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人民币应该升值吗？

　新年伊始，克鲁格曼先生再次将矛头指向中国。克氏在其纽约时报专栏文章中称“涉及中国的最大国际问题是气候变化，但本文关注的是人民币汇率，中国政府奉行重商主义，有意低估人民币汇率，是国际贸易中的掠夺行为”。克氏还鼓动人们抵制中国，“不必害怕中国抛售美元，如果中国抛售，我们应该给他们写感谢信”云云。克氏以诺奖之尊，发表这样纯属鼓动性文章，令人惊诧莫名，恐怕连以“谎话重复一千遍就是真理”而着称的戈培尔先生都自叹弗如。

　　事实上，汇率对于外贸失衡有没有克氏所说的那么大作用在经济学上并没有定论。比克氏更权威的国际金融大师麦金农先生在研究了日本泡沫经济以后得出结论，汇率调整外贸失衡的作用不可高估。道理很简单，在1985 年到1995年间，日元对美元从270升值到79，日本经常项目顺差并没有因此而减少。许多经济学家都曾经指出，美国外贸失衡主要是由于产业空洞化、原材料价格上涨，而非单一国家的货币汇率。如果美国一定认为是汇率问题，不妨再搞一次“广场协议”，让世界所有国家货币对美元来一次集体升值如何？

　　哲学大师伯特兰·罗素曾经指出，人类有三种知识：科学知识（确定性，可以被证伪）、宗教知识（超确定性，不能证实也不能证伪）、哲学知识（中间地带），并指出科学和宗教总是不断努力地向中间渗透。如果罗素先生仍然健在的话，一定会告诉我们经济学属于哲学，而非其他。那么，我们不禁要问：“克鲁格曼先生，您的观点是基于科学呢？还是宗教？”

　　其实，如果不把克鲁格曼先生当做经济学家，我们就不会有太多诧异。2004年以来，两个被斯蒂芬· 罗奇笑话为“不懂经济学”的政客----舒默、格雷厄姆就一再提出一份让人民币升值的议案，结果都无一例外地遭到美国国会否决。历史虽然一再重复，但这次可能会有不同，毕竟克鲁格曼的影响力要大得多。

　　本来中国并不惧怕人民币有限度、有节奏的升值，但2003年以来人民币升值预期导致游资流入过多，笔者估计在1万亿美元左右。如果我们能够利用次贷危机的有利时机，将其中大部分用来购买美国上市公司的股票，那么我们现在已经是最大的赢家。可是，当时由于汇金公司账面亏损的压力，海外投资裹足不前，造成了目前被动局面。

　　2010年，假如象国内一些经济学家所提出的一次升值 10%。首先，中国人民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将出现1.5万亿人民币的窟窿，其次，短期游资的流入会进一步推动国内的资产泡沫，然后再满载而归，中国很可能步日本泡沫经济的后尘，从而一举奠定“二流国家”的地位。最后，如果我们置自身重大利益于不顾，恐怕只会让人得寸进尺。

　　经济学上有一个着名的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说一个经济高增长国家通常都会带来生产力提升，从而带来工资水平提高。此时要么货币升值，要么通胀。前者为名义汇率升值，后者为实际汇率升值。中国经济却是一个例外，因为中国高增长是不断吸纳农民工就业的初级工业化。由于农民工供给数量庞大，既不会带来名义汇率升值，也不会带来实际汇率升值。

　　这种经济增长方式带来了多重后果，一、对外部经济形成冲击；二、带来了产业过度竞争、低附加值、高能耗；三、带来了就业结构问题，造成农民工供不应求，大学生失业达数百万；四、还带来复杂的社会问题，农村出现“半村化”，城市出现“蜗居”、“血汗工厂”等，农民工家庭分居、子女教育、老人赡养等等，对于农民工也好，社会也好，得失很难评估。因此，象克鲁格曼先生这样着名经济学家，如果出于知识追求，应该将着眼点放在中国的粗放式经济增长而非汇率上。若然如此，我们应该给克鲁格曼先生写感谢信。

　　那么，如果2010年美国政府果然按照克鲁格曼先生的旨意，迫使人民币升值，该当如何呢？笔者以为，我们应该坚决抵制。中国可以在“节能减排”旗帜下，大量关闭国内矿产品开发，大幅度提高进口比例。这样，一方面可以降低中国的顺差（保留了矿产资源就是保留了外汇储备）使人民币升值没有借口；另一方面推动全球通胀，反制美国（笔者在“美国战略企图与中国对策中有专述”）。

　　作为有五千年文明历史的国家，中国并不惧怕威胁，如果美国想搞经济冷战，我们一定奉陪到底。正如一位解放军战略家指出的：“如果美国一定要以中国为对手，我们将会成为一个合格的对手”。对于军事如此，对于经济同样如此。

　　在笔者看来，在异常严峻的2010年，我们应该用实际汇率升值（提高工资水平、提高产品价格）替代名义汇率升值，采取坚决的经济结构与收入结构调整政策。

　　为此，笔者建议：一、国家强制企业增加职工工资收入，收入低的增加比例高，收入高的增加比例低，职工收入与地区房价水平挂钩；二、征收物业税（压低资产泡沫）、消费税，降低个人所得税、企业税比例；三、物业税除了用于无房户或者低房户的补贴以外，用于充实社会保障；四、鼓励产业升级，提高大学生就业；五、引导农民工在农村获得发展，避免农村荒漠化（包括土地、文化、教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