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中为何中国“汉奸”众多？

抗日战争中为何中国“汉奸”众多？

星岛环球网 www.stnn.cc 2008-11-07 　　

“通款敌国，谋叛本国”为侵略自己祖国的敌人的利益服务，并谋取一己的私利，这样的人物在世界各国的对外战争中均为常见，中国亦不例外，汉奸就是国人对他们的鄙称。”

　　抗日战场上，为日寇作战的伪军超过百万之众，人数之多，犹如过江之鲫。抗战时期汉奸大量出现，的确令人深思。

十大汉奸排行榜

江朝宗

　　江朝宗（1861—1943年），行名世尧，原名雨丞，民国时改字澄，道号大中，斋名四勿轩。因排行第四，世称"四先生"。旌德江村人，寄居六安州麻埠镇（今属金寨县）是北洋军阀重要人物。

　　江朝宗早年家贫弃学，入清末淮军将领刘铭传所设之麻埠继勋典铺习商。清光绪十年（1884年）赴台湾投刘（当时刘督办台湾军务）参与抗击法军。刘部克复基隆后，江被升任海军管带。次年，清政府与法国签订《中法新约》后，江返内地办理江南等地赈务。光绪二十年甲午战争时，随袁世凯出关，负责前敌饷械及侦探敌情。光绪二十六年，义和团运动兴起江负责处理直隶、山东沿海地区义和团和教民之间纠纷案件。光绪三十一年，江留办京畿冬防，协同守卫皇宫禁地，经直隶总督袁世凯保奏，以知府留于直隶委用。

　　袁世凯1915年12月宣布恢复帝制，成立"登极大典筹备处"，江朝宗为该处成员之一。1917年，黎元洪总统府与段祺瑞国务院发生府院之争，黎召"辫帅"张勋入京调停。张率兵入京，逼黎以解散国会为调停条件。时伍廷芳为内阁总理。于是江朝宗于1917年6月12日当上国务总理，冒天下之大不韪，悍然命令解散国会。时避难上海的国会议员们，以江非阁员不能任代总理为由，联名通电反对。6月24日，江宣告卸任。后被段祺瑞作命为将军府"迪威"将军。

　　江朝宗1921年保荐许世英为安徽省省长，自己则以"太上省长"自居。此后，江虽失掌军政大权，却以前清遗老、民国伟人、社会名流自命。“七七”事变后，他投降日本侵略者当了汉奸。由于他是在日本投降前病死的，所以还举行了一个较为“体面”的葬礼。

 　　褚民谊（1884—1946）著名业余昆曲家、国民党元老、日伪汉奸。原名明遗，字重行，别署乐天居士。浙江吴兴县（今湖州市）南浔镇人。1903年东渡日本求学，1906年随同乡张静江赴法国，途径新加坡时参加同盟会，抵巴黎后，与吴稚晖、李石曾、蔡元培等创办中国印书局，发行《新世纪月刊》和《世界画报》等，宣传反满革命。

　　1911年11月上海光复后，褚民谊返沪与陈璧君母亲的养女陈舜贞结婚。1912年5月任同盟会本部驻沪机关部总务长。9月再度赴欧。1915年春回沪倒袁，9月三度赴欧。1920年与吴稚晖、李石曾在法国创办里昂中法大学，任副校长。1924年在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年底回国从事教育工作，先后任广东大学教授、代理校长、兼任广东医学院院长。

　　褚民谊1926年1月在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选为中央候补执行委员，嗣后递升为执行委员，7月北伐时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后方军医处处长，留守广州。1928年任上海中法工业专门学校校长。

　　汪精卫1932年1月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褚任院秘书长。1937年上海沦陷前，任职中法国立工学院院长、中法技术学校医学研究部主任，未西撤。

　　1939年5月汪精卫赴上海，褚民谊遂成为汪伪政府核心人物之一。1940年3月底伪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汪任行政院院长、褚任副院长兼伪外交部长，12月任驻日“大使”，1941年10月回南京复任外交部长。兼任伪中日文化协会理事长，在协会内设戏曲组，由溥侗指导拍曲和彩唱。

　　褚民谊1942年曾任访日特使，日本天皇授予一等旭日大绶章。1945年10月14日在广州被军统局诱捕，1946年8月23日以汉奸罪在苏州狮子口监狱刑场被枪决。终年62岁。

　　章宗祥（1879—1962）浙江吴兴人，字仲和。早年留学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回国后在清政府民政部任职。1912年任袁世凯总统府秘书。1914年任司法总长。1916年任驻日公使，与当时的交通总长曹汝霖、前驻日公使陆宗舆勾结，在段祺瑞指使下，出卖国家主权，向日大量借款，激起全国人民愤怒。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在全国人民的强烈抗议下，北洋军阀政府被迫将曹、章、陆等免职。1920年任中日合办的中华汇业银行总经理。1925年任北京通商银行总经理。1928年后，寓居青岛。1942年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谘询委员。抗日战争胜利后，迁居上海。

　　陆宗舆（1876—1941）字润生。浙江海宁人。1899年赴日本早稻田大学学习。1902年归国后，任进士馆及警官学堂教习、巡警部主事。1906年冬随载泽出国考察宪政。1907年调任奉天洋务局总办兼管东三省盐务。次年升任候补四品京堂。1909年进京任宪政编查馆馆员。1910年10月，被选为资政院议员。次年秋任交通银行协理、印铸局局长。武昌起义后，任度支部右丞并代副大臣。后任袁世凯总统府财政顾问。1913年当选为参议院议员。同年12月被任为驻日公使。

　　1915年初由袁世凯派遣，陆宗舆与陆徵祥、曹汝霖一起与日方谈判签订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6月8日，由他在东京与日本换文批准该条约。1917年8月，任中日合办的中华汇业银行总理，多次经手向日本借款。1919年4月19日，任察哈尔龙阳铁矿（今属河北）公司督办。五四运动中，与曹汝霖、章宗祥同被群众斥为卖国贼。6月，被罢免。1925年后一度出任临时参政院参政。1940年，汪伪国民政府成立，被聘为行政院顾问。1941年6月1日病死于北平。

　　陈璧君（1891——1959）广东新会人，生于马来亚槟榔屿乔治市（今槟城）。女。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在槟城与汪精卫相识，遂入同盟会。宣统元年（1909年）追随汪去日本留学。二年，随汪回北京执行暗杀摄政王的秘密使命。1912年5月，与汪精卫正式宣布结婚。1924年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监察委员。

　　陈璧君1938年随汪公开投降日本。汪伪政权期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委、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1946年被国民党当局以叛国罪判处无期徒刑，终身监禁。

1949年5月，由苏州监狱遣送上海提篮桥监狱继续关押，1959年病死于上海监狱医院。

　　周佛海（1897—1948）湖南沅陵人。早年留学日本。1921年7月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后回日本求学，毕业于京都帝国大学系。1924年脱离共产党，加入国民党。1926年北伐军攻占武汉后，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秘书长兼政治部主任。1929年后，历任国民党政府训练总监部政治训练处处长、江苏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长、国民党中央党部民众训练部长、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等职。

　　周佛海1938年底随汪精卫投敌。1940年后，历任汪伪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汪伪政府警政部长、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上海市长等职。日本投降后曾被蒋介石任为上海行动总队总队长。后在舆论压力下被捕。1948年死于南京狱中。

　　汪精卫（名兆铭，字季新，号精卫，1883年－1944年11月10日）。祖籍浙江山阴（今绍兴），出生于广东三水。早年参加中国同盟会，1910年3月谋刺摄政王载沣，事泄被捕，狱中赋诗“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一时为人传诵。武昌起义后获释。曾任《民报》主编。1924年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并任宣传部部长。

　　1925年7月广东国民政府成立，汪精卫被选为国民政府常务委员会主席和军事委员会主席。1927年在武汉发动七·一五事变，宁沪汉三方合流后，任南京国民政府委员。1931年5月，联合反蒋各派在广州另组国民政府，与南京国民政府对峙。

　　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汪精卫合组政府，汪精卫出任行政院长。抗战爆发后任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国民党副总裁，地位仅次于蒋介石。1938年12月29日，发“艳电”，电文称：日本“对于中国无领土之要求”、“尊重中国之主权”，能使中国“完成其独立”，以“互相善邻友好、共同防共和经济合作”三原则，“与日本政府交换诚意，以期恢复和平”。这样做“不但北方各省可以保全，即抗战以来沦陷各地亦可收复，而主权及行政之独立完整，亦得以保持”。

　　汪精卫1940年3月30日在南京组建国民政府，汪任行政院长兼国府主席、中央政治委员会最高国防会议主席。1944年11月10日病逝于日本名古屋。

　　最初动机：为当国民政府主席，争权失利

　　最高伪职：任伪国民政府主席

　　最幸之事：三次遇刺，大难不死

　　最终下场：命丧江湖郎中之手，死后焚尸扬灰

　　曹汝霖（1877—1966）上海人，字润田。早年留学日本。1911年春任清政府外务部副大臣。

　　1913年8月任袁世凯政府外交次长。1915年和陆徵祥一起奉袁命同日本谈判，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1916年后任北洋军阀政府交通总长、财政总长。

　　1919年五四运动中，北京学生一致要求惩办亲日派卖国贼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等三人。6月10日北京政府被迫下令将曹等三人免职。

　　抗日战争时期，曾任伪华北临时政府最高顾问、华北政务委员会咨询委员。1949年逃往台湾，后至日本、死于美国。

太君”之谜

　　在中国关于抗日战争的小说电影里，反面人物总把日本兵阿谀奉承地称为“太君”。然而，查遍一般的日文字典，却没有“太君”的踪迹。

    在比较专业的汉字字典里，“太君”有两个意思：一是封建时代对具有封地官员的母亲的尊称；另一个意思是对别人父亲的尊称，这都是古时使用的古语，在近代日语中并不使用。

　　那么“太君”是不是字典上不载的俗语呢？问日本的年轻人，根本没有人知道“太君”一词。是不是二战以前使用的俗话呢？问一位60多岁的大学教授，他也没有听说过“太君”一词。

    既然“太君”不是日本词，那么是不是中国词呢？以前中国倒是有“太君”一词，用来尊称别人的母亲，比如杨家将中的佘太君等。但为什么要把日本兵尊称“太君”？是不是中国人有一种特殊的母亲情结，谁有权有势就把谁称为母亲，所谓有奶便是娘？

日本兵听到中国人称他们“太君”时，大概也有些莫名其妙，可能以为中国人习惯上用“太君”来尊称别人。难怪日本的一个老教授反问中国人：

    是不是把“大君”错搞成“太君”了？江户时代的幕府将军曾对外国人自称“大君”。

汉奸数量太多的背后

　　抗日战场上，为日寇作战的伪军超过百万之众，人数之多，犹如过江之鲫。抗战时期汉奸大量出现，的确令人深思。有人说，“小奸出于愚，大奸出于智”，问题实际并不这么简单，汉奸出现之多，是由多重因素促成的。

　　一、近代中国长期不统一是汉奸产生的基本原因

　　“夫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家必自毁，然后人毁之，国必自伐，然后人伐之。”抗战时期汉奸之所以大量出现，主要是由中国自身的原因造成的。汉奸的产生与中国近代中国长期不统一密切相关。

　　民国初年以来，中央政权的力量式微，国内派系林立，军阀横行。1927年蒋介石在南京建立统治后，这种局面也没有完全改变，地方与地方之间，国民党与其它政治力量之间，国民党内的派别之间，斗争十分激烈。某个派别的领导人在争夺中央政权而不得或为了保存自己实力的情况下，面对日本的军事压力和利益诱惑，可能就会选择投降的道路。

几十年来，影视反复刻画汉奸形象，因为这是抗日战争回避不了的历史

　　由于近代中国始终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地方上各自为政，事实上出现了许多独立王国。

　　这种状况导致部分民众对国家没有认同感，国家观念淡薄，而地域观念很强。对此，孙中山忧愤不已，他将这种状况称之为“一盘散沙”。而西方列强为了各自的利益，在华纷纷扶植自己的势力，上述状况都便利了外国侵略者对华推行“以华制华”和“分而治之”的政策。

　　“东北易帜”后，国民党形式上完成了国家的统一，实际上蒋介石的势力不能达全国。1931年日本制造九一八事变，拉开了长达14年的侵华战争的序幕。当时中央政府的政策是“攘外必先安内”，对日军采取不抵抗政策。结果，东三省很快成为日本的殖民地。日本为麻痹中国人民的反抗意识，成立了傀儡政权—伪满洲国，这是近代列强入侵中国以来第一个以国家面目出现的汉奸政权。

　　伪满政权主要由东北人组成，“在伪满高级官员中东北人有35人，占被统计人数的71%，奉系背景占82%。”可以看出，伪满高级官员集团基本上是在东北任职的原奉系人员所组成，体现了民国时期东北长期脱离中央政府，在张作霖父子统治下浓重的、封闭的地域色彩和派别色彩。

　　除了全国有不同的政治力量外，在当时的国民党中央政府内部也派别林立，相互之间政见分歧，争权夺利。汪精卫长期与蒋介石争夺最高领袖地位而不得。

　　三十年代初期，汪精卫领导下的行政院没有实权，“行政院简直是委员长行营的秘书处”，甚至“是秘书处中一个寻常的文书股罢。”

汪精卫为争做最高领袖，“原计划在西南地区依靠龙云、刘文辉、邓龙光、张发奎等地方实力派的支持，成立反共的‘中央政府’”。从汪伪政府成员组成可以看出，追随汪精卫投敌者多是汪派人物，如陈公博，褚民谊等。当然，汪精卫投敌除了权力之外，还与其反共与民族失败主义思想有关。

　　汪精卫的投敌，影响很大。汪精卫是国民党副总裁，有一定的号召力，汪伪政权的国民党名称、三民主义旗号、国名、国都、国歌、国旗等都未作改变。其“和平建国”理论颇能迷惑一部分民众。因此在汪精卫投敌后，汉奸数量迅速增多。

　　1938年伪军数量是7.8万人，汪精卫投敌后，伪军数量迅速上长到14.50万人，上升了85%，以后数量连年增加。尤其在1942—1943年期间，伪军有过猛烈的发展。这主要是国民党军队大批投敌的结果。

　　太平洋战争初期，日本暂时得势，敌后的国民党军队，多年来执行蒋介石的“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政策，已无多大战斗力，加上汪精卫“曲线救国”论的影响，在日汪的软硬兼施下，纷纷叛国投敌。

　　伪军数量惊人，其被毙伤、俘虏和投诚的共有118万余众，他们比日军多出一倍以上，这个问题值得深入研究。伪军的大量存在对全民族的团结抗战造成了严重的危害。

　　二、政治腐败造成严重社会矛盾是汉奸产生的社会原因

　　抗战时期蒋介石实行独裁统治，吏治腐败，人民生活水平极端低下，引起严重的社会矛盾。

　　这造成社会离心力的加剧，使政府缺乏亲合力和号召力，为汉奸思想的流行打开了通道。此是抗战时期汉奸大量产生的又一个原因。如陈璧君公开宣称“抗战就是为蒋介石一具人殉葬”。而部分民众国家意识淡漠，他们只有一家一姓，没有国家民族。一些人或为钱财，或为利欲，或为怨恨，而忘却了国家民族的利益，卖国求荣，卖身投敌。

　　淞沪抗战中，日军军曹山田武一洋洋得意地描述了他所从事的间谍活动：“从我们对主人家以及当地的居民的观察来看，他们对现政权没有什么特殊的感情，他们常常说这样的话，卢永祥时代我们要吃饭，孙传芳时代我们要吃饭，蒋介石时代我们还是要吃饭，日本人来了我们仍然这样”。

　　一位英国侨民柯林斯写道：“由于政府的无力，或者说是庸碌和腐败，造成了巨大的社会矛盾，中国的许多事情都是可以让老百姓责难的，也许汉奸们正是利用这种普遍的不满为他们的行为作出辩解的理由。”这位外国侨民的话出可以从侧面印证当时社会矛盾之深是致使汉奸大量出现的重要因素。

中国近代经济发展的落后，人们生活水平的极端贫困对汉奸的形成有重要影响。

　　近代以来，中国现代进程曲折迟滞，农村地区土地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在城市，内外交困之下工商业发展凋弊，就业机会太少，人口就业压力大。由于上述原因，很多下层汉奸迫于生计，而不得不为日军服务。

　　淞沪战场中国右路军总指挥张发奎亲口告诉郭沫若一个令人痛心的故事：

　　“一个17岁的汉奸交待了他所知道的汉奸组织，他说，敌人总是用大汉奸收买小汉奸，有的可得100块、200块、10块或者50块，好像包工式的，然后由他们分钱给小汉奸，虽则他是为了3块钱去做汉奸的，但也有12、13岁作汉奸的女孩子，只能得到5角或1块。”

　　张发奎听了连连叹息，心情十分沉重。中国的老百姓穷困到如此地步，以至不得不去做汉奸来维持生计，痛恨之余，更让人感到痛心。

　　由于以前老百姓生活极端贫困，很多人不得不靠做伪军来谋生。如汪伪政权的日籍顾问影佐祯昭为笼络伪军的意见书上记载：“一、绥靖部队并警察驻屯于都邑者希望其给养能每人每月二十五元，阴历正月请主席平均赏给每人五元于人心收揽上可生甚多之效果。”这些薪金在当时足以让伪军士兵养家糊口，吸引了大量的下层民众去做伪军谋生。

　　更多的下层汉奸是社会上的无业游民，如流氓、无赖、兵痞、土匪、失意军人等。

　　据一份调查记录报告，“在河北满县，被某锄奸队打上名单者，共有18人，其中无业者为10人占总数56%，商人、工人占11%。在无业者10人中，他们均为赤贫。华北屡遭战祸，天灾也时有发生，加之地方保甲勒索渔肉，土地高度集中，破产者甚多，遂产生对社会不满情绪，有些人在落水前，已有打劫、偷摸之前科。”

另外还有部分下层汉奸是因被汪伪政权抓去被迫做了汉奸。

　　当时汪伪军装备最好，战斗力最强的部队警卫三师其兵员“由从安徽、河南、山东等地抓来的壮丁和从伪军别的部队中挑选的士兵组成。”

　　三、文化教育的失误是汉奸产生的深层原因

　　五四以来全盘否定传统，但又没有建立起一种新的文化，外来文化的冲击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当时中国人的思想意识及道德观念出现某种程度的混乱，汉奸思想意识的流行与此也有一定的关系。

　　英国侨民柯尔斯曾这样描述上海一带居民的生活——

　　“这里商业已经进入了繁荣的阶段，金钱的魔力已经显示出作用，老派人士常常用‘人心不古，世风日下’这句话批评当今许多人的行为，就像英国工业革命以后，道德品质，出现了一种普遍的沦丧和堕落。”

　　关于日本人收买汉奸的手段，柯林斯感到惊讶，“他们就像到市场采购物品那样随便和容易，发现合适的目标后，就想法接近猎物，赤裸裸地用金钱勾引。”

　　国民党统治时期，在三民主义的旗号下，蒋介石进行思想文化方面的全盘复古运动。以其为首的国民党最高当局，公开宣扬传统封建伦理道德。胡汉民曾一针见血的揭示了蒋介石鼓吹传统道德的真正目的。他指出：“一部分人抛开了三民主义，目的只是在愚民。”他痛斥这是三民主义的“流氓化”。

　　蒋介石政府推行的党化教育是国民党的政治专制主义和文化复古主义的混种。

　　由于固守传统，拒绝全面的社会改革，国民党的官方意识形成就只能成为空洞的口号和说教，无法获得全国各阶层人民的认同，根本不能成为民族的精神凝聚中心。这导致部分中国人化为一盘散沙，缺乏向心力。

 “独立自主的，能被社会成员在政治上、文化上高度认同的现代民族国家始终未能建立。”这是汉奸大量产生的深层原因。

　　陈公博在自白书中对教育上所持的某些看法，也可以从侧面印证当年教育所存在的严重弊端。

　　他认为，“教育重要是老生常谈，我最近十余年来是承认教育失败的，在政府不易得一个奉公舍己的公务员，在军队不易得一个洁身自肃的军人，在社会不易得一个尽责守己的国民”。“最后一个严重的问题却是民德的堕落。自从此次中日战争，不独物资打完了，道德也打完了。

　　在沦陷区中，我觉得大众如趋狂澜如饮狂药，一切道德都沦丧尽了。大家不知道有国家，有社会，有朋友，只知道自己；不知道有明日，只知道有今天；不知道有理想，只知道有享乐。”

　　四、日本的威胁利诱是造成汉奸的直接原因

　　汉奸的大量产生还与外部环境有关。鸦片战争后，中国由于在对外战争中屡次战败，使一些中国人媚外、崇外、恐外的思想和民族自卑感有所发展，以及敌强我弱的客观现实，使部分中国人因此丧失抵抗信心。

　　甚至连蒋介石的亲信，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周佛海对抗战前途也悲观失望，他认为“战必大败，和未必大乱”，“我是相信抗战下去是要灭亡的，但是宣传上却不能不鼓吹最后胜利。我是主张和平之门不全关的，但是宣传上却要鼓吹抗战到底，反对中途妥协。”

　　许多汉奸官员认为“日本经济发达，势力强大，中国根本不是日本的对手，打是打不过的”；“中国民族性差，不团结，像一盘散沙，什么事也干不成”；“我们这些人了解日本情况，日语—争一争，能减轻点压迫。”这是部分汉奸的心态。

　日本是中国一衣带水的邻邦，一向与中国有密切的经济文化往来，尤其是两国文字在一定程度上的共通性，使中国人有亲切感。中日同在亚洲，人种相同，文化教育相似。在追求中国近代化道路的过程，大批革命党人曾得到日本的庇护和资助。因此部分中国人对日本有亲近感。

　　这些为日本对中国人的文化争取提供了有利条件。日本在侵华战争中公开鼓吹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帮助亚洲从欧洲人的奴役下解放出来”。这也麻痹了部分中国人的思想意识。

　　明治维新后，日本的迅速崛起也使中国人深为佩服。在“以日为师”的口号下，中国掀起了赴日留学的热潮。其中一些赴日留学生接受了日本的思想与生活习惯，结交了一些日本朋友，对日本有亲切感和崇拜感。这部分人非常容易被侵华日军所利用，成为汉奸。

　　有学者曾做过一份关于汉奸伪政权高级官员情况简略统计：

　　“留日比例较高，在被统计的144人中，有留日经历者54人，占被统计人数的38%，占接受过近代教育人员的49%”。

　　这既显示了近代中日文化联系之密切，也显示出日本通过留学教育在中国留学生中培养亲日派的深远用心。

　　汉奸的产生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产物，是他们策划和推行“以华治华”政策的需要。为了弥补其在战争中人力、物力的不足，巩固占领区，掩盖其侵略面目，泯灭中国人民的反抗意识，日本便对中国进行威胁利诱，并十分重视利用扶植汉奸伪政权达到自己的目的，如1938年日本和汪派人物梅思平、高宗武在上海重光堂签订《日华协议记录》，虚伪地宣称“尊重中国领土主权”，“两年内从中国撤兵”。

　　接着，日本内阁对华提出近卫三原则，进行欺骗诱降，最终促使抗日营垒中的汪精卫派分化出来，并成立汪伪傀儡政权。

　　日本在华的四大特务机关也不择手段地从事间谍活动，其具体任务之一就是制造汉奸。他们或金钱勾引，或私利相诱，或武力威逼，投入大量人力、物力，拉拢腐蚀部分国人。加之国民党统治腐败，不得人心，部分民众为了私利而忘记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卖身投敌。

齐燮元（1879年一1946年），字抚万，直隶宁河县（今属天津市）人。光绪年间秀才，后考入保定陆军速成学堂。民国年间，所率部队屡战屡败，然而职务却由旅长累升为副司令。

　　齐燮元1937年投靠日本侵略者，1940年被南京汪伪政府任命为华北绥靖军总司令。日本投降后，1946年被处决于南京雨花台。

　　郑孝胥（1860～1938）近代诗人，书法家。字苏堪，一字太夷，号海藏。福建闽侯人。清光绪八年(1882)举人。由内阁中书改官同知。光绪十七年，东渡日本，任使馆秘书。次年，升日筑领事，调神户大阪总领事。二十年归国。历官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京汉铁路南段总办、督办广西边务。宣统三年(1911)，为湖南布政使。

　　清亡后，郑孝胥以遗老自居，先有楼在上海，题海藏楼，寓居于此，常与遗老辈相唱和。最后叛国，追随日本侵略者，并任伪满洲国国务总理，旧时朋辈，如陈衍、昌广生等，都和他绝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