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的大运河茶叶贸易

发布: 2009-3-08 15:42 | 作者: 李菁 | 来源: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 查看: 65次

　　[内容提要]唐人贵茶有个南风北渐的过程。饮茶之风在北方的兴起与佛教发展、文人宣扬及唐代江淮种茶业迅速发展有关，但这些都是外部原因。本文认为，由于隋唐大运河是唐代茶商的主要贩运之路，是茶商通过大运河将茶叶贸易这一物质行为与饮茶风俗向北流传这一文化现象有机地结合起来。因此，大运河可视为唐代饮茶之风的北渐之路。而这种现象的出现又与唐代南北文化的融合密切相关。
　　[关键词]大运河；饮茶之风；北渐；南北文化

　　隋唐大运河全线开通于隋炀帝大业年间，呈南北走向。它流经全国经济发展、人口增长速度最快的江淮地区，对封建王朝的漕运事业以及改变南北经济格局、促进国内外经济文化的交流有着难以估量的贡献。正所谓“功在当代，惠及长远”。有唐一代能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一个繁荣时期，与其最早承运河之惠是有相当密切之关系的。大运河膏泽唐朝处颇多，如为中央漕运东南粮食和物资，促进南北经济的发展以及沿岸商业城镇的繁荣等等，可谓功不可没。对此许多学者已进行过深入的研究，今笔者不揣浅陋，拟就大运河对唐代北方饮茶习俗的推动作用略抒一管之见，以求教于诸位方家。

　　唐人贵茶有个南风北渐的过程。茶自被神农氏发现后，因其有解百毒之效，在较长的时间里多用作药物或祭祀品，有时也被当作蔬菜一样食用。从现存较早的茶叶文献——西汉谏大夫王褒所作《僮约》来看，至迟到西汉，茶叶的生产已从其原产地云南发展到了四川西北部，且产量不小；茶叶被当成饮料，并已形成市场，拥有一定的消费群体。不过，当时茶叶的消费尚未完全大众化，茶在一定程度上仍被视为珍贵之物。魏晋、南北朝时期，产茶渐多，陕南、淮河流域、长江中下游地区茶园遍布，饮茶之风也传播日广，有的地区还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制茶、泡茶法。如《太平御览》卷867引《广雅》云：“荆巴间采叶作(茶)饼。成，以米膏出之。若饮，先炙令色赤，捣末置瓷瓶中，以汤浇覆之，用葱、姜笔之。其饮醒酒，令人不眠。”在长江下游的广陵，“晋元帝时，有老姥每旦独提一器茗，往市鬻之，市人竞买。””可见，不光是茶叶，现成的茶粥也已进人了市场。南人饮茶，已成风俗。

　　然而当时茶在北方却不受欢迎，多数北人不惯饮茶，甚至有以之为耻者。北魏杨街之《洛阳伽蓝记》卷3中说：(琅琊人王肃)初入国，不食羊肉及酪浆等物，常饭鲫鱼羹，渴饮茗汁，京师士子见肃一一斗，号为漏扈。……彭城王重谓(肃)曰：“卿明日顾我，为卿设邾莒之食，亦有酪奴。”因此复号茗饮为酪奴。时给事中刘缟慕肃之风，专习茗饮。彭城王谓缟曰：卿不慕王侯入珍，好苍头水厄，海上有逐臭之夫，里内有学颦之妇，以卿言之，即是也。其时彭城王家有吴奴，以此言戏之。自是朝贵宴会，虽设茗饮，皆耻不复食。惟江表残民远来降者好之。

　　“漏扈”、“酪奴”、“水厄”皆为嗜茶者的浑名，均非雅称，北人不好茶饮，从这段记录中便可见一斑，这种状况至中唐方始一变。唐中期前后，茶的饮用开始普及到北方。时“关西、山东闾阎、村落皆吃之，累日不食，犹得不得一日”，饮茶成为一件很家常的事；且饮茶之人多而广，已成“比屋之饮”之势”，“自梁、宋、幽、并间，人皆尚之，赋税所人，商贾所赍，数千里不绝于道路”。邹、齐、沧、棣等州乃至京邑城市，茶店茶肆遍布，四方往来之人，“不问道俗，投钱取饮”，十分方便。用唐人封演的话说：“按此古人亦饮茶耳，但不如今人溺之甚，穷日尽夜，殆成风俗，始自中地，流于塞外。””可见，今日我国大江南北、长城内外，无一处不晓茶，无一人不饮茶，这种风气肇始于中唐。

　　那么，是什么因素使得唐代饮茶之风北移呢?一般认为，有这么几个方面的原因：其一，佛教的发展。南北朝时期，佛教盛行，佛家弟子的重要修行之一，便是坐禅。由于饮茶有却睡之效，一时间，茶在气候适宜的南方各山各寺广泛种植。饮茶风气迅速流传于各大小寺庙，至有“茶佛一味”说出现。至唐，仍是如此，尤其是重坐禅、断食及苦思渐悟的北禅宗在北方兴起后，茶叶成为与之相伴随的特殊饮料，几乎无一寺无茶。僧人饮茶既已成风，民间奉佛者自然转相效仿。因此，借着佛教的力量，民间饮茶之风由南渐北，遍及全国。《封氏闻见记》卷《饮茶》中有段记载，也明确指出大兴禅教对饮茶的影响：“茶……南人好饮之，北人初不多饮。开元中，泰山灵岩寺有降魔师大兴禅教，学禅务于不寐，又不夕食，皆许其饮茶。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从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所以，可以这么说，佛教在唐代被推广的同时，也带动了北方的饮茶之风。

　　其二，文人的推崇与宣扬。正如诗僧皎然所言：“俗人多泛酒，谁解助茶香?””在文人心目中，茶是高洁、脱俗的代表，与大多数文人的审美情趣不谋而合。而且，茶还能激发文思，所谓“三碗搜枯肠，唯有文字五千卷”。一碗茶下肚，文思顿如泉涌，足可见茶助诗兴、发文思之神力。唐代文人创作了大量与茶有关的诗文，如钱起的《与赵莒茶宴》、顾况的《茶赋》、刘禹锡的《西山兰若试茶歌》”、元稹咏茶的《一字至七字诗》、皮日休与陆龟蒙的《茶中杂咏》唱和诗十首等等。作为先进文化的代表者和推动者，文人在创作这类诗文时，虽绝大多数为的是抒发一己之情愫，但就客观效果而言，这些作品极有力地奠定了茶在唐人、尤其是北人心中的地位。文人嗜茶、赞茶、相互之间赠茶、谢茶，都可能为百姓所仿效。从这个意义上说，茶能走进寻常百姓家，成为家常饮料，并进而发展成为社交活动中的媒介，其中文人的诗文无疑起有很大的宣传作用。

　　其三，江淮种茶业的迅速发展。中唐以后，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单一的农业经济格局被打破，农业、手工业、商业齐头并进，呈现出良好的经济发展态势。江淮一带，丘陵和山地被大量开发出来，用于种植各种经济作物，茶树即其中之一。时江淮种茶技术已有明显突破，有些区茶叶产量相当之大，绝非南北朝时寺院茶园可比。如面积并不大的湖州顾渚山，每年贡焙就高达18400多斤*。常州义兴县所产的紫笋茶，也是当时名晶，与顾渚山紫笋茶一起被列为长庆年间的贡品。卢商《请增加盐额奏》中曾提到：“常州自开成元年七月二十六日敕，以茶务委州县，至年终所收，以溢额五千六百六十九贯，比类盐铁场院正额元数，加数倍已上。””所纳税额既高，说明常州紫笋茶的产量不小。宣歙地区亦为唐代重要的茶叶产地，所产茶叶首屈一指，尤其是歙州祁门县，茶树遍植，农民十之七八以茶为生，出产的祁门茶名噪一时，四方贾客摩肩接迹而至”。与歙州毗邻的饶州，元和初仅浮梁一地，“每岁出茶七百万驮”、“税十五余万贯”；附近的婺源、德兴产茶量也不小，南唐人刘津《婺源诸县都制置新城记》中称：“太和中，以婺源浮梁祁门德兴四县，茶货实多。”此外，婺州、睦州、寿州霍山、舒州天柱山、蕲州蕲门等，均有茶区分布。
 
　　江淮种茶业的迅速发展还可从朝廷征收的茶税中体现。自德宗贞元九年(793)诸道盐铁使张滂奏请税茶以后，此法在唐朝便常行不废，且税率不断提高，高额的茶税同盐利一样，成为国家财政的来源之一。史料所见唐政府获得的茶利主要有：“自此(指张滂请税茶后)每岁得钱四十万贯”，(穆宗即位后，盐铁使王播)“增天下茶税，率百钱增五十”“(据此，在全国茶叶产量与交易情况同贞元年间相差不大的情况下，以贞元得钱40万计，是年朝廷可获茶利60万贯)，“开成元年，……诸州牟利以自殖，举天下不过七万余缗，不能当一县之茶税”，“(大中初)天下税茶增倍贞元””(当计80余万贯)等等。从上述史料可知，唐政府所获的茶利从贞元九年起，直至唐末，始终呈上升趋势。这一方面是因为政府所定的税率不断上调(当然，这期间也曾有过税率下调，如文宗开成元年(836)，李石为相，“以茶税皆归盐铁，复贞元之制”9，即恢复10％的税率)；另一方面则在于茶叶的生产和交易情况与贞元年间相比，有明显的提高，因此即使政府税率下调，茶利所得也丝毫不见少。

　　有唐以来，江淮地区凭借其良好的交通条件和地理位置，迅速发展商贸。大运河的开通，更促进其水运的发达，使该地区的商贸渗透到四面八方。就茶叶而言，四方茶商云集于此，携带“银缗缯素求市”，“或乘负，或肩荷”，或“先以轻舟寡载，就其巨蝗”，将本地或邻近产茶州县的茶叶贩运至北方，舟楫声昼夜不息。日益扩大的市场需求量必然刺激茶叶的生产，促使种茶和制茶技术不断革新、茶叶的产量和质量不断提高，而优质高产的茶叶又必将吸引更多的商贾前来争购。中晚唐江淮的茶叶生产，应该说，就处在这样一个良性发展的态势之中。北人的饮茶之风，则是这一生产与市场循环系统中不可或缺的环节。

　　由于上述诸方面的原因，饮茶时尚于中唐前后，在全国各地风行开来。但值得注意的是，僧人、文人的崇茶让百姓从意识上接受茶，茶业发展也只是为饮茶之风提供了物质基础，要使这种风尚在饮茶尚未完全普及的北方和以肉类、乳酪食物为主的游牧区盛行，还需要适当的催化剂，这个问题在唐代因为大运河的开通而被解决了。唐时，由于产茶地多在南方，如巴蜀、江淮、两湖等地，茶商大都从这些地方集散，贩运四方。不排除他们沿陆路北行的可能，但在便于大宗货物转运的水运仍作为主要运输方式的唐代，缘运河北上无疑是茶商最佳的路线选择。正如李吉甫所说：“自扬、益、湘南至交、广、闽中等州，公家运漕，私行商旅，舳舻相继。隋氏作之虽劳，后代实受其利焉。”很明显，在这支繁忙的商旅队伍里，不乏茶商的身影。所以，可以这样认为，大运河促进了南北两地的沟通，使北人与南人之间的交往更加频繁，风俗习惯也互相影响。没有这个文化背景，饮茶之风的北渐之路恐怕还要更长。中唐以后，唐政府越来越倚重江淮漕运，运河发挥的社会作用也越来越大，南北各地加速了文化融合的进程，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直到盛中唐之交，北方百姓才较广泛地接受饮茶。

　　简单地说，假如我们把文化大致分为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三类，那么，饮茶风俗由南而北的流传当属于精神文化体系，而茶叶的交易则完全属于第一类的物质文化。这两种文化在中晚唐得以有机的结合，缘于诸多因素，但有一个因素是不可忽视的，即二者拥有同一个物质载体，或者说同一个媒介，那就是茶商，确切地说，主要是缘大运河北上的茶叶运商。换言之，北人对茶叶的需求为茶商提供了商机，而当茶商将茶叶沿着运河由南向北大量转运时，饮茶之风也随之日益普遍，呈现出由南而北的渐进过程。

　　所以，下面来看看茶叶的北运。不可否认，由于茶区广布于南方各州县，各地茶叶除留于本地消费外，若要运往他地销售，可供选择的途径是很多的。但正如前文所提到的，大运河无论从运费、运量还是便利程度上考虑，都是各地茶商北上的首选之途，包括来自远在长江上游的蜀地的茶商。因此可以说，江淮一带除短途贩运的茶商因“东南郡邑无不通水”而可能取道其他河渠外，绝大多数以北方为主要销售地区的茶商都可能选择运河。也正因为如此，运河上才可能出现“弘舸巨舰，千轴万艘，交贸往还，昧旦永日”的盛况，晚唐的汴州城内，也才会有“水门向晚茶商闹”的热闹场面。

　　从下列史料中，我们可以大致追述到中晚唐茶商的贩运足迹：

　　自邹、齐、沧、棣，渐至京邑城市，多开店铺，煎茶卖之，不问道俗，投钱取饮，其茶自江淮而来，舟车相继，所在山积，色额甚多。邹县属河南道，在兖州境内，齐州在河南道北部，沧州、棣州同属河北道南部，四地在地理位置上连成一片，分列于黄河下游南北两岸。这些地方以及京邑一带城市茶铺里的茶叶都来自江淮，市场如此分散，运途只能是选择汴河，然后再在汴州或宋州集散。

　　常鲁公使西蕃，烹茶帐中，赞普问曰：“此为何?”鲁公曰：“涤烦疗渴，所谓茶也。”赞普曰：“我此亦有。”遂命出之，以指曰：“此寿州者，此舒州者，此顾渚者，此蕲门者，此昌明者，此潍湖者。

　　西部边民饮茶始自文成公主和亲，当时茶叶曾作为陪嫁之物一同前去，随后吐蕃连同回纥百姓皆嗜茶成风，竟至“宁可三日无油盐，不可一日无茶”的程度，中唐以后政府与吐蕃、回纥长达数百年的“茶马交易”也与此风之盛行有关。从赞普摆出的名茶可以看到，当时东南出产的茶叶已向西北销售。毋庸置疑，至少寿州、舒州和顾渚的名茶是通过运河运至西蕃的。

　　濠亳徐泗汴宋州贼，多劫江南淮南宣润等道；许蔡申光州贼，多劫荆襄鄂岳等道。劫得财物，皆是博茶北归本州货卖，循环往来，终而复始。这段史料记载的是“劫江贼”劫江区域的划分。泗、亳、徐、汴、宋等州都位于河南道，濠州虽位于淮南道，但与徐泗二州毗邻，这六州分别由汴水、蔡水、涡水、泅水、淮水等几大水系沟通。来自江南、淮南和宣润等道的货物(也包括漕米或贡品)，常为这几州的“劫江贼”所劫。可以推测，这些货物若不被劫，必定也是要沿淮、汴河运至北方各地的。再者，“劫江贼”以劫掠所获的财物入江淮一带茶山博茶，转换成合法身份后再北归本州转运倒卖，其所走水路中，汴河亦当是主要的一条。

　　泗口税场，应是经过衣冠商客金银、羊马、斛斗、见钱、茶盐、绫绢等，一物已上并税。”泗口为泅水与淮水的会合处，淮阴一带，从邗沟转运汴河须经此地。而在经过这里的茶商中，自然有一部分是要沿汴河再行北上的。

　　类似记载还有不少，此处不赘举。从运河上运来的茶进入北方市场后，主要以两种方式流通，其一，茶叶的直接交易；其二，茶水作为饮料在茶肆中交易。但无论以何种方式，其结果都一样，即促使饮茶之风行于更远更广，使普天之下，从宫廷到民间，从文人到百姓，从僧道到隐者，无人不识茶味，无人不闻茶香。宫中饮茶不必多说，每年大量进贡的名茶就是证明；文人闲时待客、独处咏怀乃至友情往来，也都少不了茶。柳宗元有诗《奉和周二十二丈酬郴州侍郎衡江夜?自得韶州书并附当州生黄茶一封率然生篇代意之作》，记的是从韶州寄往郴州的茶；刘禹锡《尝茶》诗曰：“生拍芳丛鹰觜芽，老郎封寄谪仙家。今宵更有湘江月，照出菲菲满盟花。”这是在朗州饮茶；刘言史《与孟郊洛北野泉上煎茶》云：“粉细越笋芽，野煎寒溪滨”，这是在洛北野外，煎饮来自越州的茶；白居易诗《萧员外寄新蜀茶》”中，写的是从蜀地寄往渭水之滨的茶；“闲吟工部新来句，渴饮毗陵远到茶”，他这品的是常州茶；朱庆余《凤翔西池与贾岛纳凉》诗云：“拂石安茶器，移床选树阴”，是在西北风翔饮茶纳凉；而徐铉《和萧郎中小雪日作》曰：“征西府里日西斜，独试新炉自煮茶”，却又是在征西府里晶茶了。可见，茶在唐代已完全进入文人的生活中，成为文士文化的一部分。

　　茶也同时进入了平常百姓家，成为民俗文化的一部分，所谓“尚茶成风”。、“穷日尽夜，殆成风俗，始自中地，流于塞外”，都是当时百姓嗜茶的真实记录。再举几个百姓家常生活的例子：

　　(荥阳生与长安妓李娃初会。)复坐，烹茶斟酒，器用甚洁。……(李娃引荥阳生入姨宅)，俄献茶果，甚珍奇。

　　(王仙客寻无双，)因令塞鸿假为驿吏，烹茗于帘外。……(王仙客见古押衙，)古云：“杀却也。且吃茶。””

　　(崔莺莺赠张生)玉环一枚，兼乱丝一绚，文竹茶碾子一枚。”从这些传奇作品中可知，茶在各地百姓的生活中，已是很平常的待客必备晶了。

　　茶自为神农氏发现以来，经历了漫长的岁月，到唐代终于融人广大百姓尤其是北方百姓的生活中。从南北朝到唐代，从《洛阳伽蓝记》中关于“漏扈、酪奴、苍头水厄、耻不复食”的记载到“穷日尽夜、尚茶成风”，其间是有一个文化融合的过程的。寺院兴茶在南北朝已很普遍，当时的文人亦多作诗、赋赞茶；南方茶业发展的速度也相当之快。然而南人饮茶仍为北人所不耻，可见本质的原因还在于南北两地文化的差异，在于北人优越于南人的惯有心态。由于历史上封建国家长期以来以北方为政治文化重心，使南北两地在文化上造成极大的差距。

　　从物质文化上看，北方先进于南方；从朝廷政策的倾斜上看，仅人才吸纳一项，朝廷就明显偏重北方，朝中北籍官员远远超出南籍者；从精神领域看，北方名人多于南方，文学艺术作品先进于南方，北人在心态上优越于南人。在这种文化背景下，北人主观地排斥流行于南方的饮茶是完全可以想见的。而进入唐代，南北大一统兼之大运河的开通，不仅在政治上和地域上结束了分裂局面，更重要的是，在文化上促进了南北两地的融合。兼之中晚唐以后，东南地区在全国的地位突显，其经济和文化的发展都呈现出不可低估的势头，南粮北调以及包括茶叶在内的南方物资的北运又日益加强北方对南方经济上的依赖。不言而喻，这种态势会对南北两地间的隔阂发挥潜在的消解作用，而这对于两地文化的融合，也未始不是件好事。可以这么说，没有这些物质准备，唐代文化的繁荣不可想象，北人最终能接受饮茶并达到“比屋之饮”、“穷日尽夜”的狂热程度也不可想象。所以，有理由认为，承载过无数茶船的运河就是唐代饮茶之风的北渐之路。而且，从这一意义上说，《封氏闻见记》中关于开元中泰山灵岩寺降魔大师因兴禅教而带动北人饮茶的记载，就不能简单地理解为饮茶之风在北方兴盛的起因，而只能视作中唐以后南北文化融合大背景下的一种文化现象。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3年03期 作者：李菁（厦门大学 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