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为何“怕看病” - 岑科 - 草根网

　　虽然身份不同、地域不同、梦想不同，这些人却有一个共同的恐惧——如果问他们最担心什么，绝大部分人会说，最担心自己或自己的家人生病，必须到医院去——因为这可能花费一笔他们根本无力负担的费用。敏锐的艺术家抓住了这一点。在一部名为《为爱结婚》的电视剧中，女主人公的哥哥因重病住进医院，她的父母不希望治疗因为缺钱而中断，强迫她嫁给一个她不爱的有钱人，但她不愿那么做。后来，她的哥哥怕拖累她的幸福，跳楼自尽。

　　在现实中，“怕看病”几乎成为中国人的一大特征。2004年，卫生部公布的《第三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主要结果》显示，中国有48.9％的居民生病不去看医生；2005年底，在哈尔滨的550万元天价医疗费事件曝光后，有人感叹：在中国，别说普通人，就是一般的有钱人——如果不是特别富有的话，患病时也难逃无钱医治的危险；2007年，在中国社科院每年出版的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报告涉及的调查中，“看病难、看病贵”超过“就业失业问题”和“收入差距过大、贫富分化”，成为中国居民最关心的社会问题。

　　政府无法对此视而不见。“在这个问题上群众不满意，我没有做好工作，愧对百姓……”主管卫生工作的副总理吴仪在2007年3月的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这么说。而在此前，2006年9月，政府已成立了由发改委、卫生部、财政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民政部等15个部门组成的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部际协调小组。医改协调小组组长之一、卫生部部长高强表示，医改新方案将在2007年内出台，“要着眼于人人享有基本卫生保健服务……建设让群众能及时就医、安全用药、合理负担的医疗服务体系。”

　　为了慎重起见，医改小组采取集思广益的办法，分别委托世界银行、世界卫生组织、麦肯锡公司、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多家机构制订六套以上的参考方案，准备在这些方案的基础上形成真正的医疗改革方案。高强说：“医改方案的制定，民主程序一定要走……在适当的时候政府还会举行听证会，甚至搞一个网上公示，让所有的人都有表达意愿的机会。”

　　到2007年5月初为止，新的医疗改革方案草案还没有出台。不过在此之前，卫生部倾向的医疗改革思路已经日渐清晰。从2007年1月到4月，卫生部官员在多个场合反复强调，医疗改革的重点是建立四项基本制度，即：一、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卫生保健制度；二、服务于全社会的多层次医疗保险制度；三、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四、科学规范的公立医院管理制度。

　　在卫生部官员的设想中，“四项基本制度”为中国的城乡居民构筑了这样一个美好的未来：任何一个中国人，除了可以享受免费的预防保健等公共卫生服务以外，还将享受“按成本收费”的基本医疗服务；如果患了重病，则有某种形式的社会保险为他支付高额医药费；在公立医院，医生不能把为患者治病作为牟利的手段，而要把它作为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针对“以药补医”，政府将切断药品收入与医院的经济联系，并通过定点生产、集中采购和统一配送，为患者提供安全、有效、廉价的药品。

　　这样的设想让那些以直觉理解中国医疗难题的人看到了希望。试想：如果医院不是以赚钱为目的，而是以救死扶伤为己任，他们还会要求病人住院之前无论如何先交一笔住院保证金吗？在治病时，如果决定用药的医生和负责采购的院长没有从推销药品的厂商那儿得到一笔回扣，那些价格昂贵、高出成本几十倍以上的药品还会出现在病人的费用单上吗？如果每个病人都像高级病房里的政府官员一样，有“国家”为他们支付医药费，他们还会像老百姓口耳相传的那样，“小病忍，大病捱，快死才往医院抬”吗？不会，绝对不会。所以，在大部分人看来，重树医院的公益定位，提高医生的职业道德，打击药品交易回扣、控制基本药品价格，建立人人享有的医疗保险……就成了解决中国医疗难题的主要途径。

　　但经济学家不那么看。两百多年来，自从标志着经济学诞生的《国富论》出版以后，经济学家一直秉承着那种立足于考察社会现实、而非改变人性前提的研究理念。在他们看来，一个社会中如果某种商品或服务的价格过高，一定是因为这种商品或服务的供给相对于需求太少，而不是因为出售这种商品或服务的人比别人更贪婪。降低价格的有效方法，是增加供给或减少需求，而不是劝说生产者提高自己的奉献精神和慈善意识。

　　在社会各界——包括政府官员、新闻媒体和普通患者对中国医疗行业的不正之风大加鞭挞的时候，就职于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周其仁教授提出了一个惊人的发现：从1978到2005年，在中国人的医药卫生总费用、特别是个人开支急速增加的同时，全国的医院、床位、医生等医疗资源的增加异常缓慢。在这期间，中国的卫生总费用增长77倍、个人卫生开支增长197倍，而在医疗资源供给方面，护士仅增加2倍多，医师增加1倍半，医院、诊所、床位和医生数目的增加都不到1倍。作为参照，周其仁指出，1978－2003年间（暂缺2005年的最新统计），全国餐饮业销售总额增长了112倍，而餐饮网点的数目增加了33倍，从业人数则增加了17倍。

　　由此不难理解，为什么社会上会出现“看病难、看病贵”的现象，而没有听说过“吃饭难、吃饭贵”的怨言。这是因为对于某种产品或服务来说，如果它的需求增长高于供给增长，一定会导致价格上升、消费者负担加重。这一点不会因为产品性质的不同或服务从业者的道德水准高下而例外。很多人把“看病贵”归咎于医院拿回扣、乱开高价药，是弄反了事情的逻辑。事实是：近年来医院和医生相对于患者的需求增加得太少，供不应求，所以医疗服务的价格不断上升。但由于政府限制着医疗服务的名义价格，医院就从高价药的回扣中进行弥补，暗中涨价。逻辑和经验都可以证明，在医疗价格被压制的情况下，如果没有回扣，就会出现红包；如果杜绝了红包，就会出现以人情关系为筹码的利益交换……总之，只要医疗服务的供给相对于需求不足，它的实际价格就会居高不下，“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就永远不可能解决。

　　在医疗资源供给不足的情况下，建立全民医疗保险制度的效果不容乐观。北京师范大学的公共政策研究专家顾昕介绍，印度虽然是一个比较贫穷的国家，但也有一个全民公费医疗体制，印度的公共医疗部门为民众提供各类大体上免费的医疗服务，从初级到三级服务都有，但效果很差：要么病人大排长龙，小病积成大病，要么医术不济，很多病根本看不了，所以他称之为“徒有其表的公费医疗体制”。这背后的道理很简单：政府可以规定某些医疗服务的价格，也可以增加对公共医疗部门的投入，但生病的人终究需要医生来治，如果政府的规定和投入不能根本上刺激医疗服务机构和人员的增加，民众的医疗状况就不可能得到真正的改善。

　　在周其仁看来，中国的经济改革有一条基本经验：要满足民众不断增长的各种需求，政策着眼点是动员更多的资源生产出更多的产品，提供更多的服务，这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的衣、食、住、行、用发生巨大改善的根本原因。这一点应该为医疗行业借鉴。在法律上，中国虽然没有禁止民间投资办医院的规定，但从现实来看，民营医疗机构的绝对数不多，增长率不高，份额很小。这其中的原因是什么？周其仁提出一个假说：因为拥有自身直属医院的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同时控制着新医院的审批大权，在这种情况下，“抑制竞争”合乎逻辑，主动开放反而不正常。如果这个假说正确，中国医疗改革的真正核心是什么，也就不言而喻了。

　　“我觉得最关键的是开放医院市场，允许非国有的、私人的资本甚至外资进入办医院。” 2006年4月的时候，另一位经济学家张维迎如此评价医疗改革：“政府有责任办医院，有义务提供基本的医保，但是政府没有权利限制私人和其它机构办医院。”如今，一年多时间过去了，但很多人和张维迎一样——他们相信，“开放医院市场”能否出现在新的医疗改革框架中，将是关系到中国人能否摆脱医疗困境的最关键一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