非常有利的条件。在这样大背景下，深化土地、劳动力和资本等要素市场的体制改革，将在提高要素配置效率的同时，改善城乡之间和地区之间的收入分配格局，突破农村发展的“温饱陷阱”的体制牢笼，借助政府和市场之间相互增进，实现城乡平衡发展。

在这个过程中，重视农村教育和人力资本投入，培育新型农民，不仅可防止迁移带来的农村人力资本的流失，而且通过教育和培训，训练大批新型的产业工人，为城市经济发展提供熟练的劳动力供给和补充。更重要的是，通过重视人力资源开发能够在提高劳动力技能的同时，提高其工资收入水平，进而通过利用劳动力市场机制改善初次分配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例关系，为缩小收入差距奠定市场化的制度条件。今后改革的方向应朝着建立全国统一的、竞争性的要素市场，这样，我们不仅能够实现农民收入翻一番的政策目标，而且还可以迎来收入差距由扩大变为缩小的转折点。（来源：第一财经日报） 郑新立：须调整收入分配结构 让中低收入者能充分消费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郑新立（图片来源：凤凰网财经）

凤凰网财经讯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郑新立今日在首届中国经济年会上表示，过去的一年，中国跟世界各国一样受到了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使我们拉动经济发展的“三架马车”消费、投资、出口，出口这匹马在往前拉的时候遇到了重大障碍，过去我们出口对GDP的贡献是在2个百分点以上，去年贡献是负2个百分点，但我们总体来看是不错的，份额在各个国家中提高了1-2个百分点，其它国家几乎下降了40%几，我们下降了16%，应当说我们干的还不错，但毕竟国内出口市场疲软。

在这种情况下靠投资和消费这两匹马，还要拉成平稳较快增长、拉到8%增长以上，我看难度很大，最后我们通过扩大内需这个政策做到了这一点，我认为全世界只有中国能做到。国外有专家评论道，2009年中国经济运行实践表明，中国经济增长已经从外需驱动型转变为内需驱动型。这个话虽然说的早一点，但我认为还是有道理的。

在谈到未来应该怎么持续有效的扩大内需时，郑新立表
示，一个就是调整收入结构，让广大老百姓口袋里的钱有所增长，增强他的消费支付能力。另外，我们还要采取措施来扩大商品的销售，比如说销售信贷、改善销售环境等等，要根据现阶段消费升级的特点，从生存型向消费型转变，改善社会各方面条件，包括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城市公共交通、环境等，让老百姓更好的享受公共服务，让老百姓过上更好的生活。他还认为应该挣到自己应得的收入才有能力去进行更多的消费，有尊严的挣到自己的工资，这样的消费才能有效持续的进行。   国家行政学院学者：政府权力过大 收入分配体制已经改不动了 

东方早报记者 罗晟 发自北京

“我不认为能改得动。”国家行政学院决策咨询部研究员王小广昨日在北京对早报记者表示。国民收入分配问题主要问题在于初次分配的结构难以调整。只要经济增长依赖于投资驱动，政府的权力过大，企业的增长不跟就业挂钩，收入分配问题就没法调整。

王小广介绍说，初次分配包括资本所得、政府所得和劳动所得等三个部分。在当前政府主导的经济增长过程中，较强的政府控制力需要政府税收比的高比重；而当前企业的高利润是源于很多企业的垄断利润，而目前市场结构面临难以调整的困境。若企业的增长不是以就业最大化为目标，则会出现就业的相对不足，工资收入的增长不足，劳动收入占比也没法调高。

根据国民经济核算统计，在上世纪90年代以前，我国代表劳动者所得的劳动者报酬占GDP50%以上，2001年后这个比重不断下降，到2007年已降至39.7%。而代表政府所得的生产税净额和代表企业所得的固定资产折旧及营业盈余占GDP比重则分别由1990年的11.7%和34.9%上升到2007年的14.2%和46.1%。

央行在11月11日公布的《2009年三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表示，我国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失衡以及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现象一直比较突出，严重制约了居民整体消费能力和意愿的提升。报告建议，要进一步完善资本市场运行机制，为居民提供更多的财产性收入渠道，如发展多种形式的员工持股、股权激励制度，以及划拨国有股做实个人养老金账户等方式提高居民参与资本分配的程度，使社会各阶层能更加均衡地享受企业利润增长的收益和经济发展的成果。

王小广还指出，二次分配中税制不完善，也使得国民收入难以调整。目前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偏低，整体税率偏高。这种结构恰恰导致了富人逃税，逃不掉的是工薪收入阶层。若考虑通过征收不动产税、房地产税，其征收遇到的阻力将会很大。

王小广认为，在边际上对国民收入分配结构进行改革是没有意义的，解决不了收入分配的问题。如果真的要改革，就必须在完善税制、垄断行业、实现国有企业的全民所有和分享上取得一些突破。

王小广说，“国民收入分配的改革必须要有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即经济增长更加重视消费、自主创新和就业。如果投资驱动的模式不变，国民收入分配的问题就很难改变，其他都是白说。”
李实：中国低收入阶层超70% 收入分配不公加剧贫困 

王羚

当经济增长的成果可以公平地分配到不同阶层时，这个社会的发展是可持续的，其内部状态是良性的。收入分配不公不仅使收入两极分化，也使收入流动性僵化，也就是说，富人愈富，穷人愈穷，穷人要变成富人的梦想更加遥不可及。

如何解决收入分配不公？如何使穷人更有可能脱贫致富，进入更富有阶层？长年在收入分配和贫困领域进行田野调查的学者李实尽抒己见。

收入分配不公加剧贫困

CBN：中国有句古话叫“不患寡，患不均”，收入分配历来是人们关注的焦点。但是“寡”和“不均”都不是好事。您的研究领域是收入分配与贫困，这两者之间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

李实：应该说收入分配不公是导致贫困的重要原因之一。近三十年来，中国在发展经济摆脱贫困方面成绩很大，也赢得了国际声誉，但是贫困问题仍然很严峻。按照中国的扶贫标准，现在中国的贫困人口在4000万人左右。按照每天2美元的国际标准，中国应该有近1亿穷人。而在贫困线之上附近，达不到平均收入水平的易于陷入贫困的人口约在2亿人。

中国在未来5到10年，面临着艰巨的反贫困任务。贫困的状况和变化与两个因素有关，一个是收入增长，一个是收入分配。收入增长成果如果不能公平地分配到各个人群中就会导致更多贫困。所以解决收入分配问题不仅要解决分配不公问题，更重要的是要与反贫困联系在一起。

CBN：怎样联系在一起才能有效地减少收入分配差距？

李实：政府制定合适的反贫困战略，并通过各种再分配政策使得贫困人口的收入逐步增加。现在中国面临一个对贫困认识的转变问题。过去中国的反贫困战略主要针对绝对贫困，现在通过多年努力，绝对贫困人口的生活水平在不同程度得到改善。全国城乡每年有7000多万人可以享受低保。在这样一个背景下，中国的反贫困战略重点要转移到解决相对贫困上。这对于缩小收入差距意义重大。

“穷二代”成社会隐忧

CBN：收入分配领域问题非常多，无论是天量的灰色收入还是垄断行业的超高收入，往往都引起全社会的热议。您认为目前收入分配领域最关键的问题是什么？

李实：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低收入者的收入增长在放慢，而高收入者收入增长相对加快。这使得收入分配差距在持续扩大。根据统计，2007年中国基尼系数已经达到0.47左右，这在全世界也属于比较高的。收入分配差距中比较突出的就是城乡之间、行业之间、不同群体之间收入差距过大。

CBN：这样的话岂不是差距更加大？本来人们会有期望，今天的穷人可能成为明天的富人。

李实：是的。在一个理想的社会，由于机会均等，不同人群会因为家庭、历史的原因存在收入差距。这些先天的差距可以通过市场的公平竞争得到修补。但是现在，我们还没有达到这样的状态。

富人由于先天有优势，占有的资源条件更佳，因此容易更富。而穷人则因为诸多不利条件变得更穷或者持续贫困。这就使得收入流动性出现僵化的状态，使得不同收入等级的改变更加困难。

收入流动性是用以考量一段时期人群收入状态变化的指标。还有一个更长期的研究，就是代际之间的收入传递性。西方这类研究做得较多，我们因为受到数据的限制做得比较少。就是说，父亲收入高，儿子可能收入也高。反之亦然。

CBN：这就是社会非常关注的“富二代”和“穷二代”。贫穷的遗传和继承，这是件可怕的事。

李实：是的，最大的问题是下一代的问题。说到“穷二代”，有两个群体值得关注，一个是农民工子弟。第一代农民工对公平感追求并不强，能从农村出来就觉得不错了。目标是为了孩子，愿意自己多吃苦，没有更高的追求。但下一代不同了，他在城市长大、接受教育，会形成一套与城市居民相同的价值观，但实际情况比较糟糕，他常常感到自己在城市中是二等公民。这是很大的一个群体，有群聚性，而且试图改变现状。这批孩子现在处于就学阶段，再过5~10年就要进入劳动力市场。

另一个群体是城市中的低收入群体、弱势人群。由于代际的收入传递性，父母下岗失业，孩子毕业后可能也找不到工作，这样就形成了一个下层社会。虽然现在没有统计数字，这批人数量也是可观的。

CBN：怎样才能有效地改善他们的收入状况，使他们脱离贫穷代际遗传的惯性？

李实：一个有效的办法就是增加他们的人力资本积累，通过提供教育、培训等提高他们的综合能力，使得他们能够获得更多更好的就业机会。

其次就是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建立较好的社会保障，这对于减少贫困、缩小收入差距、缓解社会矛盾非常重要。

另外一个值得一提的就是想办法解决贫困儿童的营养问题。我最近参加了一个儿童发展与贫困的会议。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组织的农村小学生营养干预项目表明，儿童的营养状态与其之后的学习、就业等有较强的相关性。发达国家为了促进儿童发展，都实行儿童补贴“CHILD BENEFIT”社会福利项目，一些西方学者认为这些项目，在帮助贫困儿童得到适当的营养和早期发展方面效果明显，也建议中国政府借鉴这方面的经验。这项工作在中国还没有正式展开，只是有一些小范围的试点，下一步政府应该积极参与，推进这项工作。

提高义务教育也非常关键。在一些边远贫困地区，教学质量非常差，孩子天天去上学，但是不知道学的是什么。这样他们将来就业就很麻烦。现在每年大约都有400万到500万初中毕业生直接进入劳动力市场。我们根据调研结果提出一个建议：初中毕业生在进入劳动力市场之前，由政府提供一年的免费职业培训，使得这些人能够适应劳动力市场的需求。

“陷坑”里的中产阶层

CBN：收入分配“两头小、中间大”被认为是相对稳定的结构。但是现在对于中产阶层这个概念还有很多模糊的认识。到底中产阶层指的是谁？在中国有多大的比例？

李实：中产阶层确实是一个比较模糊的概念，它包括收入水平，也包括生活方式等。但无论怎么说，就像相对贫困一样，中产阶层是个相对的概念，无论什么社会，总有一部分人的收入水平是处在中间状态。中国因为城乡差别大，所以在中产阶层统计的时候面临一个问题：到底是从城市还是从全国来考察这个概念？

如果从城市来说，根据我们的估算，高收入阶层占约10%，中产阶层占约40%，低收入阶层占50%左右。但是从全国来看，中产阶层就被大大稀释了。根据我与赵人伟教授、罗楚亮教授最近的一篇论文，全国高收入阶层占15%左右，中间阶层占到10%左右，而低收入阶层超过70%。这样就存在一个有趣的现象，在收入层级的中间存在一个巨大的陷坑。我们说“中产阶层陷在坑里”。这主要是因为农村人口太多，平均收入很低，使得中间阶层的比例大大降低。

CBN：一般认为中产阶层对社会能起到安全阀的作用。如何使在陷坑里的中产阶层更快地壮大起来？

李实：根据上面的描述，数量最大的是低收入群体。15%的高收入阶层很难后退到中产阶层，只有一个对策，就是低收入人群慢慢转化成中产阶层。这需要一两代人的时间。通过教育、培训等方式增加他们的人力资本积累慢慢实现转变。比如现在农民工中，有70%是初中毕业，如果这一批人，能有三分之一接受大学教育，三分之一接受职业教育，那么他们可能是将来中产阶层的后备军。

收入分配改革亟待共识

CBN：现在各界都在期盼发改委酝酿了多年的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出台，但是从我了解的情况看，好像情况并不乐观。据说在如何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方面还没有形成共识。您了解的情况是怎样的？

李实：现在收入分配问题需要解决已经形成共识。但是在解决方式上确实意见不同。比如是不是要加大再分配政策调整收入的力度？有人赞成，有人就担心影响经济增长，造成效率损失。比如要不要提高个人所得税税率，就有不同意见。要不要引进新的税收手段，比如遗产税、物产税，意见也不统一。

但是，如果在这些具体的问题上不能达成共识，那么前面的共识也就没有意义了。

CBN：在这一片意见不统一当中，中国收入分配状况改变的前路到底如何？改变真的就这么难？

李实：未来政策取向和政策有效性很大程度取决于经济增长。经济保持高速增长，就业就不会有问题。增加就业就有助于缩小收入差距。而且经济增长，政府会有更多财力来解决收入分配差距问题。

在现有利益格局之下，很难对存量财富进行改变。但可以在增量的一部分中，增加再分配手段的力度。比如在近几年增加的教育经费中，很大一部分用在农村教育中。

所以说，收入分配差距的改变可能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渐进方式不会带来更多的矛盾冲突，但是效果比较慢。
 学者：城乡差距和收入差距非常突出 体制上要做重大调整 

凤凰网财经讯 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宏观经济研究室主任牛犁今日在首届中国经济年会期间表示，过去这么多年来，老百姓收入占GDP比重越来越少，而政府财政收入和企业利润比重越来越高。

他指出，这是中国工业化、城市化加快推进的阶段性特征，要辩证地看。“目前而言，城乡之间、地区之间，个人收入分配之间，差距非常突出，所以今年明确地提出来，在国民收入宏观分配方面要做出体制、机制上的重大调整。”

牛犁表示，要缩小城乡二元差距，首先要从中小城市和城镇户籍制度上下工夫。“到了必须调整、遏制的阶段。而且金融危机爆发之后，我们的增长模式也要进行调整，已具备相应的条件。”

以下是“2010年中国宏观经济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嘉宾对话实录：

 

主持人王凯：各位网友大家上午好，这里是中国经济年会的第一届。今年是中国经济年会的网络直播室环节。首先我们谈到的是对2010年中国经济的一个展望，今天和我坐在一起聊天的非常有意思，首先我介绍一下我这边的搭档主持，英才杂志社的社长宋立新女士。宋社长我记得有一句特别的名义，什么样的女人是最美丽的，知识丰富的女人是最美丽的。作为我身边的是清华大学经管学院的经济系主任，坐在我旁边这边是国家预测中心宏观经济言研究部主任。我们今天第一个话题就是对中国经济2010年的展望。

一说是这个展望我突然看到牛先生的头衔，一说预测就有一种展望的感觉，当我们回望一下2009年国家宏观经济的走势。

宋立新：对我们过去做一个总结，政策到底落实得怎么样，取得了多大的成效，以及相关因素做一个回顾，未来一年把握要有一个好的基础。

主持人：首先要回顾一下。

白重恩：对。

主持人：咱们不妨回顾一下2009年中国经济对我们在座的各位有什么样的触动和影响。

宋立新：大家知道我们去年主要是调结构促增长，促内需稳外需，从拉动经济的三架马车上来看，我们外资都显而易见。从外需以及产业结构调整这一块，我们希望从我们的观察角度来看，不希望通过巨大的投资，拉动了繁荣，掩盖了这两者所占的份额。所以2009年对我们来说真的是信心当中有忧，我们会不会在这一轮过快的复苏当中，陶醉在我们的胜利而忽略了整个经济发展的动力，这是我们今年经济年会所探讨的问题，也是在未来一年，大家悬在我们头上的一把剑，我们任何繁荣都应该在这个和谐大马车之下才能持续。

主持人：三架马车的发展是齐头并进还是什么？

宋立新：因为每个国家都不一样，中国经济有它自己所走过的道路，投资一直是拉动中国经济发展最重要的一驾马车，我们可不可以利用在危机来临的时候调结构，促增长，让中国经济能够保证持续稳定的增长，这是我们在危机来临的时候既是危机也是挑战的一个关键点。我觉得危机永远都存在，只不过在这次全球经济危机的冲击下，我觉得是我们整个解决深层次矛盾的一个重要好的时期，不要为这个短暂的繁荣忘记了我们长远的任务。

主持人：宋社长回顾2009年存在的一些成绩还是存在一些忧患意识。白先生怎么看？

白重恩：其实现在经过的一些情况，特别是经济状况一些制度，我们要想保增长，相对来说是比较容易，我们的政府的调动资源的能力非常强，我们可以很快地把投资给拉上去，但是调结构相对来说比较难一些，这是一个长期的任务，所以说，在2009年我们保增长确实是做得很成功，让全世界都刮目相看，但是我们调结构方面还是需要做很大很大的努力。

主持人：牛先生。

牛犁：我也非常同意两位的观点，也就是说，当金融危机来临之后，我们最拿手的就是既然通过投资来遏制经济急剧下滑的局面，在非常时期采取非常手段，这是肯定的，我们可能面临一系列的经济增长问题，社会问题，所以这一点先得肯定，然后再看到，我们原本投资消费结构内部失衡问题更加突出，所以2009年总的来说以保增长为核心的任务，2010年就是促转变或者说调整结构应该成为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

主持人：听了三位的话我们能不能这样理解，2009年实际上在经济危机当中占稳脚跟，到了2010年应该抬着头往前走，到底应该怎么走？

宋立新：我觉得一句话讲得很好，叫望远不畏风浪，就是我国整个保民生这个根本的意义何在，我们如何能够紧紧抓住民生这个根本的目标，来做出相关方面的调整，我觉得刚才说，怎么看问题，首先要找准一个视角朝哪看的问题。

主持人：您觉得是朝民生来看。

宋立新：因为在中央经济工作里面，总书记讲得很明确，咱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人民，政府一年来紧紧围绕这个轴心来做的安排，我觉得这一点也是我们在去年一年来，包括医疗制度改革，多方面的从惠民生的角度看，我们感受到的，作为一个普通老百姓能感受到它的视角。

牛犁：其实应该说我们往哪走，或者国家的大政方针应该是非常清晰的，尽管是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没有变，保持了稳定性和连续性，但是过去一年所执行的政策相对而言，特别是像货币政策应该是超宽松的政策，到今年就要回归到社会繁荣上来，这样基调没有变，但是实质性的内容变化是很大的，首先从总的目标，去年是保增长，今年显然更重视经济增长的质量，也就是刚才提到的惠民生，特别是调结构的问题，调结构其实是科学发展观，我们提出好多年了，但是在经济当中，在日常的社会生活当中，在方方面面我们显然远远没有落到实处。

主持人：也就是说没有细化。

牛犁：对，没有细化，没有落实下来，现在是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目前来看，整个经济是出现一个企稳的态势，态势越来越明显，更多的是稳住增长就可以，是调整结构。去年来讲，单纯把数据保住，今年重视质量。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刚开始我们提到，2009年更多以投资为抓手，201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刚开完，国务院的常务会议研究了促进消费的若干政策建议，所以提出了一系列促进消费的政策，所以试图把我们投资性消费内部结构严重失衡的局面做出一个重大调整。

宋立新：白老师这方面也做了很多严重。

白重恩：一方面像宋社长讲的，政府要加大投资，另一方面要增加居民的收入，我们过去这些年发展的一个不是很好的趋势，就是居民收入占GDP的比例在下降，居民手上没有钱的时候，他很难去享有权利。

主持人：能不能告诉我们一个数字，正常的居民收入占GDP的应该是多少？

白重恩：国与国之间很难比，不同的国家处于一种不同的发展阶段，更重要的是看各个国家的发展趋势，1995年到现在，居民占GDP的比例降了10%个百分点，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任何一个国家都很难有这样一个，在短短十几年来居民收入占的比例有这很大的变化，所以我觉得我们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做，要增加居民的收入，我觉得这是我们政策着眼点之一。

主持人：您觉得从哪方面可以促进居民收入？

白重恩：要了解从哪方面入手，首先要了解为什么居民收入下降，这里面有几个原因，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劳动者报酬占总收入是下降的，而且也是下降得比较多，所以首先要想办法增加劳动者的报酬占GDP的比例，当然这也是很复杂的。

主持人：我的理解就是多发工资。

白重恩：其实这个不能强制老板多发工资，我们的研究室发现，你要强制企业多发工资的话，企业会找雇人，会减少就业。

主持人：而且劳动量又增加了，其实没有什么变化。

白重恩：对，其实靠多发工资不是一个根本的解决手段，我们分析的结果，劳动收入占占比的下降有几个很重要的原因：

第一，我们经济结构的变化，在我们经济中，如果我们分成农业、制造业、服务业，制造业劳动者收入占的收入是最低的，而这些年制造业发展又是最快的，我们经济中发展最快的部门是劳动者占比比较低的部门，所以为了增加劳动者收入的占比，我们得调整我们的结构，比如服务业的发展对增加劳动者的收入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应该加大力度促进劳动者的发展，这一个方面，另外我们经济中还有一些企业垄断程度非常高，而在这种垄断性的企业中，劳动者收入占的相对来说比较少，所以另一个应该采取措施就是减少垄断。

宋立新：其实最近大家讨论了很多的话题，都围绕着关于金融危机之后政府调控的手段，是不是应该在经济复苏的时候推出，因为要尊重市场发展的客观规律。所以刚才他所谈到的观点我们不能忘记，中国经济一路走过来的一些历史。在面临着整个国际竞争、全球一体化的这样一个大的竞争割据下，尤其在后危机时代，这种情况正在加剧。因为每一个人在过冬的中都会做好棉衣，在历次危机之后我们都看得出来，都经受过考验，从这样一点上来看，我觉得我们不能一味地要求我们要把航空母舰建出来，要跨洋去竞争，我们要根据我们所形成的阶段走完自己的道路，因为苏联解体的例子，以及俄罗斯整个历史，已经给我们摆在面前，中国经济应该做自己的主人，根据自己的特色和自己的影响做这个调整。

主持人：不但要做自己的主人，要时时刻刻照镜子，要看清楚自己是什么样的水平、什么样的实力，应该做什么样的事。我记得2009年8月份看美国时代周刊的一个封面文章，封面是一个大熊猫，一个憋了的大气球，主题是中国应该如何拯救世界经济，不是随着咱们保八的实现，更重要的是全世界的目光聚焦在冬季，一些事情是不是听起来有点过，把中国的心态忽悠得越来越高，有没有？

牛犁：这是毫无疑问存在的，我也在思考刚才两位在回答的如何让增加消费，这几个话题，应该说刚才两位都已经从深的角度和时政的角度提了一些，我们政策上方向也是比较明确的，首先我们必须肯定，过去这么多年来，老百姓所占的收入越来越少了，而政府财政收入和企业的利润占的比重是越来越高，这样一些现实。但是另一方面要辩证地看，也是有一个我们正在工业化、城市化加快推进的阶段性特征，表现出来我们目前而言，城乡之间、地区之间，个人收入分配之间，差距是非常突出，所以基于这样一些现状，政策上应该是今年明确地提出来，在国民收入宏观分配方面要做出体制上、机制上的重大调整，也包括缩小城乡二元差距，首先是要丛中小城市和城镇的户籍制度上下工夫，这样一个发展势头到了必须调整、遏制的阶段，而且金融危机爆发之后，我们增长模式也要进行调整，所以也具备了这样一个条件。

现在又回到刚才提到，应该说的的确确我们在风暴危机当前，还保持8%以上的增长，的确对于世界经济的增量而言做出了非常重大的贡献的，也是包括了我们的国际地位、影响力，也是显著地提高，但是我们千万不能被高帽子所忽悠，承担了我们承担不了的责任。

主持人：有的时候戴帽子的人也是不会存在的。

宋立新：我们看到了哥本哈根的会议，中国政府在捧杀面前不低头，这一点，刚才谈到，只有我们不断地认清自我，找到自己的优势和劣势，才能够按照我们自己的实际的情况实事求是，实实在在。

主持人：最近忽悠的声音真是越来越大，中国马上已经超越德国，变成一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马上国际上又有一种声音，什么时候中国可以赶超美国，有的说是25年，有的说是35年，后来我查了一下美国的GDP吓了我一条，14万亿美元，我又算了一下中国、德国、美国、日本，这三个加起来都没有超过14万亿，现在忽悠的人已经不知道了，八几年日本经济飞速发展，有人忽悠，日本会把美国买下来了，现在我发现，忽悠的结果完全是往相反的道路发展。

白重恩：其实我们每一年经济总量赶超了美国，人均的收入比美国差了很多，科技的实力跟美国也差了很多，确实这些忽悠可能会让我们一些有点头脑发昏。而且这种忽悠的情况往往会造成泡沫，比如说日本，当大家都谈日本成为世界第一的时候，正是日本造泡沫的时候，所以我觉得当时日本人被全世界人认为他们要通知世界的经济领域的时候，这种泡沫是一个很大的促进作用，我们在这方面要特别地警惕，我们不能被忽悠重婚了头脑，我们要看到泡沫对未来的损害。

主持人：我们能不能把这个泡沫剖开，这样能不能看到还有哪些问题需要我们解决，我们的难点和热点在哪儿？

白重恩：难点还是经济结构，经济结构中制度上还是有一定需要改革的地方，没有这些改革，我们这些经济结构很难去调整，但是这些改革又是比较难的。

主持人：难在哪里？

白重恩：促进服务业的发展，中央谈了很多年了，但是这些年以来，服务业发展得也比较滞后，难点在哪里，比如税制，服务业是营业税，制造业是增值税，这两种税不一样，营业税很多重复的增殖税，这就很大程度上，当一个企业税负负担太重的时候就很难发展，而且中国整个部门税收的负担都很重，我们比较了一下中国服务业的税负和OECD国家平均税负负担，中国是最重的，尽管我们说了这么多年发展服务业，可是这么多税怎么发展得起来，而要改这个税又牵扯到各个方面的利益，笔触增值税是中国跟地方分享的，而营业税是地方的税，在改税制的过程中，中央和地方的利益怎么协调，这就是一个很难的事，另外还有一个事，服务业的准入制度比较多，门槛高，民营企业进不去，这也是一个很难解决的问题，现在这个行业中，现在的现有的企业，它自然希望门槛比较高，它就被保护了，新的企业进不去，现在的企业没有面临比较强的竞争，它发展就不一定那么有活力，所以要降低进入的门槛，也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因为牵扯到很多利益，不同的利益需求。所以调结构，我们其实是说很多年，其实是很难很难的事情，我觉得要全国人民要有共识，要下大决心，把这种利益之争放在后面，看整体的利益。

主持人：白先生认为调结构是一个难点热点之一。牛先生。

牛犁：我想确实结构是从转变发展方式，或者经济发展的核心要义，我们看到前面投资和消费结构是三大协同拉动的问题。危机来临之后，我们是大规模的注入投资，结果我们现在发展，11、12月份的时候，钢铁、建材、化工这些的产量都是急剧的攀升，特别是我们的能源、资源的消耗也是大幅度增长。其实刚才我们听张国宝主任提到，我们的发电量到4季度增长20%，同比增长20%多不要紧，但是现实的情况是，我当月的用电量急剧攀升，甚至比往常7、8月份的最高峰值还要高。现在我们仍然处在高污染、高耗能的结构上，所以产业结构的调整是密切严重。更重要的是要调结构，作为调结构是一个永久问题，不是一天两天、一年两年能解决的，所以结构这个问题，还面临着密切关联的，就是当前产能过剩的问题也是非常突出。一个方面是2003到2007年这一轮快速增长期，我们形成了大量的产能，但是金融危机来临之后，需求突然压缩了，这样的背景之下，目前我们的产能过剩，先进的产能也是过剩的，不仅仅是传统的落后的这种产能，高附加值的用于国际市场出口，内需也是过剩的，它是处于非常复杂的局面，但是除了结构这一个问题之外，还有其他一些点，我简要地提几点：

譬如我们现在经济增长的动力问题，民间投资、自主投资，市场的需求真正起来了没有，看着我们的数字很好，特别是在国际比较之下表现得非常乐观，但是如果我们现在真的政府刺激政策立马退出，经济还能这么平稳运行吗？这是一个很大的疑问。

主持人：政府不能不断往里投钱。

牛犁：对，这肯定不行，所以作为经济增长的动力也是一个问题。

主持人：民间投资据您掌握的数据是到底进来了还是没有进来？

牛犁：单纯地去看我们经济的情况来看，我也就是出去调研，参加一些会议了解，如果跟内需关联的一些小领域，相对而言保持得还是很不错，但是严重依赖内部，也就是说我们原来的内需和外部需求这个问题还是很突出的。这个冲击还是非常严重的。恰恰这一块就是市场民间自主的内需为主导，恰恰也是中小加工出口问题，影响了就业。

主持人：即使是对内需市场有信心，在外需还是需要观望是吗？

宋立新：因为我们的访谈也都快接近尾声了，我也很想用一个字总结一下今天这个论坛的感受，其实刚才谈到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问题，我想有两个字，企业，企业这两个字本身来讲都蕴含了企业发展的客观规律，大家知道企业的企上面一个人，下面一个止，就是说，以人为本是我们的经济指导方向，但是企业如何在泡沫迭起、贸易保护主义围剿，产业过剩加剧的情况下，企业是我们失败的可能性，我们如果一味在泡沫当中前行，最后就会迎来日本十几年甚至更长时间的箫条。

第二就是业，大家都知道业是两个竖和两个点，如果左边少一个点，短一点，处于失衡发展，经济发展也停止了，所以企业提醒了我们经济的发展方式。所有发展都存在着一种矛盾的交织，比如长期发展和短期增长的问题，比如刚才我们所谈到的投资和消费失衡的问题，内需和外需，这些来讲，都是两种力量的平衡，我们能不能坚持这种辩证唯物的发展观，保持各方面的发展能够协调发展，我们最后才能迎来和谐共赢，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主持人：宋社长这次说文解字，又是形象，又是深意，一个企字提醒我们该停止脚步的时候要停下，业字提醒我们任何时候都要寻找一个平衡。

白重恩：促进活力，让企业愿意投资，这两方面，一个是需求，只有企业生产出来产品，有人买，企业才愿意去投资，需求刚才我们讲促进内需，促进内需一个很重要的，要逐步，要均衡，要更多的收入。

从动机方面讲，还是要让企业能够平等地竞争，要降低进入的门槛，他们能够进去，进去了这个战场以后，它还能变得平等竞争，就有动力参与这个竞争，如果竞争是很不平等的话，我们的中小企业、民营企业就不愿意进入这个竞争，所以我觉得降低门槛，让大家有一个平等竞争的环境，是促进内部投资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所以既有需求方面，也有供给方面，只有把这个平衡起来，才能保持经济持续的发展。

宋立新：对中国经济的发展来说，也是刚才白老师所谈到的，能够在一个竞争的环境，让多种所有制企业齐头并进，我们不是说齐头并进，就是能够平衡发展，这也是中国经济能否持续发展的一个根本的，深层次的问题。

主持人：希望以后老总之间打招呼，不用再考虑谁是民营企业，谁是国有企业，我们都是企业，都在经济发展做着自己应有的贡献。

牛犁：刚才提出这个问题，有一些留下的财税体制的共同所在，应该说危机来了，是要大规模投资信贷资金，但是银行还更愿意给大企业贷款，而中小企业很有可能随时破产，这个风险是银行来承担，而且银行的信贷员也是要承担的。国有企业哪怕亏损了，银行也是挣钱的，所以这是历史的弊端，需要深层次去探讨。

主持人：离这次聊天结束时间还有五分钟，最后五分钟咱们在座的三位能不能结合刚才咱们谈的一些东西，对中国2010年的经济发展说一下寄语。

牛犁：应该说2010年我们的宏观经济仍然会保持一个相对平衡较快增长的特点，要说寄语的话，我更希望刚才提到的，房价能够回归到房地产行业必须是健康发展的情况。

宋立新：我想谈到的是，在经济更加加剧的时候，我们的企业能不能找出优质的发展资源，能够让多种所有制企业在共同竞争的环境下，让优势竞争的企业获得优先发展的机会，这是一个企业的规律，这一个媒体的期盼，更是一个政策的责任，我希望在创造核心竞争力，可持续发展上，让我们的老百姓看到我们的政策有更多的责任导向。

主持人：谢谢。白先生。

白重恩：我觉得2010年信心这两个字仍然很重要，其实我们仍然会面临很大的不确定性，还是要保持信心，我觉得我们的经济增长是有信心的，对调结构，我觉得也应该大家有信心，这个信心是我们应该对我们企业的活力，应该有信心，如果我们不信任企业有这样的活力，什么事情都希望政府把它做好，那么这样经济都很难持续的发展。只有当我们对企业有信心，我们放手让我们的企业去做，我们营造各种各样的优势的环境，让企业去发展。还有刚才宋社长说的，营造一个平等竞争的环境，我相信我们的企业是有能力促进我们的经济发展，成为我们经济的发展的发动机。

主持人：谢谢三位今天早晨这么早，跟我们大家一起座谈2010年中国经济的发展趋势。咱们第一时段的谈话到此就要告一段落下一个时段我会和另外一位嘉宾一起再回顾一下2010年中国宏观经济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赵晓谛：收入调节政府失灵 公平分配取决于产权改革 

□ 赵晓谛

对于群体间收入差距的持续扩大，在现有的议论中始终未见既符合市场经济运行规则，也符合中国国情的见解。由此而导致的后果是，一方面社会普遍地陷入了对社会公正和分配公平的诉求漩涡，另一方面在相关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中又陷入被动与紊乱。中国多年来各群体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的根源，其实在于以市场为取向的产权改革尚未完成，因此，针对社会各群体对公平分配的诉求，根本的措施并不是就收入分配不公问题在分配领域纠缠，而是深化产权改革。

收入调节中的政府失灵

虽然公平分配从来就是一个极其感性而内含混乱的说法，但在当代中国，对公平分配的诉求中却隐含着社会各群体收入差距持续扩大这样一个不容忽视的社会发展问题。为了响应社会对公平分配的诉求，多年来，中国的选择是以政府为主导，着力于在收入分配领域进行调节，力图通过政府的一些收入分配政策在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领域中缩小群体间的收入差距，如：规定城市最低工资，扩大城乡社保覆盖范围，对欠发达地区的大规模转移支付，推行《劳动合同法》，对垄断行业工资的“封顶”动议等。但是，已有的措施并未取得预期效果，中国社会各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仍在持续扩大。同时，社会多数群体对收入差距扩大的不满情绪也日渐弥漫，并正在成为威胁社会安定的潜在因素之一。

问题还在于，已有的和将要实行的分配领域中的一些改革，必将面临一系列社会难题：其一，强化在分配领域中缩小社会各群体间的收入差距的措施，很难避免社会收入分配上的平均主义问题，均贫富的后果只能是破坏市场经济的竞争机制，重蹈旧体制下大锅饭养懒汉覆辙；其二，政府部门趁势搭便车，以收入分配改革为名积极增加政务人员收入。近些年的公务员收入分配改革和以公车改革的名义大幅增加政务人员的收入，正在激化社会对收入不公问题的不满；其三，为了满足在分配环节调节收入差距的需要，各级政府将以财政负担加大为由，继续扩大对社会资源的垄断，同时增加企业税负，进而削弱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其四，为了在分配领域中深化分配改革，近些年来，在初次分配中也要讲公平的见识日渐成风，由此而导致的后果只能是强化政府对市场微观主体经营行为的干预，从而危及市场规则的贯彻。

实践证明，以政府为主导进行收入分配调节，既难以调和群体间的收入差距，也难以缓和社会性的对分配不公的不满，还会导致市场效率的损失。因此，就有必要在理论上对分配不公问题再做探讨，以期得出较符合中国国情的解决之道。

交易不公导致分配不公

在有市场的经济中，群体间因竞争机制的作用必然产生收入差距。对于市场机制所造成的群体间收入扩大，市场经济国家的一般做法是政府进行收入调节，如提供社会性的福利保障，但这种调节只能限制在再分配领域进行，是对市场机制运行的结果调节，否则将破坏市场运行的基石，即超出再分配领域的收入调节或干预，将阻碍各群体自主性的决策选择。但是，中国近年来群体间收入差距的持续扩大，其深层次原因却并非源之于市场机制的运行，而是因经济体制改革，尤其是产权改革尚行至中途所致。因此，企图在分配领域甚至于在初次分配中进行收入调节，并实现公平分配不仅是政策的泛用，也是一种误用，调节失效所以不可避免。

要理解中国群体间的收入差距持续扩大与产权制度的关系，先有必要理解市场经济中的对称性交易问题。所谓群体间的对称性交易，指的是群体间相互进行交易时，当用以交易的资源的稀缺程度是大致相当时，其交易所得也就大致相当。反之，当各群体相互交易时，其用以交易的资源稀缺程度不对称时，垄断较稀缺资源的群体，所获取的收益必然更高，于是就形成群体间的收入差距。可见，非对称性交易，即使严格按照市场交易规则进行，也会产生群体间的收入差距扩大，并持续扩大。

对称性交易是市场经济得以运行的基本规则之一，它维持群体间的以交易为方式的博弈反复进行。如果交易总是非对称性进行，其逻辑结果就将是一些群体对另一些群体进行财产上的剥夺，从而形成一些群体成了社会资源的垄断者，而另一些群体不得不成为无产者。当非对称性交易演变到危及一些群体的生存时，群体间的博弈，将从交易关系演变为相互掠夺的关系，于是，市场机制不复有效，社会失去稳定，革命也将到来。

能够维持交易对称性的制约性因素是以产权制度为核心的一系列社会制度安排。在一个运行历史较久远的市场经济中，由于群体间的反复博弈，能够制约和平衡各群体利益的财产权利制度安排已经经过筛选而留存。因此，各群体用以相互交易的资源，稀缺程度已经趋于大致相当，从而群体间的博弈，更接近于对称性交易。而且，当各群体拥有并用以交易的资源出现稀缺程度较大偏差时，将有一些社会性的制度安排加以矫正，例如，工会就是这样一种制度安排，它可以在劳动力这种资源在相对于资本和土地而言稀缺程度较低时，增加获得劳动力的成本，也即提高其稀缺程度；再如，各种反垄断并促进竞争的制度，各种限制政府对经济干预的制度，都有着调节群体所拥有资源的稀缺程度，从而使交易接近对称性交易的功效。这些从财产权力到其它的社会制度安排，因有助于矫正各群体所拥有的资源的稀缺程度差异，因而也就可以避免社会各群体间收入差距过于扩大。

但是，对于中国及类似的改革中国家，市场经济是缺乏基础的，以市场经济为取向的改革，往往由政府或少数群体自上而下地进行。为了向市场经济转型，首先不得不采取的改革步骤便是进行财产权力的重新界定，不然市场经济赖以运行的交易关系无法形成。由于缺乏各利益群体的反复博弈，也由于为了推行改革不得不向既得利益集团进行让利，还由于推行改革的少数群体的自利行为，在这些国家的改革中，产权的重新界定往往不是让较稀缺资源的拥有权在各群体之间共享，而是让既得利益群体独享。

在中国的改革过程中，因产权重新界定而形成群体相互之间非对称交易，并进而导致群体间社会收入差异的典例，当数国有企业改革中所出现过的MBO方式。所谓MBO，它在名义上是管理层收购，让管理者利用负债融资，或是通过股权交换，还有其他的一些产权交易的经济手段，用少量的资金收购公司成为公司所有者。作为既得利益群体可以接受的一种改革方式，MBO中，企业资产的拥有权，实际上是在政府和企业管理层之间进行了分享，政府得到了企业财产的转让资金，原有的管理者群体得到了企业资产，而职工群体却被排斥在外，未能参与分享。当MBO实行之后，原来的企业管理层和职工就将成为进行非对称性交易的两大群体，即企业管理者群体以其较稀缺的企业财产与只拥有当今中国稀缺度很差的劳动力进行交易。这种非对称性交易的结果，就是在管理者群体可能得到更高收入的同时，职工群体将面临因劳动力供给充分，缺乏讨价还价能力，不得不接受较低水平的工资，或者下岗，沦为社会的相对低收入群体。

MBO只是中国在改革进程中出现的因产权重新界定而导致群体间非对称性交易的典例。其它同样导致较稀缺资源拥有权不能由社会各群体共享的产权制度安排尚有许多，它们或者是改革的不彻底所致，如农村土地制度；或者尚未被改革触动，如一些行业的垄断经营；或者就被排除在改革之外，如各级政府在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旗号下，对制度和其它要素资源所进行的垄断。

“公平”分配取决于产权改革

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已经取得了伟大成就，但继续深化产权制度的改革，避免非对称性交易所导致的收入差距持续扩大仍是当务之急，而重中之重，便是改革农地产权制度，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缩小农村居民群体与其它社会群体的收入差距，是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最大难题。为了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让农民分享改革成果，30年来，中国在分配领域中已经采取了很多举措：例如，取消农业的种种税赋、调整涉农商品的价格、开展新农村建设。但这些措施，都未能有效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之所以局限于分配领域难以根本解决城乡收入差距问题，其原因就在于城乡收入差距的持续扩大实际上植根于现行农村土地产权制度之中。自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农村就实行了土地承包制。土地承包制的实质，是对农地所进行的一种产权界定。在从前的农地集体所有制中，与农地利益相关的主要有三个利益群体，即作为农地终极所有权代表的各级政府，作为集体所有制执行人的村乡管理者，以及作为使用人的在农地上耕作的农民。在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过渡中，农地的集体所有制变迁为了土地承包制。在土地承包制的产权界定中，农户获得了土地经营权，各级政府仍然是农地的终极拥有者，农地的实际拥有权界定给了集体。在现实中，由于集体实际上是由村乡行政管理者来实施其职能的，因此，在土地承包制下，各级政府和村乡管理者实际上就享有了农地这种较稀缺资源的拥有权并获得了处置权，而农民未能参与共享。由此而产生的制度运行规则有二。其一，农民群体无权参与农地的处置；其二，农民群体可以与其它社会群体进行交易的资源实际上只能是劳动力。这就必然导致农民群体收入增长的水平持续落后于其它群体，并进而导致农民群体无法通过交易提高群体的收入，实现群体的整体富裕。

其一，收入水平较低致使无法减少农民。解决中国农民问题的最终出路是减少农民，这就要求实现农民有能力向城镇迁居，让自己转化为市民。但是，在土地承包制下，农民仅是以简单劳动力与社会其它群体进行交易，所以农民群体不论是在家务农，或者外出打工，其较低下的收入，都无法获取进入城镇的迁居费用，因此，减少农民成了中国社会中最可望而不可及的难题。其二，来自于农业的收入水平无法提高。由于农民群体无权进行农地的处置，因此农地经由交易而实现规模化经营的道路被隔断了。由此而产生的后果是，极不经济的小规模农地经营仍是中国农村的普遍现象。小地块经营，一方面使农民无法从农业中获得更高的收入；另一方面，在机会成本比较下，农民视小块农地经营为负担，极其缺乏经营农地积极性。由此，也产生了一个极富中国特色的现象，即国情上的农地资源极其紧缺与农地的随意抛荒闲置并存。其三，失地加剧了收入增长困难。由于农地的处置权实际上是由各级政府和乡镇行政者所拥有，因此，在土地利益驱动下，以各种名目圈占农地就成了这两个群体的符合制度规则的行为。其后果是更加重了农民群体的生存负担，以至出现了大量的“种粮无地，就业无岗，低保无份”三无流民。

至此，已经可以明白解决中国各群体之间收入差距持续扩大，或者说实现公平分配的途径何在，它的最终实现取决于能否形成群体间的对称性交易，而唯一可行之途是继续深化产权制度改革，尽可能地让社会各群体共享较稀缺资源的拥有权。

(作者: 赵晓谛)
薛涌：贫富差距达23倍 中国必须对贫富分化说不 

薛涌 著名时评人

最近，国家发改委2009年重点课题《促进形成合理的居民收入分配机制》揭示，中国的贫富分化在急剧加速。从1988年至2007年，收入最高10%人群和收入最低10%人群的收入差距，从7.3倍上升到23倍。特别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已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在城镇居民内部差距、农村居民内部差距、城乡居民之间差距中，城乡差距最大。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对居民总体收入差距的贡献率在2007年达到64.45%。另据不久前公布的胡润百富榜，2008年中国身价超过10亿美元的富翁人数从101名增至130名，这个人数名列全球第二，仅次于美国。而前1000名最富裕人士的财富总和从4390亿美元增至5710亿美元。中国的贫困人口估计接近3亿。据人均每日1.25美元的贫困线推算，这3亿人一年全部的财富不足1370亿，还不到前1000名最富裕的中国人一年5710美元财富总额的四分之一。也就是说，一个顶尖巨富，占有的财富相当于一百二十万穷人的家当。更令人忧虑的是，这样惊人的贫富分化还在愈演愈烈地发展。目前我们还看不到有什么强有力的社会政策遏制这一趋势。也很少有人研究这样的趋势发展下去对中国将带来什么样的后果。

中国许多市场经济的信徒认为，贫富分化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过程。“只有富人得到保护，穷人才能变富”的经典“涓滴理论”(主要指上层的财富必然涓滴渗透到下层)，在知识分子和媒体中拥有广大的市场。谴责贫富不公的，被他指斥为“仇富”。但是，这一理论已经被严峻的事实所粉碎：富人致富，并没有使穷人变富。我多年以来坚持、并在近著《仇富》中所阐明的立场，则获得了新的现实意义：健康的市场经济，要从保护普通百姓基本的权益出发，而不是从维护富人的利益出发。市场经济的基础是权利，而不是财富本身。产权的本质也是权利。从保护基于普通人的权利的小财富入手，就会编织一个细密的防护网，大财富只要政党，也漏不过去，也会得到保护。可惜的是，许多主流知识分子总把产权主和富人联系起来，觉得财产不多的人就没有什么产权值得保护。以保护大财富为优先，所编织的就是非常粗大的保护网。大财富被保护了。小财富则照样从宽松的网眼中摔下去。这也是亚当.斯密在十八世纪看到的“中国问题”：富人享受着太多的保护，穷人则几乎没有保护。

要知道，世界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贫富差距都比较小。比如以基尼系数衡量，欧洲日本大多在0.24到0.36之间。中国则高达0.47。发达国家中唯一例外是美国，达到0.4。但是，据最近《华尔街日报》和《纽约时报》报道，这次经济危机正使美国的贫富差距迅速缩小。另外，奥巴马竞选时给富人加税的均富政纲，受到74%选民的支持。以全民医疗保险为目标的医改案，也正在国会推动。经济和政治力量，预计将扭转贫富分化的趋势。

另外，美国的知识分子，也一直在思考贫富分化的社会后果，并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其中，哈佛大学的多学科项目“不平等与社会政策”，综合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公共政策研究、健康与医学、教育学、法律与工商管理等多学科，领先于世，并产生了初步的成果。

这些研究表明，贫富分化正在使美国在关键的社会指标上落后于欧洲。比如，1983-1999年期间，随着贫富分化的加剧，美国五十个县的男性和九百个县的女性的寿命在缩短。这代表了美国4%的男性和19%的女性人口！在人口寿命不断延长的现代社会，这构成了一个惊人的社会退步。另外，贫困人口的寿命明显比富裕人口的寿命要短。但是，美国的富裕人口，比欧洲均富国家的富裕人口来寿命也短。可见，贫富分化对穷人和富人都产生了不良影响。

另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市场经济强调的是机会的平等，而不是结果的平等。这样才能奖赏创造，使人们有足够的工作动力，进而生产更多的财富，提供更多的机会，底层的人也得以更自由地晋升到上层。均分财富则使人们固定在自己原有的位置上，抑制了社会流动。美国的“自由”，实际上给了穷人更多的机会。但是最近的研究表明，美国的社会流动，比挪威、芬兰、丹麦这些均富的“福利国家”要低。事实上，结果的不平等带来了机会的不平等。美国的贫富阶层基本上分开住，所享受的医疗、教育等条件有天壤之别。穷孩子从小就输在起跑线上。据统计，最穷的五分之一的家庭，其子女长大后有42%仍然留在这个阶层中。最富的五分之一家庭，其子女长大后有39%继续享受这同一阶层的优越地位。世代贫困已经成为美国的重大社会问题。所以，许多学者在问：结果如此之不平等，是否说明游戏规则本身的不公平？更有学者担心，过分的贫富分化，使贫富阶层的社会和政治目标出现巨大分歧，进而破坏社会的整合，威胁到了民主制度本身。

贫富分化伤害我们社会的整体利益。中国必须对日益加剧的贫富分化说“不”。  孙立平：不怕贫富差距大 怕的是穷人失去向上流动的希望 

孙立平

我们不能否认经济在迅速发展，我们也不能否认绝大多数人的收入和生活在改善，但是同时我们不能否认近些年来弱势群体的生活状态实际上有恶化的趋势。为什么?简单地说，即是弱势群体已经被这个社会分离出来，在社会中越来越找不到自己的位置。

今天的城市管理、城市规划、城市建设，往往是以牺牲弱者的生存生态为代价的。马路上的摊贩实际上涉及到了几十万人的生计。当我们对有碍观瞻的“城中村”“贫民窟”“城乡结合部”进行改造时，可能有无数的人要丧失立锥之地了。

但实际上，我们都是“脏乱差”“城乡结合部”的受益者。比如，有人说现在的蔬菜价格贵，但我说却算是便宜了。因为运菜、卖菜的人就是生活在“脏乱差”的环境中，生活成本很低，才能用这个价格把菜卖给你。如果运菜的都住在二居室里，菜价提高一倍也是不够的。

说现在的房价高，但现在建房子、搬砖头的人都是睡在工棚里。如果他们都住在二居室里，那房价又将是个什么水平?

我想强调的是，这样说，并不是指城市不需要秩序。但是问题就出在我们的管理上。马路上没有秩序行吗？北京一年机动车增加40万辆，现在上班，路上没有小摊小贩，车都走不动，如果都是小摊小贩就别上班了。但有没有这种可能，在平时不怎么塞车的特定路段，早晨上班高峰过去后，10点钟开始可以摆摊，但到下午4点收摊，且要打扫干净。如果这样，一个大城市，可能一下就能多为几十万人提供生存的机会。因此，关键在于管理。

现今社会，如何来保护，甚至改善弱势群体的生存生态，已显得非常重要。这其中最重要的还是解决就业问题。而更重要在于要优化社会结构。通过社会流动，造成这样一种局面，即你可能贫困但不至于绝望。社会当中有弱势群体，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弱势群体应当是一个虽然贫困但还有希望的群体。

其实，一个社会当中，仅仅是贫富差距大一点还不要紧，最怕的就是穷人失去向上流动的希望，一种绝望的感觉。但是，应当说这样的一种趋势在我们当前的社会当中是存在的。(作者为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摘编自《中国报道》2009年第6期  薛涌：贫富差距达23倍 中国必须对贫富分化说不 

薛涌 著名时评人

最近，国家发改委2009年重点课题《促进形成合理的居民收入分配机制》揭示，中国的贫富分化在急剧加速。从1988年至2007年，收入最高10%人群和收入最低10%人群的收入差距，从7.3倍上升到23倍。特别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已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在城镇居民内部差距、农村居民内部差距、城乡居民之间差距中，城乡差距最大。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对居民总体收入差距的贡献率在2007年达到64.45%。另据不久前公布的胡润百富榜，2008年中国身价超过10亿美元的富翁人数从101名增至130名，这个人数名列全球第二，仅次于美国。而前1000名最富裕人士的财富总和从4390亿美元增至5710亿美元。中国的贫困人口估计接近3亿。据人均每日1.25美元的贫困线推算，这3亿人一年全部的财富不足1370亿，还不到前1000名最富裕的中国人一年5710美元财富总额的四分之一。也就是说，一个顶尖巨富，占有的财富相当于一百二十万穷人的家当。更令人忧虑的是，这样惊人的贫富分化还在愈演愈烈地发展。目前我们还看不到有什么强有力的社会政策遏制这一趋势。也很少有人研究这样的趋势发展下去对中国将带来什么样的后果。

中国许多市场经济的信徒认为，贫富分化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过程。“只有富人得到保护，穷人才能变富”的经典“涓滴理论”(主要指上层的财富必然涓滴渗透到下层)，在知识分子和媒体中拥有广大的市场。谴责贫富不公的，被他指斥为“仇富”。但是，这一理论已经被严峻的事实所粉碎：富人致富，并没有使穷人变富。我多年以来坚持、并在近著《仇富》中所阐明的立场，则获得了新的现实意义：健康的市场经济，要从保护普通百姓基本的权益出发，而不是从维护富人的利益出发。市场经济的基础是权利，而不是财富本身。产权的本质也是权利。从保护基于普通人的权利的小财富入手，就会编织一个细密的防护网，大财富只要政党，也漏不过去，也会得到保护。可惜的是，许多主流知识分子总把产权主和富人联系起来，觉得财产不多的人就没有什么产权值得保护。以保护大财富为优先，所编织的就是非常粗大的保护网。大财富被保护了。小财富则照样从宽松的网眼中摔下去。这也是亚当.斯密在十八世纪看到的“中国问题”：富人享受着太多的保护，穷人则几乎没有保护。

要知道，世界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贫富差距都比较小。比如以基尼系数衡量，欧洲日本大多在0.24到0.36之间。中国则高达0.47。发达国家中唯一例外是美国，达到0.4。但是，据最近《华尔街日报》和《纽约时报》报道，这次经济危机正使美国的贫富差距迅速缩小。另外，奥巴马竞选时给富人加税的均富政纲，受到74%选民的支持。以全民医疗保险为目标的医改案，也正在国会推动。经济和政治力量，预计将扭转贫富分化的趋势。

另外，美国的知识分子，也一直在思考贫富分化的社会后果，并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其中，哈佛大学的多学科项目“不平等与社会政策”，综合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公共政策研究、健康与医学、教育学、法律与工商管理等多学科，领先于世，并产生了初步的成果。

这些研究表明，贫富分化正在使美国在关键的社会指标上落后于欧洲。比如，1983-1999年期间，随着贫富分化的加剧，美国五十个县的男性和九百个县的女性的寿命在缩短。这代表了美国4%的男性和19%的女性人口！在人口寿命不断延长的现代社会，这构成了一个惊人的社会退步。另外，贫困人口的寿命明显比富裕人口的寿命要短。但是，美国的富裕人口，比欧洲均富国家的富裕人口来寿命也短。可见，贫富分化对穷人和富人都产生了不良影响。

另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市场经济强调的是机会的平等，而不是结果的平等。这样才能奖赏创造，使人们有足够的工作动力，进而生产更多的财富，提供更多的机会，底层的人也得以更自由地晋升到上层。均分财富则使人们固定在自己原有的位置上，抑制了社会流动。美国的“自由”，实际上给了穷人更多的机会。但是最近的研究表明，美国的社会流动，比挪威、芬兰、丹麦这些均富的“福利国家”要低。事实上，结果的不平等带来了机会的不平等。美国的贫富阶层基本上分开住，所享受的医疗、教育等条件有天壤之别。穷孩子从小就输在起跑线上。据统计，最穷的五分之一的家庭，其子女长大后有42%仍然留在这个阶层中。最富的五分之一家庭，其子女长大后有39%继续享受这同一阶层的优越地位。世代贫困已经成为美国的重大社会问题。所以，许多学者在问：结果如此之不平等，是否说明游戏规则本身的不公平？更有学者担心，过分的贫富分化，使贫富阶层的社会和政治目标出现巨大分歧，进而破坏社会的整合，威胁到了民主制度本身。

贫富分化伤害我们社会的整体利益。中国必须对日益加剧的贫富分化说“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