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的个人回顾——兼致《南方都市报》和朱学勤先生-薛涌 - 新浪BLOG

可惜，到了年终，该报不仅不对自己不光彩的行为有一番反省，反而搬出一位颇有些声望的专家为自己辩护，发表了对朱学勤先生的访谈录《2007：思想在破局，改革要开放》。

我不认识朱学勤先生，对他的学术也不了解，但知道他一贯奉行的自由主义立场，并听说他做人还是真诚的。然而，看了这篇访谈录后，对他大感失望。一个自由主义者，在谈这一问题时，最不能回避的是言论自由问题。我和《南方都市报》在这个问题上的纠纷，朱先生不可能不知道。而朱先生居然在年终应言论警察之邀回顾这一敏感问题，完全绕开了“我可以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要捍卫你说话的权利”的立场，显示了其不可否认的双重人格。同时，他以学者的身份，大谈“民粹主义”的危害和危险，既脱离了中国的现实，有暴露了其学问的荒疏。为此，我试图从受害者的立场进行一番回顾，希望促使他和《南都》反省。

首先不妨看看《南方都市报》和朱先生如何唱和的：

南：茅于轼《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也是今年的重磅话题，其文本较粗糙，但其冲击力，其反响及这种反响折射的民粹主义心理，却是不可以忽视的。
朱：茅于轼那个表达可能粗糙一点，但从茅于轼一生的实践来看，他绝不是攻击他的人丑化的那样。茅于轼的本意是，应该为富人合法致富辩护，但不必为他们办事了，他们办事能力够强了。而穷人要脱贫，最缺的就是具体脱贫的办法、渠道、资金，而不是高调叫喊，所以他说，要为穷人办具体实事，我觉得无大错，他自己办保姆学校，办小额贷款，言行一致。这样的老人应该引起社会敬意，而不是敌意。
南：民粹主义到底是什么概念？
朱：民粹主义在俄国19世纪中叶出现，它的第一层是社会发展理论，可以依赖前资本主义温情脉脉的封建关系，领主和农民之间的相互扶助，共同体的集体感情等等，跳过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直接跨入社会主义，即跨越式发展，但现在证明没有哪个国家能这样跨越。第二层带有伦理学意味。它认为资本主义破坏人的感情，破坏原始道德，纠正这种道德恶果的力量只能来自于田间地头，来自未受资本主义污染的底层民众。第三层是它的引申，民粹主义一般都会带出反智主义，带出对知识分子的仇视。早在19世纪70年代，俄国民粹主义就喊出了一个口号：脱下学生装，穿上粗布衣。这个理论是从法国革命卢梭“高贵的野蛮”而来，到中国又被表述为毛泽东的“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法、中、俄三国民粹主义激进传统，一脉相承。现代法兰克福学派的反异化批市场经济理论，还有这个东西的子。中国一部分文学型知识分子，理性思维不健全，既憎恶“文革”迫害，又沉溺所谓都市生活之“乡愁”，不知不觉又从法兰克福学派那里接回来这个影子。
南：民粹主义在中国处于什么状态？有什么现实危险？
朱：中国的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特别深厚，进入资本主义又是被迫的，心不甘
情不愿。民粹主义经常会在市场关系发育到某一个节骨眼上，比如在贫富分化、
劳资紧张时跳出来。市场经济度过这个瓶颈以后，回过头来会反馈整个社会，但你要在这个瓶颈挑起民粹主义，确实是非常危险的事情，它有可能中断市场经济的发展，至少是干扰它的正常进程。

显然，一开篇，《南都》就意识到茅于轼的“为富人说话”论有问题，终于尤抱琵芭半遮面地承认茅的说法“粗糙”。不过马上又说：“但其冲击力，其反响及这种反响折射的民粹主义心理，却是不可以忽视的。”《南都》想说的话是：茅的观点对错不是个重要问题，重要的是这种观点不能批评；如果对这种观点进行批评，那是极端危险的。换句话说，在这个问题上，没有言论自由可言。该报有充分的理由履行言论警察的职责。朱先生也正是这样说出了《南都》想说而不好说的话：茅无大错，反而批茅的言论很危险，《南都》的言论警察当得好！

茅无大错吗？根据朱先生的解释：“茅于轼的本意是，应该为富人合法致富辩护，但不必为他们办事了，他们办事能力够强了。而穷人要脱贫，最缺的就是具体脱贫的办法、渠道、资金，而不是高调叫喊，所以他说，要为穷人办具体实事，我觉得无大错。”如果朱先生这样的大学教授也看不出茅的话错在哪里，我就费心点拨他一二。

第一，说话就是办事，不说话就是不办事。即使在主权在民的民主国家，为富人办事，主要的一个形式就是为他们说话。这一点，你看看华盛顿的游说团就明白。这些游说团的功能就是说话，而且他们是富人直接出钱雇来办事的。朱先生也许英语不灵光，即使出国，也许也听不懂电视上讲的是什么，或者只能靠几个中译本过日子。他不了解国外的情况，倒还可以原谅。但是，他难道还不了解国内的情况吗？房地产商开个会，请那么几个“德高望重”的学者坐一坐，几万现金在塞到腰包里。一些口口声声市场、口口声声私有财产的学者，真到小民百姓的利益和房产在拆迁中受到大资本的威胁时，突然一百八十度大转向，说拆迁户不应该按市场价值得到补偿，甚至编造出一个美国的新伦敦案来，证明美国也不保护私有财产。这种为“富人说话”，难道不是为富人办事吗？朱先生装什么糊涂？

第二，即使以“说话”而论，在目前中国的实际情况下，该强调为穷人说话呢，还是该强调为富人说话？比如，某富人家举行婚礼，一队“悍马”招摇过市，堵塞交通。警察居然不管，推说车队折挡车牌，无法查找。堂堂一个城市，这么一大队车游行这么久，交通瘫痪，警察难道不知道是谁家的车？这样的警察，还能上岗吗？中国难道没有不得非法游行集会的法令吗？难道乘“悍马”游行就不是游行了？难道徒步走走就不行了？难道坐买的起“悍马”的就不会扰乱治安，买不起的就一定要当孙志刚？朱先生在上海，听说过美国一个傻妞最近的故事吧？她在美国被媒体贬得臭不可闻，跑到上海城隍庙大闹小吃街，一个人进餐馆消费，保镖要把所有老百姓都挡在门外。要知道，这位小姐的财富是“勤劳致富”而来。那位“悍马”车队主人的财富也可能是合法所得。你还要为他们怎么说话呢？中国难道还没有给他们提供足够的保护吗？朱先生既然在大学教书，我就让朱先生设想一下：在目前的现实下，如果一个女学生在校园里骑车时被一辆豪华车给挂倒，会有什么样的结局？是车主赔礼道歉，还是车主跳下车来大骂受害人？警察首先抓谁？人家车主也许是合法致富后到学校捐款来的；那女孩子也许是领奖学金的贫困生。在这种情况下，朱先生是否一定“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呢？

第三，朱先生是学者，谈此问题不忘自己的“学问”。他分析“民粹主义”之天真和危险时有这么一段话：“它的第一层是社会发展理论，可以依赖前资本主义温情脉脉的封建关系，领主和农民之间的相互扶助，共同体的集体感情等等，跳过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直接跨入社会主义，即跨越式发展，但现在证明没有哪个国家能这样跨越。第二层带有伦理学意味。它认为资本主义破坏人的感情，破坏原始道德，纠正这种道德恶果的力量只能来自于田间地头，来自未受资本主义污染的底层民众。第三层是它的引申，民粹主义一般都会带出反智主义，带出对知识分子的仇视。”我还是劝先生，在不能熟练地阅读西方文献之前，不要妄谈西方，否则只能透露自己的无知。朱先生的观念框架，基本还是马克思的社会发展阶段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解释历史，也跳不出过去教科书上的一些陈旧知识。要知道，西方宪政的成立，特别是英美普通法传统宪政的成立，很大程度上就是“依赖前资本主义温情脉脉的封建关系，领主和农民之间的相互扶助，共同体的集体感情等等”。《大宪章》就是这种封建关系的精辟表述。事实上，在创造现代民主和资本主义的过程中，凡是能较好地保存这些“前资本主义”的封建关系的国家，发展得都比较成功。彻底否定了这些关系的国家，才会走法国甚至俄国的道路。这一点，我不指望朱先生能够读懂J.C. Holt那样坚深的著述，但至少我刚刚出版的《学而时习之：论语研究之一》应该读得明白，免得日后抱着陈腐的知识在课堂里瞎扯、误人子弟。

第四，我希望朱先生能够明白，以先生的标准，美国其实有非常强的反智主义传统，也有非常强烈的民粹主义传统。读读杰佛逊吧。正因为有这些传统，并且能够借助这些传统制衡市场经济，美国的市场经济才比较有社区的温情，没有出现欧洲那样强大的社会主义运动。政府才能基本置身于市场之外。朱先生走南闯北，不妨设想一下：如果茅于轼的言论在美国这样的民主国家说出来，普通老百姓以及媒体会怎么反应？我挑战你找出一个能够容忍这样的知名人士的野蛮言论的民主和市场经济的国家。如果你外文不灵光，根本无法在民主和市场经济的国家中和老百姓直接对话，也看不懂人家的报纸，听不懂人家的广播电视，就不妨放下精英的架子，别一天到晚觉得老百姓什么也不懂、容易被民粹主义煽动、只能听你们这几个明白人的。你自己也不好好想想，你觉得中国的普通百姓愚昧无知，但在民主和市场经济长期生活的人的眼中，你不也是一个大字不识吗？

人都受经验、学识、和历史的限制。学术上的欠缺是可以原谅的。我们都逃不出被后辈所笑的命运。但是，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精神上的节操还是应该也可以保持的。这样出来为言论警察辩护，也难怪会把中国的自由主义搞臭了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