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姜”主政山东话姜姓

一、“二姜”主政
        新华社（2008年）3月31日公布，中共中央日前决定：李建国同志不再兼任山东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姜异康同志任山东省委委员、常委、书记。姜异康1953年1月出生，山东招远人。有意思的是，现任山东省省长姜大明，也是山东本土人（山东荣成）。这样就形成了“二姜”主政山东的有趣局面。
       而还有意思的是姜春云也曾是山东的省长、书记。姜春云，山东莱西人。
几年间，就有三位土生土长的山东姜姓人士担任山东的党政领导，由此可以看出，姜姓在山东所占的分量。
       众所周知，山东临淄是春秋时期齐国都城，其第一任国君便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姜子牙。姜子牙，姓姜名尚，字飞熊。山东临淄就成为山东姜姓的发源地，山东的姜姓自然是他的后裔子孙。
二、古老姓氏
1、姜姓来源
        姜与姬等 20个古姓均起源于公元前2000多年前的母系氏族社会，是我国最古老的姓氏之一，我国百家姓中有很多姓氏都是从姜姓衍生出来的。
        中国人一向自命为“炎黄子孙”，“黄”就是黄帝，“炎”指的则是炎帝神农氏。姜姓正是炎帝神农氏的后代。《姓纂》上面记载说：“炎帝生于姜水，因氏焉，生太公，封齐。”
        由此看来，姜姓是由于炎帝的出生地而得姓的。姜水，根据《水经渭水注》的解释，是“岐水东迳姜氏城，南为姜水”，也就是岐水的一部分称为姜水。至于岐水，则在今陕西省的岐山县西面。炎帝是出生在这里，以后姓姜的人发源在这里。
2、历史变迁
        在历史的进程中，由于各种原因，炎帝的许多子孙已变易为其他姓氏。虞、夏之际，炎帝裔孙、四岳始祖伯夷，因辅佐禹治水有功，被封于吕（今河南南阳县），建立吕国，复赐以祖姓姜，以接续炎帝的香火。
        而作为神农氏嫡系的姜太公，他所建立的齐国后来成为春秋五霸之一。提到姜太公，关于他究竟是姓姜还是姓吕，却常常叫人搞不清楚。其实这位辅佐周室得天下有大功的姜太公，由于从先人吕侯治四岳有功，被封于吕，所以他也从封姓，叫做吕尚。《古史考》的说法是这样的：“吕尚，姓姜名牙，掌四岳有功，封之于吕，子孙从封姓。其子孙世袭齐国国君，历29世。后来齐国在战国时被田和所灭，齐国变为田氏政权，其子孙后代分居各地，多以姜为姓。这样，分迁到各地的姜姓不断繁衍发展，到了汉代已发展成为一大望族。
       如今，姜姓在全国分布广泛，北方为其主要分布地，尤以山东省为多，约占全国汉族姜姓人口的百分之十三。姜姓在当今以人口多少排名的中国百家姓氏中居于第60位。
3、繁衍孽生
       从“姜姓”衍生出来的重要氏有“许氏”“崔氏”“雷氏”“易氏”“章氏”“方氏”“文氏”“申氏”“卢氏”“柴氏”“庆氏”“贺氏”等。
       经考证，从姜太公起到现在，共有102个姓氏都是由姜姓繁衍而来，其中包括吕、许、谢、纪、丘、齐、薄、赖、盖、丁、高、贺、查、封、崔、卢等64个单姓和淳于、东郭、高堂、子雅、雍门、公牛等38个复姓。
         姜太公后裔分布海内外各地有数千万之众，仅邱氏一姓就有500余万。海外的后裔大多居住在韩国、马来西亚、美国等地。
         1992年8月，韩国总统卢泰愚对前往韩国访问、时任山东省副省长的李春亭说：“我的祖籍在山东，先祖是太公姜子牙。我也是‘山东人’啊！”并恳切期望能帮他寻根，拜祭卢氏先祖。2000年6月18日下午，卢泰愚来到齐国故都——淄博，拜谒了姜太公衣冠冢。在太公牌位前，他叩首膜拜；在衣冠冢前，卢泰愚和夫人伫立良久，鞠躬献花。卢泰愚欣然提笔留字：继承祖先遗志。
三、人才辈出
1、历史人物
       历史上有许许多多的姜姓人士留下了英名。
      姜尚（姜子牙、太公）：西周初年的军事家、政治家，周文王、周武王的得力谋臣，他足智多谋，灭商居功至伟，以功封于齐国，成为齐国的开国国君，相传曾作兵书《六韬》。姜太公受封齐国，因俗简礼，尊贤尚功，举贤任能，使齐国迅速走上富国强兵之路。
      姜小白：即齐桓公，姜子牙的后裔，春秋五霸之首，他任命管仲为相，在“尊王攘夷”的旗帜下，南征北战，树立霸主威望。
      姜肱：东汉的隐士，史书称其“家世名族”，他不仅学问高，而且与二弟姜仲海、姜季江俱以孝行著闻，兄弟相互友爱，常同被而眠，后人常用“姜被”比喻兄弟友爱。东汉还有姜诗，与其妻以事母至孝闻名，其后发展成为姜氏较为繁盛的一支。
      姜维：三国时蜀汉名将。本为魏将，后归蜀，深得诸葛亮信任，任征西将军，诸葛亮死后，魏军攻蜀，他死守剑阁，蜀主刘禅降魏，他诈降，企图反魏复蜀，事败被杀。是位有名的大臣。
      姜公辅：在唐德宗时任宰相。当时德宗皇帝赐姜公辅为宰相的圣旨说“姜公辅，正气敢言，克尽乃职，特赐诰命，以示褒荣”。唐高宗时宰相有姜恪。
姜夔：宋代著名诗人、词人。一生未仕，其诗初学黄庭坚，后深造自得，为杨万里所称，词尤有名，精音律能自度曲，又擅书法，有《白石道人歌曲》、《琴瑟考古图》、《白石道人诗集》、《诗说》、《续书谱》等。
       姜宸英：清初书画家、文学家，为江南三布衣之一。工诗古文，精书法，行草尤入妙，年七十始中进士，曾参予纂修《明史》，有《湛园文稿》、《苇间诗集》等，后人辑有《姜先生全集》。
      姜炳璋：乾隆进士，石泉县知县，多善政，民有“慈父母”之称，又署江浦、重视农田水利建设，修建“姜公堰”。
2、现实人物
     新时期，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各条战线上，和其他姓氏一样，活跃着姜姓人士，

      在山东新泰市青云办事处，林前村、南西周村、望驾山村等地有姜姓村民。
四、姜姓文化
1、姜氏图腾  2、姜氏头像  

  山东各地姜姓字谱

   1、昌邑一支：维曰汝是乃，其言亦在思。慎修有...... 。

  2、烟台一支：起自玉连丕，福苓万世长，春其业...... 。

  3、龙口黄县一支：培福春云建，廷国世玉希。

  4、莱芜一支：福兆世之祥，德克兴隆远，秀发继...... 。

  5、东平一支：景星鸿合树，源清衍绪长。

  6、潍坊一支：玉官传明，元云左相。兴宗祥瑞，......。

  7、辛庄一支：克怀福万，玉洪译锦，天庆春忠，林海...... 。

  8、平阴一支：连立道德昌，崇祯世泽长，...... 。

  9、蓬莱一支：..... ，日思祖德必希成，作述传家福善明，...... 

姜太公是山东土著姜姓吗



姜太公不但是殷商交替的关键人物之一，也是华夏文明中的一颗超级明星。然而，有关它的祖籍却有多种不同的说法。其中，主要的是两种：一是山东日照说，一是河南卫辉说。近年来，力主山东日照说的代表性文章，是焦安南、李建义二位先生《姜太公传》⑴一书的附录《姜太公故里考》（以下简称“姜文”）。我们以为，这一观点无论是整体还是细节都有讨论的余地。为了使问题越辩越明，现将我们的浅见提出来与焦、李二位先生商榷，同时就教于二位先生和各位方家。另外，需要说明的是，为了使商榷更具针对性并避免感情色彩，有关支持河南卫辉说的论据和论证，我们将另行文《姜太公籍贯新考》，欢迎参照。

一、禹功向东未到鲁
为了落实姜太公山东日照人的身份，焦、李二位先生首先追根溯源，从太公的远祖寻求确证。我们认为，这原本是一条正确的途径。因为，一方面中国人历来是重视自己祖先的，从平头百姓到帝王将相，概莫能外；另一方面，凡事从源头梳理，也最能使问题的脉络清晰。然而，愿望并不能等于证据。让我们先看“姜文”中的一段话：
大禹之时，洪水的发生地区主要在兖州，其次是豫州、徐州境内。这个地区，就是现在山东南部及苏、鲁、豫交界地方。辅助大禹治水的四岳伯夷，必然活动在这个地区，所以封地之吕在山东，申在河南。姜尚从其封地而姓，也叫吕尚。可见，姜尚确是古代的山东人。
这段话的推理十分明确，其关键是三点：一是大禹治水的主要地区在山东，所以，辅佐治水的四岳伯夷也必然活动在山东；二是，既然四岳伯夷的主要活动在山东，其封地也必然在山东（至少是部分在山东，比如说“吕”地）；导出的结果是第三：由于姜尚是从其祖上封地吕而姓，也叫吕尚，所以断定，“姜尚确是古代的山东人。”对于这样的认识，我们以为，若是出于魏、晋至唐、宋时期的古人，比如“张华、刘昭和罗泌”等，尚且有情可原，而在今天，它就显得落伍了。这里，不妨先将我们与焦、李二位先生完全相反的意见说出来，然后再逐条细加分析。我们认为，一，大禹的毕生业绩未曾涉及今山东地区，至多是有些影响。二，四岳伯夷的封地有明确的典籍记载，根本与山东无缘，所谓“莒，吕也”不过是“桥、乔之误”
而已。三，根据“姜文”“故里从祖”的原则，结论应该是：“姜尚‘的’确‘不应’是古代的山东人”。
关于姜太公的远祖四岳伯夷，以及和大禹间的关系，《国语·周语下·太子晋谏壅谷水》里说：大禹因功勋卓著被“皇天嘉之，祚以天下，赐姓曰‘姒’，氏曰‘有夏’，谓其能以嘉祉殷富生物也。”伯夷因辅佐大禹有功被“祚四岳国，命以侯伯，赐姓曰‘姜’，氏曰‘有吕’，谓其能为禹股肱心膂，以养物丰民人也。”⑵到了《史记·齐太公世家》里，司马迁把大禹、伯夷和姜太公三人，进一步联系了起来，说：
太公望吕尚者，东海上人。其先祖尝为四岳，佐禹平水土，甚有功，虞夏之际封于吕。或封于申，姓姜氏。夏商之时或封枝庶子孙，或为庶人。尚其后苗裔也。本姓姜氏，从其封姓，故曰吕尚。
大禹治水的故事是炎黄子孙们引以自豪的光辉篇章，但历史传说毕竟不能等同于史实。《尚书·禹贡》里说，大禹曾治理过包括黄河、长江、淮河，泗水在内的许多河流，并把天下分为包括焦、李二位先生所说的兖州在内的九州，以确定向朝廷交纳贡奉的等级。但是，今天的史学界已取得了共识，《禹贡》不过是战国末年的作品⑶。它所描绘的地域，比大禹可能活动的范围大了许多倍。尤其是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成果，更使人们明白了，整个夏王朝470年所控制的区域，都未曾超过黄河中游，基本上是以嵩山为中心的区域。即使到商汤灭了夏桀，夏民族向西、南、北三个方向流散，也没有向东的⑷。所以，兖州是大禹治水的主要地区的说法，只能是一种传闻或神话。为了进一步说明问题，下面，不妨再举两项资料作为旁证。一是孔子在称颂大禹的功绩时说：“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禹，吾无间然也。”⑸意思是说，禹自己住在底矮的房子里，却尽力于百姓的农田水利。并认为，禹的这种行为，已经是无可挑剔的了。可见，在孔子的时代，所谓大禹在外治水十三年，而且三过其门而不入的故事，还未流行。二是墨子在论及“古者禹治天下”的东方时说：“东方漏（大）陆，防孟渚之泽，洒为九浍，以楗东土之水，以利冀州之民。”⑹大陆和孟渚的地望，据专家们考证，一在今河北省的任县，一在今河南省的商丘。显然，到了墨子的时代，尽管对禹的功绩已有了相当的夸张，但至多向东也只到冀州范围。再向东，有关兖州的说法，大概还在“创作”之中。总之，为了振奋民族精神，把《禹贡》所说的大九州，当作大禹活动的范围宣传，并不为过。但作为论证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的论据，就难免会造成失误了。

二、“避居”难作故里解
根据文献记载和历史传说，姜太公生平的活动，涉及到了今河南、河北、山东、江苏、山西、陕西以及辽宁等至少七个省份。其中，又以河南和山东两省的最多。辨析有关史料不难明白，凡涉及山东说的，似乎多应落实到“避纣”和“隐居”的上面。然而，不无遗憾的是，“姜文”在解读它们时，却都偏离了这一合理的取向。让我们来看这方面的问题。
首先，在《孟子》的《离娄上》和《尽心上》两篇文章里，有一段重复了的文字，是这样说的：“太公辟纣，居东海之滨，闻文王作，兴曰：‘盍归乎来！吾闻西伯善养老者。’”利用这段话，“姜文”竟得出了如下的结论：“历史上第一个写出姜太公是日照人的，是战国时代的孟轲（约公元前372—289年）。他在《孟子·离娄》中写道：‘太公辟（避）纣，居东海之滨。’”显而易见，这一结论下的也过于简单且违背情理了。因为，且慢说太公避居的只是“东海之滨”，即使是“东海之滨的日照”，按照最简单的推理，太公也只能是“避纣的隐居者”而不会是日照人。顺手可拈的例子是，在《桃花源记》里，“自云先世为避秦乱，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⑺的人，尽管“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但一定会是知其另有“祖根”的。
其次，《战国策·秦策五》里说：“太公望，齐之逐夫，朝歌之废屠，子良之逐臣，棘津之雠不庸；文王用之而王。”这段话中的齐和子良在山东，朝歌和棘津（后详）在河南。它告诉我们的，主要应是两点：一是太公在遇文王之前，原本是一个卑微的人，这层意思，也是说这段话的姚贾借以向秦王辩白的本意。二是太公生平曾经落脚过的四个地方，或者说经历过的几种境遇。可是，同样还是这段话，“姜文”的分析和结论是：
《战国策·秦策》说：“太公望，齐之逐夫。”为何被逐呢？袁珂先生在《古神话选释》中说：“吕望因家贫为妻所逐，故云逐夫。”这与《史记·齐太公世家》所说“吕望尝穷困”是一致的。齐在山东，也可证明姜尚原是古代的山东人。
仅仅凭太公望是“齐之逐夫”、“齐在山东”，就“也可证明姜尚原是古代的山东人”吗？当然不能，否则，我们自然也可以比照着这样说：太公望也乃“朝歌之废屠”、“朝歌在河南”，所以“也可证明姜尚原是古代的河南人”了。我们能这样说吗？当然也不能。这里且不说仅取“齐之逐夫”一句话立论，已经有了断章取义之嫌。至于文中所引袁珂先生的话，原本也是汉人的旧说⑺，姑且不论。只说其用意，是要在齐地为太公落实一个“家”，也是适得其反的。因为，齐地始终都在山东的北部，和地处山东南部的日照很难扯上瓜葛。对于日照说的佐证作用，只能是负面的。
第三，《吕氏春秋·行孝览》里说：“太公望，东夷之士也。欲定一世而无主，闻文王贤，故钓于渭以观之。”⑻乍一看，正如“姜文”所理解的：“太公望”既然是“东夷之士”，岂不就该是日照之人，至少是“山东之人”了吗？其实细想却不然，它和“太公避纣，居东海之滨”是完全一致的。因为，成为一方名士而其故里不在当地的古今人物，不胜枚举。最现成的例子是诸葛亮，虽为“宛、襄名士”，但我们能说他的祖籍或者说故里，不是在“琅琊阳郡”即今山东的沂南，而是在宛或是在襄吗？当然不能。至于“东夷之士”深一层的意义，下面还有专节讨论，此不枝蔓。
第四，在司马迁的《史记·齐太公世家》里有一段话，是姜太公的研究者们常常转引的：
太公望吕尚者，东海上人。其先祖尝为四岳，佐禹平水土，甚有功，虞、夏之际封于吕……或曰：太公博闻，尝事纣，纣无道，去之……或曰：吕尚处士，隐海滨，周西伯拘羑里，散宜生、闳夭素知而招吕尚，吕尚亦曰：“吾闻西伯贤，又善养老，盍往焉。”  
对于这段文字，“姜文”在引用了之后的的看法是：“在这里，司马迁向我们介绍出两个地点。第一，是‘东海’。此说相同于孟轲，只是居于东海之滨的姜尚有了‘上人’的身份。第二是‘吕’……”末了的结论是：“如此，姜太公便只能是古代的日照人了。”
关于“吕”的讨论，后面还要专谈；这里，先说和东海相关的两个问题。一是说“居于东海之滨的姜尚有了‘上人’的身份”不妥，因为上人乃佛家语，西汉时佛教尚未传入中国，倒不如解“上人”为“之人”贴切。二是“东海上人”的称谓本身就说明，司马迁对姜太公的原籍，心中是没底的，这从“东海上人”之后的文字里，紧接着又有两个“或曰”已可确证。此外大家知道，从战国到秦汉，黄海（含渤海）和东海均可泛指“东海”，有《礼记·王制》的“自东河（即黄河）至于东海”可证。从“辽东”到常熟的“尚湖”，茫茫万余里的“东海之滨”，都说有太公的避居之所，又何曾传有太公故居？而且，到了司马迁的时代，营陵（即营丘）属齐郡，海曲（即日照）属琅琊郡，郯城属东海郡早已明确。若是司马迁对哪怕是传闻有知，又怎么会违背他自己“信以传信，疑以传疑”的一贯宗旨，记载得那么含糊呢？
总之，明明的“避居”或“隐居”，若要提升成“祖居”或“故居”，是怎么解释也不会通达的。

三、中原、东夷各不同
要想确定姜太公的故里，首先就得弄清楚姜太公究竟是东夷人，还是华夏人或者说中原人？“姜文”把自己的观点简单地概括为“东夷说”，我们以为，就便于展开讨论而言，确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尽管在论述中存在着不少“知识性错误”（引“姜文”语）。先请看下面的话：
历史上，“东夷”为华夏族对东方诸民族的称呼……“夷”在何处？《孟子·离娄》把地点说得很具体：“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诸冯即今山东省诸城市。虞舜是“东夷之人”，姜尚是“东夷之士”，可见他们是同乡，都是古代的山东人。
关于舜的生地，历代的史家多认为是在冀州。比如《史记·五帝本纪》就说：“舜，冀州之人也。”至于“姜文”解“诸冯”为今山东诸城市，也是不对的。《路史》的罗泌自注是：“（诸冯）即春秋之诸浮，冀州之地。”⑼更有说服力的是，“姜文”紧接上引，又引用了《说文解字》里对“夷”的解释，说：“夷，东方之人也。”这一引，实际上也已经告诉我们，虞舜也好，姜太公也好，都只能算是东方人（如墨子把冀州也认作东方的话），而不能确指为山东人。
为了进一步追寻姜太公的祖根，“姜文”还从考古学的角度入手，把伯夷和炎帝都说成了东夷人：
        从考古角度看，聚居在今山东地区为主的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时期的土著居民，就是历史上的东夷族人。可见山东地区是东夷族的发祥地。姜尚是炎帝的后裔。《国语·晋语》说：“昔少典氏娶于有矫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竹书纪年》说：炎帝“居陈，迁曲阜。”曲阜即今山东曲阜市。炎帝之后十四代是伯夷，为舜四岳长。
        这段话至少有三个要点值得讨论。首先，说“山东地区是东夷族的发祥地”本没有错，错的是混淆了东夷和华夏两大文化集团的界限。近年来的研究成果告诉我们，从新石器时代到商周，东夷民族的文化面貌甚至体质特征，都是区别于中原民族而自成体系的。著名学者严文明先生说：
        现知山东最早的新石器文化是北辛文化，以后依次是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其发展是一脉相传的。中原最早的新石器文化是磁山文化和老官台文化，以后依次为仰韶文化和中原龙山文化，它们的发展也是一脉相传的。两个文化体系间曾发生过一些交流……但都没有成为文化发展的主流。故两个体系本身的文化特色自始至终都很明显。
        山东史前居民（如大汶口文化者）和中原史前居民（如仰韶文化者）的体质特征虽都接近于现代蒙古人种的东亚类型，但仍有不少区别⑽。
        二是把炎帝说成是山东人或东夷人，也明显是错误的。因为大量文献记载、考古发掘以及相应的研究告诉我们：华夏和东夷两大族系，各有自己的领袖人物。在东夷一方的是太昊、少昊、蚩尤；在华夏一方是的炎帝、黄帝、颛顼等等。关于炎帝族的祖居，许顺湛先生认为是“早期在岐山、武功（地属陕西）一带”；顾颉刚先生说，“姜水”和周原的地界相邻⑾；李学勤先生则认为，应是有别于黄帝“中原系统”的“南方的系统”⑿。历史上著名的阪泉之战，不就传说是以炎帝和黄帝为一方，以蚩尤（《盐铁论·结和篇》称还有太昊和少昊，可备一说）为一方，对“帝位”的争夺吗？至于说到“迁曲阜”，即使确有其事，至多也不过是其某一分支的一时行为。试想，曲阜本是少昊之虚、“蚩尤于宇”⒀之地，又怎么会是炎帝的久居之所呢。
        第三，是沿着炎帝“迁曲阜”的思路，再次把“炎帝之后十四代是伯夷，为舜四岳长”，和东夷挂起钩来，更是不对的。我们前面说过，辅佐大禹治水的四岳伯夷，不可能是山东人，证据颇多前面已经讲过。这里，不妨再举一反证，以为补充。《国语·郑语·史伯论兴衰》里说：“姜，伯夷之后也，嬴，伯翳（即伯益）之后也。伯夷能礼于神以佐尧者也，伯翳能议百物以佐舜者也。”伯翳据称乃皋陶之子，《帝王世纪》说：“皋陶生于曲阜。”据有关专家考证，曾威胁过大禹之子“夏启”帝位的伯益，才是地道的东夷人呢。        

四、东吕分明东莒误
要考索姜太公的故里，尤其是其先祖的祖居，还有一个关键环节不能回避，就是关于“吕”的地望问题。“姜文”说：
    姜尚的先祖伯夷，曾做四岳之官，舜、禹时被封在吕地。因为以其封地之名为姓，所以其远祖后裔的姜尚也叫吕尚。那么，这个吕国在什么地方呢？即现在日照市的莒县。《路史·国名记》说：“太公乃出东吕。吕，莒也。”……莒、吕一字也，吕先而莒后。殷代的向国在今莒南，吕国、纪国在今莒县，都是姜姓。殷代吕国既为姜姓部落居地，那么，四岳时代为姜姓吕地，不是很自然的嘛！但是，徐广后来注《史记·齐太公世家》，却说：“吕在南阳宛县西”。将地点搬到了河南省。这是个知识行错误，对后人产生了不良影响。
有关四岳的祖居或者说封地申、吕，典籍中的记载很多，均称原本就是在今河南省的南阳一带，并非东晋的徐广从山东搬移。真正犯了“知识性错误”的，应是“姜文”对史料所鉴不多或是检阅的疏漏。例如，比徐广要早二百多年王符（约公元90—165年），在其所著《潜夫论·志氏姓》⒁中就说：
炎帝苗胄，四岳伯夷，为尧典礼，折民惟刑，以封申、吕。裔生尚，为文王师，克殷而封之齐，或封许、向，或封于纪，或封于申。申城在南阳序山之下……宛西三十里有吕城，许在颖川，今许县是也。
从王符跳过司马迁，再向先秦追寻。我们以为，可以把《诗经》中的两个片段稍作分析，就更加明白了。一是《大雅·崧高》的开篇说：“崧高维岳，骏极于天。维岳降神，生甫及申。维申及甫，维周之翰。”“崧高”是周宣王为其舅公申伯送行的诗，申伯当时要到南阳的谢地就封。诗中的“崧高维岳”指的即今中岳嵩山；“甫”即吕，有《尚书·甫刑》也称“吕刑”为证。这里，周宣王所说的申和吕乃嵩岳之神所生，地处今南阳一带，和《国语·郑语》里史伯说的“当成周（即今洛阳）者，南有荆蛮、申、吕”是完全一致。二是《王风·扬之水》的全诗：
扬之水，不流束薪。彼其之子，不与我戍申。怀哉怀哉，曷月予还归哉。  扬之水，不流束楚。彼其之子，不与我戍甫。怀哉怀哉，曷月予还归哉。  扬之水，不流束蒲。彼其之子，不与我戍许。怀哉怀哉，曷月予还归哉。
《扬之水》是东周士卒为国戍边、抵御南方的荆楚时，怀念情人的诗。对于诗中申、甫（即吕）和许的地望，傅斯年先生说得好：
    如此看来，申、甫（即吕）、许在一块儿。许之称至今未改，申又可知后来在谢，则申、许、吕之地望大致可知了。《郑语》史伯曰“当成周者，南有申、吕”，可知《汉书·地理志》“南阳郡宛县故申伯国”，《水经注》“宛西吕城，四岳受封于吕”，诸说当不误⒂。
那么, 在今天的山东省日照市，当年是否会有另一个“东吕国（乡）”，甚至“皇天嘉之”所封的“有吕”，压根就不在河南的南阳，而是在山东的日照呢？我们说，根本不会。因为从“姜文”来看，充其量所列举的最早史料，也只是南北朝时期，南梁人刘昭在注《后汉书·郡国志》时，转引西晋张华（公元232—300年）所著《博物记》里的话：“太公吕望所出，今有东吕乡。”而所谓的东吕乡，只要稍加剖析就会明白，它实在是“东莒乡”（因地在莒县之东）之误。对此，不妨略举两项研究作为证明。一是逢振镐先生的《山东境内的商诸侯国和姓氏》⒃。文中列举了殷族和外族的诸侯方国共十五个以及相应的姓氏，在今莒县一带的，当时是“蒲侯国”（存亡时间未详），根本未见所谓的“东吕国”或是“土著姜姓”的影子。二是李学勤先生的《论商王廿祀在上（音写）》⒄。李先生根据大量的五期甲骨文和金文认为，“上（写）”乃是殷属的方国,帝辛（或为帝乙）在位的第二十年七月到二十一年二月，曾在那里逗留了八个多月的时间。关于“上（写）”的地望，李先生考证说：“据此，上（写）近于莒，商王且涉沭而至莒，其地应在沭水以东一带地区。”巧的很，所指正是今日照市。
最能证明河南之“吕”与山东之“莒”并非“吕、莒一也”的，说来有趣，竟还是一桩“婚姻个案”。《左传·隐公二年》里说：“莒子娶于向，向姜不安莒而归。夏，莒人入向，以姜氏还。”若是按照“姜文”的意见：“殷代的向国在今莒南，吕国、纪国在今莒县，都是姜姓。”且不说，殷代已有向、吕、纪等国号须待另考，即使假定其有，而且都为姜姓，也是根本讲不通的。因为，“同姓不婚”乃是周代婚姻制度的通则，所谓“虽百世昏姻不通者，周道然也”⒅。试问,莒国倘若真的也是姜姓，又怎么可能婚娶同是姜姓的“自家人”向姜呢?事实上，所谓的“莒”，乃西周兹舆期的封国，当时的国都在计斤（今山东胶州西南），春秋初年才迁到今莒县一带的。至于“莒”的姓氏，《国语·郑语·史伯论兴衰》里说：“曹姓邹、莒，皆为采卫，或在王室，或在夷、狄。”还有说是己姓和盈姓的，不管取哪一种吧，都是和姜姓、吕氏不粘边的。

五、棘津岂宜踞草莱
    为了把姜太公的“户口”落实到日照市，甚至进一步具体到其“东港区秦楼街”，“姜文”还举出了和“棘津”有关的证据。一是梁刘昭为《汉书·郡国志》（应为《后汉书·郡国志》之误）作注的话：“太公吕望所出，今有东吕乡，又钓于棘津，今津（应为浦）尚存。”二是“光绪版《日照县志·古迹》记云：‘棘津，城东二十里，去海里许。’”三是“清代名士丁恺曾所著《西海征》里的话：‘今县东二十里，去海里许有姜公台故址，其旁溪水清濂，即棘津也。质之诸书，若和符节。’”总结性的征引和意见是其第四：
元代于钦编撰的《齐乘》一书中所记姜尚出生地最具体。他说：“莒州东百六十里有东吕乡、棘津，在琅琊海曲。太公望所出。东吕乡，析其地为日照县。”这是在历史上第一次直接点明了姜太公是古代的日照人。
好了，对于上述证据和观点，我们以为，需要讨论的关键问题至少也有三个。首先,就笔者孤陋的见闻所知，涉及姜太公行踪的棘津，至少有《战国策·秦策五》的“棘津之雠不庸”；《韩诗外传》的“赁于棘津”和“卖食棘津”；《史记·游侠列传》的“困于棘津”；《说苑·尊贤》的“棘津迎客之舍人也”等五说。只要简单地归纳一下，就会悉数明白，棘津乃是太公临时旅次谋生之所，而非原籍。尤其是“困”和“赁”的寓意更为清楚。不然的话，那屠牛的朝歌，被逐的子良，不也都要成为姜太公的故里了吗？其次，还是上列的五说棘津，无一不像是容得商贾开市、行人过往的邑落。那么，日照的棘津能与其“若和符节”吗？我们以为，显然不能。因为道理很简单，且慢说距海只有“里许”的“棘津”，在当时似乎还应是不毛之地，就是太公被封的营丘，虽然距海岸已有相当的进深，而且有殷代的经营基础，按照大量典籍的说法，都还是“地泻卤，人民寡”（《史记·货殖列传》）；“负海，泻卤，少五谷而人民寡”（《汉书·地理志下》）；需要“辟草莱而居之”⒆的。第三，和梁代的刘昭约略同时或稍早的郦道元（公元466或472—527年），在其所著《水经注·河水五》中，对棘津有一段很详备的述论。说到了河北广川的“棘津”，安徽谯郡的“棘津”以及河南“东郡、河内之间”的“棘津”和“犹孟津也”的“棘津”。并且，在末尾引了两个人的话做了概括性的总结：
韩婴云：“吕望行年五十，卖食棘津，七十则屠牛朝歌，行年九十，则为帝师。”皇甫士安云：“欲隐东海之滨，闻文王善养老故入钓于周。今汲县城亦言有吕望隐居处。起自东海，迄于酆、雍，缘其径趣，赵、魏为密，厝之谯、宋，事为疏矣。”
可以清楚地看得出来，所论惟独没有提及山东日照的“棘津”。是否由于郦氏见闻不广，足迹未曾到达当时山东“棘津”的所在地莒县，所以造成了遗漏呢？我们说，也不是。因为在《水经注·沭水》篇里，明明又有这样的描述：“（沭水）又东过莒县东。《地理志》曰：‘莒子之国，盈姓也，少昊后。’（守敬按：见城阳国莒县下。盈、赢同。《春秋世族谱》：莒国赢姓，周武王封兹舆期于莒，初都计，后迁莒。《世本》：自纪公以下为己姓。按《郑语》史伯又云曹姓。）⒇”问题到此，已经完全明朗化了。原来，郦氏对“莒”乃东夷之后，莒、吕的渊源和祖属不同，地望千里相隔等史实，是了如指掌的。在此情况之下，又怎么可能指望，让郦氏把一个随时都会被海潮吞没的清濂“溪水”也当作“棘津”呢？
    小    结
要解决历史上的悬案或者说有争议的事件，不但必须依靠大量的史料和考古发掘，所谓“二重证据法”，更重要的还在于正确而全面的理解。通过上述讨论，我们以为至少应该达成这样的共识：一、东夷和华夏的文化以及族属，从史前到夏商都是自成系统的，东夷有代表人物蚩尤、皋陶、伯翳，华夏有代表人物炎帝、共工、伯夷等，也是传承分明的，所谓“土著姜姓”，并无实际的凭据；二、吕国在在嵩山脚下，始封于夏前，莒在东海之滨，始封于周初，从地缘到姓氏，均无相通之处，东吕乡实乃“东莒乡”之误；三、殷周之交乃至东周、两汉的棘津，都该是一个相对繁华的邑落，即使相信棘津乃“孟津”的取义，也要比仅距海边“里许”的棘津要实际的多。有了以上三点，我们是否可以这样结论：要说姜太公曾避居日照市的东吕乡似乎尚有可能，要说那里一定是他的祖居或故里，是否还需要找到新的可靠证据呢？


王振中
2003年3月一稿
                        2004年7月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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