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长江：反思危机不应成为拒绝政改借口

　　王长江 反思危机不应成为拒绝政改借口

　　历史上执政党做了很多事，有的是对的，有的是错的，有的是当时不得不做但现在看来有问题的，我们不能把为社会主义制度辩护，变成为传统的模式辩护

　　本刊记者 杨潇 发自北京

　　《华盛顿邮报》的专栏文章说：“我们现在都是中国人了。 ”《新闻周刊》的最新封面讲：“我们现在都是社会主义者了。”——“他们”现在都是怎么了？

　　金融危机下，西方各国政府纷纷出手救市，“国有化”引发激烈争论，争论见诸媒体又往往伴随着耸动的标签——它们通过翻译（以及省略）抵达中国，这里的很多人并不在意标签后的具体争论，“社会主义”足够让他们感觉良好。

　　如果这些标签仅供怀念，或许只是一种社会情绪的释放，但在中央党校教授王长江看来，一种旧的思潮，正借着它们重新活跃起来，而这是需要警惕的。他认为，反思经济危机、反思西方模式，不应该成为拒绝改革（尤其是政改）的借口。

　　王长江年初在媒体上发表文章，提醒人们注意新近出现的“政改麻木症”，这位熟谙中国政治的党校党建教研部主任告诉本刊，知识界的这种思潮，是一个不良的信号，不但影响民众，也可能影响高层，“他们会不会想，那么，政改就先放一放？”

　　人物周刊：提出“政改麻木症”的起因是？

　　王长江：最近一段时间，关于经济危机的解读有各种观点，其中一种就是认为，我们受影响小的原因是我们的体制好。有些学者为这个体制辩护，这也算是一种观点，可以理解。但辩护不能到违反常理的程度。

　　历史上执政党做了很多事，有的是对，有的是错的，有的是当时不得不做但现在看来有问题的，我们不能把为社会主义制度辩护变成为传统的模式辩护，进而还认为社会主义应当是计划经济、苏联模式还是值得肯定，这似乎成了一种复活的思潮。

　　人物周刊：这种思潮在学界影响如何？

　　王长江：没有大的趋势或者格局的变化。只是金融危机后，有那方面倾向的人，似乎获得了更多新的论据。

　　人物周刊：有人认为，“中国能在这次危机中处于主动，国际社会也比较看重中国，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体制中没有改的那部分起了作用”，怎么看“没有改的那部分”？

　　王长江：国家对经济有一定的控制、宏观调控肯定是可以的，问题在于控制的方法，还得尊重市场的规律。

　　人物周刊：金融危机以来，“社会主义”这个词又在西方媒体上高频出现，《华盛顿邮报》甚至说，“我们现在都是中国人了”，有些中国媒体也乐于转引这类文章。

　　王长江：西方人用这个词，并非是从意识形态上转而相信社会主义，也不是说要改变西方的基本制度，这只不过是在用意识形态语言进行调侃。像这种话早在几十年前就已经有了，比如英国的艾德礼政府曾经推行了社会主义民主主义性质的改革，被英国人自称实行了“社会主义”。这和我们说的社会主义绝对不是一回事儿。

　　这种调侃恰恰表明了人家的自信，人家觉得，我这个制度不会因为说几句话就变掉了，随便你叫什么，对我有用的我就拿来，人家的思维方式是实用主义的。

　　人物周刊：但似乎感觉良好的人不在少数。

　　王长江：这和我们的意识形态工作方式有关。我们在意识形态宣传方面，主要还是动员式的，动不动就把具体政策和什么“主义”联系起来。这种动员可以迅速调动起非常高的热情，但也可能起反作用。

　　在美国，政府做得再不好，没人质疑这个国家的基本制度，因为它的基本制度和政府政策是两码事。而中国则不同。把什么好东西都和基本制度联系起来、都说成是什么主义的“优越性”。老百姓习惯了这种联系，那如果有一天出现了不好的形势怎么办？

　　人物周刊：我们真的认真探讨一下“优越性” 如何？

　　王长江：当然可以。计划经济给掌权者赋予了神圣使命，也给了他们无限权力。由这种制度自然而然形成的庞大权力机关，某种意义上你也可以说它是一种优势，比如集中力量做大事情。但这也要看决策是否适当。

　　我觉得用“特点”比用“优越性”来概括更合适。“特点”用得好了，才会是“优点”，而要讨论如何用得好，这里面值得研究的问题就又多了。

　　人物周刊：您很早就提出过“用民主的方法解决发展中的问题”。

　　王长江：主要是做一个区别：遇到问题，是用比较现代的方法来解决呢，还是用传统的手段，用高度集中、加强行政权力的办法来解决？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你如果给基层政府收税、审批的权力，又不让它寻租，怎么才能做到？民主的办法就是大家决定，不让一个人说了算，限制权力。而我们现在的办法是，你若乱用了审批权，我就把它收回来，变成到上一级政府去审批。这样一级一级往上收，那么上收了的、而且变得越来越大的权力谁来监督？这等于把腐败的主体向上、向高层转移了，不但不能解决腐败问题，反而使腐败的级别越来越高，数额越来越大。“民主的办法”是和“集权（或行政）的办法”相对而言。

　　人物周刊：病根在权力过分集中，邓小平也早就指出过这个问题，但现在似乎官方更愿意提“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而非“让权力分散”。这是不是某种认识论的转变？

　　王长江：其实这些问题都没有完全弄清楚。权力集中，不在于掌权者该不该有权力，而在于权力的运行过程不科学。有多大权力，就该负多大的责任；权力从哪儿来，就该对谁负责。这些问题没搞清楚，所以看起来似乎搞民主和保持权力的有效性，永远处在矛盾之中。

　　比如说，既然权力是人民给予的，那总有一个授予的过程吧，老百姓总不能一点发言权没有吧，所以这个授予的过程必须有老百姓参与，不能集中了事。

　　一旦完成了授权，就应该让掌权者有充分自主来使用权力。现在的问题是，该让老百姓参与的，却偏偏实行上级任命制；而已经完成的授权，反而又大讲民主，让掌权者无法决策。真正是该民主时不民主，该集中时不集中。回过头来，又有学者用出现的问题来论证中国不应急于搞民主！

　　人物周刊：再回到金融危机的话题，有人 说，当前金融危机是西方国家基本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内在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有人说，这是新自由主义的失败。

　　王长江：前一段我刚好去美国访问，听国外的专家聊起这个问题。实际上，他们就是把调控当作一种手段，左与右没有固定的分界线，按照需要随时调整。反倒是我们过于强调概念，把政策意识形态化。

　　我看不出他们有被“社会主义化”的恐慌。至于说有人从这场危机中看出资本主义失败甚至灭亡，我只能说这是个笑话。

　　人物周刊：您对“麻木症”的症状描述是，忽然觉得政改没那么必要、有迫切性了。

　　王长江：我想说的是，知识界出现的回潮动向，给老百姓造成的感觉是这样，而且领导人也会看这个动向。如果这种观感强烈了，领导人会不会也想，那么政改放一放，我们先对付经济危机吧！总之，这种动向是有影响和有迷惑性的。

　　人物周刊：有网友评论说，不是“麻木症”，是“敏感症”和“恐惧症”。

　　王长江：（笑）从我的角度，选来选去，可能还是“麻木症”比较容易被接受吧。

　　人物周刊：在现有利益格局下，政改的动力来源于什么？

　　王长江：刚才说过，由于没有用民主的办法来解决问题，权力一层层往上收，而权责并不对等，责任都被推到基层了。这样基层官员会不满意，因为责任比天大，权力却很小，所以他们会希望改革。

　　最高层身处其位，要对党和国家负责，也会希望改革。问题在某些收了权的部门，权力越来越大，却可以不用向下面负责，有了既得利益，他们往往不愿改革。既得利益挡改革的道，这是最大的问题。

　　人物周刊：经济学家为既得利益代言，公众已不陌生，政治学者为某些力量代言，按您的说法是“为了取悦什么”，“取悦”的“收益”如何？政治学者的底线在何处？王长江：这个问题我已经在理论上作了不少呼吁和论争。有人说，让老百姓说了算，那么“党管干部”的原则怎么办？这种质问，实际上正表明我们对“党管干部”的理解多么狭隘：把“党管干部”等同于“党管人头”。你管了人头了，那老百姓还有什么选择权？选择权体现不出来，“当家作主”岂不成了空中楼阁？

　　授权民主是所有其他方面民主的前提。我们有些学者不是从老百姓利益、从民主的基本要求出发，而是两眼朝上，天天琢磨上面比他权大的人爱听什么，便来论证什么是合理的，最后还得出结论：“选举式民主不适合中国国情。”

　　授权阶段都没有民主，那后面的权力运行和对权力的监督如何能有民主？后面的所谓民主，全都不可能是民主，因为封建皇帝也能做到。皇帝也可以在决策前多听几个人的意见，皇帝也可以借用网络这种工具，让老百姓都来发表意见，皇帝也可以允许老百姓对他行使权力的过程进行监督。但你能认为这就叫民主政治吗？

　　其实，这些人不是不懂这一切，而是为了取悦某种既得利益。你可以说现阶段中国国情复杂，可能不太适合选举，这也算是你对国情的判断，但你说“选举式民主不适合中国国情”，这不是睁着眼睛说瞎话吗？自己也知道自己论点站不住脚，却昧着良心说假话，这就越过了我说的学者良知的底线。当然，取悦有好处，不光能获得话语权，更能获得实际权力。