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国民党军为何多汉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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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军为何多汉奸
“通款敌国，谋叛本国，为侵略自己祖国的敌人的利益服务，并谋取一己的私利，这样的人物在世界各国的对外战争中均为常见，中国亦不例外，汉奸就是国人对他们的鄙称。”抗日战场上，为日寇作战的伪军超过百万之众，人数之多，犹如过江之鲫。抗战时期汉奸大量出现，的确令人深思。有人说，“小奸出于愚，大奸出于智”，问题实际并不这么简单，汉奸出现之多，是由多重因素促成的。
一、近代中国长期不统一是汉奸产生的基本原因
“夫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家必自毁，然后人毁之，国必自伐，然后人伐之。”抗战时期汉奸之所以大量出现，主要是由中国自身的原因造成的。汉奸的产生与中国近代中国长期不统一密切相关。
民国初年以来，中央政权的力量式微，国内派系林立，军阀横行。1927年蒋介石在南京建立统治后，这种局面也没有完全改变，地方与地方之间，国民党与其它政治力量之间，国民党内的派别之间，斗争十分激烈。某个派别的领导人在争夺中央政权而不得或为了保存自己实力的情况下，面对日本的军事压力和利益诱惑，可能就会选择投降的道路。
由于近代中国始终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地方上各自为政，事实上出现了许多独立王国。这种状况导致部分民众对国家没有认同感，国家观念淡薄，而地域观念很强。对此，孙中山先生忧愤不已，他将这种状况称之为“一盘散沙”。而西方列强为了各自的利益，在华纷纷扶植自己的势力，上述状况都便利了外国侵略者对华推行“以华制华”和“分而治之”的政策。
“东北易帜”后，国民党形式上完成了国家的统一，实际上蒋介石的势力不能达全国。1931年日本制造九一八事变，拉开了长达14年的侵华战争的序幕。当时中央政府的政策是“攘外必先安内”，对日军采取不抵抗政策。结果，东三省很快成为日本的殖民地。日本为麻痹中国人民的反抗意识，成立了傀儡政权-伪满洲国，这是近代列强入侵中国以来第一个以国家面目出现的汉奸政权。
伪满政权主要由东北人组成，“在伪满高级官员中东北人有35人，占被统计人数的71%，奉系背景占82%。”可以看出，伪满高级官员集团基本上是在东北任职的原奉系人员所组成，体现了民国时期东北长期脱离中央政府，在张作霖父子统治下浓重的、封闭的地域色彩和派别色彩。
除了全国有不同的政治力量外，在当时的国民党中央政府内部也派别林立，相互之间政见分歧，争权夺利。汪精卫长期与蒋介石争夺最高领袖地位而不得。三十年代初期，汪精卫领导下的行政院没有实权，“行政院简直是委员长行营的秘书处”，甚至“是秘书处中一个寻常的文书股罢。”汪精卫为争做最高领袖，“原计划在西南地区依靠龙云、刘文辉、邓龙光、张发奎等地方实力派的支持，成立反共的‘中央政府’”。从汪伪政府成员组成可以看出，追随汪精卫投敌者多是汪派人物，如陈公博，褚民谊等。当然，汪精卫投敌除了权力之外，还与其反共与民族失败主义思想有关。
汪精卫的投敌，影响很大。汪精卫是国民党副总裁，有一定的号召力，汪伪政权的国民党名称、三民主义旗号、国名、国都、国歌、国旗等都未作改变。其“和平建国”理论颇能迷惑一部分民众。因此在汪精卫投敌后，汉奸数量迅速增多。
1938年伪军数量是78000人，汪精卫投敌后，伪军数量迅速上长到145000人，上升了85%，以后数量连年增加。尤其在1942-1943年期间，伪军有过猛烈的发展。这主要是国民党军队大批投敌的结果。太平洋战争初期，日本暂时得势，敌后的国民党军队，多年来执行蒋介石的“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政策，已无多大战斗力，加上汪精卫“曲线救国”论的影响，在日汪的软硬兼施下，纷纷叛国投敌。
伪军数量惊人，其被毙伤、俘虏和投诚的共有118万余众，他们比日军多出一倍以上，这个问题值得深入研究。伪军的大量存在对全民族的团结抗战造成了严重的危害。
二、政治腐败造成严重社会矛盾是汉奸产生的社会原因
抗战时期蒋介石实行独裁统治，吏治腐败，人民生活水平极端低下，引起严重的社会矛盾。这造成社会离心力的加剧，使政府缺乏亲合力和号召力，为汉奸思想的流行打开了通道。此是抗战时期汉奸大量产生的又一个原因。如陈璧君公开宣称“抗战就是为蒋介石一具人殉葬”。而部分民众国家意识淡漠，他们只有一家一姓，没有国家民族。一些人或为钱财，或为利欲，或为怨恨，而忘却了国家民族的利益，卖国求荣，卖身投敌。如淞沪抗战中，日军军曹山田武一洋洋得意地描述了他所从事的间谍活动：“从我们对主人家以及当地的居民的观察来看，他们对现政权没有什么特殊的感情，他们常常说这样的话，卢永祥时代我们要吃饭，孙传芳时代我们要吃饭，蒋介石时代我们还是要吃饭，日本人来了我们仍然这样”。
一位英国侨民柯林斯写道：“由于政府的无力，或者说是庸碌和腐败，造成了巨大的社会矛盾，中国的许多事情都是可以让老百姓责难的，也许汉奸们正是利用这种普遍的不满为他们的行为作出辩解的理由。”这位外国侨民的话出可以从侧面印证当时社会矛盾之深是致使汉奸大量出现的重要因素。
中国近代经济发展的落后，人们生活水平的极端贫困对汉奸的形成有重要影响。近代以来，中国现代进程曲折迟滞，农村地区土地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在城市，内外交困之下工商业发展凋弊，就业机会太少，人口就业压力大。由于上述原因，很多下层汉奸迫于生计，而不得不为日军服务。如淞沪战场我军右路军总指挥张发奎亲口告诉郭沫若一个令人痛心的故事：“一个17岁的汉奸交待了他所知道的汉奸组织，他说：‘敌人总是用大汉奸收买小汉奸，有的可得100块、200块、10块或者50块，好像包工式的，然后由他们分钱给小汉奸，虽则他是为了3块钱去做汉奸的，但也有12、13岁作汉奸的女孩子，只能得到5角或1块。’张发奎听了连连叹息，心情十分沉重。”中国的老百姓穷困到如此地步，以至不得不去做汉奸来维持生计，痛恨之余，更让人感到痛心。由于旧中国老百姓生活极端贫困，很多人不得不靠做伪军来谋生。如汪伪政权的日籍顾问影佐祯昭为笼络伪军的意见书上记载：“绥靖部队并警察驻屯于都邑者希望其给养能每人每月二十五元，阴历正月请主席平均赏给每人五元于人心收揽上可生甚多之效果。”这些薪金在当时足以让伪军士兵养家糊口，吸引了大量的下层民众去做伪军谋生。
更多的下层汉奸是社会上的无业游民，如流氓、无赖、兵痞、土匪、失意军人等。据一份调查记录报告，“在河北满县，被某锄奸队打上名单者，共有18人，其中无业者为10人占总数56%，商人、工人占11%。在无业者10人中，他们均为赤贫。华北屡遭战祸，天灾也时有发生，加之地方保甲勒索渔肉，土地高度集中，破产者甚多，遂产生对社会不满情绪，有些人在落水前，已有打劫、偷摸之前科。”
另外还有部分下层汉奸是因被汪伪政权抓去被迫做了汉奸。如当时汪伪军装备最好，战斗力最强的部队警卫三师其兵员“由从安徽、河南、山东等地抓来的壮丁和从伪军别的部队中挑选的士兵组成。”
三、文化教育的失误是汉奸产生的深层原因
五四以来全盘否定传统，但又没有建立起一种新的文化，外来文化的冲击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当时中国人的思想意识及道德观念出现某种程度的混乱，汉奸思想意识的流行与此也有一定的关系。英国侨民柯尔斯曾这样描述上海一带居民的生活，“这里商业已经进入了繁荣的阶段，金钱的魔力已经显示出作用，老派人士常常用‘人心不古，世风日下’这句话批评当今许多人的行为，就像英国工业革命以后，道德品质，出现了一种普遍的沦丧和堕落。”关于日本人收买汉奸的手段，柯林斯感到惊讶，“他们就像到市场采购物品那样随便和容易，发现合适的目标后，就想法接近猎物，赤裸裸地用金钱勾引。”
国民党统治时期，在三民主义的旗号下，蒋介石进行思想文化方面的全盘复古运动。以其为首的国民党最高当局，公开宣扬传统封建伦理道德。胡汉民曾一针见血的揭示了蒋介石鼓吹传统道德的真正目的。他指出：“一部分人抛开了三民主义，目的只是在愚民。”他痛斥这是三民主义的“流氓化”。蒋介石政府推行的党化教育是国民党的政治专制主义和文化复古主义的混种。由于固守传统，拒绝全面的社会改革，国民党的官方意识形成就只能成为空洞的口号和说教，无法获得全国各阶层人民的认同，根本不能成为民族的精神凝聚中心。这导致部分中国人化为一盘散沙，缺乏向心力。“独立自主的，能被社会成员在政治上、文化上高度认同的现代民族国家始终未能建立。”这是汉奸大量产生的深层原因。
陈公博在自白书中对教育上所持的某些看法，也可以从侧面印证当年教育所存在的严重弊端。他认为“教育重要是老生常谈，我最近十余年来是承认教育失败的，在政府不易得一个奉公舍己的公务员，在军队不易得一个洁身自肃的军人，在社会不易得一个尽责守己的国民”。“最后一个严重的问题却是民德的堕落。自从此次中日战争，不独物资打完了，道德也打完了。在沦陷区中，我觉得大众如趋狂澜如饮狂药，一切道德都沦丧尽了。大家不知道有国家，有社会，有朋友，只知道自己；不知道有明日，只知道有今天；不知道有理想，只知道有享乐。”
四、日本的威胁利诱是造成汉奸的直接原因
汉奸的大量产生还与外部环境有关。鸦片战争后，中国由于在对外战争中屡次战败，使一些中国人媚外、崇外、恐外的思想和民族自卑感有所发展，以及敌强我弱的客观现实，使部分中国人因此丧失抵抗信心。甚至连蒋介石的亲信，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周佛海对抗战前途也悲观失望，他认为“战必大败，和未必大乱”，“我是相信抗战下去是要灭亡的，但是宣传上却不能不鼓吹最后胜利。我是主张和平之门不全关的，但是宣传上却要鼓吹抗战到底，反对中途妥协。”许多汉奸官员认为“日本经济发达，势力强大，中国根本不是日本的对手，打是打不过的”；“中国民族性差，不团结，像一盘散沙，什么事也干不成”；“我们这些人了解日本情况，日语-争一争，能减轻点压迫。”这是部分汉奸的心态。
日本是中国一衣带水的邻邦，一向与中国有密切的经济文化往来，尤其是两国文字在一定程度上的共通性，使中国人有亲切感。中日同在亚洲，人种相同，文化教育相似。在追求中国近代化道路的过程，大批革命党人曾得到日本的庇护和资助。因此部分中国人对日本有亲近感。这些为日本对中国人的文化争取提供了有利条件。日本在侵华战争中公开鼓吹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帮助亚洲从欧洲人的奴役下解放出来”。这也麻痹了部分中国人的思想意识。
明治维新后，日本的迅速崛起也使中国人深为佩服。在“以日为师”的口号下，中国掀起了赴日留学的热潮。其中一些赴日留学生接受了日本的思想与生活习惯，结交了一些日本朋友，对日本有亲切感和崇拜感。这部分人非常容易被侵华日军所利用，成为汉奸。有学者曾对汉奸伪政权高级官员情况作过简略统计发现：“留日比例较高，在被统计的144人中，有留日经历者54人，占被统计人数的38%，占接受过近代教育人员的49%。”这既显示了近代中日文化联系之密切，也显示出日本通过留学教育在中国留学生中培养亲日派的深远用心。
汉奸的产生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产物，是他们策划和推行“以华治华”政策的需要。为了弥补其在战争中人力、物力的不足，巩固占领区，掩盖其侵略面目，泯灭中国人民的反抗意识，日本便对中国进行威胁利诱，并十分重视利用扶植汉奸伪政权达到自己的目的，如1938年日本和汪派人物梅思平、高宗武在上海重光堂签订《日华协议记录》，虚伪地宣称“尊重中国领土主权”，“两年内从中国撤兵”。接着，日本内阁对华提出近卫三原则，进行欺骗诱降，最终促使抗日营垒中的汪精卫派分化出来，并成立汪伪傀儡政权。
日本在华的四大特务机关也不择手段地从事间谍活动，其具体任务之一就是制造汉奸。他们或金钱勾引，或私利相诱，或武力威逼，投入大量人力、物力，拉拢腐蚀部分国人。加之国民党统治腐败，不得人心，部分民众为了私利而忘记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卖身投敌。
理性讨论，为什么抗日战争期间福州会出那么多汉奸呢？
[color=Red]郑 禹（？-1945 ） 伪满大臣。福建福州人、郑孝胥次子。早年留学日本。1932年，协助父兄郑孝胥、郑垂唆使溥仪到东北，后出任总理秘书官；1942年出任奉天市长。1945年4月日本临近失败时，乘坐商船“阿波丸”企图逃命；
[color=Yellow]陈 群（1890-1945） 民国政要，汉奸。福建福州人。日本明治大学毕业。曾任国民革命军北伐军东路总指挥政治部主任、上海军法处处长、南京国民政府内务部次长、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抗日战争爆发后投敌，历任伪 维新政府内务部部长、汪伪政权内政部部长、考试院院长、汪伪中国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等。抗日战争胜利后，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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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Pink]吴烺藩，福州人，生年不详，1941年福州光复后，他因汉奸罪被政府处决，大快人心。[/color]
[color=Pink]1941年4月福州首次沦陷期间，日寇陆军特务机关长铃木谦三，大肆搜罗地痞、流氓、奸商，组织日伪“福州治安维持会”。该会粉墨登场后，为了进一步掠夺财富和控制经济，也同时着手建立日伪“福州总商会”。在遴选过程中，先后利诱“何同泰”茶行老板何培訚、“生顺”茶栈掌门人欧阳康充任伪商会会长，均遭拒绝。他们为表达不当汉奸的心迹，避免迫害而流亡异乡。日酋就委任下杭街“曾长兴”纸行老板曾文乾的长子曾宜代行伪商会会长的职责，并在日伪“物资调节处”兼职。因曾宜生长于巨富家庭，过着挥金如土、花天酒地的生活。有一次他将商行30万元资金挪作他用，导致血本无归。他在担任代伪会长期间虚与委蛇，也不被重用，日酋遂弃曾宜改委木材业大户吴烺藩任伪商会会长。吴系福州铺前顶富商，序十二，人称“吴十二”。经营“建华”、“建昌”两家锯木厂，1937年出任过“福州锯木业同业公会”的首届理事长。他任伪商会会长后，甘当汉奸，为日寇卖力，做了许多祸害百姓、有损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的罪恶勾当。[/color]
[color=Green]林君扬（？-1951年），闽侯尚干人。青年时在上海读书。曾任建瓯中学体育教员。后由其亲戚介绍到国民党福建陆军第一师卢兴邦部当参谋、副官长，与该部团长黄章五过从甚密。不久，他回福州任“福峡汽车公司”业务部主任。抗战军兴，他大耍特务手段，攫取了全省交通、航运的大权，又勾结国民党党、政、军、宪、警、特头面人物，妄图占据市商会地盘[/color]，作为反动的政治资本，进行其亦官亦商亦特的罪恶勾当
[color=Purple]曾仲鸣 （1896-1939）
民国政要，汉奸。福建福州人。早年留学法国，获文学博士学位。1925年回国后，历任国民政府秘书、汪精卫秘书、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中央政治会议副秘书长、铁道部次长兼交通部次长等职。1938年12月，追随汪精卫离开重庆经昆明到河内，从事投降卖国活动。
郑孝胥（１８６０－１９３８）是中国近现代史上汉奸人物。他是举人出身，福州人。曾任清政府驻日本大阪的领事，以后又在广西、广东、安徽、湖南诸省做过地方官。１９２３年投奔囿居于紫禁城内的废帝溥仪，当上了溥仪的大管家和“师傅”。“九·一八”事变后，协助日本人胁持溥仪至东北。１９３２年伪满洲国成立，郑孝胥任伪国务总理，成了汉奸[/color]
[color=Blue]梁鸿志(1882-1946) 字众异，一字仲毅，晚年号迂园，福建长乐人。近代官僚、汉奸 文人。福建长乐人。清末巨儒梁章钜之子，从小诵读经史，为人狂傲，以东坡自许。曾任北洋政府秘书长，多藏古代珍籍秘集，藏有33封宋代书札其中有苏东坡致辛弃疾的亲笔信。擅长诗文，著有《爰居阁诗集》，其诗低徊多感，颇有独到之处。抗战后，因汉奸叛国罪被判死刑。早年中举人，但多次试进士不第。1905年入京师大学堂。毕业后任山东登莱高胶道尹公署科长、奉天优级师范学堂教员。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任职北京国务院，曾兼《亚细亚日报》编辑。袁世凯死后投靠段祺瑞，先后任法制局参事、京畿卫戍司令部秘书处长、肃政史、安福国会参议院秘书长，成为安福系骨干分子。1920年皖系(段祺瑞)战败后，被列为十大祸首之一遭通缉，避居天津。1925年段祺瑞重掌北京政府后，任执政府秘书长。段倒台后，先后闲居天津、大连、上海、杭州。抗战前他再度居沪，因为藏得36件宋代古物，因此号称“三十六宋斋主”1937年“七七”事变后，在日本侵略者的策动下，在上海组织维新政府，并担任伪行政院长，卖国投敌[/color]
[color=Maroon]黄浚，字秋岳，福建福州人。民国初年留学日本期间，曾结识了一些主张侵华的分子。回国后在北京军阀政府中任职。北京政府垮台后，他又混入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任职。不久得到了院长汪精卫的信任，被汪精卫任命为行政院机要秘书。1937年夏，他的儿子黄晟留学日本回国后，他又通过各种关系，将黄晟安排在外交部工作。他父子俩臭味相投，早与日本特务机关挂上了钩。黄浚父子利用职务之便，又拉拢一部分人，组成了以他们为首的卖国小集团，替日本侵略者服务，以换取日本人的赏赐，过着花天酒地、纸醉金迷的糜烂生活。...[/color]
[color=LimeGreen] 陈箓(1877-1939) 近代外交家。字任先，号止室。福建闽侯人。光绪末年法科进士。1891年进福州船政学堂学习。后入武昌自强学堂，1901年毕业后留校任法文教师。后赴德、法等国留学。1907年获法学士学位，后归国。历任法部制勘司主事，翰林院编修、外务部考工司郎等。1912年任中华民国外交部政务司长，后任驻墨西哥公使、都护使驻库伦办事大员，外交次长等。在外交总长出席巴黎和会期间，代理外长一年。1938年3月，出任伪维新政府外交部长，投靠[/color]日本。次年被国民党军统特工人员刺杀身亡。著有《止室笔记》、《法文文牍程式》，译有《蒙古逸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