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拆迁档案

拆迁户们拿出《物权法》捍卫自己财产时，地方政府却亮出《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进行回击。那些倒下的人们，能否成为现行“拆迁条例”的终结者？

当拆迁成为血与火的战争

那些倒下的人们，能否成为现行“拆迁条例”的终结者？

摘要：如今，中国这块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每天都上演着拆迁和反拆迁的故事。政治挂帅的年头，一位建筑学泰斗的眼泪不能为高涨的革命热情降温；GDP为纲的时代，众多平民拼死抗争亦无法阻挡商业利益驱动下的强大机器。

凤凰涅槃　为唐福珍女士而作漫画/邝飚

作者：卢斌

一代宗师梁思成二战中曾向盟军提出过保护奈良和京都的建议，帮助这两个古都在美国飞机的狂轰滥炸中得以幸存。

然而，战争年代，梁思成能庇护他所痛恨的军国主义日本的文物古迹，却没能在和平时期捍卫住自己祖国的历史遗产。建国初期，北京在盲目的“旧城改造”中渐失千年古都的风貌，梁思成锲而不舍的努力最终以失败告终。

梁思成生前亲眼目睹重重牌楼和牌坊的消失而痛心疾首，悲剧的根源在于他的思想大大超越了他所处的时代。但他无法料到，他去世30多年后，即使保护古建筑已成为全社会的共识，旧城改造脚步却依然没有放缓，北京的胡同正以每年600条的速度递减，直到今年，他和林徽因曾住过的北总布胡同的四合院也面临被拆的命运。

如今，中国这块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每天都上演着拆迁和反拆迁的故事。政治挂帅的年头，一位建筑学泰斗的眼泪不能为高涨的革命热情降温；GDP为纲的时代，众多平民拼死抗争亦无法阻挡商业利益驱动下的强大机器。

当那些民房在激烈对抗中倒下之时，拆迁已经成为了一场战争。

从“牛钉”到自焚

即将过去的这一年，世界经济遭金融风暴重创奄奄一息，中国经济得益于史无前例的投资计划刺激一枝独秀，宽松的货币政策在全国各地掀起新一轮开发热潮，大量资金流向基础建设和房地产业。房价节节攀升屡创新高地王频现的同时，暴力拆迁事件接连不断。

2007年，重庆“最牛钉子户”打开煤气罐、挥舞着双截棍，扯起当时刚出台的《物权法》为旗帜，在媒体和网民簇拥下促成了拆迁史上的“一个伟大事件”。铁女子吴苹的抗争既鼓舞了后来者，也让他们产生了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以为在2001年6月修订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埋下的隐患尚未排除之前，她的胜利可以复制。

此后两年的“钉子户”们，不仅搬出了《物权法》为自己辩护，紧闭屋门同楼下的城管叫板，还向楼下轰隆作响的铲车扔下“燃烧弹”，他们甚至点燃了浇在自己身上的汽油，以一种玉石俱焚的方式表达愤怒。然而，如此惨烈的抗争非但没有拿到满意的补偿，相反屋毁人亡或被戴上手铐提起公诉。

吴苹妨碍了房地产商开发商业楼盘的进度，同是女性同样刚烈的潘蓉和唐福珍阻挡的却是地方政府的公共建设项目。潘的房子在拆迁后，土地用作上海世博会的重点工程虹桥交通枢纽，唐建房的地皮则用作修建污水厂。

如果说吴苹面对开发商尚能运用法律进行博弈，争到一点讨价还价的空间的话，那么潘蓉和唐福珍在大权在握的地方政府面前则只有无力感，不得不走向“暴力抗法”，甚至将自己的身体作为申诉书。

2008年6月12日一早，发现城管、公安、消防组成的拆迁队伍向位于闵行的祖居开进的时候，潘蓉惶恐无助，她喝下几口威士忌，和挎着弩弓的丈夫一道爬上屋顶，拿着一个电喇叭高喊：“我们是新西兰公民……你代表法院吗？如果有法院的裁决书，我欢迎你们进来，没有问题。如果没有，你就是强盗，侵占我的财产！”但对方喊了声“卖国贼”之后，铲车便推倒了她家的围墙，强拆现场随后变成了战场，潘蓉将燃烧瓶扔向楼下。

潘蓉没想到，她如此过激行为并未丝毫动摇强拆的决心，相反对方的民族主义情绪高涨，在消防水龙头的掩护下，不到两小时便拿下了她据守“堡垒”。夫妇俩当天即被刑事拘留，送进上海市看守所。

新西兰公民的战斗打响一年半后，2009年最受关注的强拆事件在成都金牛区上演，“自主创业模范”唐福珍走上了“沙场”，不幸的是，她点燃的不是装有汽油的啤酒瓶，而是自己的身体，在医院中痛苦挣扎16天后离开人世。

11月13日清晨，唐福珍在大喊“为了老百姓的尊严”燃烧自己的那一幕，刺痛和照亮了所有人的心。即便如此，她以死保卫的三层楼房，依然没能逃脱被拆的宿命。地方干部在处理唐“以死抗法”事件时自始至终异常冷静，即使她躺在医院中弥留之际亲人想见最后一面时，仍被极力劝阻：“你们要冷静，我要请示领导。”

唐福珍死后半月，面对北京居民席新柱自焚相挟，海淀区拆迁人员的冷静已是让人称奇。席新柱将汽油洒在自己身上，拿出打火机后，戴着头盔的强拆人员还说：“你点啊、你点啊！”拥有美国绿卡的席新柱也许和潘蓉一样，在国外呆得太久，以至于忘记了家乡的规则，将自己烧成重伤。

非绝望的生命不会选择自焚，仅仅用法理来分析该不该强拆似乎不太合适，如果连这种方式也不能触动某些人“坚强”的神经而被谴责，那么这个社会已经不是冷静而是冷血了。

不稳定的种子

2009年的拆迁战争中除了悲剧还有黑色幽默，重庆市奉节老汉陈茂国在见证了史上最大拆迁——— 三峡工程后，家里1200多平方米房屋因修建高速公路被推倒。对赔偿不满，他一气之下，效仿人类先祖，回到自家一棵15米高的桉树树上蜗居三月。吃喝拉撒全在空中进行，必备生活用品也用绳子吊上去。

11月18日凌晨，经当地一家好心媒体出面协调，有关方面愿再支付22万元的补偿费，陈茂国终于下树，本以为事情就此结束，谁知就在当天下午，当地公安机关以涉嫌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将其抓获，羁押在奉节县看守所。

除个体抗争外，今年的拆迁还在一些地方引发了群体事件。5月30日上午，江苏宿迁市发生一起刑事案件，一被拆迁户在姐姐家中，与上门的8名拆迁人员发生冲突。据当地政府部门通报称，有1人被当场砍死，1人被砍成重伤，其余人等不同程度受伤。

11月21日，昆明下起小雪，昆明螺蛳湾市场上千商户，由于担心在拆迁中倾家荡产上街堵路，最后砸毁了一辆市政施工车辆，向赶来的防暴警察扔掷砖块。警方释放烟幕弹驱散人群，并在事后刑拘了24名涉嫌“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的个体户。

11月30日，这个云南乃至西南最大的批发市场在运行20年后寿终正寝，一万多商户搬迁到远郊的云南省政府重点工程新螺蛳湾商城重新开始。

螺蛳湾关闭的同一天，贵阳警方通报了一起性质恶劣的野蛮拆迁事件。11月27日，贵州一地产公司对9家住户和8间门面进行拆迁，数十名不明身份人员携带钢管、撬棍和封口胶，破门而入，将正在熟睡的13名无辜群众强行拽上汽车、拖离现场，致使4名群众受伤。随后，两台挖掘机野蛮拆毁了26间房屋。民警赶到后上前制止，拆迁者不听告诫，反而加快速度。在获悉增援警力即将到达后，施暴者迅速逃离现场。

事发后，当天6时30分许，被拆迁住户约30余人不听现场民警劝阻，情绪激动，用红布条和40余瓶液化气罐将道路堵断，采取违法过激行为讨要说法，造成近万台车辆滞留，数万群众上班延误。最终，20名强拆者和4名堵路的拆迁户被采取刑事拘留等强制措施。

强制拆迁不但会在当时引发矛盾，更会为将来埋下不稳定的种子。中国社科院12月21日刚发布的2010年《社会蓝皮书》显示，新中国成立60周年各地对社会稳定和维持社会秩序高度重视使整个社会形势保持了基本稳定，但群体性事件发生仍然保持着多发的态势。其中湖北石首事件，几乎重演了2008年瓮安事件的发展，此类事件为“非阶级性的、无直接利益的群体性冲突”，说明在中国的一些地方，“由于基层财政的薄弱，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的过程当中，在加速发展和转型的过程当中，积累了很多历史上的矛盾和问题。比如企业改制、房屋拆迁、土地征用、集资等等，这些事情当中都向群众欠了很多债，这些问题得不到及时解决，造成的民怨太深。”

曙光与未来

拆迁户们拿出《物权法》捍卫自己财产时，地方政府却亮出《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进行回击。中国拆迁史即将翻过2009这血与火的一页时，广大正面临拆迁的公民似乎看到了一丝曙光。唐福珍们的刚烈行为触动了北京大学的五名法学学者，他们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建议对《拆迁条例》进行审查，撤销这一条例或进行修改。12月16日，部分学者受国务院法制办邀请参加座谈会，研讨《拆迁条例》。

此前，12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人民时评”称，6年前的孙志刚案废除了《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希望“悲剧性的个案最终能推动制度的进步”，让城市拆迁立法融入更多现代法治的文明基因，以避免同类事件的再度发生。

那些在拆迁战争中倒下的人们，能否成为《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的终结者呢？

然而，参与研讨会的学者向媒体直言了修改法规的难度。其实，2007年10月1号《物权法》生效的时候，新的拆迁和征地条例本来也会颁布，但由于遭到“巨大的压力”而搁浅。据透露，这一压力来自于地方政府，触动拆迁和征地条例意味着触动“地方政府的利益”，而这一利益的核心即地方政府的“第二财政”早已是公开的秘密。

潘蓉的家是一幢建筑面积480平米的四层小楼，按照闵行区政府政策，她可获得每平米761元的房屋重置补贴，以及1480元的土地补偿，计算下来潘蓉的补偿总共是67.3万元，而今年以来，上海房价每平方米连破2万和2.2万两个关口。

建设公司委托给区政府的征地款是每亩地130万元，整个虹桥机场拆迁总费用高达148亿元，但是政府补贴到潘蓉等业主手中的征地款是每亩地38万元。CCT V的报道提出疑问，那么剩下100万是否由地方政府取得了呢？

地方政府近年出现罕见的拆迁冲动，是因为巨大的利益诱惑，这同时也是现行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难以撼动的主要原因。《物权法》规定，“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保障一切市场主体的平等法律地位和发展权利。”“国家、集体、私人的物权和其他权利人的物权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这意味着，不论是国家、集体还是私人，其合法取得的财产，都应给予平等保护；不论财产是否进入市场，在遭受侵害后都要平等地获得法律的救济。

准新郎倒于一堵墙下

云南曲靖29岁教师岳喜有在拆迁现场被殴致死

摘要：2009年12月5日，在中国云南省曲靖市，29岁的数学教师岳喜有，为了保护未婚妻的家人，在拆迁现场被围殴受伤后去世，成为2009年中国拆迁案中的又一具人体标本。

家属到地产公司讨要说法

被拆的墙，地产公司已装上了卷帘门

作者：马金瑜

出身贫寒的岳喜有挣扎半月后离世，父母连他最后一面都没见到。

被抓的三位拆迁工人是附近招来的农民，他们干一天活收入70元。

一边是农妇，一边是一排头戴钢盔、手持盾牌的警察。农妇和她的女儿，坐在地上，互相用铁链把自己锁在旁边的树干上。“你们回去吧。你们知道吗，这是我们住了好多年的地方，我们不能离开。你们知道吗？”农妇反反复复地说着这些话，警察沉默不语。

1971 年，日本导演小川绅介用黑白影像，记录下日本千叶县三里塚村民们反对为修建东京成田机场而让他们迁移的抗争。肉和钢铁，热忱和冰冷，语言和沉默，希望和无奈的对峙……记录片里的这些影像，已变成活着的人和历史。2009年12月5日，在中国云南省曲靖市，29岁的数学教师岳喜有，为了保护未婚妻的家人，在拆迁现场被围殴受伤后去世，成为2009年中国拆迁案中的又一具人体标本。

祸起围墙

乘出租车去曲靖一中，开车的师傅说：“我一天挣几十块钱，全都指望儿子考上一中，这样以后就能上所好的大学了。”

占云南全省1/8人口的曲靖市，每年高考上线率和录取人数却占全省的1/4，特别是“教育名片”曲靖一中，高考600分段以上的学生，连续6年居全省单校第一。因此，曲靖一中对面开发的楼盘打出大幅广告“市中心会读书的好房子”。

据曲靖一中旁一家超市的老板说，“今年国庆开盘后，不到一个月，400多套房子就被抢光了，3400块一平米哎———是曲靖最贵的，我们想都不敢想的。”在曲靖信息港和同城网站上，该楼盘的购房卡一度炒到了8000元。

如果不是岳喜有女友三层高的房子紧挨着滇东联合食品公司，双方共用一堵墙，也许岳喜有在曲靖二中的教书生涯也就平平静静地度下去了。曲靖一中对面销售火爆的楼盘，原本是滇东食品公司。曲靖某房地产公司将其收购后，委托曲靖麒麟区华升拆迁公司进行拆迁，合同约定，11月15日前按规划红线完成拆迁，若超过期限，拆迁公司须每日支付一千元。按照拆迁公司副总殷永平乐观的估计，在规定期限内安全拆除，大约能收到房地产公司30多万元付款，公司能收入7万-8万元。

11月20日，曲靖迎来了2009年冬天的第一场雪，围墙还没能如期拆除。岳喜有女友李小姐曾说，为拆墙，地产公司、拆迁公司与他们家进行过多次协商，但双方没有达成共识之前，对方就来强拆。

当天下午，岳喜有接到女友电话赶了过来。李小姐说：“那天中午我没上班，男朋友上完两节课后便跑过来看一看，他想着处理完这边的事再回学校上最后一节课。我妈我外婆还有几个亲戚都在现场。拆迁公司要强拆墙，我们就打110，警察来了之后让我们协商解决。”

矛盾激化是在下午4时许。据李小姐的母亲刘丽萍说，当时他们要求拆迁公司把拴在墙上的钢绳取下来，但对方不但没取，反倒加绕了一圈准备强拆，“我被一个姓殷的(拆迁公司副总殷永平)一拳打在眼睛上，小岳就冲过来劝架，结果被对方一群人追着打，用铁棒和木棍把他打得浑身是血……”

李小姐和外婆去找村里的人来协调，刚出去还不到两分钟就听见喊“打人了！打死人了！”

“我们赶紧跑回来，当时他血肉模糊的样子，简直把我吓坏了……还有好多人围着他拳打脚踢。男友被打伤后我们赶紧把他送到区人民医院，头上缝了6针。”

15天后，12月5日凌晨，岳喜有在曲靖市第一人民医院经抢救无效死亡。打斗过程中他的头部受到致命一击，造成颅内淤血，两次转院，没能留住他年轻的生命。

“土地管理新机制试点区”

1971年的日本千叶县三里塚，除了投燃烧瓶、筑堡垒、挖地道，拒绝为修建机场迁移的农民们，还手握“粪尿弹”，盯着那些便衣警察、施工方的测量人员说：“来呀，看你们敢踏入我的田地一步！”

岳喜有的女友小李，和她的家里人，没有这些工具。对于这个几乎只有老人和女人的家来说，实在没有什么强有力的工具来阻挡年轻的拆迁工人。

这家拆迁公司真正的员工大约有十几个，每次揽上活，员工主要负责在工地上监工，拆迁公司副总殷永平说：“有一些关系不错的包工头，他们手底下有工人，或者就直接从劳务市场现招一批。”他说，打斗发生后，一名拆迁工人的指头折断，另一位工人头上也缝了针。

打斗发生的第二天，11月21日上午8时左右，这堵引发流血冲突的墙被拆除。

租用李小姐家房子做生意的一位女士说：“以前听说这堵墙要拆，但没有具体时间。那天我刚来上班，听到有沙沙的声响，想着怕是要拆墙了，等我跑到二楼，二楼以下的整堵墙都被拆了，我们吃饭用的碗及蜂窝煤，被倒下的墙压坏了不少。而当时我们还在里面上班，要是拆墙时压到我们怎么办。”

曲靖某房地产开发公司一负责人称，发生纠纷的这面墙产权是归房产公司所有，他们是委托拆迁公司来拆迁自己的房子，“它本来就是我们公司的墙，是对方占我们的墙，我们协商帮他们把那堵墙拆了以后，在里面帮他们重新立起一堵来，拆迁之前那堵墙已经有很多裂缝了，很不安全。”

房地产公司在与拆迁公司签订的合同里明确，拆除过程中出现的所有损失均由拆迁方承担。而拆迁公司总经理刘华说：“前后找李家协商不下30次，但不足100个平方米的墙面，竟向我们要价15万。”

曲靖是云南省的人口大市，也是该省工业生产力布局的重点地区，随着一大批建设项目的启动，用地供求矛盾日益突出。2008年8月20日，国家土地督察成都局致函云南省政府办公厅，同意将曲靖市列为“共建保障和促进科学发展土地管理新机制试点地区”。

2009年4月，在新机制试点工作联席会议上，曲靖市副市长左伯俊表示，目前干部考核机制中，仍偏重以GDP等经济发展指标来衡量，而对耕地保护的考核权重几乎为零，因此拟将土地管理绩效作为地方干部政绩考核的重要组成部分。

《曲靖市县级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土地管理绩效考核办法(试行)》提出，把土地管理绩效作为地方干部政绩考核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从组织领导、政策执行、和谐发展3个方面、17项工作进行考核。凡考核结果为不合格的，县(市)区党委、政府主要领导及分管领导将被问责。

来自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表明，今年11月份，中国70个大中城市房屋销售价格同比上涨5.7%，是16个月来的最大增幅。2009年11月中下旬，中国人民银行在全国50个大、中、小城市进行了城镇储户问卷调查，调查结果显示：有近七成(67.2%)的城镇居民认为当前房价“高，难以接受”。

岳喜有也许从来不会想到，自己会成为房价猛涨之后拆迁工程中的牺牲品。成都唐福珍自焚悲剧发生后，12月4日，云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伍皓曾在新浪微博上回复网友： “唐福珍不幸没有生活在我们云南。尽管，昆明也有拆违拆临，也有上万人上街的事件，但最终，我们在学习如何让公众情绪得到疏导，学习如何在党和政府主导下的群众利益维护。”12月5日，岳喜有在云南曲靖市第一人民医院去世。

最后的情况通报

12月5日凌晨3时30分左右，岳喜有的父母和亲戚从云南玉溪通海赶到了曲靖。出事半个月来，为不令远在家乡的老人担心，岳喜有让女友不要告诉父母，直到12月4日病情恶化，父母才连夜奔波而来。

岳喜有，这位一直用假期做家教艰难地读完东北师范大学本科课程的农家子弟，因为教课任务重，本打算一个月后与女友完婚，然后把父母亲从玉溪通海的农村接到曲靖市安享晚年。他上学时过年回家，家里曾经连一条可以坐的凳子都没有；父母因为要不要给他煮留着卖钱的鸡蛋而发生争执。

“当时我就守在医院，宣告抢救无效死亡是1时27分。凌晨3时30分左右，两位老人赶到了医院，当场晕倒在地。岳喜有走时眼睛一直没闭上，是他妈妈用手将他眼睛闭上的。那场面太凄凉了。”曲靖二中一位老师回忆，“出事那天我们还到医院去看他，那时他神志还很清醒，一直惦记着他上的课。没想到，他说走就走了。”

岳喜有4年前进入曲靖二中，这位毕业于重点大学的老师深得校领导和学生喜爱。“岳老师年轻帅气，上课幽默，同学们都很喜欢他的课。怎么会突然就离开大家？”一位同学哽咽道。学校高二和高三的上百名学生，原本还在等待这位耐心又幽默的老师痊愈归来。

2009年12月14日，开发曲靖一中对面楼盘的房地产公司就新楼盘的建设开始对外招标。

12月18日，曲靖市麒麟区政府召开情况通报会。“华升拆迁公司工人邓云柱、张某某(未成年人)、刘志才等人与岳喜有一方相互厮打，双方均有伤情，张某某随手抓起刘志才手中的一根钢管将岳喜有的头部击伤。12月5日凌晨1时27分，岳喜有在医院不治死亡。经法医鉴定，岳喜有系钝器打击头部致颅脑损伤死亡。”

12月16日晚，家属和拆迁公司最终签订了调解赔偿协议，当晚岳喜有的尸体经家属同意后火化。当事双方达成的赔偿金额共数十万元，于12月17日支付给了死者家属。

拆迁公司副总殷永平说，被抓的三位拆迁工人，也是曲靖附近村子贫穷的农民。现在正是冬闲，这次拆迁包工头从当地劳务市场现招的工人，大部分是农民。他们干一天活的收入是70元，主犯张某某是一位年仅16岁的少年。

正挑结婚日子

曾用7部纪录片记录下日本千叶县三里塚农民抗争迁移修建成田机场的过程——— 导演小川绅介在1992年1月因病去世。直到2007年，迫使东京成田机场同意夜间不起降的几户人家还坚持住在机场里面，他们已经与政府和机场斗争了40年。

热田家正好地处规划中的3号跑道上，该跑道至2007年也没能动工。热田在《热田照的故事———三里冢斗争史》中说：“虽然他们像虫子一样对待百姓，但我在心情上没有输，只要我和爷爷住在这里，成田机场就决不会完工。”

岳喜有和女友远没有驻守在东京成田机场的热田夫妇那么幸运，他和她不能在寒假结婚了，在此之前，小李的母亲刘丽萍已经在为两个孩子挑选日子。

12月18日，曲靖市麒麟区政府召开情况通报会这天，曾经出事的围墙外面，鸡贩正在宰鸡，偌大的一只芦花鸡即使拼命乱蹬着，尖叫着，随着鸡贩手起刀落，飞溅在地上的鸡血和残碎的鸡毛混杂在一起，陈年的鸡笼散发出阵阵腥臭。周围是卖鱼的、卖辣椒的、卖火腿的、卖牛干巴的……新的楼盘盖起来之后，未知的变化还在等待他们。很多脚在这湿漉漉的狭窄的围墙边窜来窜去，阴郁的冬日天空乌云密布，眼看就要压过来了，卖炸洋芋的老婆婆窝在墙边，念叨着：“天要下雨咯。”

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怀德：

暴力拆迁，为何被问责的官员少

摘要：新拆迁条例，只能说是提供一个更有可仿性的执法依据，但并不能完全消除违法滥用权力的现象。

马怀德　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兼任中国监察学会常务理事，国家发改委、建设部、民政部等机构顾问或者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

漫画/邝飚

新拆迁条例，只能说是提供一个更有可仿性的执法依据，但并不能完全消除违法滥用权力的现象。

公共利益要明确界定

南方都市报（以下简称“南都”）：在《物权法》出台之前，大家都对私产保护有很大期望，但两年来，违法暴力强拆还是非常严重，你怎么看预期和现实的这种落差？

马怀德：《物权法》在保护公民的物权方面确实是个基本法，对于约束和限制政府公权力保护私权利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由于原来的拆迁条例一直在使用，物权法所确立的土地征收制度和拆迁条例所形成的这种拆迁人和被拆迁人的拆迁关系，特别是在商业拆迁的实践中确实产生了一定冲突。

在物权法公布之后，实施之前，当时考虑到，一个是物业管理条例，一个是拆迁管理条例，跟物权法不完全一致，需要修改，所以当时国务院法制办和建设部等部门就组织开了两次研讨会，我也参加了。

最后没想到物业管理条例先通过了，新的拆迁条例就一直没有通过。没有通过的原因我分析也是比较复杂的。在现实生活中，如果完全按照物权法规定的制度征用的话，很多拆迁，特别是商业性拆迁就没办法进行。所以很多城市依然是按照老的拆迁条例进行拆迁。

按照法理来讲，物权法的效力要高于拆迁管理条例，修改拆迁管理条例是一个必然的选择。

南都：关键是旧条例废除后，新条例怎么规范。现在传出消息说，政府将作为拆迁主体。但现有的案例说明，掌握公权力的政府充当拆迁人，可能更不利于被拆迁人讨价还价。

马怀德：按照物权法的规定，征用的主体肯定是政府，因为只有政府才有征用征收的权力。开发商没有这个权力，他只能是跟被拆迁人进行协商，在协商一致的情况下才能够拆。

我觉得可能是要区分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如果是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比如说要盖学校等公共设施，应该都是政府先征收土地，征收完土地、拆除地上建筑物并且补偿后，再出让给开发商。第二种情况，如果说完全是商业利益，比如说搞商品房的开发，那就不是一个公共利益的问题了，开发商就应该向政府提出申请，并由开发商和被拆迁人进行平等的商业谈判，达成一致之后再进行拆迁。

南都：关于公共利益的界定，是否应该更明确？物权法中没有列举何为“公共利益”，似乎是一个缺陷。在现实中，“公共利益”变成了一个筐，什么都可以往里装。

马怀德：公共利益问题确实是要一个明确的界定，把这个不确定的法律概念尽可能地确定，只有这样才能便于具体的执法机关实施与执行法律。如果大家都语焉不详，在搞不清楚公共利益到底是什么的情况下，那等于是给了地方第一线的执法机关回避法律的一个理由，他可以把什么都抛到公共利益上。

如果法律列举不清楚公共利益的话，行政法规或者司法解释仍然有很大的空间可以去明确细化公共利益的范围，说清楚哪些不是公共利益———商品房开发这些就不是公共利益。

问责主体与对象关系过密

南都：有人说，每个人的家乡都在沦陷。即便按照现有的拆迁条例来衡量，各地也都有违法强拆事件。有时候似乎不是立法的问题，而是法律得不到遵守。新条例能避免违法暴力强拆么？

马怀德：这可能是另外一个问题，拆迁条例修改与否，跟具体执法机关如何执法是两个层次的问题。现在的问题是需要修改拆迁条例，让它符合物权法的精神，在保护个人的财产权利方面发挥更好的作用。

至于地方政府违法行政、滥用权力，甚至是暴力执法，这需要其他的监督手段。新拆迁条例，只能说是提供一个更有可仿性的执法依据，但并不能完全消除违法滥用权力的现象，这个必须要靠舆论监督、司法监督或权力机关的监督来解决。

南都：多年来的违法暴力拆迁，媒体报道了很多，但只有湖南嘉禾等少数几地的行政官员受到处分。从问责的角度来看，还有哪些方面需要改进？

马怀德：当然，如果违法拆迁、滥用权力，按照党政领导干部问责办法，造成严重后果的就是要问责。

但现实中被问责的官员少，可能跟现在问责的主体和问责的对象之间关系过于密切有关，可能有袒护，可能有一些法律以外因素的影响。比如，为什么重大突发事件的问责问得比较顺利？因为不单单是地方政府和它的直接上级在问责，可能是更高层级的执法机关或者行政机关在问责。比如地方煤矿发生问题了，中央的调查组直接就要介入了，但是如果地方发生违法拆迁，就不会轻易地牵动上一级或者更上一级的机关去追究责任。在地方政府处理，可能就有更多的法外考虑了。

南都：如果新的拆迁征收条例出来之后，地方官依然是置法律于不顾———因为问责的可能性低，他的成本很小。又该怎么办呢？

马怀德：我觉得这个还是要靠有效的舆论监督。再一个，不是只有上一级机关才能问责，上上级也可以问下下级的责，所以受到损害的人或者监督者可以直接向他的上上级机关提出举报申诉，通过这种方式去要求能够行使问责权力的机关尽可能地去履行职责，切实问责。我估计这次成都自焚事件和现在媒体报道的黑龙江（东宁县）、北京的自焚事件，到最后都有一个问责的问题。

政府不应有独立利益

南都：现在地方政府公司化，几乎每个城市都有城投公司，搞大拆大建。地方政府这种逐利冲动，法律上不能有所作为么？

马怀德：在四五年前我就写过文章，反对地方政府这种公司化。要警惕地方政府公司化就是警惕它的利益化。地方政府除了人民的利益，除了服务对象———纳税人的利益，不应该有他自己独立的利益。如果他自己有利益的话，与民争利，那是一个非常可怕的后果。

我们认为，地方政府应该完全中立、客观、公正，不应该介入到市场中去，更不应该在市场中占有某种利益，尤其是不能与相对人在市场中产生市场化的这种关系。政府应该永远中立地提供公共产品，服务于纳税人，这才是政府最大的利益。

政府公权力的行使，所能够获得的利益，我想除了税收和法定的收费范围，不应该再有任何途径。即便是现在的土地出让———通过所谓的一收一出来获取中间差价，这个本身就是发展过程中不太正常的现象，应该尽可能地限制和约束。地方政府不应该在拆迁，在房地产开发，在市场监管、经济调控中获得自身的利益。

采写：本报首席记者　韩福东 实习生　周佩颖

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贺铿：

釜底抽薪：土地出让金上缴中央

摘要：国有土地的出让，应该是中央财政的收入，地方政府没有权力将它纳为己有。

贺铿　著名统计教育家与经济计量学家。曾任国家统计局副局长，现为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国有土地的出让，应该是中央财政的收入，地方政府没有权力将它纳为己有。

土地出让存在大漏洞

南都：最近拆迁话题愈炒愈烈，法学家发表的意见已经足够多。这次想请你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一看这个问题。你对拆迁的关注点在哪里？

贺铿：现在各地都在利用土地，使其成为自己财政收入。在各个地方之间，存在不公平现象，有一些城市在土地上受了很多益，据说有的城市受益八百亿到上千个亿，但有的城市不但受不了益，而且为了引进项目，还要在财政上支出很多，因为你一个项目过来，我就在土地上给你一笔优惠，没有让投资者在买地上花多少钱，是赔钱的。

为什么有的城市可以利用土地换那么多钱而不交给中央，这公平吗？从法律上来讲，城市的土地是国有的，国有土地的出让，那就应该是中央财政的收入，而不是地方财政的收入，地方政府没有权力将它纳为己有。我一直是这么看的。

南都：地方政府的逐利冲动，是当下拆迁大跃进的一个根源。如何看待这种冲动？

贺铿：有一部分地方政府为了所谓“经营城市”，为了把土地价格炒得高高的，为了它的财政收入，做得很积极，把一部分城市的房地产炒得很不正常，这个谁都看得很清楚。这样搞下去，房地产是要出问题的，因为二三十年来世界各国的金融危机都是由房地产引起的，我对这些地方政府把房地产推到一个很不恰当的位置上来，是很担忧的。

南都：从经济学成本收益的角度来分析，我们看到这几年拆迁的恶性事件非常多，但是真正受到处分的很少，也就是地方政府违法的成本很低。至于收益，我们且不谈幕后的官商勾结，就从明面上来讲：土地出让金、形象工程……大拆大建的收益实在很大。这样的成本收益，刺激了各地官员的拆迁行动。

贺铿：非常不正常。该处分的要处分，该查处的要查处。地方当然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其他的地方找不到钱了，既然土地出让上有这么一个漏洞，我可以用土地去换钱，我干吗不去换？但问题是，土地既然是国有，就不能任地方上这么去做。

就是中央一句话

南都：这听上去是个釜底抽薪的办法，如果把土地出让金全部上缴中央，地方就没有动力再这么大拆大建了。

贺铿：那就好了。那样，地方政府就为中央政府把地方的土地公平地交易出去就行了，不要为了自身的利益去把它拿去炒。土地该值多少钱值多少钱。我一向就主张限制地方政府炒地，限制的办法就是把土地出让金让国家收了。

南都：你所在的全国人大财经委，是不是可以在这方面的改变上发挥作用？土地出让金上缴中央存在什么阻力么？

贺铿：很多人对此有共识。政府的职责就是服务或者就是管理，没有必要在土地上做那么多文章，经营城市的问题是商人的问题，政府干吗搞经营？所以说，拆迁的问题，土地转让的问题，各种各样的问题，反正我都不是站在地方政府一边。我希望我们各地政府回到自己政府的位置上去，不是政府干的事情你就别干了。我觉得把土地出让金缴给中央，地方政府的那种投机性的投资冲动就没有了。

土地出让金归国家财政收入，这有法理依据，不用立法。土地是国有的，不是地方的，既然是国有的，中央把土地出让金收了不就完了吗？合理又合法。就是中央一句话的问题。

采写：本报首席记者　韩福东 实习生　周佩颖

不打破旧世界就不能建设新世界？

我拍过的北京胡同，如今是大商场、是金融街

摘要：寒冷的冬天，传来一条温暖的消息：现行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即将重大修改！闻听此讯，百姓确该欢欣鼓舞。

新华社记者　刘卫兵

寒冷的冬天，传来一条温暖的消息：现行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即将重大修改！闻听此讯，百姓确该欢欣鼓舞。不久前因拆迁导致的自焚烈火、警民冲突、群体事件犹在眼前。一位大学生的无辜致死导致国家废止了收容遣散条例。眼下不断出现严重纷争事件也即将送走实行多年的拆迁条例。回望20年，我们身边的事都在变。

胡同是老北京的特色，也是新北京的典型符号。假如有一天，北京的胡同消失了，恐怕没人再承认，北京是一座有着八百多年历史的文化古都。

上世纪90年代以后，北京发展最快，快得连老北京人走到不少地方都认不出来。那时候，人们印象最深的是，到处都像工地，到处都在拆房、修路、盖楼。随着高楼大厦如雨后春笋般伫立起来，北京变得越来越现代，可老北京的胡同也越来越少。

与此同时，“北京胡同即将消失”的话题不绝于耳。干记者的总不能对这些变化袖手旁观，于是我蹬上自行车，钻进大街小巷，寻觅即将拆除的胡同，总希望用镜头多给老北京、老胡同留点纪念。

1993年初的一个冬日，我不经意间路过宣武门路口东南角，发现一些胡同的墙上出现了大大的“拆”字。再往胡同里一看，有些老房子正在拆除。一些居民看我拿着照相机像记者，就围上来向我反映拆迁中出现的问题。后来，那片地方的胡同拆了，盖起了SO G O等大型商场和写字楼。

眼见北京胡同拆迁速度越来越快，我抓紧时间跑了多个城区，走访了十多条胡同。当年拍摄的许多地方，如今已面目全非，有的变成了北京著名的金融街和商业街。

90年代末，曹雪芹故居的拆迁，在社会上产生不小的争论。1999年盛夏，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我赶去拍照采访。离开故居时，已然到了日落时分，回头望去，一缕夕阳洒在小门楼的青砖上，静静的，像是在无声地送别友人。

曹雪芹故居最终还是拆了。两年前的一天，我突然接到一个电话，一家杂志的编辑要我以前拍摄曹雪芹故居的照片。听他们说，故居又要重新修复。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呢？故居拆了，就再也不能真正恢复。近几年，北京恢复重建了明城墙遗址公园、永定门城楼，算是亡羊补牢，可看上去总觉得缺了点儿什么。

中华文明并不缺少世袭和继承的传统，但是有些时候，似乎又丧失了传承和延续的大气与包容。好像不打破一个旧世界，就不能建设一个新世界，这种根深蒂固的意识使我们在历史发展进程中，造成人力、物力、财力的巨大浪费。仅就建筑而言，中国的建筑多属于土木建构，容易被风雨侵蚀，然而人为的损害更使众多我们原本就不坚固的历史标记难以留存。

一次，我路过什刹海一条老胡同，看到一位六十来岁的老人，蹬着三轮车拉着客人游览。老人边蹬车边叹气说：“过去老北京像这样的胡同有20000多条，如今只剩下1600条！”老人说的数字是否准确，我不得而知，可北京胡同的迅速减少确是不争的事实。

如今走遍京城，除了故宫、天坛、颐和园还能看出一些老北京的影子，其他地方已难觅八百年古都的风貌。相反，我们来到巴黎、伦敦等欧洲的城市，漫步街头，望着巴黎圣母院、罗浮宫、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大笨钟，望着街上随处可见的上百年历史的古建筑，处处洋溢着一股历史文化气息。我们不得不感叹，尊重历史，敬仰古人，才能传承文明，继往开来。

节选自最新出版的《回望20年——— 一位新华社记者的采访手记》

爱美的她为何点燃自己

拆迁这个词怎么和自焚联系到了一起？

摘要：我没有试过，当然不敢想更不敢试，身上浇上汽油点燃是啥滋味。我想探究，是什么让这个弱女子，如此悲壮、绝望地点燃了自己。

南方都市报记者 张国栋

我没有试过，当然不敢想更不敢试，身上浇上汽油点燃是啥滋味。我想探究，是什么让这个弱女子，如此悲壮、绝望地点燃了自己。

倔强的个性，是第一想到的性格因素。哥哥姐姐都说，唐福珍的确是一个有主见很干练的人，认准了的事绝不回头，比如她要收养一个女孩，丈夫胡昌明不肯，她依然要收，连姓都要跟着她姓唐。

姐姐还说，这个妹妹很爱时髦，衣服很新潮。照片上，这个中年妇女烫一头黄发，丝毫不显落伍。她特别爱美，洗头从来都不在家里洗，都要到外面美容店去洗。在自焚的前两天，因为怕遭强拆不敢离开，已经很久没去外面洗头的她，愿望是这个事了后，可以好好洗个头。

一个连洗头都要到外面洗，还很爱打扮爱美的女人，怎么能容忍身上沾上汽油，散发出难闻的气味？

是什么让她如此不管不顾？我采访到的信息是：这个从1986年以50元钱起家，起早贪黑卖服装，多年打拼积累下的几百万身家，都被她倾注在1998年建起的服装厂了。

印象深刻的是，对于这个工厂，唐福珍以一生事业基础的标准打造：专门花了8万元设计费请人设计，用材都是最好的，要“抗12级地震”，后来还真是历经地震的检验。连哥哥都不理解，骂她是“神经病”。

与唐福珍相比，胶州张永霞就更冤，她基本与唐福珍同期购买土地修建的小洋楼，建成后一年多内，村委会就已经把土地使用的相关证件跑下来，即完全是合法建筑。与唐福珍相似的是，张永霞在合法公民私产上开了家酒楼，因薄利多销而生意兴旺，她也花27万元买了一辆帕萨特轿车，继而又另租赁一处2000平方米的房子再开一家酒楼。

然而，这个被物权法所保护的公民私产，却在2008年遭遇商业开发，村委会以及街道、市要进行旧村改造，张永霞原来的平房和现在的小洋楼都在改造之列，对于平房，的确是一宗划算的买卖，但对于经营着酒楼的小洋楼，张永霞并不乐意要安置房，她想要180万元，这是她的邻居评估之后的价格。

村委会、街道只同意给房子。双方没有谈判基础，随后进入对抗状态。张永霞等最后三家拆迁房的房子玻璃被砸碎，在四川大地震前夜，房子被不明身份的人用挖掘机扒掉一半，去年8月24日晚，一直在房子里困守的他们，想看看与青岛这座城市联系在一起的北京奥运会闭幕式，但看完的第二天，发现他们的房子被夷为平地，只剩下一个土堆。

唐福珍在那个清晨，面对着挖掘机，一生的心血眼看就要毁于一旦，自己的抗争显得无比软弱无力，她可能真的绝望了，她点燃了自己。

在唐福珍自焚前半个月，张永霞同样面对着挖掘机，守护着那个象征着家的那个小土堆，挖掘机冰冷的长臂无情地逼近，也许同样是绝望了，她在身上浇上汽油点燃。

不同的是，唐福珍在孤独地坚持16天之后，在医院里去世，张永霞经过27天治疗，现在脱离生命危险，但被烧伤后身体上的恐怖伤痕，让丈夫不敢给她镜子，怕她会轻生。

相同的是，与最初的抗争一样，面对着强大的公权，两人的自焚没有守住自己的家园。就在自焚后几小时，唐福珍房子依然被拆掉，丈夫和儿子及亲属等八人被以妨害公务罪拘留，真可谓“家破人亡”。张永霞自焚后，那个象征性的土堆自然没有阻止住挖掘机的长臂，现在那里已经挖成一个考古现场一样的深坑，她的家找不到任何痕迹。

两个弱女子以自焚这样的极端方式，虽然引起了舆论的广泛关注，推进对拆迁条例恶法修改，但正如一位专家所言，拆迁条例修改执行最大的阻力在地方政府。

对唐福珍事件中，金牛区一直“底气十足”地宣称，房子是违法建筑，强拆合法，自焚则是暴力抗法。对张永霞事件，除了表态“这种事情是谁也不愿意看到的”，以及“出于人道主义”垫付了张永霞治疗费用，没有人被问责，也没有赔偿在谈论。

现在，不少人提到拆迁，都会想到自焚这个词。如果自焚这样极端的方式都不能唤醒地方政府和有关部门反思自己的行为，那人们还能拿什么来拯救自己。

拆呐

从报道最牛钉子户至今，我写过、看过了太多，拆迁新闻还能怎么样呢？

摘要：南方都市报网眼版做过很多拆迁新闻了，我自己亲自操作的也不少了。我亲眼见证了拆迁新闻“门槛”的提高，最近已经发展到自焚才有媒体关注。打动我的拆迁新闻，不在于其惨烈，而在其无奈，在于那种面对“不可抗力”的无力感。最典型的代表我这样情绪的新闻，却是一个完全没有任何新闻亮点的新闻。

南方都市报记者 谭人玮

南方都市报网眼版做过很多拆迁新闻了，我自己亲自操作的也不少了。我亲眼见证了拆迁新闻“门槛”的提高，最近已经发展到自焚才有媒体关注。打动我的拆迁新闻，不在于其惨烈，而在其无奈，在于那种面对“不可抗力”的无力感。最典型的代表我这样情绪的新闻，却是一个完全没有任何新闻亮点的新闻。

在长年做记者之前，我还做过好几年编辑，做编辑的几年里，大部分时间是做港台新闻编辑。当时我很同情香港的同行———他们可以做的新闻太少了。看香港报纸，必有车祸新闻，而且把每一起车祸的独特新闻点都要强调一番。仅是撞车，有两车对撞，三车撞，撞了之后有车飞起的，空中转体一周落地的，转体一周半落地的，有起火的……总之，拿出研究动植物分类学的劲头来研究车祸，使车祸报道达到很高的科学水平。

网眼版从2007年初报道重庆最牛钉子户开始，网络上种种拆迁线索多得目不暇给，拆迁户们都尽量在网上给自己的事情加上耸人听闻的噱头，史上最牛就不说了，这个被我们放大的网络热词加到哪个钉子户头上都已经无法引人注目了。接下来我们弄了不少拆迁新闻，很有香港记者报道车祸的无奈。

不同的拆迁房屋，我们报道了。重庆牛钉只是普通民房。西安唐代艺术博物馆是张锦秋大师作品，中日合作，西安所谓“三唐工程”之一，刚建好时也很牛的。不顾租户抗议，拆了。真古董、襄樊古庙汉圣庵，传承千年，除了关公，还曾供奉过抗战名将张自忠，不顾当地居民和居士抗议，拆了。

房子拆了，博物馆拆了，庙拆了，你说拆哪儿还新鲜？

不同的国家，我们报道了，以期作为一个对比和给我们寻找出路的参照。报道完重庆牛钉，紧接着就报道了日本成田机场钉子户，硬是逼得成田机场修改规划，夜里不能起降。报道完唐福珍事件，紧接着又报道了美国老太太，给市价几倍的赔偿也不搬，而开发商居然就真的没拆她的房子，把商业大厦盖成了凹字形。

还有各种不同的逼迁手法。除了动用各种暴力的强拆，还有大半夜的偷拆、把户主支开的骗拆，花样繁多，各家媒体也在不停地报道着，斑斑血泪，却逐渐产生了“审悲疲劳”。

但一栋栋楼倒下去，或大或小，绝大部分都悄悄地倒于烟尘之中。楼的主人或死或伤，又或者得到了合理的补偿。总之，后来再看到拆迁的线索，就有种带了点挑剔和疲倦，就像突发记者听到又是车祸一样，又像跑国内突发新闻的记者听到了矿难一样。拆迁新闻，还能怎么样呢？新闻本身的技术要求我们必须要找到“新鲜”的题材。

2008年7月,纪秋宇就在这种情况下辗转托人找到我们。她是广东某知名大学的研究生，为河南老家的事烦着。在过去的半年里，她不断在网上发帖，无人喝采。她不断联系媒体，没有回音。网友说，拆迁这种事情见得太多了。记者说，实在没有新闻点，你们县用的拆迁手段可能每一天都在不同地方上演。为了吸引网友，她开始做标题党，让帖子题目更长更惊人。为了打动媒体，她绞尽脑汁寻找这个拆迁与其他拆迁的不同。

纪秋宇家面临的拆迁，可以说集合了中国拆迁的种种要素，诸如补偿价格过低、拆迁手续不全、大量使用警力、不拆迁就搞株连等等，我们同样是看了半天也没找着与众不同之处。

纪秋宇很坚持，不停找我们。后来我们被她缠得实在没办法了，我们也不愿意再说她家的遭遇“不新鲜”，我们讨厌自己的“冷血”、麻木与无奈，编辑忽然想到这种“不新鲜”本身或许就是新闻，获得媒体、网络关注的拆迁户只是沧海一粟，我们就把她当成绝大部分没被关注的拆迁户的样本，把她们的无力与绝望展现出来。于是就有了《你可能不会关注的拆迁故事》。那种国家机器展现出来的不可抗力在这个绝望的小女生身上展现得非常充分。

几个月前，广州电视塔下的钉子户通过朋友找到我。她曾经是我当年求职时面试官，没想到会在这样一种情境下再次碰面。我作为她的朋友跟她一起去与官员谈判。一位年轻的官员在她出去买水的时候跟同僚说，“傻×，让她告去，告到北京也一样。”虽然做过很多次拆迁新闻，这一次，我不是做新闻，却发现那种强大的力量加持到某些个人身上时，施压者和受迫者，感觉都是那么的强烈，不可抗拒。而我的无力感，同样不可抗拒地奔涌而出。就像我的同事，一面写着拆迁条例可能废止，他在老家的房子，同样面临强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